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党派与当今科学的彻底决裂！新冠病毒与美国右翼的反科学狂热_风闻

文章转发自公众号：法意读书

新冠病毒与美国右翼的反科学狂热

作者：阿里·舒尔曼（Ari Schulman）

译者：江宛铮、查雯

法意导言

本文主要探讨了美国国内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过程中，专家和政客们就口罩的防疫功能发表的意见与政策的反转以及引发的巨大争论，反思当今美国政治、文化对待科学的错误认识和态度。作者批评到，由于过去政策制定者一直傲慢地将民众视作心智不成熟的幼童，联合主流媒体，含糊其辞地塑造科学家的类神形象来为自己的政策合理性加码。在此次大流行中，专家意见于短短几周之内发生根本性转向，科学家的公众信誉受损。进步主义政治和科学的如此亲缘关系、现代大学体系愈发强烈的排斥保守派和右翼知识分子的倾向、气候变化的争端，这些都促成了右翼党派与当今科学的彻底决裂，特朗普式右翼盛行并走向了培植右翼知识分子支持己方政策，产生了如今科学沦为政党争斗中的舆论造势工具的局面。作者详细探讨了三种右翼科学专家在此次大流行中的表现，指出尽管对科学的质疑是必要的，他们运用的方法也不失科学性，但是当今右翼无根基地运用判断力的方式对改善美国国内科学和政治的关系没有帮助。作者还在本文中澄清了普通民众对科学的误解，指出鉴于科学证据的缺失与破碎，判断力在专家意见形成和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科学家并不是对客观研究结果的中立解读者，科学也并不能终极地解答人们应当如何与同伴、与家人、与未来的世代以及自然界相处的根本问题。

本文《新型冠状病毒与右翼的科学反革命》（The Coronavirus and the Right’s Scientific Counterrevolution）由《新大西岛》（The New Atlantis）杂志编辑阿里·舒尔曼（Ari Schulman）于2020年6月15日发表在《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杂志。

如果把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他的政府当作现代保守主义（modern conservatism）的体现，那么在他们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反应中，很容易看到右翼与科学和专业知识的最终剥离。有报道称，总统几个月来无视自己的情报专家之警告，即该病毒威胁到美国的国土。有个正在发生的麻烦在于特朗普是否会解雇自1984年以来一直领导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的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还有总统每天充满热情的“演出”——白宫新闻发布会上，他站在科学家旁边，这些科学家在他推测死亡人数被夸大，身体内的阳光可能会杀死病毒时，脸色惨白。

总统和他的盟友对病毒的反应更令人好奇的是，他们对科学专业知识的接受程度很高。为了对抗声称超过200万美国人可能死亡的模型，怀疑论者提出了相反的模型，声称伤亡要低得多，也反对普遍估计的1到 2%的感染死亡率。斯坦福大学流行病学家约翰·奥尼迪斯（John Ioannidis）的一系列研究中，声称伴随着季节性流感，实际几率可能低于大约 0.1%。福克斯新闻主持人们被硅谷企业家在Medium网站上发表的以同样方式论证的病毒文章给迷住。最臭名昭著的是，迪迪埃·拉乌尔特（Didier Raoult），一位无赖的法国研究人员，当他声称提供证据证明羟氯喹和阿奇霉素这两种广泛使用的药物可能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方面非常有效时，一夜之间成名的原因——导致总统宣布这种治疗方式可能是一种“奇迹般”的治愈。

这种大流行揭示了共和党人听从专家意见的严重失败的说法也因危机的另一个因素而复杂化。专家们对于流行病的许多了解都有严重的错误。这是一个可悲的讽刺，也是专业知识政治功能失调的一个有用的简略表达方式，特朗普怀疑论者标榜的大多数谈话要点—它不像流感那样危险，没有证据表明口罩或检疫或旅行限制有效，取消活动和留在家里并佩戴个人防护设备（PPE）只能是非理性歇斯底里的产物——在几周前曾是许多专家和他们的新闻解释者的常规智慧。

新冠病毒危机是关于分裂、冲突和混乱的故事

这场危机的故事并不完全是那些知道答案的科学家和一个不愿听从他们意见的政党的故事。相反，它是一个关于分裂的故事——包括冲突和混乱，专家不被信任，每一方都在培养自己的专家阶层以完全击败另一方之专家阶层。这也是讲述一群自诩为讲真话的局外人是如何使科学的神话与机构产生对立之反常故事，将其从对抗病毒的工具扭曲成攻击机构工具。

