超乎想象：两弹一星元勋背后的艰辛故事_风闻

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正是这群最可爱的人将青春和生命献给科研，才有了国家的富强以及我们此时此刻和平安逸的生活……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他们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以及被追授勋章的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赵忠尧、钱骥、钱三强、郭永怀。

01

「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这是法国科学院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的原话。

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中国并不友好。

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白宫记者会上曾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美国可能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

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提交了一个方案，即用15-30颗原子弹在中朝边境炸出一个原子辐射区域。

到了1952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去南朝鲜访问，许多军官向他建议：「应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核大炮，封锁中国大陆和中国东北基地。」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下令，秘密地将原子弹运到冲绳岛。

「如果朝鲜不能实现停战，美国不对使用核武器的后果负责。」

核讹诈下的新中国，是在破烂摊子上建立起来，别说核武器，连制造常规武器的国防工业水平都很落后。

聂荣臻元帅说，建国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

1954年，他去了有「中国军工基地」之称的昆明和重庆，只看到重庆有一些破窑洞，谈不上什么军工厂，昆明有光学仪器工厂，也只能做低倍望远镜，连瞄准镜都生产不了。

就是在如此严峻情形下，钱三强夫妇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女，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

钱三强夫妇

他后来解释了回国动因：

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

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约里奥·居里理解他的选择：「如果我是你的话，也会这样做的。」

1949年3月中旬，钱三强和中国代表团参加一场国际大会。

他想借这次去巴黎的机会，托约里奥·居里订购一批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用来做原子科学研究，好打破封锁。运送回国，总估算在20万美元。

钱三强和约里奥·居里夫妇

但仅仅是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售价就不菲。

李维汉找到了钱三强，说：「今天约你来，是商量一下你提的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周恩来副主席认为很好。清查了一下现库，还有这个力量，决定支持你的建议。估计20万美元不是一次使用，因此在代表团款项中，先拨出5万美元供你使用。」

周恩来在电报里特意批复：钱三强购买实验设备事，请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去，实验设备如何运回。到之，具体情况待面谈。

这番经历，让钱三强特别感慨，事后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

在秘密访苏期间，刘少奇等人想参观核设施，被斯大林拒绝了，只给他们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

毛泽东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对身边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但斯大林并不想中国搞核武器，他给出的理由是，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无须大家都去搞核武器。

所以，一切只能自己从头干起。

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原子科学正式起步。

名字听上去很拉风，但在建所初期，国家经济困难，根本拿不出什么经费，而且西方国家实行禁运，也买不到仪器设备。

多重压力下，钱三强悟出一条生存和发展之道——「吃面包从种麦子开始」。

于是，研究所一众人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北京的旧货市场找零件，好自己制造仪器。

有一次，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到天桥的垃圾箱里翻找零件，被警察误以为是小偷；

王淦昌赶制一台便携式γ探测仪，需要一个10兆欧姆的淬灭电阻，他跑遍北京旧货市场找不到，只好自己动手绕制；

杨承宗冒着大剂量危险，到协和医院旧镭氡装置上提取氡气，用来制成氡铍中子源；

为了制作一套计数管的真空系统，李德平从北京灯泡厂弄来装了钨丝没有抽气的灯泡，接到真空系统上代用；

为了制造剂量笔，赵忠尧想办法弄来材料，自己动手拉石英丝；

邓稼先用一把糖果，从路边小孩手里换得一截铜丝……

就这样，短短几年时间，近代物理所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就这样一点点搞了起来。

总归有了希望。

02

想要发展原子能事业，就一定需要铀资源。

李四光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对找铀前景持乐观态度，他指出：「一是要找富集带，二是要便于开采，在我国主要是在几个东西带上。」

但寻找铀矿的过程并不轻松。

西北的铀矿地质队伍，可以说过着牧民生活，每天一人一匹马，手持着探测仪，按照一定比例尺进行普查找矿，沿途有蒙古包就借宿，没有就住睡袋，睡袋还经常有虱子光顾。

白天的塔里木盆地，温度可达50摄氏度，进入天山后，又会迎来冰雹，口渴就喝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

