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破除神学的运动中拿起实证科学的武器，而中国却在维护皇权的固守中_风闻

抛如下坯砖，引方家玉言金声。

1、东西方科学的起源一致，都是天文历算。

撇开无法力证的古希腊古罗马 西欧托古之论来说，

天文历算，中国是实用主义加威权主义的传统路数，西欧开端则更像是附庸风雅的模仿东方阿拉伯及中华等文化传统，不过西方这么做 马上触动了教宗的垄断知识权威。中国的先秦考古遗迹已经证明，历代古籍也在证明：每个皇朝都在做天地测绘和历法工作。方法：圭表测影、术数演算等。

康熙朝的牛顿也是总结天体运动定律，并进而引申泛化到生活场景。但他的三定律所用原始数据来自开普勒、第谷等的天文观察和归纳（肉眼观察），思想受到哥白尼、伽利略的影响。

2、西方科学发生的年代是破除宗教神学 教宗威权的时代，类似中国佛教的 从人人求佛渡到 人人皆可成佛自渡的变革（参考六祖慧能的禅宗开派）。

但不管天主教宗还是个人，都在力证造物主的伟大，只不过谁来当先知、并把持传教话语权的问题。

这个争当先知、力证造物主伟大的动机和核心理念，依然持续到今天的21世纪，贯穿到西方人的处世哲学里。

1） 自1493年哥伦布踏上加勒比海岛开始，

西方社会对新世界和新财富的追求蠢蠢欲动、甚嚣尘上，

教宗神权的理论学说已经不能羁縻大众认知，只能被迫更新，

所以神学修道院里加入了博物志等等的知识，力证造物主的伟大。

于是宗教改革派出现，伽利略在牛顿之前、只是小心翼翼的质疑旧权威并希望用新学说维护教宗权威。

2）

西欧发生的宗教改革，始自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出台为止。

契合了各国君主臣民不受教宗监督，享有自行海外探索财富的主动权。

有识之士和有为之君开始最佳组合，出资探海、出资求知、出资远洋贸易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荷兰作为脱离西班牙、新独立的无君主共和国，创造了全民集资入股式的远洋贸易，

这成为西方通过金融创新拉动产业发展的滥觞之源。

也是西方后继诸国远比西班牙 飞扬发达的根本诀窍！

二战后的美国更是玩到出神入化、登峰造极。

彼时的探险家、科学家、博物学家受王室公侯的资助甚至包养，类似战国四公子的大养门客侠士！彼时新教与天主教国家间的战争规模很大，欧陆格局风云变幻，美洲、非洲沿岸的殖民活动异常活跃。

1599年，意大利人利玛窦定居南京，结交官员已经深入朝堂文臣贤士，所开宗教场所也不止三处，直至入居北京，洗礼皇室。后继的传教士也广泛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明末清初的东方知识，进一步激起了西欧社会思潮的涌动，

