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诗人未死，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她意味深长_风闻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肖瑶

　　“作家的根本体验是无助——我有意使用了‘作家’这个词，‘诗人’这个词必须谨慎使用；它命名的是一种渴望，而不是一种职业。换句话说：不是一个可以写在护照上的名词。”

　　——路易斯·格丽克

　　20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被美国女诗人路易斯·格丽克摘获，当地时间10月8日13点，瑞典文学院公布获奖者时，宣称其获奖的理由是：路易斯**“无可挑剔的诗意之声，以朴素的美感使个体的生存变得普遍化”。**

　　这是个对大部分中国读者都陌生的名字，在世界范围内也相对小众。就在诺奖揭晓前一分钟，“路易斯·格丽克”都还落在英国博彩公司的预测赔率榜单相当靠后的梯队，一天前甚至久久维持在第21位，在她前面的候选者包括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常年陪跑的村上春树，及我国的阎连科、残雪、余华等人。

　　2020年的诺贝尔奖项注定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文学奖尤甚，不仅因为文学本质上是关于人的艺术，更因为在灾难年代，艺术更应担起一定的祛魅和呐喊功能。呐喊也许是无声的，就像一部电影短暂留白的三秒钟，仅仅是那三秒钟，渗透了人心里，狠狠地揪起了人们的思维和灵魂。

　　而这次获奖的是一位诗人——不同于相较依靠叙事支撑的小说和戏剧，诗，这一文学形式的魅力，在于予人一瞬间的触动，那触动甚至可以是不可说的，它就那么精准地、分毫不差地刺入人心，让语言、词句全部被碾碎、再得到一次全新的重构。

　　这是个极其具有魅惑力和危险性的工作，那些声扬着“诗人已死”的“文艺实干家”们，保不准这会儿或许正在原地跺脚，为诺奖的“荒谬”而咬牙切齿呢。而路易斯的悄然闯入，难道只是为了给这个不平静的2020，读一首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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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诗人未死

　　现年77岁的路易丝·格丽克出生于纽约一个匈牙利裔犹太人家庭，自2003年起，她在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讲授一年级英语、诗歌写作和当代诗歌等课程，迄今为止已出版了9本诗集，其中1992年的《野盏尾花》曾获得1993年的普利策奖。

　　路易斯·格丽克

　　在西方文学界，路易斯被冠以“自传体诗人”的称号，且被誉为美国的“必读诗人”。其诗作擅长刻写对心理幽微之处的把控，以细腻的感情、个人的生命经验，从神话、人类历史中汲取灵感，架构一种与现代社会脉络的独特衔接，晚期作品更通过透视人与神的奇妙联结，抵达爱、死亡、毁灭与重生等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

　　初读路易斯的诗，的确会明显捕捉到大量所谓女性主义基调，虽然这是她意图避免的，大部分直白的书写来自她自身的成长、情感经历，关乎女性独特生命体验的抒情。

　　“我的身体不是得救了吗，它不是安全了吗

　　那伤痕不是形成了吗，无形的恐惧和寒冷

　　它们不是刚刚结束吗……”

　　“我越是躲着不看她们的痛苦

　　它越是像我们家族的命运：

　　每一家都向大地献出一个女孩。”

　　**诸多私人化的叙述和抒写，都将个人的生命体验转化为诗歌，其中罕见幸福和爱情，而是几乎字字都饱胀着沉重与沉痛。**譬如：不少人听过《格林童话》，路易斯却对里面一则《汉塞尔与格莱特》的故事做了新解——结局虽然与任何一个童话一样皆大欢喜，但人物面临的种种威胁、恐惧鲜活地存在着。

　　路易斯自童年起是个“孤独的孩子”（2006年访谈言），童年时经历过二战余创，青春期时患上厌食症，两次入学、两次辍学，后来又经历两次失败的婚姻。她在出版于1968年的第一本诗集《头生子》里，用一种饱含少女之思与少妇之痛的情调描摹悲楚：

　　“总是在夜里，我感觉到大海/刺痛我的生命”（《鸡蛋》III ）。

　　熟悉现代诗的人或许感受得到，这两句颇有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叶芝的味道：

　　“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

　　也让人想起我国诗人海子：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升起。”