图为文章截图

大流行期间政治和科学关系之不正常，在口罩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从一月份开始，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官员就向公众建议，没有必要用口罩来保护健康的人免受病毒侵害。2月和3月，美国外科医生声称，口罩“实际上可以增加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因为戴口罩的人可能会更频繁地接触他们的脸。主要新闻机构普遍赞同口罩不会减缓传播的说法。

随着疫情的加剧，要求改变这一指导意见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学家齐娜普·图菲西（Zeynep Tufekci）在3月的《纽约时报》评论文章中指出，口罩可以保护医护人员，但不能保护公众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而在抗击新冠病毒方面表现良好的亚洲国家，由于经历了SARS，已经将口罩的使用规范化。4月初，疾控中心终于改弦更张，引用了它声称的“新证据”。世卫组织也在6月初跟进。

从头条新闻和官员在口罩问题上的态度反转，很容易让人觉得科学已经完成任务，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对一个关键的公共政策问题进行研究，并随着口罩有效性的新证据出现而否定了旧的共识。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引用的“新证据”实际上是关于病毒本身的症状前传播—调查人员推测的可能性，并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初始阶段暂时收集了背后的证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所引用的一些研究在发布建议时已经过六个星期了。

至于广泛使用口罩对延缓呼吸道病毒传播的有效性，实际上自疫情开始以来，这个证据没有任何变化。现在的证据仍然是当时的情况：部分的和有条件的。它来自于理想化的实验室条件，或者是过去不可能进行随机对照的其他病毒之爆发。在像目前这种大流行病迅速变化的危机中，甚至连建立一般的相关性都非常困难，更不用说确定因果关系了。换句话说，美国口罩咨询意见的改变并不是因为证据明确规定了什么，而是因为专家对现有证据的判断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判断本身主要不是科学的——它是对证据应如何指导行动的审慎评估。但当时的主要报道表明，科学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专家们仍然扮演着他们熟悉的中立证据解释者的角色。

即使事后看来，最初的判断也可能是有道理的。面对个人防护设备的严重短缺，医护人员需要优先考虑，而这意味着公众将不得不等待。但卫生官员和一些记者并没有诚实地传达此信息，而是提出了一系列模棱两可的说法。世卫组织说，没有证据表明“健康人戴口罩……可以防止他们感染呼吸道病毒”，并认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口罩使用“可能会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美国沃克斯传媒旗下的新闻评论网站Vox问道：“为什么人们会恐慌性地购买口罩？”并引用一位专家的话警告说，口罩不能保护健康人，可能会显得“过于危言耸听”。

科学界权威和公众之间坦诚沟通的差距

这些迟缓的公告篡改了核心问题，即口罩是保护佩戴者免受他人伤害，还是保护他人免受佩戴者伤害。他们将公众视为等式中的一种输入——一方面，他们是病毒传播的可疑且可训练的载体，他们无法弄清如何正确佩戴口罩，另一方面，他们是信息的鲁莽处理者，他们可能会过度自信，承担太多风险。很少看到主管政策的专家将公民视为有能力的成年人，可以教育他们如何正确使用口罩，或者可以期望他们以公民责任为由适应新的口罩制度。(有人可能会说，科学权威和公众之间坦诚沟通的这种差距，造成了特朗普本人非常乐意填补的真空。)

正如图菲西指出的那样，官员们本可以向公众提供他们自己理解的真实情况。他们本可以很容易地解释说，他们还不能绝对确定口罩是否能作为遏制病毒的手段。他们可能会进一步阐述他们没有立即提供口罩咨询的真正原因：口罩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传播，也许相当多，但由于该国未能制造足够的口罩，他们需要首先向医护人员提供。官员们并未如此行动，反而给予公众傲慢的态度。

当公共卫生当局以及那些坚持简单地服从他们的人，最终做了一个改变，他们破坏了他们的信誉，侵蚀了公众的信任。他们的做法隐含着一种家长制的做法，很容易被解释为对立的：他们将公众视为自身福祉的障碍，并愿意在空前的危机中轻描淡写地回避，以保护公众免受其害。