于是我们又看到了启蒙运动时期推崇中华文化，

更不排除此时西方有识之士往往托古 久远的希腊、罗马著作**，掀起 宣扬思想解放、挑战宗教神权的运动！**

于是，蓄势待发的博物学家、科学家纷纷投入到力证造物主伟大的时代洪流里，

人人争当先知、人人争当上帝的信使。

教宗对上帝权威的把持终于日渐式微！

3、中国却在皇权维护的固守中败坏科学的根基。

中国是有着一整套天文历算的仪器及其术数推理学说的（无法解释的阴阳五行论、迷惑不解的各种算经著作），

但需要配合皇权天授、不定期指导农业生产和国家规划。

古籍及考古遗迹可以证明有此科学根基。

然则在明清易代、中西历法相争的时代，天文历算突然式微、全国文化思潮转为经文释读、辞赋作对、典籍考据，

恐怕与有清一代加强皇权天威、垄断天文历算知识有很大关系。

当然也看不到： 儒生走访僧道隐士们的宫观禅院那种类似唐宋诗词唱和的场景，

更看不到儒生体察百工技艺的描述，

明显，格物致知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无从谈起。

晚明王夫之等人的思潮彻底暗淡！

清代文人更多变成了单纯卖弄文雅的贤达，一些士大夫甚至连乾隆皇帝都退化到附庸风雅、到处签印的地步，

想一想，开一派先风何其远也！

附录：

一、耶稣会年表

1492 会祖依纳爵.罗耀拉诞生

1517 马丁路德发表《95条论纲》

1521 依纳爵在潘普洛纳负重伤，内在转变

1534 耶稣会七位创建者在巴黎外致命山发圣愿

1540 教宗保禄三世批准成立耶稣会

1541 方济各.沙勿略启程前往印度

1541 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上帝之国”

