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承 | “诗礼复兴”与回溯传统的社会心态_风闻

自有诗、礼以来，“歌诗习礼”的教化传统就不绝于史。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照此而言，对于诗、礼的学习，是人在世界上的交往、处世活动的知识性前提，如果没有“歌诗习礼”作为前提，人的交往、处世活动就难以正常进行。“歌诗习礼”从语言上、行为上教化人、塑造人和约束人，使得人们能主动遵守儒家的交往方式和伦理规范。先秦以降，诗礼传统塑造了一代又一代的士人心态，这种心态主要体现为对优雅、教化与规范的追求。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革命的兴起，人们对现代化的急切向往压倒了对于传统的温情眷恋，同时各种政治运动也大大削弱了人们对于传统的敬意，诗礼传统由是一度有所中断。然而“歌诗习礼”传统在近年来有所复兴，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诗礼复兴”局面。所谓“诗礼复兴”，指的是当前社会生活中致敬、追溯古典诗词文化和礼乐传统的潮流，其表现方式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大众传媒提倡古典诗词诵读、重温古典礼仪，以此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传统文化的复兴。在当前时代背景和生活条件下，如何认识和看待“诗礼复兴”潮流？回答这一问题，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诗礼传统进行回溯，反思诗礼文化对于文化生活的实质性意义，同时分析当前人们追溯传统的社会心态，在此基础上，尝试理解和解释当前的“诗礼复兴”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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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诗习礼”具有强大的传统惯性

中国的传统家庭，一般都喜言“诗礼传家”，这意味着将儒家的经典和礼仪规范世代相传，并将这种文化和道德上的薪火相传当作齐家之本。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就是对其子孔鲤的过庭之训，后世将孔子的家训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文化传统承继下来。中国传统社会中“诗礼传家”的愿望，是儒家诗礼文化在民间生活的朴素表达，也体现了儒家诗礼文化鲜活的生命力和深厚的传统。

诗礼的创制是孔子之前的事，因此“诗礼”也是孔子本人所要面对的传统。但以诗礼教人，从文献上看，在先秦时期则以孔子为盛，司马迁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孔丛子》上也记述：“夫子之教，必始于诗书，而终于礼乐。”孔子对弟子所教授的内容主要是诗书礼乐，他的思想也是通过诗书礼乐的载体传递给学生的。关于“诗”，在《论语》中，孔子言诗引诗20次。除了孔子之外，先秦儒家也多喜言诗，据大略统计，《孟子》中孟子言诗40次，《荀子》中言诗90次。由此大致可见，先秦儒家十分重视《诗经》，而且对《诗经》的内容相当熟悉。至于“礼”，则更为人们所熟悉和尊崇，孔、孟、荀对“礼”都是念兹在兹，不必赘述。《周礼》《仪礼》《礼记》除详细记述先秦时期人们按照礼仪制度安排生活的大致状况外，还为后世习礼、论礼奠定了文献基础。孔子所教授的“诗书礼乐”构成了儒家传递传统的主要载体，就孔子个人家族而言，这种传统到了汉代，在他的子孙后代那里依然延续。《汉书·儒林传》记载，“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司马迁到鲁地参观后感慨：“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自春秋以来，虽然社会大局上可能存在着“礼崩乐坏”的情况，但就民间生活而言，诗礼传家首先是在孔子家族得到了验证，孔子家族也对诗礼传承发挥了典范性的作用。

董仲舒和汉武帝等联合推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意识形态统一化运动，提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的意识形态一统政策，以诗书礼乐为中心的儒家经典教化成为国家意志。五经博士设置后，儒家诗礼经典与功名利禄关联，通诗书、懂礼乐便逐渐成为士大夫的基本能力。在两汉史书记载儒生们经历的文字中，经常有“通诗礼”的字样，如“韦贤治诗……又治礼”“始昌通五经，苍亦通诗礼，为博士”“（宋均）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通诗、礼，善论难”等。这也说明“通诗礼”是汉代儒者们较为普遍的基本功。

魏晋时期，名门望族多为诗礼之家，除了身份上的尊贵之外，还需要熟知传统文化，并以此为家族门面。如谢安家族，《世说新语》上记载，“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撇开具体词句的讨论，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看出“诗礼”文化在贵族中的普及化，在谢安家族的内部聚会上，大家讨论的是《诗经》里的佳句，可见其家族人物对于《诗经》的熟稔。南北朝时期的颜之推撰《颜氏家训》，特别强调以诗礼传家：“俗僧之学经律，何异世人之学诗、礼？”在这里，诗礼是儒家经典的代名词，僧侣学习经律是职分内之事，世人学诗礼（儒家经典）也应是寻常事。从这句话看，包含“歌诗习礼”在内的儒家经典学习，应为当时的普遍风气。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大动荡时期，即使在这样的时期，诗礼传统也没有因为政治的动荡而丧绝。