这个问题很难说是脱离于口罩问题。确实很难想象最近的任何一场危机，而且以专家权威的名义做出的声明如此迅速地受到质疑。

**在一定程度上，专家智慧的不断逆转是由这一流行病的前所未有的性质和规模直接造成的。但在其他方面，迅速动员起来的专家共识显示出明显的傲慢迹象。**例如，当这种病毒首次在中国出现时，世卫组织就左顾右盼，说没有证据表明它可以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几个月来，世卫组织官员坚持认为，它缺乏可靠的证据来建议广泛使用口罩，部分原因是公众无法正确佩戴口罩。有名声的记者们，甚至一些公共卫生机构在1月和2月时也对疫情的真实情况做出了类似的根本性误读，并造成巨大的后果。例如，纽约市公立医院院长米谢尔·卡茨（Mitchell Katz）敦促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Bill de Blasio）让该市经济全速运转到3月，并给他的老板发邮件说，“没有证据表明停业封闭有助于阻止传播”，即使像中国和意大利这样的疫情早发地区已经采用封闭作为平缓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手段。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卡茨更担心公众的心态，而不是健康，他对德布拉西奥说：“取消大型集会会让人们对这种疾病产生错误的印象。”

当经挑选和过滤的说法进入更广泛的媒体上时，这些说法往往伴随着影射那些持不同意见者的不良动机。《新调查》（The New Inquiry）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隔离检疫、关闭边境和旅行限制——这些现在都是全球应对的核心工具——或多或少地被科学证明了，相反地，它们的启动动机是“仇外心理”和“民族主义分离”的愿望。一系列似乎没完没了的头条新闻警告说，“真正的传染病”是恐惧、恐慌、误导或耻辱。甚至在2月下旬，微调专家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还在思索 “让我们对冠状病毒感到恐慌的认知偏差”。(桑斯坦解释说，这种可悲的危言耸听心态之原因是一种叫做“概率忽视”的东西。)

**短短几周之内，由于对专家共识的不合理蔑视而引起的众多观点实际上变成了专家共识，这表明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如何谈论专业知识。问题主要不在于专家们错了——那是可以预期的。而是我们的领导机构和公共信息渠道不断地将专家的保证视为对既定科学的中立解释，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而这些专家的建议被转化为主导性的政治话语，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艰难的判断，即如何针对一种新的、鲜为人知的威胁采取行动，而是作为一种借口，来控制礼貌性意见的界限，嘲笑持不同意见者。

美国需要重新审视美国文化如何谈论专业****知识

这个问题在包括埃博拉和SARS在内的传染病爆发中有着长期而麻烦的历史。风险传播研究者彼得·桑德曼（Peter Sandman）将这种模式描述为 “不要吓唬孩子”。普林斯顿大学学者劳拉·H·卡恩（Laura H. Kahn）在她的指导性著作《谁是负责人》（Who’s in Charge? ）中认为，那些借助科学专业知识权威的政治和知识领袖们，常年把传染区的成年公民当成不听话的孩子。把政治判断当作对专业知识的中立解释，其不正当的结果是，它实际上破坏了判断的合法性，损害了专家的信誉。

**这个问题不仅仅局限于疾病的爆发，而是渗透到我们关于科学的讨论中。在一系列非常广泛的问题上——核电、转基因食品、疫苗、气候变化、教育、新兴生物技术的伦理影响——公众得到了一种描述科学专业知识能够裁决最困难的政治问题的说法。**这就是不幸的“为科学游行”的主旨，也是奥巴马总统承诺将科学置于政治之上的主旨。这也是难怪公众对科学专业知识的信任度下降的原因吗？

正如特朗普总统所展示的那样，信任度下降的地方，揭穿者比比皆是。尽管由专家管理的现代科学之功能失调声称有明显左倾的价位和谱系，但它最近发现美国右翼是一个义务的宿主有机体。正如《科学和科技问题》（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编辑丹尼尔·萨维茨（Daniel Sarewitz）干脆地对我说的那样，“我没看到共和党人拒绝接受专业知识，尽管他们在相信哪些专家方面确实有一些难以解释的想法”。

新冠病毒怀疑论者组成的专家小组提供了一个案例。在主流舆论迅速趋于平坦化的情况下，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却对群体免疫策略大唱赞歌，这一观点在美国的许多怀疑论者中继续保持着影响力。特朗普右翼将口罩视为暴政的象征，声称获得了公共卫生权威机构的信任，因为记者亚历克斯·贝伦森（Alex Berenson）引用了最初在口罩问题上的分歧意见，认为这是缺乏证据的表现。同样地，在大流行初期，客气的意见认为病毒不像流感那么严重，而特朗普怀疑论者则将这一言论作为所有已被证实的科学来回应，正如他们也试图淡化大流行的高死亡率，将大量未被发现、无症状的病例理论化——这将意味着社会已经接近获得群体免疫力。

