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肖阳 肖巍｜面对全球化时代的疫情，没有谁可以独善其身_风闻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正在全球蔓延。在这一全球公共健康危机的紧要关头，伦理学责无旁贷地需要担负起凝聚全球公共健康共识、保护全球健康、协调多元文化、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推动全球公共健康治理的历史重任。然而，在国内外伦理领域，围绕着“全球伦理”等问题却一直争论不休。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公共健康困境，超越已有的争论和分歧，我们需要使用新的概念工具分析问题。“全球公共健康伦理”（global public health ethics）或许可以成为这样的新工具。

图源：澎湃新闻

既有文献在提及全球健康问题时，通常使用诸如全球健康（global health）、全球公共健康（global public health）、国际健康（international health）、人口健康（population health）以及全球化时代的健康（health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等概念，当人们试图从伦理角度讨论这些问题时，常用的概念主要有全球伦理（global ethics）、全球健康伦理（global health ethics）、全球生命伦理（global bioethics），所讨论的问题大致包括：全球健康不平等（global health inequalities）和全球健康公正（global health justice）,以及从全球伦理视域对于易受伤害性（vulnerability）、健康责任、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流行病监测、健康大数据等问题的分析，尚未见到“全球公共健康伦理”的提法。本文认为，这一新概念不仅有助于从理论上超越既有关于“全球伦理”和“全球生命伦理”等问题的争论，从全球公共健康视角整合既有研究，亦可更具针对性地锁定研究“靶点”，以一种伦理新视角思考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团结国际社会共同抗疫。为此，本文试图探讨全球公共健康伦理概念，并基于这一概念对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进行三个维度的思考——伦理目标、价值观和伦理原则，期待着这些思考有助于促进关于全球团结抗疫伦理共识问题的研究。

概念界定：全球公共健康伦理

在伦理理论中，概念至关重要。人们需要用概念概括、提炼和分析意欲研究的问题。廓清和建构概念不仅包含着人们对于问题的概括、认知和解决的期盼，也体现着对不同方法论的选择。因而，每个概念都应具有三个功能——揭示出问题的本质、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达到所期待的结果。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什么是“全球伦理”？什么是“全球生命伦理”？“全球伦理/全球生命伦理”是否可能？这些都是在当代伦理学领域有争议的问题，提出“全球公共健康伦理”概念必须首先面对这些争论。

（一）从“全球伦理”到“全球生命伦理”

“全球伦理”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1990年，德国神学家孔汉思在《全球责任》一书中率先提出这一概念。在他看来，全球伦理便是达成对于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在这样一种急剧变化的全球形势下，人类需要有一种远见预想和平地共同生活，预想不论人种、伦理群体和宗教如何都能共同地分担照看地球的责任”。然而，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引发了一场持续30年的争论。赞成者认为，全球伦理形成的原因在于全球化趋势和由此产生的人类共同利益，以及人类的共同人性、理性和逻辑思维法则。这一概念及其理论有助于应对西方社会现代性的道德危机。西方社会现代性主要有三重内涵：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支撑这三者的核心理念便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人权观念。它们不仅导致西方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内在分化和价值冲突，也形成了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全球伦理是解决这些分化和冲突的唯一方法。而反对者认为，“全球伦理”无法形成，其理由在于：其一，全球伦理的客观条件是人类共同体形态的形成，但由于道德的多样性和政治的多极化，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其二，全球伦理作为普遍的价值体系，本身就存在着对于这种普遍性是否“合理”的追问，而对于“谁的正义”“何种合理性”等问题始终不存在统一的或者唯一的答案；其三，由于利益主体和价值观念不同，全球伦理在实践中也难以推广；其四，全球伦理隐含着文化霸权的可能性。

德国神学家孔汉思

图源：华文网报

为了避免上述分歧，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学者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廓清“全球伦理”的内涵方面，并形成四种不同理解：其一，全球伦理是为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所需的共同的或者普遍的伦理规范，如生态伦理、核伦理和国际关系伦理等；其二，全球伦理主要指不同伦理之间具有共性的普遍价值，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相似的表达；其三，应当以“全球意识伦理”来取代“全球伦理”，前者是人类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为维持全球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问题、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种时代需要；其四，应当以“人类共同伦理”（human common ethic）来替代“全球伦理”，而且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前者的建构具有可能性和现实性，如儒家伦理在这一理论的形成中便具有重要意义。