如果把早期的《诗经》之“诗”泛化为后世的格律之诗，那么唐代则是诗的朝代，将由《诗经》而来的诗歌雅言传统发展到一个新高峰。关于唐代的诗歌传统，无须多言。至于礼教，唐代也十分重视。唐代在承续儒家的礼教传统上与历代相近。《旧唐书·儒学上》提到，“故前古哲王，咸用儒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升平”。正是因为人们将“识礼教”与“致升平”关联起来，十分看重礼教的政治意义，故而唐代礼教也没有因佛道昌盛而沦至边缘。在唐代的政治生活中，礼教还参与到现实的行政事务中去，唐史的儒者传记里，常常记载儒者引经据典为君主的决策提供礼仪文献和理论依据。如《新唐书》记载，颜师古以其对封禅礼仪的理解为唐太宗提供决策服务：“帝将有事泰山，诏公卿博士杂定其仪，而论者争为异端，师古奏：‘臣撰定《封禅仪注书》在十一年，于时诸儒谓适中。’于是付有司，多从其说。”可见，当围绕国家礼仪出现争论时，儒者的礼教、礼乐素养可以为政治生活作出贡献。有唐一代，虽然在义理思想上以佛道的异军突起为特质，但诗礼文化传承依旧，特别是诗性精神得到极大发挥，丰富了《诗经》以来的诗歌雅言文化。

宋明理学时期，理学家更多关注的是理气心性的形而上学问题，但是在教化层面，理学家们还是充分重视传统诗礼的意义。如朱熹就十分看重诗礼在教化上的作用。关于“诗”，朱熹说：“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圣人在上，则其所感者无不正，而其言皆足以为教。孔子……其政虽不足行于一时，而其教实被于万世，是则诗之所以为教者然也。”朱熹认为《诗经》经孔子整理后，获得了为教的合理性，故而一直传承下来。关于“礼”，朱熹在制作《家礼》时曾认为，礼对于“修身齐家之道”“谨终追远之心”“国家所以崇化导民之意”都有所裨益。就此，朱熹特别提出要将古人的“诗礼之教”推行下去，“盖古人之教, 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悌诚敬之实, 及其稍长, 而传之以诗书礼乐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微, 各有以知其义礼所在, 而致涵养践履之功也”。朱熹重视古人的诗书礼乐之教，认为其能教人事物之微、义礼所在、践履之功，教化意义极大，因而应该传承发展下去。又如，王阳明曾说：“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王阳明认为，“歌诗”可以发人之“志意”，“习礼”可以使人“肃其威仪”，“志意”是内在的精神意志和气质，“威仪”是外在的言语行为和仪表，由此，王阳明认为古人所倡导的“歌诗习礼”依然具有深远意义，值得继续传承。作为宋明理学的两位主要代表，朱熹和王阳明都特别重视传统的诗礼之教，主张将传统的诗礼之教作为教化的核心内容，以呼应更为古典的教化之道。

晚近以来，虽然西学大规模涌入中国，但包含“诗礼之教”的文化保守主义并没有随着西学东渐而式微，反而在强大的异质文化面前“越战越勇”。20世纪中，除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保守主义都具有相当强大的生命力，成为20世纪中国的主流思潮之一，如20世纪初的“国粹主义”，新文化运动后的东方文化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大陆新儒家的传统文化主张，等等。形形色色的文化保守主义，主张虽各有差异，但大多都对传统经典的礼敬与传习表示基本同意。也就是说，虽然很多人希望与传统进行“告别”，但包含“诗”“礼”在内的传统经典及其文化依然是20世纪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自汉代开始，由于历代都推崇儒家思想作为治理国家的正统，故而儒家诗礼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能延续不绝，形成了巨大的历史惯性。即便是动乱时代人们无暇顾及诗礼，一旦天下承平，诗礼文化的历史惯性就会发生作用，使其又被重新用于教化，为人们所追溯、弘扬和复兴，并用以安定人心、维护秩序，发挥诗礼文化在历史上曾经起到的社会政治作用。诗礼文化之所以能够起到安定人心、维护秩序的政治作用，是与诗礼文化的教化与规范的实质性意义分不开的，接下来，我们将对此展开分析。

