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喜欢看悬疑剧，可能是社会出了问题_风闻

" alt=“500” />悬疑推理的谜面或许是个体受害者的悲剧，            但谜底却是社会和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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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的关键词之一，“迷雾”。

“迷雾剧场”系列悬疑剧集，自《隐秘的角落》大热  （豆瓣8.9，80万人评分）  ，到这一季的收官之作《沉默的真相》  （豆瓣9.1，38万人评分）  ，皆为叫好又叫座的口碑之作。

穿过悬念设置的重重迷雾，我们窥探到了那些“坏小孩”内心隐秘的角落，也从沉默的往事里，剥离出了残酷的真相。

两部剧集，既有着极强的戏剧冲突和悬念设置，又都不动声色地融入了对现实问题的讨论和批判，也让“悬疑/犯罪/推理”这一类短剧集进入了大众视野。

为何这一故事类型与美学在当下引发了如此广泛的讨论与共鸣？悬疑剧集的大热，又反映了当下社会的何种症结与现实问题？

1.

社会派推理

有意思的是，两部悬疑剧集的焦点并未完全放在谜团和悬念设置上。

《隐秘的角落》一开场，我们就已经知道是张东升把岳父母推下了山崖；《沉默的真相》剧集过半时，观众也不难推断出隐藏的“罪犯”到底是谁。

比起其他高潮迭起，反转之后又有反转的悬疑作品，两部剧集所吸引我们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凶手是谁、到底能不能抓到这样的问题。

而是让我们进入到了一种更为日常的语境里，甚至暂时与疑犯共生，看着他们是如何在挣扎在社会的漩涡  中  ，又是如何一步步滑向黑色的深渊。

网络上许多评论，将《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两部剧集称为是“社会派推理”的杰作。这种不倚重诡计和推理，而是注重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在这种性格之下的行为的作品，确实是典型的社会派推理。

而回顾“社会派推理”这一类别的起源与发展，恰恰与当下有着非常相似的勾连。

谜（mystery）是人类永恒好奇的命题，但解谜真正成为一种类型文学，还要追溯至19世纪的英国。“推理小说”的称呼来源于日本，其实它原本在西方的称呼为“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福尔摩斯。

古典时期的侦探小说，往往是“一件凶案、一具尸体、一群嫌犯、一名神探”的模式。侦探小说的起源，与熟人社会的瓦解和现代社会的兴起有关。在满是陌生人的大都市，罪恶有了天然的藏身处。

瓦尔特·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里提到，古典侦探的代表作，爱伦·坡的小说就与英国的工业化和都市空间有着紧密的关系。

台湾文学研究者陈国伟也曾撰文指出，推理小说后来在日本的发源，恰恰也与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东京整体重建为现代大都市的转型阶段相吻合。  [1]

江户川乱步以震后东京的新都市地景与日本独特的和式居住空间为基底，创作了最初的密室杀人事件，被誉为是日本推理小说奠基者。

1935年，日本小说家木木高太郎  （也是他将“推理”这一词发扬光大）  提出，推理小说是具有猜谜性的文学作品，这种猜谜性越充分，作品就越有艺术性。当然，这一说法在后来引发了长久和巨大的争论。

这种以解谜为核心和主题的推理小说，在日本被称为**“本格推理”**（纯正的推理小说），也就是“本格派”。

推理小说往往围绕三个层面的问题进行讨论——

1、是什么？（凶手是谁？）

2、为什么？（动机是什么？）

3、怎么做？（诡计是什么？）

但本格推理更多关注于智力博弈，强调逻辑至上的推理解谜，一般只在凶手和诡计上进行深入的讨论，而对动机的理解往往停留在“给个理由就行”的层面。

类型文学作为商业文学的一种，往往非常贴合时代的脉络，比如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  （1930s-60s）  正是科技和新发现层出不穷的年代；冷战时期，谍战小说则达到了顶峰。

在二战后，“本格派”之外，另一类型的推理小说开始在日本崛起。这时的日本社会问题层出不穷，又弥漫着浓重的反思的氛围。

上世纪50年代，松本清张创造了一种不以诡计为卖点、注重揭示社会和人性阴暗面、有着强烈写实主义风格的，影响了日本推理乃至整个文坛的推理小说，后来被称之为**“社会派推理”**。