这些观点中的每一种都有对证据的精心解释作为支撑，并由一批科学家和自封的流行病学家提出。而这些人物反过来在右翼成为名人，成为歇斯底里的正统派、勇敢的真理代言人。

新冠病毒的反专家们分为几种明显的知识分子风格。**一种类型体现在理查德·艾普斯坦（Richard Epstein）和亚伦·金恩（Aaron Ginn）身上。**爱普斯坦是一位法律学者，在3月中旬嘲笑了对病毒的“恐慌”，并提供了他自己对美国500人死亡的预测，如果是严重错误的估计，据说在特朗普政府对危机的审议中没有赚多少钱。(艾普斯坦后来将他最初的预测上调了。)硅谷企业家金恩在Medium上发表了一篇详细的论文，声称病毒的危险性被彻底夸大了。这篇文章在保守派媒体上进行了病毒式传播，最终被Medium撤下。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人物描述为一种非常特殊的权威代表，长期以来被尊为商业思想右翼的文化英雄：幕后专家，自学成才的引导者，他们声称要穿透胡言乱语，告诉大众这一切到底有多简单。**幕后专家通过网络为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的治理模式提供动力：我将召集几个人，我们将在周末梳理并解决问题。与幕后专家密切相关的是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技术专家，其新型冠状病毒化身是亿万富翁硅谷风云人物伊隆·马斯克（Elon Musk）和法国羟氯喹预言家迪迪埃·拉乌尔特（Didier Raoult）。马斯克早期将病毒视为过度炒作，后来又轻描淡写地保证只有在需要的情况下才会将特斯拉工厂转为生产人工呼吸机，他还堂而皇之地藐视阿拉米达郡的封闭令，让他的主要特斯拉工厂继续运转，体现了建设者和实干家们的“停止恐慌且我们已经有信心”的思想。

拉乌尔（Raoult）基于一个只有36名病人作为受试者的研究便推测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具备疗效。然而他和格雷戈里·里加诺(Gregory Rigano)一起非常积极地推广该药物，后者的真实职业是律师，却错误地将自己展现为医学研究员。紧接着在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的节目中，里加诺（Rigano）就告诉观众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已经被证明“对新冠病毒有百分百的治愈率”。这个故事在福克斯旗下媒体上发酵渲染，并且很快引起特朗普总统注意，拉乌尔（Raoult）本人随后出现在奥兹医生秀（the Dr. Oz Show）。据《纽约时报》报道，拉乌尔（Raoult）曾经写道：“我相信想法和理论就像流行病，如果质量优良就会在人群中扎根。”

**最后一种右翼反专家人士的主要做派是指出官方知识的谬误，尽管其有时会把阴谋论理论作为依据。**斯坦福研究员约翰·伊奥尼迪斯（John Ioannidis）即属此类，他曾警告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封锁措施，并声称事实上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可能与季节性流感相同。尽管有时类比是不可靠的，伊奥尼迪斯（Ioannidis）已经称得上运用诠释学方法质疑专家建议的人群中严肃的一派，朱迪·米科维奇（Judy Mikovits）是这一严肃派中的极端分子。她曾是一名病毒研究员，在纪录片《人祸》（Plandemic）中担纲主角。米科维奇（Mikovits）宣称，之所以频繁出现新冠病毒致死案例，就是因为数十年疫苗种植削弱了我们的免疫能力，以及戴口罩会“激活”病毒。

**任何一个试图适应2019冠状病毒问题上不断变化的专家共识的人，都容易至少在广义上捍卫“共和党人对科学宣战”的说法，认为右翼新兴的一批反专家人士仅仅是一帮科学怪人。**但是，右翼反专家人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真正的专家，尽管并不都是在他们发表意见的领域。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善于巧妙纯熟地借鉴科学探索的方法论与理性主义言论。

粗疏派专家与勒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和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开创的启蒙运动的怀疑主义探究模式不仅仅只在表面上相似——（二者都）大胆拒绝因袭的智慧，追求在严格遵循第一原理的条件下通达真相。艾珀斯坦（Epstein）和Ginn(吉恩)的追随者可能会振振有词地把二位当成科学界的浪子：他们清除繁杂的无用之物，将恼人的议题拆分为基本的模块进行思考，是自信的理论学家。假定专著和宣言之间存在一个明显差异，它绝不是方法论层面上微不足道的或单单表面上的那种。即便是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principia）的作者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 ，晚年也以炼金术(Alchemy)为主题写出了长篇巨著。