诗、礼意味着教化和规范

诗礼文化是自西周以来先民创造的文明产物，经先秦儒家的阐释发扬，既塑造了文献经典系统，又形成了礼乐教化传统。从“诗礼”的具体词意上看，“诗”最早指的是《诗经》，如孔、孟、荀等先秦儒家提到的“诗”都是专指《诗经》，但后来，随着诗歌形式和诗歌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人们逐渐倾向于把类似《诗经》的优雅、隽美的语言，如后人创制的诗词歌赋等，统称为“诗文化”。故而本文更倾向于将历代诗词歌赋也纳入《诗经》所开创的伟大传统中去。因此，就“诗”而言，最早的“诗”专指“诗经”，但随着时代变迁，“诗文化”也就演变成以《诗经》为起源的中华诗词歌赋文化。“礼”是先民生活、政治规范的体现，后又经专人整理并推广，形成一套秩序规则、仪式制度，后来也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相传周公“制礼作乐”，之所以推出“周公”，实际上强调的是“礼乐”是经权威人士整理并推广的神圣规则，有着崇高权威性与普遍适用性。“礼”的文献依据主要是《周礼》《仪礼》《礼记》以及后世人们根据礼义精神和时代需要所制定的一系列礼书，在实际运用中，“礼”具有仪式性、规则性以及约束性等特质，是人们日常生活的秩序依据，在传统中国起到了保证规范、维持秩序的重要作用。“诗礼”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作为儒家教化和规范的集中代表，起源于中国文明早期，经历代儒者在思想上发扬光大后，又在具体生活实践中作为重要参与者而存在，是一种“活着的”传统。

“诗”是优雅文辞的集中体现，从表现形式上看，是以优美、典雅的语言来叙事、抒情、言志，表达思想、情感、意志等精神性的东西。从实质上看，“诗”是以优雅、隽永的语言方式来实现对于人心的教化，促进人心的端正化，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诗”的最大特质就是精神上的端正性，也就是符合儒家伦理价值的正统原则。正因为“诗”代表着儒家价值的正统性，又因为其语言上的优美以及发音上的节奏感，故而可以用来作为推行教化的载体。汉代《毛诗序》对“诗”的教化意义作了集中陈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从《毛诗序》来看，“诗”言志，是用语言将人之“情”与“志”予以外在呈现，以便人们相互理解、交流。“诗”不仅仅意味着文字呈现，而是有着一整套表达方式，即用语言、嗟叹、歌咏、乐舞的方式表达人们的内在情感和意志。最重要的是，“诗”在传达作者意图的同时，还展现着社会政治生活，有着“政教”的意义。如果“诗”仅仅体现个人情感意志的话，就不可能发挥巨大的社会政治意义，正是因为“诗”承载了儒家的政治判断、政治价值、政治关怀，故而能够担当教化的功能。简单来说，“诗”既具有情感性，又具有政治性。另外，“诗”之六义（赋比兴、风雅颂），不仅是艺术表现形式，更是社会变迁、王道兴废、礼义兴衰、政教得失、国政变化、风俗流变的反映。“诗”的创制和传播，其动机和目的都是为了政教事业，是为了成就一定的伦理、政治效果。“诗”的优美形式，是为了衬托其表达的政教事业的崇高价值。可以看出，《诗经》首先是政教意义上的教化之具，其次才是文学意义上的作品。当然，后来的诗歌，逐渐脱离神圣的政教事业之色彩，成为文人记事、写景、咏史、抒怀、言志、唱和的文字性载体，虽然也有关涉政教的诗词，但更多的诗词是文人创制的艺术性作品，蕴含着创作者个人的性情、境界与气象。后人的诗词，保留并发展了《诗经》中优雅的语言表达方式，依然要满足人们对文字的审美要求，也能陶冶人的情操、抒发人的情怀，其减少了《诗经》中的政治色彩，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教化之具。但关于文辞是否要承载儒家之道，即是否要实现“文以载道”，依然是后世诗词创作中的核心争论点之一。这就意味着，后世的诗歌创作依然要回应《诗经》所开创的政教传统。