《祈祷落幕时》，原著 东野圭吾

东野圭吾的《恶意》，被视作社会派推理的代表作之一。作品在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就明确地指出了凶手是谁——凶手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却对犯罪动机含糊闪烁。他明确地告诉警方，自己别无他求，只想速死。在之后三分之二的篇幅里，“犯罪动机”成为了唯一的悬念。

淡化谜团，淡化凶手的身份，把关注点放在犯罪动机上，这在之前的推理小说里是非常罕见的。    动机是犯罪的根源，牵扯到了人性层面的问题。  

即便绝大多数读者对于人性的探讨不感兴趣，他们也会对其阴暗的一面暴露在阳光下津津乐道。

2.

恶只是一种“单纯的极端”

许多传统侦探小说里，读者的视角往往就是侦探的视角，随着判案过程推进，最后既有解开谜题的兴奋，也能得到正义感。

脸谱化的角色，往往也是类型小说的一大限制。以松本清张开始的社会派推理，往往不再是传统的英雄侦探与诡诈反派之间的简单二元对立。破案的人很多时候不是侦探也不是警察，反而是医生、司机这样的普通人。

《松本清张特别篇：买地方报的女人》，原著 松本清张

案件往往就发生在最日常的生活语境之中，通过这许许多多的普通人，松本清张呈现了一幅日本社会的群像，社会地位低下的愤懑男子、寂寞无助的女子、没有出头之日的小社员、徒有聪明才智却时运不济的倒霉蛋……

凶案的核心并不是社会正义面与邪恶面的较量，而是普通人善恶一念之间的撕裂，那些“有故事的人”，那些心中的种子如何在无人看见的角落生根发芽。

《隐秘的角落》里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往往不是多么悬疑惊悚的镜头，而是在吃糖水、吃馄饨、喝汽水这样的生活场景之下，人与人之间的焦灼与挣扎。南方小城镇那种夏天的潮湿、粘腻和酷热，以及随之而来的烦躁和麻木。

《隐秘的角落》

正是这些再普通不过，似乎我们生活里都会出现的场景，再叠加上一系列阴差阳错的巧合事件，让我们可能生活中一闪而过，或者甚至是没有来得及实现的想法；这些细小的秘密罪恶，越过麻木和日常，赤裸裸放大曝露出来，来凸显人性的恶。

悬疑剧的大热，或许也是因为虚构文本的高普及性，因为剧集本身有着大量现实报道里难以囊括的细节，能用大篇幅来完整展示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动向。

又因为人物的遭遇不涉及真实的苦痛，我们得以通过  这个安全的距离，来进行各类的假设讨论、观念思考和审视自身。

就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平庸之恶》里写，“恶绝不是‘根本的’，只是一种单纯的极端，并不具有恶魔那种很深的维度。恶正犹如覆盖在毒菇表面霉菌那样繁衍，常会使整个世界毁灭。

‘恶是不曾思考的东西’。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只会带来思考的挫折感。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3.

谜面是受害者的悲剧，

谜底是社会和时代的悲剧

《沉默的真相》没有《隐秘的角落》那样生活化以及地域特征的场景，但在人物关系和社会层面铺得更加宏大。表面是在挖掘犯罪动机，但实际上试图挖掘的，则是社会问题的根源。

《沉默的真相》

另有隐情的亡命之徒，头破血流的好人，整个大环境下的身不由己……不断追寻的正义所求为何？为了程序正义，主角们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值得吗？罪犯的绳之以法就带来了正义吗？

作家唐诺曾发问：“推理小说一直吊诡存在的，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本质，在书末圆满破案的同时，也很容易想到，要不是这个人有如此异于常人的聪明、敏感、决心、或正义信念，甚至不惜个人荣辱乃至于生命身家安全一搏，在‘正常’的状态下，我们如何能得知事物的真相呢？”  [2]

我们追问的，也不只是一个“疯狂的凶手”，或是单纯恶的瞬间，而是  何以使得人丧失了ta的情感、梦想和意义？  为何ta原本广大无垠的世界会消失，只剩一具生物性的身体？

而剧集中人物的选择也不只是个体本身的抉择，隐形的社会结构和问题，裹挟了人物的行为和选择，这些也恰巧是剧集中破坏平衡的切入点，让我们从而去反思当下的处境及问题所在。