在西部的独龙山区，解放军第4521程团，甚至牺牲了十几名官兵，就为了找铀矿。

1954年10月，队伍在广西钟山县发现了一条铀矿，尽管开采价值不大，仍然振奋人心。

他们采集出第一块铀矿石，被誉为「开业之石」，并迅速带回北京。

开业之石

毛泽东知道后，一定要看那块矿石，并三番叮嘱：「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啊，这是决定命运的。」

恰逢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赫鲁晓夫并没有准备。

他稍做迟疑后，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如此耗费巨资的东西，不然中国国力难以承受。

他还有一个不便明言的理由，那就是，自从苏联意识到核武器的威胁后，便向美国递交了备忘录，着手谈判防止核扩散的问题。

苏联这边刚做出承诺，中国这边就要造原子弹，还要向苏联伸手，赫鲁晓夫当然不会答应。

为了不给中国浇冷水， 赫鲁晓夫只能承诺，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

在毛泽东看来，核反应堆也算数，这也是中国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

1955年1月14日  钱三强、李四光等人接到通知，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深知国际形势严峻，前有杜鲁门，后有艾森豪威尔，动辄以原子弹做威胁，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做？这就是他召集钱三强等人的原因。

他把目光投向钱三强：

三强，你清楚约里奥·居里先生的话，要反对原子弹，自己就要有原子弹，这是朋友的忠告，毛主席、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意见。

但前些年，对这件事一时还顾不上，有些条件也不具备。比如铀资源情况，总不能靠买外国的原料吧，再说，这样敏感的东西，谁会卖给我们呢。现在情况不同了，去年秋天，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

现在到了考虑发展原子能的时候，这件事迟早要做。今天先小范围做点研究，听听有关情况，便于中央讨论决策。

西花厅长谈后，第二天，钱三强又来到另一处古色古香的庭院——丰泽园。

这天举行的是书记处扩大会议。

会议桌上，放了一块铀矿石料，钱三强用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接通电源，慢慢靠近矿石，立刻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当把计数器移开，响声便停止了。

几位领导人十分好奇，亲自上前做实验，同样现象再次发生，引得大家笑声不断，气氛活跃起来。

李四光对我国铀资源情况做了全面汇报：经过一年普查，在西北、中南、华东等地发现放射性异常点达200多处，确认有远景的矿点11处……

「我们的矿石还有很多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一定会发现大量铀矿。」

最后，毛泽东做了总结性讲话：

今天听了好多情况。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

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该抓了，一定可以搞起来。

「你们看怎么样？」

钱三强等人也认为时机已到。

毛泽东看向在座的各位，接着说：

「苏联政府已经来信，愿意给我们提供援助。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这天，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会后，毛泽东留大家吃晚餐。

餐厅里摆了三张四方桌，每桌有6个普通家常菜。平常不大喝酒的毛泽东，这时端起了一杯葡萄酒，站起来，大声说：

「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干杯！」

这一声「干杯」，拉开了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序幕。

03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1955年4月27日，钱三强与苏方谈判，签订了两国发展原子能的协定，协定包括：

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重水实验反应堆，以及一台磁极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核物理研究人员赴苏培训和实习。

钱三强和刘伟一起到北京郊区选址，为反应堆和加速器安家，最后，他们选定了西南郊房山县。

昔日的荒山野岭间，很快就出现了一座原子科学城。

这边正如火如荼，另一边也归心似箭。

1955年6月，一封来自海外的求救信，避开了美国特工的筛查，来到了陈叔通手里。

这封信的主人是钱学森，信中内容是：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人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康健

钱学森谨上

1955年6月15日

对于这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

「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

周恩来立刻作出周密部署，让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钱学森要回国，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曾与钱学森共事的金贝尔，深知钱学森的价值。此前，他曾致电美国司法部，说出那句国人皆知的名言：「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钱学森

因此，钱学森被非法拘留在特米那岛屿，受尽精神折磨，美国人想摧垮他的意志，好放弃回国的想法。

「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使我没法好好休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30磅。」