“礼”是界定上下等级尊卑的人际关系之社会规范，也是一种敬重秩序的生活方式，“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上》）。“礼”的确立和维系，意味着社会秩序、生活方式的确立，所谓“礼义立，则贵贱等矣”（《礼记·乐记》）。“礼”的含义较为广泛，李安宅先生认为，“礼”具有“民风”“民仪”“制度”“仪式”“政令”等意义。但即便如此，“礼”的核心所指还是日常生活中的规范。按照儒家典籍的记载，在传统中国的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活中，从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到国家的战争、朝觐、祭祀天地等政治事务，礼乐典章和礼俗仪节都深深参与其中，所谓“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礼记·祭义》）。儒家将无所不在的“礼”之意义概括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曲礼上》）可见，儒家将整个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持都寄托在“礼”上，使得“礼”成为社会生活特别是社会治理中最为重要的依据。作为规范的“礼”，代替杀伐等暴力形式成为国家治理的工具，“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在此，礼乐教化取得了比暴力统治更加顺畅的统治效果，如果建立了礼制，国家就会实现“不治而治”。先秦儒家对于“礼治”的设计与期待，为后人所继承。《汉书·成帝纪》云：“圣王明礼制以序尊卑，异车服以章有德，虽有其财而无其尊，不得逾制。”就历史实际而言，现实中的尊卑往往是由于依靠暴力掌握权力或者拥有财富多寡而实际形成的，但依靠暴力和财富而形成的尊卑秩序往往很难说服人，故而需要用“礼制”来说明既定尊卑秩序的合法性，于是史书中出现各种“明礼制以序尊卑”的说法。儒家认为，如果人们的日常生活规范因循的是礼乐教化，而非更具暴力强制色彩的刑罚措施，则能反映社会秩序的和谐，从维持秩序的角度来说也更为长久而有效。关于“礼”的规范性及其对社会秩序的意义，宋儒程颢认为：“古者冠婚丧祭，车服器用，等差分别，莫取逾僭，故财用易给，而民有恒心。今礼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礼，而商贩之类或逾王公，礼制不足以检饬人情，名数不足以旌别贵贱，既无定分，则奸诈攘夺，人人求厌其欲而后已，岂有止息者哉？此争乱之道也。”在程颢看来，礼制对于消弭人们互相争夺的欲念并稳固社会秩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按照既定的礼仪规范来安排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得人们对于分配有着比较明确的心理预期，才能避免纷争，才能实现差等性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和谐。“礼”是儒家伦理原则的制度性、规范性体现，相对于“仁”的内在性、原则性而言，“礼”具有外在性、可操作性等特点，对于日常生活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管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礼”都是维持社会秩序、确立生活方式的主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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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是优美文字，“礼”是仪式制度，都具有一定的外向型、形式化的特点。虽然人们在生活中对“形式性”的东西有所追求，但这并不是诗、礼不断传承并为现代人所复兴的根本原因。我们认为，诗、礼的传承与复兴，其根本原因在于诗、礼实质上具有教化和规范的政教意义，能够满足政治统治对于抚慰人心、维持秩序的需求，故而能为统治者以及拥护统治的士大夫们所传承与复兴。从“诗”“礼”的原初本质来看，一是教化，一是规范，都是为了实现符合儒家价值原则的社会秩序，都具有政教意义上的现实性作用。“诗”更倾向于以优美的方式发挥教化作用，而“礼”则更倾向于从仪式的形式上发挥规范作用。虽然后代的“诗”转变为一种文艺作品，后代的“礼”也有一些流于形式，但从实质上看，“诗”与“礼”具有鲜明的“悦服人心”“安定秩序”的意义。人们往往认为，“歌诗习礼”，可能陶冶自己的精神，实现自我教化与自我约束，过一种安定优雅的生活，从而隐恶扬善，促进社会走向良善，正如王阳明所说：“凡歌诗……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凡习礼……久则体貌习熟，德性坚定矣……凡习礼歌诗之数，皆所以存童子之心，使其乐习不倦，而无暇及于邪僻。”从本质上说，诗礼之教能够助人“远恶向善”，能够保障差等性的社会秩序，使得人们不至于轻易犯上作乱，切中了人们对于教化与规范、优美与秩序的诉求，故而历代对其追念不已。

“诗礼复兴”反映期盼审美再塑和道德重建的社会心态

实际上，“诗礼复兴”并非发端于当代社会的新鲜事物，而是从孔子时代就开始出现。孔子之前即有诗礼，但孔子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诗礼之风已经有所败坏，所谓“礼坏乐崩”，故而有复兴的必要，所以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如上文所述，后世大儒朱熹和王阳明，也对“古之教”充满了赞叹和向往。正因人们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持续不满，才会有对理想中的优雅与秩序的永恒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传统礼乐文明、典雅精神的持续回溯式的“诗礼复兴”，一直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反映了中国人习惯于“向后看”的社会心态。因此，“诗礼复兴”并非某一时代的个别现象，只不过某些时代表现更为突出而已。