可以说，上述关于“全球伦理”内涵和可能性问题的争论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命运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联系起来，需要共同避免和应对各种来自自然和人类社会自身的灾难和危机。这就表明，关于“全球伦理”的探讨不能仅停留在抽象的哲学概念演绎中，而应在具体历史背景下，针对不同的和紧迫的现实问题，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的全球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讨论。面对人类与病毒、人类与疾病的生死较量，人类社会应当从全球视角思考自身安全和命运问题，“全球伦理”这一概念也应更具包容性与整合性，因为它无论意味着普遍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不同伦理道德中的普遍价值，还是意指“全球意识伦理”和“人类共同伦理”，都易于以“全球生命伦理”概念在生命伦理领域形成共识。

生命伦理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有四条经典原则——公正原则(principle of justice)、尊重自主性原则（principle of respect for autonomy）、不伤害原则(principle of non-maleficence) 和仁慈原则（principle of beneficence）。中外伦理思想史上的不同学说都可以成为生命伦理论证人的尊严、自由、权利、医疗保健制度改革、医疗资源公正分配、医患关系等问题的理论资源。尽管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中的生命伦理会有不同的特色和规范，这四条经典原则却被普遍奉行。在生命伦理领域，全球伦理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全球生命伦理意味着在生命伦理学领域，为维护全人类利益所需要的共同的或者普遍的伦理原则——可以约束整个人类的最起码的、最大普遍化原则，也包括不同文化和道德价值观之间所共同具有的普遍价值，是为了人类共同利益而产生的一种整体意识和具有普遍性的话语。与其说它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化的全球伦理体系，不如说它在意欲寻求人类社会在生命伦理问题上达成某些基本共识。

（二）从“全球生命伦理”到“全球公共健康伦理”

从“全球生命伦理”似乎可以自然地拓展到“全球公共健康伦理”。各种流行病和传染病在全球的传播和蔓延，愈发凸显出在“全球生命伦理”中加入“全球公共健康伦理”维度的意义。这一看似简单的概念转换却带来研究视角和“靶点”上的变化，使之能更具针对性地把握研究对象、揭示所研究问题的本质、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以便达到人们所期待的结果。

公共健康也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它通常被定义为“通过社会有组织的努力来实现的预防疾病，延长生命和保护健康的科学和艺术”；“是指导、维持和改进所有人健康的科学、实际技能和信念的综合”；“是地方、国家、民族和国际资源的组织形式，旨在强调影响各个社会重要的健康问题”。尽管存在着争议，但从哲学层面可以一言以蔽之：公共健康就是公众或者人口的健康。公共健康伦理便是对公共健康问题的伦理学研究，包括解决这些问题所应奉行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

从概念和研究范围来看，公共健康伦理是生命伦理的当代拓展，宽泛地说，前者亦可归属到生命伦理概念和范围中来，但二者研究的侧重点却有所不同。2017年11月，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丹尼尔·维克勒（Daniel Wikler）在“南京生命伦理学暨老年生命伦理国际会议”上讨论了生命伦理的两大层面：医疗层面的生命伦理和人口层面的生命伦理，前者侧重于研究临床医学实践中的伦理困惑，后者旨在研究公共健康领域出现的伦理问题。他认为这两个层面的生命伦理主要有五点不同：其一，前者重点研究健康保健,而后者集中讨论健康问题；其二，前者侧重于研究健康的医学决定因素，如分析患者的既往病史和家族病史，后者则侧重于研究影响人们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如社会经济地位、生存和工作环境以及社会排斥对于健康的影响等；其三，前者的范围局限于国家与地区，而后者则关注全球健康，例如分析在全球范围内，何时何地正在受到何种疾病的威胁，哪个国家或地区健康负担最重等问题；其四，前者侧重于解决今天的问题，后者则关注和解决今天、明天以及长远的未来问题，并在这三个时间维度中进行价值权衡；其五，前者的核心价值在讨论医德、病人权利和医患关系等问题，而后者的价值考量则集中在增进福利和社会公正等问题。可以说，维克勒主要是基于临床医学与公共健康学科做出这些区分：“公共健康识别和测量对于人口健康的威胁，以制定政府政策来作出反应，试图确保某些关于健康和与健康相关的服务。相反，医疗保健则试图关注个人——诊断、治疗、解除痛苦和恢复健康。”