随着这件事的影响越来越大，美方不得不释放钱学森，并进行驱逐，但同时又仍不允许他离开美国，因为他的离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

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了任何中国公民。他宣称，美国政府在1955年4月就取消了扣留中国学者的法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

当王炳南亮出了钱学森寄给陈叔通的信件，美国代表措手不及。

最终，美国政府只能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毛泽东的评价是：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5个师，在我看来，钱学森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钱学森是研究火箭和导弹的专家，为此，彭德怀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希望苏联提供火箭武器方面的图纸、资料。

见苏联那边没什么指示，周恩来当机立断：导弹研究可以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具备。立即抽调力量，组织机构，培养人才。

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中国的导弹事业开始走上轨道。 

50年代中期，苏联对援助中国的态度，其实一直始终处于摇摆之间，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保持着消极态度。

对于中国希望发展导弹事业的请求，苏联认为中国的基础不牢固，建议从培养干部开始，比如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等情况成熟后，再来谈其它。

也由于苏联的犹豫拖延，中方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只能紧缩投资，减少国防建设项目。

1957年1月14日 ，苏联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一份禁止核试验的提案，认为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数量增长，会使国际局势复杂化。

苏联的这番态度，让中苏谈判陷入了僵局。

04

破局很快开始。

1957年6月18日 ，苏联内部的斗争激化。

赫鲁晓夫采取手段制服政治对手后，急切需要得到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共的认可和支持。

中共中央连夜开会，讨论了苏联党内斗争问题，确定的基本方针是：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支持新的苏共领导机构。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决议。

赫鲁晓夫很高兴，立即同意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事业。 

谈判从9月9日开始，分成军事、原子、导弹、飞机、无线电五组同时进行。

尽管在谈判中，苏联还有一些保留，但总体说来十分友好热情。

苏方代表团团长、经委会主席甚至友善提醒：你们提出的这些产品型号，性能已经不ok了，还是换更新的型号吧。

9月14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这位经委会主席再次对聂荣臻说：「这种协定，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

聂荣臻被东斯拉夫人的热情所打动，开会时强调：苏联政府这次很热情，很诚恳，很慷慨！

1957年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国防新技术协定》：

根据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研究和生产原子弹、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技人才。

当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以。」

然而，苏联援助是有条件的。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致函彭德怀：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希望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中心，资金可主要由苏方承担。

这个要求，让中方很为难。

毛泽东说：

这封信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不同意，有伤和气，尤其是苏联帮助我们在前。

可是我们不可能拿原则、拿主权去讲这个和气。我们的原则是不和任何国家搞军事同盟。

现在困难不搞，将来强大了也不搞；主权问题更是不能半点含糊。

经过慎重研究，彭德怀于6月10日复函：中国政府同意建设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由中国承担，建成后，所有权归中国，使用权归两国共有。

长波电台的事还没谈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的新要求：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

「我们已经试制出很先进的新型潜艇，这种潜水艇是为了在太平洋对付美国第七舰队。但是苏联的自然条件，不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希望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

毛泽东有点生气。

中国的潜艇实力很弱，所谓的建立共同潜艇舰队，说白了，就是苏联独家的潜艇舰队。

彭德怀更是愤怒：「电台架在我们岸上，潜艇驻在我们港口，天天在我们的海底转悠，这叫什么事？」

周恩来也表态：「一个联合电台，一个联合舰队，中国海防就不在自己手里了。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进来，再想让他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第二天，尤金大使继续表示：建立联合舰队是为了对付美国，建立长波电台是为了指挥潜艇，且必须在中国建。

毛泽东洞若观火，苏联真实目的，就是以对付美国为名，行控制中国为实。

他严厉地对尤金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后来，赫鲁晓夫亲自到北京做说服工作，毛泽东仍然没有答应。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苏联人民给了我们宝贵的援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毛泽东和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的。但友谊和主权不能混为一谈。其他问题都好说，主权不行。」

「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待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了。」

