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视觉：简评胡总编的官僚和形式主义根治的观点_风闻

       刚看了《胡锡进：官僚和形式主义治不住，与很多机关大量借调人员有很大关系》（见下图，可查观网链接，后附胡之原文），当然欣赏胡总终于有面对体制的勇气，但却又不禁为胡敲边鼓的力度感到惋惜。

       我认为胡总编之说只触及表象，或者是具体操作的主要缘由之一，但却根本不敢触及根本，可能是他想抛砖引玉？而作为平民的我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只是想看看审核效果了。

       首先，我想说，根治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最重要的是建立服务人民的体系及阶层利益推动体系，即为人民服务的本质，真正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永远是来自普通人民群体的推进，而不是完全依赖官吏体系成长，如今，却完全相信自古以来的封建官僚升降的自我循环体系，现在的官场就是层层爬格子，阶层圈子稳定而固化，当然会官僚了。对比建国初期，公务员的比例有现在大吗？当时处理的问题难道比现在少？我不信，我会为当时出现的陈永贵、倪志福、李瑞环等下层突击上来且有一定能力的人进入体系高层保持相对流动性及错位性而喝彩，那么现在的社会上有类似能力的人少吗？说实在的，我只会相信来自本阶层群体的人员直接参与管理、监督的有效性，毕竟他们是自己人，但现在官场中这些人、立法机构中的这些人比例有多少呢？我是从来不寄希望于其他阶层人员的良心或恩赐的。因此，我更相信流动性的渗沙子及维持比例的重要性。

       其次，官僚主义存在根源还有这个温床，即与社会矛盾的根源与社会信仰的矛盾现实相关。前两天看了东南卫视的《中国正在说》的创新节目，即四川藏区某地扶贫的专题，我看到了现在已经存在的基层干部们洋溢着信仰的自信及奉献的精神，中国的基层治理正在重回以前的良性时代，而且是知识型的升级版，成果自然逐步涌现，而且更有稳固及健康成长的基础。但是，不可否认，现场的言论仍体现了一定的官僚体制形态的影响，但更主要的问题是－－还是比较担心随着青春激情的时光流逝，在信仰与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精神与物质至上社会理念的冲突，他们的精神还能在整个官僚体系中保存多久？可能有人说大浪淘沙，但能够保留绝大部分的成长与初心为什么不更好呢？

       再其次，传统文化的副作用，改革开放后对港台文化的自由引入，文化宣传领域形成的资本控制局面，加上这十多年强化的传统文化复兴，由于缺乏引导，使得官僚、金钱、金权等等级文化不断充斥社会生活圈内，对官僚主义及形式主义的做大起到助推的作用，以至形成尾大不掉、阶层圈固化的现状。因此，要根除官僚主义及形式主义，需要从文化宣传再回归人民大众，平民民主、平等思想导入大众宣传，实现广泛宣传人民才是历史创造者的社会环境；同时要加强文化宣传平台的国家力量发展，占好宣传制高点，实现思想主导与文化丰富并行发展的权力基础。

       其他还有唯文凭论体系而忽视社会知识能力的现状（要知道毛主席只是中专学历），晋升机制的改革，能上能下的体制，唯薪酬福利水平论加固群体的固化（看看国考录用比例就知道不正常），不知道秘书党还存在否？可否更大幅度的引入退伍军人及权责？随着互联网信息圈层逐步分隔固化导致官僚体系与各层民意存在更多的差异化思维等，当然我也看到了目前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已经有了不少进步，如一站式的行政服务平台等，我不是想否定，而是希望更加科学、良性机制运行。

       昨天与同学聚会，已经就官僚主义、决策效率及如何建立不受利益集团左右等问题有过争论，也虽然大多体现在效率与正视社会现实等基本点上，也体现了各生活圈子的格式化成果。面对社会的普遍思维，我想，效率致胜论就一定正确？正反向作用难道一定是相反的？ 我宁愿抱有更多的怀疑精神。没想到恰巧有胡总的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主题浮出水面，因而再加点观点，也不想写太多，太深，太费脑筋，当然也因为我不是体制内的人，所以也担心不专业，只想也来抛抛。

       互联网真好。

                                                                                             王海星

                                                                                         2020.10.04

胡锡进全文：

长假有点闲暇时间，就说点闲话吧。

老胡注意到，现在很多上级机关向管辖的下级单位（主要是国有企事业单位）借调工作人员，帮那些机关做事，被借调人员的工资奖金当然是原下属单位支付。这种情况相当普遍，上行下效，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在有的机关里，借调人员的总人数甚至大于正式在编人员。

原因嘛，似乎很合理：机关在编人员太少，工作太多，实在忙不过来，只好由下级单位支援些力量了。下级单位不敢得罪上级机关，只好有求必应。结果就是，从下级借调人员成了不成文的规则，政府机构名义上精简了规模，又通过借调重新庞大起来，甚至隐性地越来越庞大，当初机构改革的成果实际上化为乌有。

我们的治理模式常被比喻成“大政府、小社会”，但大要有一定限度，不能真的什么都抓，什么都管，把社会的一切都搞得妥妥的，方方面面确保不出事。政府不能真搞成“无限责任政府”，那样的话，社会的很多能力就会退化，容易出现恶性循环，管得越多，纰漏越多。还是要给社会留下必要的弹性空间，让上下对不规则、出些小问题有适应力和包容度。

其实精简机构就包含了限制政府规模和权力的考量。每个机构都定编了人员规模，大家肯定忙不过来，那就抓最主要的管，可以不管的不妨放下，让那些管不过来的事情由社会自行消化。现在各机构都通过借调人员实际扩编，管事的能力就大幅扩张了，国家的治理思路和逻辑都会因此而突破原来的设计规划。

而且很重要的是，机关的人手多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东西很容易增加。我相信，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就是治不住，与很多机关大量借调人员有很大关系。断了这条路，机关里人手真不够了，官形二主义会被釜底抽薪，有限的人力就会更多用到真正紧迫的事情上去。

比如有的地方编制个计划要借调人员，评奖、搞专项活动也要借调人员。过去正常运行，如今要处处“5加2”“白加黑”，忙成这样，当然也要借人了。其实这当中有些是履职过度。如今很多地方的公务人员累的不得了，为了“不出事” 就搞得事无巨细，其实没必要。国家好好的，能出多大事？有点小事，出就出了，社会承受力慢慢高了，与“不出事”同等重要。让这两方面彼此呼应、支持，我们的社会将更健康。

从限制上级机关向下级单位无偿摊派借调人员做起吧，这对控制政府权力和责任的惯性扩张，对整治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也许都管用。 以上是老胡一孔之见，由于我掌握的信息有限，说的未必都对。

此文经四位专家学者看过，其中三位总体上支持我的看法，一位有不同意见。我决定还是把它发出来，供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