1545 脱利腾大公会议

1551 耶稣会罗马学院建立，即今天的耶稣会格里高利大学

1552 方济各.沙勿略病死于中国上川岛

1557 西班牙耶稣会士奥维耶多前往埃塞俄比亚传教

1558 第一届修会全体会议通过修会会宪；成立德意志参赞区；莱内斯任第二届修会总会长

1563 成立奥地利修会省

1565 方济各.波尔日亚任耶稣会第三任总会长

1573 范礼安为耶稣会远东教务视察员

1579 范礼安至日本

1582 利玛窦奉范礼安命前往澳门

1590 利玛窦在韶州设立耶稣会神学院

1591 利玛窦至北京

1607 利玛窦、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

1609 耶稣会士在巴拉圭印第安人区域传教

1618 三十年战争爆发

1622 依纳爵.罗耀拉，方济各.沙勿略被册封为圣徒

1624 耶稣会士罗历山至越南传教，会士安夺德进入西藏传教

1630 汤若望至北京修订历法

1634 耶稣会梅森神父出版《伽利略的天体力学》

1645 罗马教廷要求在华耶稣会士阻止尊孔祭祖

1651 汤若望受封通议大夫，中太常侍卿，管钦天监正事

1653 顺治帝赐汤若望“通玄教师”称号

1660 南怀仁至北京修历

1664 汤若望遭杨光先诬陷入狱

1666年 汤若望卒

1669 汤若望平反昭雪

1674 南怀仁被授予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寺少卿

1683 奥斯曼土耳其围攻维也纳

1689 耶稣会徐日昇，张诚奉命参加清朝与沙俄订立的《尼布楚条约》

1692 康熙皇帝对天主教颁布禁教令

1700 康熙皇帝批示：尊孔祭祖纯为表示敬爱先人和先师，非宗教迷信。耶稣会将此御批送往罗马

1705 教廷特使多罗至中国，禁止教友祭祖

1715 郎世宁来华；罗马教廷勒令在华耶稣会士与孔教礼仪决裂

1716 意大利耶稣会士西德利进入西藏传教

1738 奥地利耶稣会士南怀仁来华

1742 教宗本笃十四世颁布通谕，禁止一切尊孔祭祖活动

1750 瓜拉尼之战，耶稣会士出面调停，西班牙与葡萄牙在拉丁美洲签订《边疆条约》

1752 南怀仁神父被任命为南京主教

1754 巴西耶稣会士被驱逐

1756 七年战争爆发

1757 耶稣会士被驱逐出葡萄牙及其殖民地

1762 耶稣会在法兰西被禁止

1767 耶稣会被驱逐出西班牙、那不勒斯、西西里和帕尔玛

1773 教宗克莱芒十四世颁布《上主兼救赎主》敕谕，取缔耶稣会。普鲁士腓特烈二世拒不执行教宗解散耶稣会的敕谕；俄罗斯女沙皇特卡特琳娜二世亦抵制。

1782 俄罗斯耶稣会士召开大会

1789 法国大革命

1793 意大利帕尔玛公爵领地正式接纳被驱逐的耶稣会士

1801 教宗庇护七世正式承认沙皇俄国耶稣会

1802 格吕贝尔为临时耶稣会总会长

1804 拿破仑一世当选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

1805 临时耶稣会总会长落吕贝尔死于圣彼得堡一场火灾中

1806 神圣罗马帝国解散

1812 耶稣会士与沙皇亚历山大关系紧张

1814 教宗庇护七世恢复耶稣会

1820 耶稣会士被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驱逐出俄罗斯

1850 上海耶稣会创办徐汇公学

1853 伯多禄.贝克斯当选耶稣会总会长

1857 耶稣会郎怀仁神父被祝圣为主教，管理直隶教区

1870 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

1871 七名耶稣会士被法国巴黎公社枪决

1871 普鲁士成立德意志帝国

1863 德斯梅神父充当华盛顿与印第安人之间的调停人

1872 上海耶稣会创办徐家汇天文台

1878 郎怀仁主教逝世，耶稣会士倪怀纶担任江南天主教区主教

1899 倪怀纶主教卒。

1900 耶稣会姚宗李神父继任江南教区主教

1903 耶稣会士马相伯创办震旦大学

1913 耶稣会德日进神父成为古生物学家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1917 俄国十月革命

1920 弗拉基米尔.来多霍夫斯基任耶稣会总会长

1922 耶稣会在天津建立工商学院

1931 耶稣会神父惠济良被祝圣为上海教区主教

1929 耶稣会德日进神父参与中国北京人发掘工作

1938年耶稣会德日进神父完成《人的现象》，但被教会禁止出版

1933 希特勒夺取德国政权

1936 耶稣会士费萨尔神父发表反法西斯著作《我们的和平》

1939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1946 让森斯任耶稣会总会长

1948 耶稣会德日进神父至罗马，不受欢迎

1944 耶稣会士德尔普神父在德国被纳粹枪决

1945 耶稣会士阿尔弗雷德.德尔普神父被纳粹德国处以绞刑

1962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召开

1966 教宗保禄六世与耶稣会产生危机

1967 耶稣会进行自我检查

1968 雅鲁伯总会长采取“为穷人”的立场

1969 耶稣会内发生不少叛离情况

1973 教宗保禄六世与耶稣会关系紧张加深

1978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当选教宗

1983 柯文伯当选耶稣会总会长

1989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2000 德意志两修会省合并

二、利玛窦礼仪之争年表

中国礼仪之争，指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就中国传统礼仪是否与天主教义相容，从而和清王朝在学术和政治上发生的冲突。在天主教内先后有两种看法，耶稣会认为祭祖祭孔是世俗的仪式，与天主教教义相容，在一定范围内，是应该被容忍的；而以道明会和方济会则认为这与天主教教义相悖，不可容忍，并因此向教宗请示报告。

==========明朝时期==========

1582年，耶稣会意大利籍传教士罗明坚及利玛窦抵达广东肇庆，为近代天主教入华揭开序幕。

1643年，道明会传教士黎玉范返回欧洲，向罗马教廷传信部控告耶稣会士，提出十七问，要点概略如下：

一、中国信徒是否应与其他天主教徒同例，每年参与告解及圣体圣事一次？二、教士对妇女行洗礼时，可否不用口津及盐，以及免除过量之涂油？三、中国信徒如放债时，是否允许其征收百分之三十的利息？如系以放债为生，在其皈信天主之后，是否让其继续经营此种营业？四、是否允许中国信徒向社会祭神典礼捐献财物？五、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政府举行之祭典？六、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祭孔典礼及丧葬祭拜之仪？七、中国信徒是否可以参加祭拜祖先牌位之典礼及举行其他祀祖仪式？八、在对中国人举行洗礼之先，应否告其天主教之教义绝对禁止敬拜偶像及举行其他祭典？九、中国信徒尊敬孔子，可否用“圣”字？十、中国信徒在其会堂中所悬匾额，对于皇帝应否用“万岁”字样？十一、对于中国非信教徒，可否举行弥撒典礼？