　　据《哥伦比亚美国诗歌史》文献的记述，从1980年的组诗《下降的形象》开始，路易斯将自传性材料揉入她凄凉的口语抒情诗里，大多取材自亲历的家庭生活，如姐妹关系、父母关系、丧亲之痛等等。

　　其作大多关于生死、爱和性，这些文艺创作者们屡用不爽的元素，越是老生常谈，就越能考验一个诗人的文学造诣。

　　从路易斯的第一部诗集开始，“死亡”就以或显或隐的形式反反复复出现：

　　“听我说完：那被你称为死亡的

　　我还记得。

　　头顶上，喧闹，松树的枝杈晃动不定。

　　然后空无。微弱的阳光

　　在干燥的地面上摇曳。”

　　路易斯娓娓而来的全是日常生活与经验世界，可感可触，却有一种难得的质量——从个人体验出发，于细微之处将个人的观察、体验露骨地伸展开来，正如她在中国的主要译者柳向阳评价其诗像“锥子扎人”，然后逐渐蔓延至深耕大地，拥揽自然、宇宙入怀，不可谓不广大、深髓。

　　1992年获普利策诗歌奖的《野鸢尾花》成为路易斯最广受世界读者传阅和喜爱的诗集。相较于早年的私人化、情感化写作，她从这里开始有意识地转向死亡和生存的抽象性问题，探讨伴随死亡的恐惧、威胁、人类内心的茫然和犹疑。她大面积借用《圣经》里的素材，在西方文化背景和典故里关注挫折、幻灭、希望、责任。

　　《晚祷》：

　　我认为我不应该被鼓励 

　　去种植西红柿。或者，如果我被鼓励，你就应该

　　停止暴雨、寒夜……

　　不少当代文学评论家都分析认为，路易斯的创作图式、肌理始终处于某种重复和变动的张力之中，以寓言的形式对世界实施判断，将表象的现实秩序化，向人类生存状态进行文化思考、自然野性方面的观照：

　　“记不起从另一个世界来路的你，

　　……从忘却中返回，都回来，

　　发现了一种声音：

　　从我生命的中心涌出

　　巨大的泉流，湛蓝的

　　在海面上投影。”

　　不同于风格各异、形式无穷的小说家们，受欢迎的诗人倒有着某些共性，比如采用尽量简洁扼要的词，忌讳辞藻雕饰，现代诗往往转向口语化等等。路易斯则曾在演讲中强调，让她着迷的是“上下文的多种可能性”：

　　“我所回应的是一首诗如何借助一个词的安排，通过时间设定和节奏的微妙变化，解放这个词的丰富而令人惊讶的意义分布区。对我来说，似乎简单的语言最适合这种创新事业；这种语言，作为一个类别，其个体词语的内部往往包含最大、最戏剧化的意义变化。我喜欢刻度，但我喜欢它变得无形。……我为之吸引的那种句子，是反映了这些心灵趣味和本来习惯的句子，是悖论，它具有的增强的优势能恰到好处地将固执的本性从一个正变得过于道德化的修辞体系中挽救出来。”

　　这或许也是值得借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牵引出的另一个思考：文字，词语，它们永远是我们叙述这个世界的方式，甚至可以说，某种意义上，叙述扮演着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支配和掌控的权力。

　　时至今日，语言在人类社会扮演的角色被重构。虚拟与真实、表意与譬喻，种种对人类语言文字的玩味、变质，都在不断折腾着由历史承袭而来的语言魅力，而折腾，未必象征着进步。

　　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去年，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卡尔丘克就在获奖演说中警示人们，“世界快死了，而我们没有注意到”。

　　今天世界缺少讲述故事的新方法，缺乏具体的语言、视角、隐喻、神话和新的寓言。语言的灵性正在消失，或变得肤浅和仪式化。与此同时，文学市场的商业化、市场与互联网的控制，使得创作脱离了本质，混乱、真假难辨的信息让读者失去了对虚构的信任，小说和文学变得边缘化。