孔子认为，所谓继承传统，更多是在继承其精神，而非固定的某种形式，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对此，朱熹曾在《四书章句集注》里转引胡安国的解释：“天叙天秩，人所共由，礼之本也。商不能改乎夏，周不能改乎商，所谓天地之常经也。”这里所说的“礼之本”“天地之常经”，也就是人间生活的秩序精神是不能改变的，所改变的是礼仪的形式。故而人世虽不断更迭演进，但诗礼的精神长存，如果诗礼精神丧失了，那么就意味着文明的终结。程颐说：“人往往见礼坏乐崩，便谓礼乐亡，然不知礼乐未尝亡也。如国家一日存时，尚有一日之礼乐，盖有上下尊卑之分也……礼乐无处无之，学者要须识得。”礼乐是文明的根本，无处不在，因为文明社会需要礼乐所代表的秩序予以维持。若要文明不亡，那么诗礼的教化与规范精神就不能丧失，可见正统儒家给予诗礼在人们生活中的崇高地位。换言之，诗礼内容可能有所变化，但诗礼精神是一以贯之的，代表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与和谐秩序的向往。

正是基于对文明秩序的坚定信念，历代人特别是士大夫都用心维护和传递着诗礼精神，并以其守护和推进人类文明。近年来，由于人们对于光怪陆离的现代审美产生疲劳和质疑，同时也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道德问题产生忧虑，故而希望从传统的诗礼中寻求解决之道，于是呈现出某种意义上的“诗礼复兴”。如小说《应物兄》中所描写的儒学复兴世相，中小学兴起的传统诗礼教育，社会上广为人知的“中华诗词大赛”“国学达人”以及各地方兴未艾的国乐、古礼、汉服复兴活动，学界对诗礼文献的广泛整理与深入研究，诸如此类，都是当前“诗礼复兴”潮流的表现形式。这既是当代人对于诗礼传统的常态传承，也反映了一种期望以“传统之药”来疗治“现代之病”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是人们对于社会生活实际的一种心理反应，这种心理反应反过来又能够影响社会成员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甚至可以影响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大局。在时代转型的关头，经常能看到社会心态对于时局的影响，如“民心思变”常常是时局鼎革的先声。由此，讨论社会发展和文化演进，对于民众的社会心态不能不加以关注。

从审美上看，当前文艺生活的流行趋势是欧美、日韩文化以及电视选秀、互联网娱乐方式等，与传统以“诗”为代表的审美趣味有着明显不同。当代审美趣味的世俗化，强调感官上的冲击与刺激，追求快节奏、多变化。以当前人们生活中所喜闻乐见的短视频为例，新、奇、怪、短以及搞笑化、娱乐化成为趋势，新技术主宰下的内容肤浅和碎片化成为人们日常审美的主要特质，这反映了人们片面追求感官娱乐的“审美心态”，正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所揭示的放弃理性思考、艺术追求而一味满足耳目之欲的现象。对于“娱乐至死”心态的警惕与担忧，往往也使得人们倾向于从“诗歌”传统中寻找“优雅”与“崇高”，特别是知识分子群体，对于“快餐文化”有着天然的情感抵制，希望以雅言传统来抵制时下的通俗文化。

从伦理生活层面看，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很多有悖传统伦理道德的问题，如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空巢老人现象、不敢施救陌生人现象、电信诈骗现象、丧失个人诚信现象、对国家大事的“佛系”冷漠现象，等等，这些社会性的伦理问题，都与传统“礼”的秩序有着抵牾之处。另外，当前社会的个人戾气有所滋长，恶性暴力事件、校园伤害事件时有发生，经新媒体传播后往往呈扩张性发酵的趋势，在社会上造成巨大的影响。对于传统经典所记载的礼仪生活及其秩序充满向往的人往往愿意相信，这些伦理失范的问题，都是由于传统礼乐秩序、道德伦理的缺失而引发的，人们丧失了对于礼乐之生存方式的知识和兴趣，导致道德生活上的滑坡。当代社会出现的对于背离传统道德现象的担忧心态，使得人们对诗礼文化中的优雅、礼让精神更加期待。少数人甚至利用人们对于部分社会现象不满的心态，炒作所谓的“女德班”“国学班”等，试图鼓吹一些有悖现代道德伦理的陈腐教条，从而走向所谓“诗礼复兴”的另一个极端。