==========顺治年间==========

1644年清兵入关，天主教入华已62年，德意志籍传教士汤若望协助编制历法，获清廷信任，天主教得以迅速发展。

1645年9月12世，在道明会的建议下，罗马教廷经教皇英诺森十世批准，发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徒参加祭祖祀孔。

委拉兹开士所绘教宗英诺森十世

1651年，耶稣会教士卫匡国到罗马向教宗申辩，

1656年，在耶稣会的游说下，教宗亚历山大七世解除该禁令，允许耶稣会士按照他们的理解参与祭孔等活动，只要不妨碍信徒的根本信仰。

教宗亚历山大七世

==========康熙年间==========

1662年，康熙帝即位。

1664年，耶稣会住院共38所，耶稣会士来华人数累计82人，全国的教堂已经有156座，全国天主教徒达245000人之多。

1665年，杨光先发表《辟缪论》，批评汤若望历法不准，提倡使用回回历，当时顾命大臣鳌拜不满外国人参议朝政，于是支持杨光先，把汤若望收押狱中，天主教在华发展直挫，史称“历狱”。

1667年，因“历狱”而被羁押在广州的包括耶稣会、道明会、方济会会士共23人召开了一场长达四十天的会议，讨论在华传教的方针，最后通过的决议之一，是遵守1656年教宗的裁定。其中道明会士闵明我始终持不同意见，在获释后立即返欧。

1669年（康熙八年）6月14日，康熙帝擒获鳌拜。康熙帝亲政后，重新起用外国人。南怀仁利用西方发明贡献清朝，建立天主教士的声望，又与利类思和安文思共同上奏，为汤若望平反。9月5日，康熙颁旨：

“恶人杨光先捏词天主教系邪教，已经议复禁止。今看得供奉天主教并无恶乱之处，相应将天主教仍令伊等照旧供奉。”

汤若望

1676年，道明会士闵明我在马德里出版《中国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概观》（西班牙语：Tratados históricos, políticos, éticos y religiosos de la monarchia de China）一书上册，三年后出版下册，抨击在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方式，罗马的耶稣会总会于是紧急将该书寄至中国，并要求各地的会士传阅并提供驳斥的论据。罗马教廷经过讨论，决定不更改1656年的命令。

1687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派遣耶稣会士洪若翰、李明、张诚、白晋、刘应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赴华，在经历与葡萄牙籍传教士的斗争后，耶稣会在华法国传教区终于成立，首任会长为张诚。该会成员大多赞成所谓“利玛窦规矩”。只有刘应持反对意见。

1689年，清朝与俄罗斯帝国准备划订疆界，商议尼布楚条约，精于拉丁文的传教士负责代表中方与俄国人沟通，这条条约最终以拉丁文签订。南怀仁等亦协助清廷铸造火炮，平定三藩之乱。他们准确预测日食，使皇帝可以为相关祭奠做好准备；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则成为宫廷画家。

尼布楚条约

1692年（康熙三十一年），康熙下达一道容教令，标志着传教士的势力攀上高峰：

“查得西洋人，仰慕圣化，由万里航海而来。现今治理历法，用兵之际，力造军器、火炮，差往俄罗斯，诚心效力，克成其事，劳绩甚多。各省居住西洋人，并无为恶乱行之处，又并非左道惑众，异端生事。喇嘛、僧等寺庙，尚容人烧香行走。西洋人并无违法之事，反行禁止，似属不宜。相应将各处天主堂俱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许照常行走，不必禁止。俟命下之日，通行直隶各省可也。”

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3月26日，巴黎外方传教会的颜珰主教打破各方妥协，在他所管辖的福建代牧区内，发布了禁止中国教徒实行中国礼仪的禁令，自此争议迅速扩大，由纯宗教学术问题，逐渐演变成为清王朝和罗马教廷之间的国家政治之争。