右翼反专家主义为何盛行，这个问题在我们面对明显、或在某种程度上属于科学界成员的新冠病毒怀疑论者时变得更加复杂。伊奥尼迪斯（Ioannidis）和拉乌尔（Raoult）都有着卓越的科学界成就，赢得了开拓者的美誉，并至少在大流行初期仍保有广泛的声望。米科维奇（Mikovits）尽管如今已声名狼藉，也曾是一名有前途的病毒研究员。

**这三位还有一个共同点：均与当今科学界存在着对立关系。**米科维奇（Mikovits）曾经拥有光明的前途，直到其在业内权威杂志《自然》（Science）发表一篇显然具备重大突破性的（内容是宣称发现感染某种病毒会引发慢性疲劳综合征（Chronic fatigue syndrome））但是后来被她撤回的文章。在此次事件中她被指控不端行为和操纵数据，被实验室开除（她本人否认上述指控，坚称自己是清白的）。伊奥尼迪斯（Ioannidis）对揭露可复现性危机有重大贡献——他们的研究表明，许多心理学、社会学与医学领域的颇受赞誉的研究结果仅仅是侥幸得出的。拉乌尔（Raoult）证明了在他成长的关键时期，他的一位研究导师操纵了证据，目的是使得研究结果符合一个当时主流、但后来很快被拉乌尔（Raoult）证伪的观点“南欧斑疹热 (Marseilles fever)不具有致命性”。拉乌尔（Raoult）把一位批评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研究的人称作“女巫猎人（witch hunter）”，把那些支持他正致力于推翻的具备众多试验基础的研究结论的人贬称为“骗子（cheaters）”。这些人物都以用科学屠宰神圣之牛为乐——尤其是科学界的圣物。

**关于新冠病毒，他们很有可能像早年间取得关键性的科研成就一样，也做出了一些有用的评论，得到了部分真相。**伊奥尼迪斯（Ioannidis）认为能证明封锁措施有效性的证据是有限的——该观点显然是正确的，他还提出未被检测出的无症状感染者人数是确诊病患数目的许多倍——这也有可能是正确的（尽管倍数可能不如他所宣称的那么多）。截至本文写作时（2020年6月15日，译者注），拉乌尔（Raoult）关于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有效性的研究可能会被部分证成，因为有证据表明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可能对遭受“细胞因子风暴（cytokine storm）”的2019冠状病毒病重症患者具有疗效，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会引诱患者自身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患者自己的身体。

米科维奇（Mikovits）是新冠病毒怀疑论者中最重要的一位。《人祸》（Plandemic）将她描述为勇于对抗腐败的科学并遭受迫害的真相讲述者（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在影片和米科维奇（Mikovits）有关病毒的反专家理论中是关键的反派人物）。她的书《腐败的瘟疫：在科学的承诺中恢复信仰》（Plague of Corruption: Restoring Faith in the Promise of Science）在四月份出版，题词是传说中伽利略在被斥为异教徒后对天主教审讯者说的一句话“地球还是在转啊（Eppur.si muove（And yet it moves））”。该书的前言由反疫苗人士小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撰写，他在其中宣称米科维奇（Mikovits）和伽利略（Galileo）的相似点不止题词展现的，将前者描述为被建制派未经正当程序武断扼杀的“殉道者”，提供“经审查的‘危险的’科学”的“革命者”。右翼新冠病毒怀疑论者——尤其是反建制派专家自己，热切地将反建制派专家刻画成烈士、对抗建制派审判（Inquisition）的英雄。

想象一个聪敏富有求知欲的学生，醉心于学术明星梦但因进步主义而失望祛魅。（这样的学生有很多）。在学生受到适量的英雄主义神话浸染后，包括伽利略（Galileo）、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苏格拉底（Socrates）和休谟（Hume），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工程师在记事本上勾勒出登月任务蓝图，不难想象他们可能会认为围绕新冠病毒的争论遵循同样动力坐标——并能从公开宣称希望的怀疑论者那里汲取比预言末日的专家更大的启发。

假定我们将特朗普式右翼与科学的关系类比为一个过分热切的大学二年级工科学生、已逝的气候变化怀疑论者S.弗雷德·辛格（S. Fred Singer）一类的科学牛虻与科学的关系，接下来我们需要更深入地理解这样的关系如何以及为什么发展。