由日本国民作家宫部美雪所作，社会派推理名篇《模仿犯》，足足有一千四百页，登场人物有四十三个人；而一般的推理小说，登场人物不过侦探与疑犯几人而已。唐诺评价说“这是传统推理完全无法做到的”。

《模仿犯》，原著 宫部美雪

在《模仿犯》里，宫部美雪不仅详细描写了凶手的人生，在被害者家属和加害者家属两条线上，也倾注精力给出了篇幅详细描写。这四十三个人，没有一个是符号化和功能化的。

更重要的是，她把这些人都放回到了当下的社会脉络中，真实准确地描绘了日本“泡沫经济”后一代人的艰苦挣扎。

《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两部悬疑剧，表面的“案件”也都是一个抛出的钩子，其实引出了更千丝万缕的隐情，或是更深重的社会现实。

原生家庭、城镇化、利益关系、权钱保护伞……这都是能够引起大众广泛共鸣和探讨的社会性问题。

除了罪犯和好人，更多的是身不由己的普通人，微小的命运在大时代下，几乎难以通过个体的力量实现什么改变。可能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而罪犯的绳之以法也许并未带来完全的正义。

这也是社会派推理中“社会”二字真正的含义和深度所在，推理的谜面或许是个体受害者的悲剧，但谜底却是社会和时代的悲剧  。

4.

真正隐秘和沉默的

本土悬疑剧集的大热也并非偶然，从前几年的《白夜追凶》《无证之罪》开始，网剧平台便在不断试水这一类型，直到今年达到井喷。

为何日式社会派推理会在中国生根发芽，而不是那种西方的硬汉派侦探？

除了同为东亚儒家文化的相似性，以及上文所讨论的，社会派推理的本身就是社会问题的绝佳载体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许多难以言说的社会问题，可以被包裹在温和的悬疑外衣之下进行讨论。

《隐秘的角落》《沉默的真相》大热，又引发了如此广泛的讨论，就是因为在那些生活化的场景之下，那些无比真实的人物选择背后，无一不体现着现实社会和其中蕴含着的一套“潜规则”。

《沉默的真相》

20年前，吴思提出了“潜规则”这一概念。他在《潜规则 : 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里写道，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

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大多数人就处于这种利害格局中，普通人寻常的行为，正是基于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趋利避害的现实计算所作出的选择。

曾有一篇文章谈到，《隐秘的角落》最厉害的其实是贯穿始终的背景设置——两个接近被社会完全遗弃的未成年人，在亲人遭遇重症时，丝毫不会考虑寻求任何可能的社会救助。“他们知道除了自己去凑钱外（哪怕是犯罪凑钱），别无他法解决这个困境。这种祖国花朵们精准到绝望的认知，大概才是最隐秘的。”  [3]

几乎所有对两部剧集的好评，都会提到“在现有制度下的成功改编”“拍出来不容易”。《隐秘的角落》为何掀起了如此的解读风潮？大家试图还原的沉默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那些口型不对的台词，突兀的人物设计，甚至让解读本身也成为了一种心照不宣的互文。

按照伯明翰学派  （The Birmingham School）  的观点，文化传播包含着“编码/解码”过程，大众文化里人们怎样接收、阅读任何一种文化商品，向来也牵涉权力关系和社会现实。

悬疑剧集的振聋发聩，也不只是因为推理和悬疑的巧妙，而是虚构的剧情会让我们回想起相似的真实案件，后者往往更直击灵魂而令人悚然。

因司法程序不公而沉冤入狱27年的张玉环，与苦等的宋小女；9岁少年向明钱亲眼目睹父亲被人围攻死亡，辍学为父追凶17年；聂树斌案在22年后终平反；新晃一中操场埋尸17年，家属奔走相告无门……

这些数字背后，都是一个个像《沉默的真相》里那样破碎的人生和家庭，以及更盘根错节的社会性问题。它们所包含的悲剧性和情感张力，并不比剧集本身更小。

《漫长的告别》，原著 雷蒙德·钱德勒

《隐秘的角落》与《沉默的真相》，两部悬疑剧集的成功，从表面上看来，或许是因为这一类型的日本社会派推理模式已经非常成熟。

但这背后所真正隐秘和沉默的，其实是更本土的，更能触动我们神经的，更为集体的，也更难以言说的，不同于其他文化背景的独特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