新来中国的道明会及方济各会教士反对明末以来耶稣会教士容许中国教徒祭天、敬孔、祀祖等礼俗，爆发礼仪之争。

1701年（康熙四十年）罗马教廷派铎罗（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特使来华。

1704年12月20日，克莱蒙十一世下谕禁止祭祖祭孔：

教宗谕令，这决议由铎罗，安提阿教区主教和中国及其他东印度国家教皇巡视员带去，并随带另外一些看来是必要和适当的指令。目的是要让他和大主教们，主教们，或者其他那些已在当地，将至当地的逗留者、传教者，仔细地阅读这份决议，以便让各传教修会现在哪里，和无论何时在哪里居住的传教士们共同遵守，而不管他是属于哪一个修会——哪怕是耶稣会。他们必须保证让那一地区的所有基督徒都遵守决议。不守此令者，将被处以绝罚。

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特使铎罗到华，

1707年铎罗在江宁（今南京市）发布禁令：

中国的传教士，都应该按上面的指示（教宗谕令）去答复（康熙皇帝和地方官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敢有自作主张，不按指示去答复的，立即受到绝罚。绝罚的赦免权，由圣座和特使加以保留。

康熙帝令将铎罗押往澳门交葡萄牙人看管。康熙还严斥：

“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

1710年，铎罗死于澳门监狱中，康熙为澄清中国礼仪之争，派遣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艾若瑟出使罗马教廷，樊守义随行。两人到达罗马后，将康熙帝关于铎罗来华及中国礼节问题和西洋教务问题的旨意，详细向教宗呈述。

1715年，教宗克莱蒙十一世颁布《自登基之日》(Ex Illa Die)宗座通谕，重申1704禁令：

一、西洋地方称呼天地万物之主用“斗斯”（拉丁语：Deus） 二字，此二字在中国用不成话，所以在中国之西洋人，并入天主教之人方用“天主”二字，已经日久。从今以后，总不许用“天”字，亦不许用“上帝”字眼称呼天地万物之主。如“敬天”二字之匾，若未悬挂，即不必悬挂，若已曾悬挂在天主堂内，即当取下，不许悬挂。二、春秋二季，祭孔子并祭祖宗之大礼，凡入教之人，不许作主祭、助祭之事，连入教之人，并不许在此处站立，因为此与异端相同。三、凡入天主教之官员或进士、举人、生员等，于每月初一日、十五日，不许入孔子庙行礼。或有新上任之官，并新得进士，新得举人生员者，亦俱不许入孔庙行礼。四、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入祠堂行一切之礼。五、凡入天主教之人，或在家里，或在坟上，或逢吊丧之事，俱不许行礼。或本教与别教之人，若相会时，亦不许行此礼。因为还是异端之事。凡入天主教之人，或说我并不曾行异端之事，我不过要报本的意思，我不求福，亦不求免祸，虽有如此说话者亦不可。六、凡遇别教之人行此礼之时，入天主教之人，若要讲究，恐生是非，只好在旁边站立，还使得。七、凡入天主教之人，不许依中国规矩留牌位在家，因有“灵位神主”等字眼，又指牌位上有灵魂。要立牌位，只许写亡人名字。再者，牌位作法，若无异端之事，如此留在家里可也，但牌位旁边应写天主教孝敬父母之道理。以上我虽如此定夺，中国余外还有别样之理，毫无异端，或与异端亦毫不相似者，如齐家治国之道，俱可遵行。今有可行与不可行之礼，俱有教王之使臣定夺。有与天主教不相反者，许行，相反者，拒决断不许行。

教宗克莱蒙十一世

1718年，罗马教宗收到康熙皇帝朱笔文书才放艾若瑟返回中国。

1719年（康熙五十八年）罗马教廷派遣嘉乐（Carlo Ambrogio Mezzabarba）特使来华，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清廷决定禁教（未严格执行）。12月31日起，嘉乐来华后康熙接见嘉乐宗主教前后共十三次，礼遇很隆，对于敬孔敬祖的问题，当面不愿多言，也不许嘉乐奏请遵行禁约。嘉乐宗主教因有了铎罗的经历，遇事很谨慎。看到事情不能转圆时，乃奏请回罗马。