特朗普支持者和古典保守主义的关系紧张动荡，但是如今右翼的主张中清楚地浮现出保守主义运动中久已有之的对纯粹科学治理的警惕。我们长久以来坚持警惕专家过分自大，防范科学演化出宏大的社会实验，防止科学成为专制的正当化依据，这非常正确。保守主义固有对用科学理性为技术和政治力量赋权的警惕。

上述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人类历史上发生过众多实例：优生运动（eugenics movement）在美国诞生发展而后被德国采纳；苏维埃理性计划造成的恐怖；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国兴起的技术型官僚乐观主义(technocratic optimism)；直到今天，运用生物科技手段消灭弱点和弱势群体的呼声仍然存在。

过去半个世纪同样见证了保守派和重要科学机构缓慢而彻底的决裂。近期的研究显示，政治界对几门科学学科的认定存在许多分歧——尤其是保守派占据极小块地盘的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

我们不可能简要概述出一个不涉及文化之争的决裂史。但是可以说，现代大学体系的自我理解有所改变并导致它和保守派之间的相互猜忌愈发深刻。右翼知识分子愈发倾向于表现的像是引领负责公开调查的机构的局外人，并且很大程度上因为他们实际上已然就是。观念和事实互相促进与加强。

但是在特朗普派右翼和伽利略派右翼的崛起中发挥最重要作用的，是国内政治中越来越重视诉诸于科学的倾向。自然科学学者沙尔维茨(Sarewitz)认为，关于科学与政治正确关系的传统看法——即科学能裁断普通的党派争端——起源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当时科学不仅揭露了一系列环境问题，而且被自由左派（the liberal-left）援引，用来证明他们对上述问题对策的合理性。

后续有关气候变化的争端进一步增强了科学与进步主义政治的亲缘关系，加速了科学与右翼的决裂。数十年来“能否通过使能源更昂贵来降低风险的科学和政治问题上所有争论毫无结果”，沙尔维茨(Sarewitz)写到，“这已经彻底地将保守派与气候变化隔绝开来，以至于曾经引起人们兴趣无数的能源创新项目…其风险之高在如今的右翼看来可与特洛伊木马比肩。”这种动向被一系列的辩论所强化——主题包括胚胎干细胞研究，人工流产，医生协助自杀以及克隆——其间自由派的党派人士宣称他们的观点是符合科学的。

上述动向并未导向我们通常预计中的共和党排斥科学本身，相反的，共和党依旧认可科学的方法论、了解世界知识的热忱、掌控自然的野心、理性探寻和研究中展现出优秀，只是采取了现有科学建制——它的特定机构，以及它所认同的专家班子——的局外人视角。

目前反建制派远未堕落腐化，它囊括了许多哲学、政治理论和业余文艺领域扎实的工作，旨在复兴当下不受重视的一种西方思想传统，即科学不是决定政治的唯一要素，也并非完全脱离政治。更严肃详尽的批判由右翼人士针对不加批判地尊崇专业知识的做法提出，该观点试图让科学研究的功能属性尽可能地偏向锻炼人类能力，而非宇宙对人类事务决策之侵扰。

但是反建制派无可避免地被卷入文化之争。保守派很清楚“这是科学支持的观点”这句口号的政治力量——事实证明，对一些人来说，这句话强大到他们无力抗衡。一些保守派思想家试图明确颠覆这种说法，那些反对核能、反对转基因生物（GMO），吃有机食物，相信新时代灵修（New Age spiritualism），反对疫苗的反科学人士是真正的进步主义者。但更常见的是，这场科学文化战争中右翼的反专家人士为了散布怀疑的风气，尤其在气候变化领域已经开始收集建立一套相反的证据，力图运用科学的方法打败科学。

**上述趋势由来已久。而特朗普时代偏偏没有阻止右翼采纳伽利略式态度。也许这是无法避免的：尽管伽利略式态度与历史的关系紧张脆弱，但是它具备我们文化的科学神话里最为清楚明了的模型——在那个神话中，伽利略是其时科学界的异议分子，自视受到了一个腐败权威的迫害并认为自己有充分理由取而代之。**伴随着长久以来层出不穷的科学异见者，伽利略神话仍在继续——这些异见人士自视以实际行动继承了启蒙运动的怀疑式探索的遗产：现有机构与制度在他们看来只是真实科学世界里被哈哈镜扭曲后呈现的样态，是他们彻底地将个人从压迫中解放。但是我们如今发展的问题是，伽利略模型不仅经常引发反建制式的探索，还会导致糟糕的科学研究。在其产生之时，伽利略探索科学的态度是对真正排挤和迫害的反抗——但如今这种质疑姿态因为过于轻松易用而泛滥，模糊了真正的价值。