为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人们往往期望从时间或者空间上的他者那里获得思想资源，产生了借助其他思想资源来解决现实问题的社会心态，倾向于从传统的或者异域的价值观念中寻找对策。而且，这种寻求其他思想资源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心态往往也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有的倾向于从现代西方的观念中有所借鉴建立价值观，有的倾向于从传统中国的文化中重建价值观，在一定意义上，前者形成了所谓“自由主义思潮”，后者形成了所谓“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社会思潮是社会心态在思想和理论上的反映，社会上出现的自由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大体上都反映了部分民众对于现状不满并希望解决问题的社会心态。“诗礼复兴”展现的是一种文化守成或保守的心态与思潮，即期望以一种古典的方式来解决当下的审美缺失与伦理困境，将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能性诉诸传统。文化保守主义心态与思潮认同历史合理性，认为历史上长期流传的特别是经过伟大人物创制的传统，经过长时间的检验流传至今，故而依然具有生命力和有效性，如果现代人对其加以合理改造和积极利用，可以用其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以传统的“礼”之历史合理性为例，陈来先生的观点在当代学者中颇具代表性，他提出：“有必要把东亚传统中的礼文化经过选择而有益地应用于人文教育的实施、社会问题的解决、人际关系的调整，以期达到提升人性价值、建立健全人格、共创和谐的秩序。”上述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能代表当前学界文化复兴心态与思潮的基本主张。这一观念不仅可以用于“礼”，也是“诗”精神能够在现代社会推行的依据，因为“诗”在出发点上也是为了实现教化人心的社会功能，同样具有操作性，并能有效塑造人的精神，故而也具有现实生命力。

前文已述及，诗礼文化来源并流行于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诗礼文化有所式微。近年来的“诗礼复兴”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少数学者和文化保守主义者所能独立担当的思潮，而是顺应了当前社会对于“礼乐文明”之回溯的社会心态。在中国传统中，当现实生活出现某种问题时，“祖述尧舜”“三代之治”等“向后看”的历史主义思维方式，总能将人们带到遥远的历史情景中，从传统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当前，中国正在实现大的社会转型，政治、经济、文化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新的社会问题、伦理问题层出不穷，人们迫切需要从各种思想资源中获取启示，思考如何应对现实问题，“向传统学习”这种历史主义思维方式，正是当前社会心态的表现之一。特别是“向传统学习”还天然地与“民族本位”“民族主义”相关联，更使得“向传统学习”的文化保守主义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诗礼复兴”现象，希望以古典的诗礼精神来充实和完善现代教化和现代伦理秩序，改造审美缺失与伦理混乱的社会问题，这意味着从传统角度对于现代性的一种回应，也就是主张“诗礼”依然应该是现代性生活的要素，其不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是“活生生”的精神传统，有助于纠正现代社会生活的某些弊病，有利于实现“审美重塑”和“道德重建”。如此看来，“诗礼复兴”是当前民众对于现实某些方面不满之心态的文化反映，其既是对于传统教化和规范的留恋，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个具体路径。

小结

近年来，“诗礼复兴”成为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有些人对此现象表示理解和支持，也有人认为这是复古倒退的心态在作祟。解释这一现象，有必要回溯历史、分析实质和寻找现实根源。从历史上看，诗礼文化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要素，从先秦直到近代，历代都将诗礼之教当作文化传承、社会教化中的核心内容，从民间到官府，从学者到帝王，都有意慎终追远、维护诗礼之教，一方面赓续传统，一方面以此安定人心、维护现实秩序。从实质上看，诗礼文化意味着政治教化、心灵引导和约束规范。“诗”以一种优雅的语言方式来实现教化，表达意志、情感，引导人们进行自我教化，意味着“审美教化”；而“礼”则以一种相对刚性的方式对人们进行约束，要求人们按照尊卑等级来构建与维护秩序，意味着“仪式规训”。从现实根源上看，对当前社会的审美趣味以及伦理困境的思考，产生了文化保守主义的心态和思潮，在这种心态和思潮下，人们希望从传统中寻找资源来解决现实问题，“诗礼复兴”只是其中的表现之一，推动这一复兴的人们期望以此来带动“审美再塑”和“道德重建”，从而建设更为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