1721年（康熙六十年），康熙阅取罗马教廷特使嘉乐所带来的《自登基之日》禁约后说：

“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

耶稣会士为此颇为担忧。因此在嘉乐宣布教皇谕旨时，附加了八条变通的办法，此为“嘉乐八条”：

“一、准许教友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牌位上只许写先考、先妣姓名，两旁加注天主教孝敬父母的道理。二、准许中国对于亡人的礼节；但是这些礼节应属非宗教性质的社会礼节。三、准许非宗教性质的敬孔典礼。孔子牌位若不书写"灵位"等字，也可供奉，且准上香致敬。四、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叩头。五、准许在丧礼中焚香点烛，但应当声明不从流俗迷信。六、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或亡人棺材前供陈果蔬，但应当声明只行社会礼节，不从流俗迷信。七、准许新年和其他节日在改正的牌位前叩头。八、准许在改正的牌位前焚香点烛，在墓前供陈果蔬。”

但这并没有使康熙皇帝改变主意，传旨曰：

“中国道理无穷，文义深奥，非尔等西洋人所可妄论。”

1721年3月，嘉乐离华返欧。

1722年12月20日，康熙帝驾崩。

==========雍正年间==========

1723年（雍正元年），清世宗雍正帝开始严格执行禁教，

再加上日后传教士介入世宗与兄弟争夺皇位之事，还有担心民众信奉天主教后，国家命令无法贯彻，且会被西方天主教国家控制，因此清世宗下令除留京任职的传教士外，其余一律送往澳门，各地天主堂被拆毁，或改成公廨，屡下禁令，不许民间信仰。

1733年，北京的两位主教向教徒宣布“嘉乐八条”及1715年宗座通谕《自登基之日》，令其遵守。

1735年，教皇克莱蒙十二世认为“嘉乐八条”与教义不合，宣布废除。

同年10月8日，雍正帝驾崩。

==========乾隆年间==========

清高宗乾隆年间，取缔尤烈，因此传教活动几乎消失。

1742年，本笃十四世颁布《自从上主圣意》(Ex quo singulari)，重申《自登基之日》禁约。这个通谕还禁止在华传教士讨论“礼仪”问题。本笃十四通谕宣布之后，

“异论顿息，人心翕然，迄今二百年，各省传教神父，勿论何国何会，悉遵教皇谕旨，宣传天主正教，共遵一途，共守一道，毫无争执歧异之端，而圣教之至一至圣，亦愈彰明较著焉。”

教宗克莱蒙十四世

==========争议结束==========

1842（道光二十年），签订《南京条约》，解除教禁。

1932年，日本耶稣会所办的上智大学部分学生参拜靖国神社不行礼，即所谓“上智大学事件”，引起了当时的日本军部的强烈反弹。时任广岛主教 Johannes Ross(1875-1969)为解决这一问题，遂展开对教史的研究试图找出有利的案例和证据。结果发现1258年时教廷曾颁发一件通谕，允许教徒可以参加非天主教的仪式，由于此谕先于中国礼仪之争，因此对重视传统的罗马教会而言，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在几经讨论之后，罗马教廷发布通告，允许日本教徒在神社中低头行礼，因为此举“除了表示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对天皇的忠诚外，别无他意”。

该事件为日后解决中国礼仪之争埋下了伏笔。

1934年，溥仪在日本关东军的扶植之下登基为满洲国皇帝，将祭孔定为强制的文化政策。梵蒂冈因此再度面临两个多世纪以前的礼仪问题。由于满洲国政府在回复吉林主教高德惠的讯问时，答复曰：

“尊孔仪式的唯一目的，就是彰显对孔子的崇敬之情，绝对不带宗教的特质。”