关键是要认识到，后世的伽利略式揭穿科学的风格如何背离了早期反对科学权威的模式。尽管这些模式——或坚决有力、或愤世嫉俗——都在试图建立一套对抗性的科学体制，伽利略模式的实质是缺乏固定立场的反建制派（anti-institutionalism）。套用一句老话，即存在狗追车的困境——它努力奔走追逐却从不对成功后的行动有所规划。

狗追上车后的情况会有多糟糕，大流行期间特朗普总统与科学界的关系为我们上了严肃的一课。即便是如今，他们手握权力，能够掌控科学体制的关键要素，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们除去扮演被排挤的局外人角色，根本无法理解科学。

我们可以用总统本人对那些科学家的戏剧般的心路历程很好地解释这一点。除去零星的例外，他似乎对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的受他掌管的专家们只有两种态度：督促他们竭力奉承与顺从，或者（在他被顾问劝阻，不要采取他偏好的捉摸不定的行事方式的时候）冲他们发火。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是最值得关注的被卷进这场争端的公共卫生专家，不仅仅因为他专业能力卓越，还因为大流行期间，总统对他的态度几乎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一天一变地摇摆。

特朗普与福奇（Fauci）

开除福奇运动的右翼领导人显然向特朗普学习了言辞话术。和特朗普一样，它们不认可任何稳定可靠的事实，只承认能够在当时被用于反对腐败专家的事实。他们在抗议时并不考虑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即总统或许能够不把福奇（Fauci）当作非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一样遵从，福奇（Fauci）只是因为经验丰富所以能在总统独立决策时提供帮助的建言者。唯一的选择就是在会议室热情洋溢地“出演真人秀”。

以及，尽管现在看来这些争议对特朗普的地位构不成影响，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他）与某些专家的恩怨由来已久，可以追溯到与当今右翼的政府和统治阶级有着更深层次矛盾的一个动态。

在大流行到来之前，根据《华盛顿邮报》2018年1月份的一篇报道：美国驻中国北京大使馆派出的一队科学家外交官员曾反复地造访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他们向国务院（State Department）发电报时，对实验室松懈的安全标准表达了严重担忧——还特别警告存在着源自蝙蝠的冠状病毒导致一场新的类似非典的大流行的风险。该报道称，“大使馆官员曾呼吁美国政府给予这个实验室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来帮助它解决问题。”

显然，政府当局并没有给实验室提供帮助，也没有采取其他任何措施来解决这一预警反应的问题。反而，在大流行爆发后，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撤销了曾和武汉实验室进行过合作研究的美国科学家拥有的受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资助的资格。

这个撤销本身充分显示了特朗普政府对科学的敌意。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失败似乎不仅仅是没有根据大流行前的警告采取行动，还包括没有充分利用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科学家与他们中国研究伙伴的关系——关于是否进行外交官们建议的制度性帮助，更深入了解实验室正在进行的工作的安全状况，或施加压力要求实验室提高安全标准乃至转变其研究方向，不再研究更致命的病毒。如果当时他们能运用这些方法，其时就能有充分的理由把威胁终止资助作为终极施压手段——并成功起到在当时就消灭病毒威胁的作用。但是根据我们的了解，特朗普政府跳过了上述步骤，选择了在大流行病已经发酵之际直接停止资助。

从特朗普政府极端的态度来看，它对待科学研究机构，只知忽略而不具备以其他方式认真处理相关事务的能力。在情势逼人之前，特朗普政府的官员没有认真直面那些联邦科研机构，径直选择了忽视。一旦情形真的紧迫到必须直面这些联邦科研机构，政府当局似乎只会粗暴地接管。牛虻会引发科学本身的恼怒——并且对于科学而言，为了不囿于自满和下意识地期望文化与政治服从自身的自我认识，这种刺激有时是必要的。但是一旦牛虻占据主要地位，它会不知所措，显示其缺乏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改革制度的能力和远见，更别提制度革新了。

我的同事布伦丹·福特（Brendan Foht）评论说，在大流行期间我们的文化主要把科学当作管理舆论意见，而非解决问题的手段。我们就像投资者查看股票市场一样查看譬如世界实时统计数据网（Worldometer）这类追踪病毒数据的网站；我们热切地分享能够证明我方观点具备科学性而对方观点是情绪化产物的最新研究。