因而，既然生命伦理与公共健康伦理在研究侧重点上有所差异，也有必要把“全球生命伦理”与“全球公共健康伦理”区分开来，以便使各自的研究更具针对性、更精准地概括和解决问题。倘若以“全球公共健康伦理”概念分析全球流行病和传染病传播产生的伦理问题，便有可能发现以往人们以“全球生命伦理”视角进行研究时容易忽略的现象和问题。例如，英国学者安格斯·J.道森（Angus J. Dawson）在反思“埃博拉”疫情防治的教训时指出：“好的医学伦理学应当更关注公共健康伦理资源，应用更多的社会、人口或者社群的价值观与视角，而不是应用在主流讨论中人们通常预设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埃博拉”是一种威胁到全球公共健康的流行病，然而，国际社会在应对埃博拉疫情时却留下价值错位的遗憾。这主要表现在人们只关注个体治疗而没有把公共健康置于优先地位,而且也并未充分意识到埃博拉疫情实际上是全球不公正问题的反映。倘若道森能够以“全球公共健康伦理”概念分析这些问题，便更能凸显这一概念优于“医学伦理”“生命伦理”和“全球生命伦理”之处。因为当埃博拉疫情在全球爆发时，在以人体作为受试者进行药物试验或治疗实验时，从生命伦理层面的确应当提出治疗护理的透明性、知情同意、选择自由、保密、尊重人、捍卫人的尊严以及社会参与等问题，而从“全球公共健康伦理”视角则需要考虑更多和更大范围的问题，例如各方、各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各国所需要承担的全球公共健康责任、短缺资源的公正分配，以及如何促进国际合作和全球团结等问题。然而，这并非意味着在公共健康危机时刻，应当摒弃生命伦理/全球生命伦理考量，而是主张把生命伦理和公共健康伦理思维整合起来，从不同侧面观察和研究问题，及时有效地提出全球公共健康治理方案。

全球公共健康伦理是为了保护全球公共健康，为研究和解决遍及全球的公共健康伦理问题所应奉行的普遍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它不仅关注到健康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决定因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健康保健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公正，也致力于为消除这些不公正而努力。在不同的流行病、瘟疫和传染病在全球传播和蔓延时，在全球公共健康危机的紧要关头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团结一致，通力合作把病毒和疾病的风险降至最低水平。 

图源：浙江新闻

全球公共健康伦理：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的思考

如果把全球公共健康伦理概念应用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践，可以启发人们从三个维度进行思考：伦理目标、价值观及伦理原则。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对于这一概念的需求实际上来自全球团结抗疫需要有伦理上的共同目标、价值观和指导原则，而这些一并构成全球一致行动的伦理共识和保障。

（一）伦理目标：保护全球健康和生命安全

依据福柯的理论，病毒和疾病也是一个物种，上帝在制造它们时也遵循培养其他生命的法则。病毒和疾病也如同其他生命一样有其自身的发展方式：生长、开花和凋谢。在与病毒和疾病较量的历史上，人类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面对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在缺乏疫苗和特效药的状态下，人类更应当从防控方面做努力，这便需要国际社会树立一个共同的伦理目标——保护全球健康和生命安全。