　　“世界的低语被城市的喧闹、电脑的嗡鸣、飞机飞过天空的震声与信息汪洋令人疲竭的噪音取而代之。我们被包围在单个小气泡中，创造出许多彼此不兼容甚至公开敌对，互相对立的故事。”

　　从这个层面来看，路易斯·格丽克的“被看到”，更像是一股必然的清流，是对文学之根——语言本源发出的警钟与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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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奖是文学的礼物，而不是标准

　　在二战之前，诺奖某种程度上一直代表着西方人看待世界的一种视角，大部分桂冠都是颁给欧洲人的，而近几年来，诺奖文学奖得主分别蔓延到奥地利、北欧、俄罗斯及东亚文化地区，从高行健、莫言等人的获奖，也可看出瑞典文学院正在有意识地让颁奖在地域上平衡，石黑一雄、鲍勃·迪伦等人的获奖，也昭示出诺奖评委正逐渐青睐具有开创性的文学议题和形式，同时也开始更多注意到女性作家崛起的声势。

　　2018年，瑞典文学院院士卡塔琳娜·佛洛斯登松的丈夫让·克劳德·阿尔诺被指控性侵犯和泄漏诺奖评选结果，这一风波导致2018年的颁奖被推迟到2019年

　　在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公布之前，评审团主席安德斯·奧尔松就曾公开表示：2019年的奖项将会“开拓我们的视野”，扭转这个奖项长久以来的“欧洲中心主义”与“男性主导”的颁奖倾向。

　　到2020年，这一趋势只会愈加明显。尤其是自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团遭遇2018年的性丑闻风波后，世界有理由认为，瑞典文学院这些年的授奖，极可能颁发给一些相对“保险”、具有相当声望的作者，以维持诺奖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同时有意识地增加女性作家、亚非作家在整体获奖者比例上的分布。

　　路易斯的获奖，一方面当然是名至实归，另一方面，也贯彻了一个世界级文学奖项的意义：**让那些在某一领域有着长时间深度积累和杰出贡献、但相对小众的人，被全世界更多人看到。**就像去年的彼得·汉德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其作品迅速在世界范围内被转译、印刷，奖项撬开了一个传播优秀作品的机制，但这套机制的排他性，并非是对文学作品本身优劣的纯粹批判。

　　就我国而言，不少中国人一直有着较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市场上层出不穷的“诺奖作品全集”、八年前莫言获奖掀起的热潮，种种现象都说明了，诺奖在国人心目中的某种殿堂级地位。

　　莫言获颁诺贝尔文学奖

　　但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优秀作家，都是无缘诺奖的。从托尔斯泰、卡夫卡、博尔赫斯等，到我国的殿堂级现代文学先驱鲁迅，都没能被诺奖“揽入怀中”。

　　于是，一个“诺奖”定式应运而生：每一项对人类拥有巨大意义的重磅级世界奖项颁布之时，都会同时掀起欢呼和叹息，或者说更像一种必然的偏颇性——越是世界性的，就越不能涵盖全世界，越是拥有绝对重量、受到至高关注的，就越难免在某些方面显得轻飘飘。

　　一个奖项往往是各种因素平衡所致的产物，如文学与艺术的平衡、欧亚地域平衡、政治与经济、时代艺术审美的平衡种种。如此备受全球瞩目的重量级文学奖背后，定然存在着一根看不见的杠杆，在风云变迁的世界文学框架里，企图维持一种不温不火的巧妙平衡。

　　与其站在笼统的所谓“文学价值”角度，去拷问一则奖项及它的拥揽者，对这个世界做出的贡献，不如带着荒漠中被拯救出来的一抹甘霖，去试图体悟和反思文学奖的真正意味。

　　正如前文所说，路易斯的获奖，一方面符合了诺奖这些年开始重视女性作家和个体心灵关怀，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人类语言文字提起警示与重视的信号。

　　诗人，却不仅仅是诗人，它应该、必须被“谨慎使用”，因为他们背负的使命，丝毫不亚于任何杰出的文学载体。正如俄国思想家别林斯基所言：“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根植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声音。”

　　在经历了政治动荡、经济危机和笼罩全人类的自然威胁后，2020年继往的文学艺术创作与批判，注定背负着更厚重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