没有满足苏联的要求，中苏两国的关系蒙上了重重阴影。

05

为了接受苏联的原子弹模型和图纸资料，国家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也称为九局。

九局局长李觉找到钱三强，说：「现在最需要一位能够担任理论部主任的科学家，这个主任业务要很强，一般强都不行。」

钱三强笑呵呵说：「这个人，两年前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他叫邓稼先。」

研究原子弹，本是一件很苦的事情，钱三强盘算着该怎么将这个利弊双关的消息告诉他。

1958年8月，邓稼先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

他想给邓稼先留下一段缓冲余地，装作漫不经心，说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说完，他的目光很快掠过邓稼先的面颊。

「大炮仗？」

邓稼来不及细想，自言自语：「我能行吗？」

钱三强慢慢地把工作意义和任务告诉了他，邓稼先很快就懂了。

虽然不明白这份工作会给他的后半生带来怎样变化，他还是服从了组织调动。

这天，邓稼先回家比平时晚一些，而且整个人心不在焉，显得心事重重。

入夜，他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夫人许鹿希试探性问：「稼先，是不是有些什么事儿？」

邓稼先不知怎么回复，等许鹿希再问了一遍后，才缓慢开口：「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呢？」

「这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

「真奇怪。」

许鹿希挺茫然，她还猜测是不是调到敌人窝子里去了，不然怎么都不能说？

接着是一阵死寂的沉默。

他终究还是一个普通人，既有家国情怀，也有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

邓稼先克制住自己的伤感情绪后，开了口：「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

搞原子弹，意味着从此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和朋友随便交往，这些他很清楚。

仅隔了一会儿，他的语气又变得坚定：「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这句话，让许鹿希很难过。

当时家里有两个小孩，而且爷爷奶奶都得了肺病，自己还要兼顾事业，身上压着许多重担。只是她选择自己默默承担一切，对他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这个决定，确实让邓稼先一家牺牲了许多。

邓稼先一家人

之后，他正式进入九局，担任理论部主任，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

那时九局还没有房子，只能将北京城外的一大块地方划出来作为院址，庭院里还有一大片高粱地。

邓稼先和一群副研究员，全部投入到施工行列，砍高粱、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墙，做着建筑工地的各种杂活。

他满身泥巴，没有什么怨气，反而从心里溢出一股豪情：「这是白手起家。」

同样白手起家的，还有先后进来的上百名大学生。

这些大学生的专业，既有物理、数学、冶金、建筑，也有外文，却唯独没有一个是核物理的，大家对这方面都是一片空白。

相比较下，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汇聚了全球精英，仅科技人员就有15万人。

人才储备方面，中国真的是从零开始。

起初，邓稼先亲自给他们讲课，讲得既通俗又透彻。

但当时条件极差，许多理论书籍做不到人手一本，比如柯朗的《超音速流和冲击波》，整个北京图书馆没有第二本，而且还是俄文版，他们只能手刻蜡版，自己油印。

晚上加班是家常便饭，邓稼先甚至可以站在黑板前直接睡着，在打了个盹后，又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有一天深夜回家，他看见自己5岁女儿和3岁儿子互相搂着，坐在房门外的楼梯上睡着了。妻子不在家，他把晚饭时给孩子开门的事给忘记了。

这一次，让邓稼先产生沉重的自责心情。

第二次，是关于他的年迈母亲，备受哮喘病折磨，在体弱多病、最需要他照顾的时候，自己却不能在她身边，以至于拖到病情加重。

母亲的离去，也让邓稼先深受打击。

实际上，到九院工作后，邓稼先回到家里说话就明显减少，和朋友亲戚们的见面机会就更少了，整个人沉默寡言。

因为原子弹研制的保密范围太大，做什么不能说，在哪里不能说，和谁在一起工作不能说，甚至许多不相干的事，也被圈起来禁止讨论，总有间谍善于分析，能从毫不介意的细节中测推出许多重要情况。

所以邓稼先与朋友交往时的话题，被划到了最小限度。

他确实付出了太多。

06

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是有限度的。

苏联专家在讲授内容时，有严格规定，不能显露自己关于其他方面的知识，而且因为中苏关系恶化，更不敢放开手脚帮助中国同行。

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的两百多名苏联专家，态度不同于苏联政府，他们不是铁板一块。