特朗普派右翼指派组成了早期专家团队，他们对新冠病毒病的严重性质疑不断，说辞有：科学证明该病毒还没有流感致命，正在侵袭人们的是恐惧。具备讽刺意味的不仅仅是这一点，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特朗普派右翼越来越多地援引科学作为维持本派民众支持率的工具。主要由于这一点，右翼非常痴迷于就该病毒的致死率讨论争辩。正如福特（Foht）所写，弄清楚致死率到底是1%抑或是0.5%，对我们弄清楚应何时重开餐馆或如何安全地重开餐馆没有丝毫帮助。这种争论只可能告诉我们这场危机是虚假的——就像多年前的地球中心说支持者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之所以觉得危机是真的，不过是一叶障目。

关于科学的这些具备腐蚀性的、肤浅的、永无休止的争论中，唯独遗漏了对“判断力（judgment）”的讨论。抛开判断力，我们不可能理解科学家提出建议、领袖合理运用建议的过程。尽管判断力的重要性貌似显而易见，但它已然被将科学视作中立、类神的客观真相发现者的普遍心理遮蔽。真正地理解判断力在专业知识中发挥的作用，将会给我们带来如下好处：“追随科学”这种恭敬的语言不再必要；我们无须再遭受别人傲慢的“谆谆教诲”——你不同意专家观点，是因为你有认知偏见；在专家们出错的时候，不必再当作惊天动地的丑闻。

 鉴于此次大流行已经清楚地显示了判断力应当在科学中扮演何种角色，我们无需进行认知革命就能理解。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大流行相关模型包含了多重假设，创造和运用这些模型均须运用自由裁量。并且，尽管许多州长都宣称自己遵从科学行事，任何观察者都应该轻易地发现了，依据支离破碎的证据和相互矛盾的专家意见作出决策需要相当的谨慎。明智和灾难性的领导之间，关键的分野在于是否具备良好的判断力，而不是对科学的遵从或反抗程度。

我们的政治事务长期以来被一个神话迷惑，认为科学是神使，能解答我们关于自身应当如何与同伴、与家人、与未来的世代以及自然界相处的根本问题。根据这个传说，我们应当对专业知识采取的态度无非两种：服从或揭穿其虚假。因此，在他人援引科学时，我们要么觉得对方在自鸣得意地企图控制我们，要么是野蛮地否定明显正确的事实。

此次大流行已经表明，以科学为耻的观念非常危险。但揭露科学虚假性的态度也许造成了更凶险的危机：自诩信奉伽利略的右翼（the Galilean right）不无理由地认为援引科学常常只是为了遮掩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正在起决定性作用的真相。问题就是，右翼的科学牛虻们只是决意夺取这种对科学的把控权，并不打算把和科学的关系提升到更人道的状态。这些伽利略信徒以为自己击败了对待科学采取奴隶式姿态的群体观念并高兴地不能自拔，变得更容易被操纵和盲目相信。

在一篇发表于2013年的充满洞见的论文中，安东尼· 米尔斯（M. Anthony Mills）援引G·K·切斯特顿 (G.K. Chesterton)的观点，提出把阴谋论者视作推理论证能力有缺陷的人的想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如果与反疫苗人士（anti-vaxxer）或坚称新冠病毒病只是流感的人士交流，你或许会惊诧狼狈地发现，他们对现有研究的掌握程度比你还好，会坚持回答你的问题或充满技巧地躲闪腾挪直到你筋疲力竭地先行停下。他甚至能通过给所有能观察到的事实提供一个解释来“给他人保留颜面”。米尔斯（Mills）写到，“他们的判断力并没有缺陷，问题出在他们的判断是没有根基的。‘丧失判断力的人并不是疯子，疯子是除了判断力一无所有的人。’”

自诩信奉伽利略的右翼（the Galilean right）所犯的错误，并非丧失判断力——他们的判断力恰恰朝着反常荒谬的方向富足太过——而是在和科学权威的斗争中丧失了理智。判断力让位于技术，解构打破了体系自洽，整体图景被撕裂成熟练的涂鸦。在被科学界驱逐以后，摇摇晃晃头晕目眩的他们以为自己被科学界赋予了炸毁现有建制的力量。

图为本文作者阿里·舒尔曼（Ari Schulman）

文章来源：

Ari Schulman , The Coronavirus and the Right’s Scientific Counterrevolution, New Republic, June 15, 2020.

**网络链接：**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58058/coronavirus-conservative-experts-scientific-counter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