公共健康学科的根本目标就是保护群体、全球健康与生命安全。因而，同临床医学相比，公共健康主要有四个特点：其一，重视公众和人口的健康，强调群体，而不是个体的健康，它是为了社会，也包括国际社会而不是个体组织和发展起来的。其二，以预防为主。公共健康资源分配的有效性在于“以一盎司的预防换取一磅的治疗”。公共健康针对“社会”而不是“个人”来强调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如果说它也像个体医学那样拥有患者的话，这个患者就是“社会”。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健康是那些“挽救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生命和减少患病率的方法”。其三，涵盖面大，包括所有与公众和人口健康相关的问题，如流行病学、健康促进与教育、公共健康管理、国际健康、母婴健康、生物统计学、环境健康与营养学等。其四，它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需要以群体、社会力量和政府，以及国际行为来促进。然而，尽管公共健康如此重要，人们却往往在危机到来之时才意识到它存在的意义。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有一种普遍现象：公共健康预防工作做得越好，这一学科就越得不到重视，因为许多传染性疾病都通过疫苗等方式得到控制，人们便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疾病或者病毒已经消失。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直被说成是“现代医学的奇迹时代”，但事实上人类社会今天所拥有的健康状态绝大部分归功于公共健康的进步——清洁饮水、宜居住房、免疫、天花的消灭和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健康生活方式的选择。为此，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到公共健康与伦理不仅在目标上是一致的，而且有着天然的内在关联。疫情中更凸显出两种关联：一是“关口前移”，以“预防”行为防止灾难发生，或者降低风险程度，以“预警”机制提醒公众、国家和国际社会提前采取保护措施，做好应对各种危机的准备工作；二是“社会/全球动员”，既然公共健康保护群体、社会、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健康，便需要动员公众、社会和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社会联防联治，“公共健康属于伦理领域是因为它不仅关系到对于社会中疾病出现的解释，也关系这一状况的改善。除了工具目的之外，公共健康也涉及整体性的目标，表达了全体人民精诚团结面对死亡和疾病的承诺”。公共健康与伦理都意在“防范”，尤其是群体性的“防范”，因而也具有更大的普遍性、更强的动员力量，尽管伦理也与法律相似，倡导通过道德评价和追责谴责违背伦理规范和突破伦理底线者，以他律唤醒和维持自律，但此时灾难性的结果已经出现，这并非伦理存在的本意。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向人类社会敲响警钟：不仅要在战“疫”时意识到公共健康和公共健康伦理的存在，也要警钟长鸣，始终争取主动阻击任何病毒和疫情的全球蔓延，铭记保护全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伦理目标。

图源：人民网

（二）价值观：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在一个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时代，各国政府都在根据自己的国情、政治价值观、医疗保健体系、疫情发展阶段以及医疗保健资源储备，殚精竭虑地思考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不免有一些国家抱着一种“只顾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关紧门户、封锁边界，以为防住了国门和边界，便会把病毒隔离在外。美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对此评论说：“在这种不确定的局面下，政府必须选择如何严格地应对，必须由科学来指引。国际旅行的禁令看上去具有决定意义，但实际上却很少起到保护作用，因为人们总能想方设法地流动。他们认为‘别人’会传染‘我们’，而没有意识到传染就存在于‘我们’中间。”而且，面对这一狡猾而无国界的病毒，闭门锁户仅仅是一种隔离手段，相信它能最终解决问题便是一种掩耳盗铃式的自欺欺人。相反，国际社会亟待树立一种“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价值观，团结抗疫。2月20日，习近平主席在给美国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回信时指出：“我一直讲，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团结合作是最有力的武器。”3月21日，在致电法国总统马克龙时，他又进一步强调全球抗疫需要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一提法不仅有利于推动全球团结抗疫的行动，也是当代社会全球公共健康伦理的价值观支撑。

共同体的英文表达是community，社会学家通常把它译为“社区”或者“社群”。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解释说，共同体便是基于主客观两方面的共同特征，例如种族、观念、地位、境遇和身份等组成的各种层次的团体，规模大小不一，从社区到民族和国家共同体。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认为，共同体来自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这种理解保证能够有一种根本性的团结，理解是所有和睦相处的起点，是一种如同海德格尔所说的“内在于本体而存在”，它并非来自我外部的社会逻辑，也不是源于任何经济成本和收益的分析。显而易见，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中，共同体已经成为不同群体寻找和建立身份认同、追求和平相处和人类大同的一种梦想。严格地说来，共同体与共识是不同概念，但共识却是共同体的基础和保障，“共识只是由思想见解根本不同的人们达成的一致，它是艰难谈判和妥协的产物，是经历多次争吵，许多次反对和偶尔的对抗后的结果”。因而，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国际社会首先需要的是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价值观指引下达成全球团结抗疫的伦理共识。