有的专家对中国很友好，态度和蔼，尽管不敢突破政府的限制，但只要不涉及原子弹的内容，他们会和中国专家们谈笑风生，天南地北什么都聊；

也有的专家，在国内学生反映对讲课内容记录不完全时，甚至会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十分友善；

苏联专家

有的专家则态度恶劣，在讲课时，会强调「不允许做记录，你们大致有个概念就行」，并且在黑板上每画一点图，就会擦掉，甚至要求做了笔记的同志，会后一定要收回来。

当时听讲的宋任穷部长有些不高兴：我是二机部的部长，这些由我负责。

一位名叫列捷涅夫的专家，此人到九局后就沉默寡言，十分消极。

他要求大家先学习俄语，理由是掌握了俄语才能进行工作交流，其他问题则一概不谈，被大家称为「哑巴和尚」。

副所长朱光亚想了一招，就是逼「哑巴和尚」开口。

他一个个找技术骨干谈话，分别根据他们研究和承担的任务，要他们找几个问题，从浅到深，从小到大，主动找苏联专家询问，逼着哑巴开口，不断挤牙膏。

但列捷涅夫是油盐不进，只要被问到核心问题，一律是万金油回复：「你现在先把俄语学好就行了。」

刘长禄曾带一本《火工品》去向他请教，当问及同步装置是否用一种电子元件时，他直接扔掉《火工品》，生气道：「现在提这个问题不是时候！」

「哑巴和尚」还列出上百个专业的书籍，其中甚至有关于养花的书。

邓稼先客气地请教：「花匠与原子核物理有什么关系？」

哑巴和尚回复：「你为什么不问原子核物理学家要不要在开满鲜花的环境里工作呢？」

残忍的现实是，向苏联学本事的路，已经走不通了。

所以，这一段工作基本停滞。

在当初的援助协议中，苏联要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相关资料，但苏联三番五次推脱，迟迟没有兑现。

原来，在当时已经有一枚原子弹样品被组装起来，一直放在车站，随时准备送往中国。

苏联高层明白，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却又不想撕毁合约，只能推迟送样品的时间。

苏联不肯提供资料，中方这边只能自己想办法。

朱光亚试着将苏联专家讲的东西汇总起来，重新整理，但这些材料，只起到了入门作用，对具体如何研制原子弹，基本没有涉及。

为了拖延时间，苏联一些保密专家甚至挑剔起来，先是说模型厅的地面不够平，于是邓稼先和一群人立即平整地面，使它平滑得用水平仪也测不出偏差。

专家又说，窗户上没有加铁栏杆，然后铁栏杆也用最快的速度加上。专家还说保密条件不够，于是邓稼先又加设了「足迹地带」，并按他们的要求一项一项补建。

直到保密专家再也挑不出任何毛病时，就开始保持沉默，反正中苏关系也到了恶化边缘。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来到中国。

他再次谈起「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事情，算是给中方下了最后通牒。

没有任何意外，被中国严正拒绝。

也因此，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双方的政策分歧日益扩大。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苏联向中国要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过去，苏方索要的是中医、中药、种籽及农业、手工业等传统技术和资料。从1959年开始，苏联大量索要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和中国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

1959年6月20日，这是一个需要划重点的日子。

苏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

我们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都想禁止核试验，并且快成功了，如果这时候被他们知道，这些核武器样品和资料交给中国，那会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环境，让国际局势紧张。

所以……你懂的。

信的最后，苏联强调：「放心，一旦发生战争，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将用来回击任何侵略者的侵犯，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

也就是说，苏联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也有能力……提供核打击，如果中国不听话。

一切都白费了，回到1954年的起点。

赫鲁晓夫违反协定的做法，让中方领导人很愤怒，知耻后勇下，将首枚原子弹研制工作，定为「596」工程，也就是1959年6月，时刻铭记在心。

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07

1959年9月初，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3天会谈。

有记者问他和美国人谈了些什么，赫鲁晓夫回答：「和平、友谊！」

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9月30日，赫鲁晓夫再一次来到北京，当晚进行了中苏两党会谈。

