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心、国庆节：导师一生的两件事_风闻

导师晚年曾说自己：

“一生干了两件事”，这段话是真是假，一度引起热议。

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韩钢，在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那场题为“领袖暮年的讲座，应该可以告诉我们答案。韩教授从几个方面讲述了1976年时导师的政治生活和个人生活。通过分析导师晚年的身体状况和思想情况，对“一生干了两件事”是否真为导师所讲，做出了合理的推断。

1976年9月10日《人民日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导师一段颇有争议的话：

“一生干了两件事”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这段话被收入2013年版《毛泽东年谱》中。

2014年5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研究员，李海文在上海《世纪》杂志（2014年第3期）撰文讨论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的真假问题，对2013年版《毛泽东年谱》中的相关记载提出质疑。他认为，这段话并不是真的，编入《毛泽东年谱》不合适。

一个多月后，香港《领导者》杂志6月号刊出余汝信的文章，支持李海文研究员。他认为毛泽东晚年并没有说过这段话，只是社会上散播出来这样的资料之后，因与1980年代整党的思路一致，才有了这份毛泽东“政治遗嘱”。

那么，究竟该如何看待这一问题呢？毛泽东到底有没有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有，又是何时说的呢？

争议缘起：一段话的诸多版本

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第一次被官方正式发表在出版物上，是2003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下文简称《毛传》）。

书中说，1976年毛泽东在住处召见华国锋等，“又一次谈到自己一生中两件大事”，然后说了上述这一段话。

书中对这段话的注释是：“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

既然是“又一次谈到”，那么“前一次谈到”是什么时候呢？《毛传》中介绍说，大概是1972年、1973年的时候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其依据的材料是毛泽东晚年身边的两位工作人员吴旭君和张玉凤的回忆，她们表示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后曾对其说“一生干了两件事”。

而韩教授根据他所见材料说，叶剑英会议中确曾提到毛说的这两件事，但是语言表述上并不如此。

李海文对《毛传》中的记载也有不同意见。毛泽东诞辰百年时曾播放电视文献片《毛泽东》，其中即有毛泽东说这段话的情节。

当时李海文在华国锋家做采访，华国锋即对其说，这段情节是错的，主席从来没对他说过这段话。所以，李海文对此提出质疑。

2013年，中央文献研究办公室出版《毛泽东年谱》（下文简称《年谱》），在引“一生干了两件事”时，文字较之《毛传》已有所调整。

《年谱》中这段话的内容引自叶剑英的讲话，编者在书中表示社会上确实流传有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大事”谈话，但是“本书编者没有查到档案根据以及其他第一手材料”。应该说，编者是比较谨慎的。

但是李海文对此说法依然不认同。

其实，大陆公开出版物中最早引用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谈话的，是国防大学教授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他在书中的注释称，所引的这段话具体时间不详，有1月13日、6月15日两种说法。

对此，韩教授说，王书中引的这段话很可能并无权威的根据，应该是社会上散播出来的材料。毛泽东还在世的时候，社会上就已流传有这样的手抄材料。

韩教授举于光远的笔记以及他搜集的民间史料为证。这样的材料，韩教授个人收集的至少有十种。

在诸多关于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的记载中，谈话对象各有不同，谈话时间也不统一（有1月13日、6月13日、6月15日、6月25日之说）。能够肯定的是，在毛泽东逝世前，这段话即已在社会上传出。

听他们说：晚年毛泽东生活如何？

毛泽东晚年身体情况如何？目前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进行了解，韩教授比较看重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机要秘书张玉凤、护

理人员孟锦云及警卫队队长陈长江等人的回忆。

《炎黄子孙》1989年第1期

1989年，张玉凤在《炎黄子孙》杂志第一期撰文《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这是张玉凤自己写下的唯一公开发表的文字。

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1975年10月下旬，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即不不能让人乐观。

“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中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毛泽东同其他人讲话时，需要张玉凤在场，别人听不清时，她学说一遍。

有时毛泽东讲话模糊不清，她也是通过口型和表情揣摩。而毛泽东语言障碍最严重时，只能由毛自己用笔写出其所思所想。而且，后来毛泽东行动困难，两腿不能行走，只能靠人搀扶。

另外，《毛传》中多次引用张玉凤的非公开表文字，从中可以看出：从1973年开始，毛泽东手抖得非常厉害，不能自己吃饭，要靠人喂。他患有白内障，情绪烦躁，不愿见人，吃饭、喝水也很困难，至于1976年四五月间，毛每餐进食只有一两勺。

而孟锦云、陈长江的说法完全可以印证张玉凤的说法。可见，1976年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不好了。

看字：1976年导师

写了多少字，书法如何？

毛泽东的书法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无人能出其右。据官方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披露，1976年（1月9日—6月25日）毛泽东写出的批示有15件（《年谱》披露的有19件）。

第一件是1月9日关于周恩来丧事报告的批阅文件，只有两个字“同意”。最后一件是6月25日毛泽东与华国锋谈话时所写的纸条，也只有七个字：“国内问题要注意。”所有批件加在一起共19件，其中只批两个字的有9件，多是“同意”、“照办”、“可以”一类文字。

最长的一件，是给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的复信，连标点符号加起来共有86字。

导师晚年手记：“你办事，我放心”

即便是手书，也看得出来导师的手抖得厉害，有的字迹如果不看上下文，已经很难辨认。

观导师：1976年导师

参加活动已是力不从心

1976年导师会见外宾共有六次，而此前的1975年据公开报道有17次。

第一次是1976年2月23日会见尼克松，会见时间有100分钟。3月17日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凯山•丰威汉，时长35分钟。一个月后，4月20日会见埃及副总统穆巴拉克，时间多久目前不详。

导师会见穆巴拉克，这是最后一次站着接见外宾

导师这年第四次外事活动，是4月30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会见时间30分钟。前三次导师会见国外领导人还可以站着，而从这一次开始，导师就是坐着会见国外领导人了。5月12日，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时长20分钟。

5月27日，导师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时间仅仅10分钟。这是导师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1976年5月27日，导师会见布托

据孟锦云、陈长江回忆，导师会见李光耀时，原本想自己站起来迎接，但由于实在无力站起，只好由张玉凤、孟锦云搀扶站起来。而5月27日会见布托时，导师始终是坐在沙发上，从始至终都没有站起来。

孟锦云回忆这一次会见，导师面色憔悴、表情麻木，身体已缺乏自控能力，口水不断流出，需要不断取纸擦拭。陈长江回忆与此一致。

读到这里，悲从中来！英雄迟暮，强如导师也难过此关！而直接的罪魁祸首，就是林彪！

1976年，导师对内的公务活动只有八次，主要集中在1月份和4月份，根据披露的材料，导师的谈话已非常简短，有时甚至只是用一些单词和词组表达。

那段广为流传的“两件大事”的谈话如行云流水，语气连贯，逻辑谨严，思维清晰。韩教授认为，以上述当事人所忆导师的身体状况，1976年6月已不大可能讲得出来。

既然华国锋自己表示并未听导师说过这段话，那么，这段话更有可能是在1月8日（周恩来去世）以后到1月28日（导师提议华国锋出任代总理）这段时间。

为什么认为导师有可能说过这段话？

韩认为这段话与导师1976年的心境相吻合。否认有此谈话的研究者以为，这段话透露出的是一种灰暗消极的基调，而导师当时依然有很积极的心态，两者不相符合。

韩教授认为，这段话透露出的孤独苍凉，恰是导师晚年的真实心境。这与林彪事件对导师的心理打击有关，也与其晚年的政治生活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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