从理性和道德层面，“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价值观主要缘于三点认知：其一，共同面临风险。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导致全球公共健康、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巨大风险。2020年1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论文指出：“冠状病毒是一种具有包膜的RNA病毒，广泛存在于人类、哺乳动物和鸟类宿主，可以导致呼吸道、肠道、肝脏和神经系统疾病。基于冠状病毒的高流行率和广泛分布，其基因组的巨大遗传多样性和频繁重组，以及人－动物间接触活动的增加，加之频繁的跨物种感染和偶尔的动物传人事件，新的冠状病毒可能会周期性地出现在人类面前。”目前，人类对于这种新冠肺炎的认知和应对手段还相当的有限，故此已经深陷到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所说的“风险社会”中。贝克认为，“与早期的工业社会不同，当代的核武器、化学、生态和生物威胁是：没有局限的，既是社会的也是暂时的；是无法依据先前的因果、犯罪和责任准则加以说明的;既无法补偿也无法得到保障的。”新冠肺炎疫情风险已经在客观上使人类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国际社会也必须从主观上对这一事实有清醒的认知。其二，需要联合应对风险。公共健康历来都是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是全球性的，也需要国际社会的联合应对。2020年1月12日，世卫组织正式将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2 月 11 日，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宣布把由“2019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疾病正式命名为“COVID-19”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这两次命名揭示了全球公共健康伦理的深刻内涵——这是一种未知的、新型的、需要全球或者人类社会共同应对的冠状病毒。其三，没有全球团结抗疫，任何国家都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尽管目前各国的疫情发展阶段不同，所采取的应对策略也各有差异，从某些意义上说，保护本国人民生命健康就是保护全球健康，但如前所述，病毒是无国界的，国土边界的封锁无法锁住病毒的传播，“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在疫情遍及世界时，只有全球战胜了疫情，每一个国家才能最终获得自身的安全。

（三）伦理原则：公正与关怀

依据生命伦理学经典原则精神，从全球公共健康伦理角度进行思考，疫情中需要以公正和关怀作为基本伦理原则来保护全球健康。

“正义的概念就是由它的原则在分配权利和义务、决定社会利益的适当划分方面的作用所确定的。”英语有两个词——“equality”与“equity”，认真分析，它们所承载的价值并不相同。“equality”意味着平等，“equity”则意在“公平”与“公正”，前者相当于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的第一个公正原则——平等原则，即每一个人都有平等权利最大限度地享有与其他人的相似自由不相冲突的基本自由。后者相当于罗尔斯的第二个公正原则——差异原则，即主张对最少受益者提供最大的补偿。“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以及基于社会获得的自尊都应当被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或者所有这些价值的不平等分配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获利。”在一个人与人、地域与地域、国与国之间存在巨大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社会价值分配严重不公正的时代，罗尔斯所说的“让每个人都能获利”便意味着主张对社会中最少受益者、最贫困的国家给予最大的补偿。尽管这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经济分配“不平等”，但却体现出伦理上的公平与公正，因而，这种不平等是完全可以得到伦理辩护的。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各国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应急医疗资源短缺的局面，突发的疫情会伴随着远远超出现有人力和物力的医疗资源需求，而且新冠肺炎病毒也会自由地漫游，对于任何人都会平等相待——每个人，无论贫富贵贱都会面临同样的被感染和失去生命、失去亲人的风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面对相似的公共健康危机。尽管如此，为了形成全球团结抗疫的局面，根据equity原则，国际社会的紧急抗疫医疗资源分配也应当适当地向发展中国家，或者不同国家的贫困人口和病毒易感人群倾斜，补齐短板。从理性上说，病毒已经把人类置于同一艘生命之舟上; 而从人性来说，这是人类仁慈本性对文明世界提出的道德要求。此外，equity原则也可用于思考新冠肺炎疫苗公正分配问题。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的形势让全世界人民都在瞩目和期待着救命的疫苗。3月20日，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在VERSOblog著文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她设想：假如新冠病毒疫苗试验成功，它会不会跨越国界、跨越种族、跨越性别、跨越贫富，跨越所有由人类社会设置的边界和障碍，让每一个需要的人都能仅仅由于“人”的身份而获得它和使用它呢？她担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会由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对于老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冷漠让需要的人得不到疫苗的保护。