1935年，教宗庇护十一世鉴于先前日本上智大学事件的前例，发布命令，要求满洲国教区主教应谨慎确认祭孔无宗教特质，而神职人员在行过反对中国礼仪的宣誓之后，还应等待主教们的指导，以避免疑惑和争执。

1939年12月8日，庇护十二世颁布通谕《众所周知》(Plane compertum est)：

“允许教徒参加祭孔仪式；可以在教会学校中放置孔子之肖像或牌位，并容许鞠躬致敬；如果教徒必须出席带有迷信色彩的公共仪式时，必须抱持消极的态度；在死者或其遗像、牌位之前鞠躬，是被允许且是适当的。”

教宗庇护十二世

但教廷并不承认先前相关的通谕是错误的，而是认为过去宗教性的祭祖、祭孔观念，历经数百年后已变成了世俗性活动，故可以被酌情允许。此一宣言对亚洲儒家文化圈内的天主教徒亦是一种解放。

1964年，在祭拜祖先、民族英雄和战争亡魂等问题上，越南也获得了教宗的特许。

==========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后==========

1965年，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后颁布《礼仪宪章》(Sacrosanctum Concilium)，《礼仪宪章》第37号：

“在各民族的风俗中，只要不是和迷信错误无法分解者，教会都惠予衡量，并且尽可能保存其完整无损，甚至如符合真正礼仪精神的条件，教会有时也在礼仪中采用。”

《教会传教工作》(Ad Gentes) 第21号：

“要遵循本国的传统，在祖国的文化与社会范围内，表现这种新生活。他们应该了解祖国文化，医治保存它，按照新的环境加以发展，最后要在基督内使之完美，好让基督的信仰及教会的生活，不再是外国的，而要开始深入社会并转移风气。”

==========台湾地区==========

1971年，于斌枢机发起春节祭祖，他的提倡得到社会各界的响应与支持。此后，天主教信友在春节时，即普遍在各地天主堂举行敬祖祭天（弥撒）礼仪。

于斌枢机

1974年，台湾地区主教团制定《天主教祭祖暂行礼规》，主教团特别指出推行祭祖的宗旨：

1)为重申天主诫命「孝敬父母」的基本精神，激发教友孝亲之情，从而增进其孝爱天主之德。2)为澄清国人对我教会「信天主而忘祖宗」的误会，并使教外人士对我教会有正确观感。3)为复兴中国文化，崇尚孝道与慎终追远的美德，使天主的福音与我国的传统文化融合。4)为规正教友「祭祖」的正常发展，破除其迷信色彩。

此外，该礼规特别指出，祭祖先不得把祖先视为神明，不可焚烧冥纸；祭礼可融会传统习俗与教会礼仪。许可在适当处所设置祖先牌位及香案，作为感恩颂德和激励孝思的象征。

==========本篇结论==========

de jure:

由于时至今日，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与梵蒂冈的合法共融属性仍然存在争议。相对而言，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立场比台湾地区主教团更趋保守，鉴于梵二《礼仪宪章》和《教会传教工作》并未对祭祖祭孔细节并未作出规定，因此在遵循1939年庇护十二世《众所周知》宗座通谕的基础上，自由程度应当不会超出台湾地区主教团所规定的内容，因此我们仍然可以认为烧冥纸的行为在中国大陆地区仍然是不允许的。

de facto:

在实际操作中，各地区神父也是如此教导的。

但是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祭祖祭孔仪式本身世俗化使得祭祀本身剥离了迷信色彩，这一点是天主教徒可以参加祭祖祭孔的前提。因为教廷并未废止以往的禁令，只是祭祖祭孔自身的涵义发生了变化，才使得这一矛盾的解释成为可能。

2.由于誓反教本身不遵循罗马的教导，并且在传入中国后流变出各类分支、异端，因此本篇不适用于对誓反教理解祭祖与烧纸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