这次会谈充满了火药味。

赫鲁晓夫谈到了中印边界争端问题，指责中国「是一个好斗的公鸡」，让苏联很难办。

陈毅立即拍桌子，愤怒站了起来：「不让我们说，不让我们争，你是什么意思？1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你让我们屁都不放一个，拱手相让吗？不是我们让你们难办，是你们太霸道，欺人太甚了！」

会谈不欢而散。

第二天，赫鲁晓夫见到毛泽东时，语气冰冷：「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要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不卑不亢：「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大家已经不对苏联的援助抱有任何希望了。

毛泽东指示：要做好两手准备。

宋任穷召开了党组会议：「毛主席让我们做好两手准备，那只手我们管不着，我们自己这一只手得干了，干起来再说！」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要求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和顾问，理由是：中国不肯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粗暴对待，我们无法再忍耐下去了！

同时，苏联还单方面撕毁12个协定，终止了343项专项合同和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要中国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购买苏联武器装备欠下的350亿元债务。

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带走了所有重要的图纸资料，还撂下一句话：「离开我们，估计你们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尽管专家临走时，因为匆忙而掉下了一点碎纸片，上面有像眉毛形状的弧线和数字，领导要邓稼先整理，经过拼凑和分析，合成了一些以为可能有用的材料。后来才发现，这些内容完全没用。

奇迹是不会发生的，仅此而已。

此外，苏联援建的9个项目被迫停工，成了烂尾工程；有些即将建成的项目，也因为缺少配套的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时间。

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

「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在建设上曾经给了我们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刘杰找到了邓稼先，沉声说：「今后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干了。」

但其实，理论部的同志已经是靠自己干了，邓稼先早就对苏联援助不抱有什么幻想。

屋漏偏逢连夜雨，苏联全面撕毁合约的时间，正迎上了「三年困难时期」，赤地千里，颗粒无收。

尽管那个年代，人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但许多参加昼夜攻关的科技人员，都患上了浮肿病，腿上一摁一个坑。

仅核武器研究所，就有差不多一半人得了浮肿病，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不正常。

副所长彭桓武也患了浮肿病，他双脚肿得老粗，连布鞋都穿不进去，只好把鞋子提在手里光着脚走路，钱三强见了心里很难过。

是没有一个人喊苦，但情况真的非常严峻。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决心不吃肉了，中央领导人全部戒荤。

周恩来心里压着一块石头，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他再三叮嘱主管的负责同志，有再大困难，也要想方设法让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搞原子弹，并且特别叮嘱二机部的领导：要各单位注意劳逸结合，不能靠突击。

住在医院治病的聂荣臻，想出一个临时应急主意，以元帅身份向军队求援募捐。

「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品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他请求海军调些鱼和海带，各军区则调些猪、羊、牛肉，沈阳军区支援些黄豆、食油、水果来支援科学家，再三表示：要照顾好科学家，不能让他们的身体垮了。

陈毅也发起号召：「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硬，也要靠他们。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的起码生活。」

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四面八方支援科学技术人才。

各路支援物资运到后，聂荣臻发出指示：「募捐来的东西，要以党中央的名义，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行政人员一律不分。」

有时候开完会，周恩来特意留下科学家们一起吃饭，并吩咐做了一大盆肉丸子炖白菜豆腐，外加几碟咸菜和烧饼、馒头，不停地动员大家吃：「这样的饭菜，又经济，有热量，营养又好，大家要多吃一点啊。」

或者干脆召集近一千名科研人员去宴会厅开会，而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吃肉！

三年灾荒中，周总理一方面忙于其他国务，一方面还要抓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有一次，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见总理又在饿饭，就用茶杯盛上玉米粥送到总理座前的茶几上。总理一边当茶喝，一边倾听大家发言，竟忘了喝。