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

图源：豆瓣网

女性主义“关怀伦理”（ethics of care）所提出的“关怀原则”也可以成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伦理原则。关怀理论试图批评主流生命伦理仅仅关注利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抽象原则和权利的倾向，代之以强调人与人、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关系和关怀。把道德视为一种关系存在，把道德问题看成关系问题，关系需要联系，关怀便是一条把人们联系起来的纽带。关怀意味着人们在身心上对他人或者他物所承担的责任，是关怀方把握他人的现实性，尽可能地满足他人需求，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实现的，并能够得到被关怀方回应的一种关系行为。关怀既是一种利他主义能力，也是一种互惠的行为。关怀方和被关怀方之间的关系也是互惠的，关怀方及时识别被关怀方的需求，并以实际行动作出反应，同样被关怀方也需要不断对自己所接受的关怀作出积极反应，并不断地转变身份成为关怀方，使关怀关系能够形成一个网络和循环链条在人间扩大和延续。病毒本身是一个冷面杀手，但关怀却在温暖着人类和世界。加拿大学者弗朗索瓦·贝利斯等人曾强调将关怀作为公共健康伦理的基础，认为人们必须摆脱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个人自由与公共安全的分离和对立，在理解人的社会本质基础上拓展自主、公正、团结等概念的内涵。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一直本着对于国际社会的“关怀原则”，体现出大国的担当，例如为遏制病毒的全球传播和防控提供各种医疗设备支持。世卫组织也不断向各国介绍中国的防控经验。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都需要有自己的防控策略控制疫情，中国经验对于其他国家未必完全适合，但传染病最本质的东西是相同的，这就是如何控制传染源，如何切断传播途径，以及如何保护易感人群。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的影响是立体的和多方面的，它会让一些正在经历自然灾害、贫穷和饥饿，以及其他病毒感染的发展中国家“雪上加霜”。目前许多非洲国家正处在“疫情碰撞”的艰难时刻，由于“社会隔离”(social distancing)和国际旅行及药物运输物流的中断，这些国家感染新冠肺炎的艾滋病或结核病患者的生命危在旦夕。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际艾滋病协会等国际组织已经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提出如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指导建议，全球抗击艾滋病毒、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也建议被资助者把剩余资金转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然而，这不仅意味着会严重影响到对其他传染性流行病的治疗，也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资金更为匮乏。因此，这些国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和非政府组织能够遵循“关怀原则”，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结语

著名国际生命伦理学家、曾任美国《医学与哲学》杂志主编的恩格尔哈特（H. Tristram Engelhardt）对“全球生命伦理”表示过失望的态度。他看到“生命伦理思考已成为一种基于棘手的人类道德多样性的不同党派阵营之间的文化战争。人们不仅在与人类生命相关的所有重大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从人类的性、生育、人类的早期生命，稀缺资源的分配以及政府权威的本质到苦难，濒死和死亡的意义，而且也看不到解决这些争议的方案”。或许，循着原有的“全球生命伦理”思维路径，他的这些看法是正确的。而如今，人类应当在各种不可预料的自然和社会灾难、疾病和死亡面前警醒，生命健康权是无国界、无种族、无关于社会发展水平的，人类已经乘坐上同一艘不知驶向何方的生命之舟，在全球公共健康的危机关头，国际社会团结抗疫才是战胜疫情的关键。 大自然正在通过新冠肺炎疫情催促人类意识到保护全球健康和生命安全、树立“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价值观，以及坚持公正和关怀原则对于凝聚全球团结抗疫伦理共识，并最终取得战“疫”胜利的必要性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