会后，还剩小半杯玉米粥，他不让倒掉，带上车去，又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

每一个科研人员都充满热情干劲，没有多少灰心丧气，更没有消极沉闷，他们身形憔悴，眼里都仿佛透着光，仿佛有一种力量可以凝聚人心、顽强攻关。

就是在这么一个艰难形势下，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屡出奇迹。

08

从1960年开始，邓稼先领着年轻人分三个组突击，进行大量计算。

有时要精确计算某个数值，需要日夜三班倒不停地算，而算完的纸带子和计算机的穿孔带子，一捆捆地放入麻包中，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可以堆满一屋子。

为什么如此艰难，主要还是计算工具太过落后……

他们一般用的是手摇计算器，算乘法正着摇，算除法就倒着摇。

手摇计算器

当时我国最高级的计算机，是每秒1万次的104机，数量极少，各单位都要排队使用。

邓稼先只能在计算所去算最重要的部分，然后剩余的其它运算，都用简陋的机子来完成，甚至是动用算盘，忍受的反复失败和折磨。

有些公式大家白天推不出来，晚上邓稼先回家，第二天早晨就拿出了结果。

到1960年春天，邓稼先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他们需要获得一个制造原子弹中的关键参数，之前苏联专家随口告诉了一个数值，等他们自己验算时，才发现数值完全对不上。

重复验算，是一个极其费时费精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依赖任何灵感迸发，纯粹是用人力来填，有的只是痛苦麻木。他们每算一遍都有几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算7一8个参数，每个参数要解五六个方程式，有时还需要进行替代。

宋任穷部长看着都有点担心，只能鼓励他们：「你们……干得不错，没有被困难吓倒。」

整整一年时间，邓稼先领着一批人，从头到尾先后经过了9遍计算，最后才得出了正确数据。

华罗庚把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最终，邓稼先成功勾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轮廓。

最特别的地方是使用铀235做核材料，同时采用内爆方式，与其他四个核大国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径。

到了1960年底，原子弹研制已经进入决战阶段，需要有更多专家参与进来。

有从苏联归来的王淦昌，他曾作为中国代表，在苏联原子核研究所当副所长，从事基本粒子研究。他知道国家在还苏联的债，于是在回国前一天，将节省下来的5万卢布（价值15万美元）交给驻苏大使，说：「我愿为祖国还债。」

有赴英留学，并且师从马克思·玻恩（量子力学奠基人）的彭桓武，曾受命参与建设中国原子能反应堆工程，在得知钱三强的征询意见时，语气很坚定：「三强，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国家需要我，我去。」也曾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的回答是：「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当教授的郭永怀，在接触机密资料，被问询「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时，他的回复是一个「不」字。到1956年，他和夫人冲破阻挠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和钱学森并肩作战。

有在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就职的程开甲，同样师从著名科学家马克斯·波恩，在回国的行囊中，除了给爱人买的一件皮大衣外，全是宝贵的物理学书籍和资料，他心里认定：这些，都是祖国最需要的。

王淦昌主管核武器爆轰物理研究；

彭桓武主管核武器的理论研究；

郭永怀主管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工作；

程开甲主管状态方程及爆轰物理的理论研究。

这四个人，就如邓稼先一般，从此走进了一个陌生领域，名字成为绝密，消失在大众眼里。

陈能宽，金属物理学家，194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物理冶金系留学，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陈能宽的夫人回忆道：

那是1960年的夏季，有一天能宽从单位回来，吞吞吐吐地对我说：「我要走了，要走很长时间。」

我感到很奇怪，平时他说话不这样躲躲闪闪的。他沉吟片刻后，又字斟句酌地说：「如果组织上让我去一个你找不到，我也不能跟你联系的地方工作，你会理解吗？」

那时候，我们的组织纪律观念都很强，他不说，我也不再深问，只是说：「如果是组织需要，我没有意见。」

话是这样说，但泪水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搞原子弹了。

那里条件十分简陋，荒滩上只有几幢干打垒平房。

来自全国调集的200多名高、中级科学技术人员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他们在这片土地紧张地开挖地沟，埋电缆，架设电线，一刻都不能停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