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的初恋 | 昌海一述_风闻

爱因斯坦在瑞士小镇阿劳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他与当地中学教师温特勒一家友爱相处，还与温特勒的女儿谈起了恋爱。她就是爱因斯坦的初恋。

撰文 | 卢昌海

爱因斯坦家有位朋友名叫古斯塔夫·梅尔 (Gustav Maier) [注1]，比爱因斯坦父亲大三岁，出生于乌尔姆，自1895年起迁居到苏黎世，主管过银行和百货商店。爱因斯坦“辍学”离开路特波德中学后，这位梅尔先生曾于1895年9月24日致信，向苏黎世瑞士联邦技术学院(Swiss 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Zurich) 推荐了爱因斯坦。学院主管阿尔宾·赫佐格 (Albin Herzog) 于次日作了回复。

赫佐格的回复被收录在了《爱因斯坦全集》的第一卷。从这封回复可以看出，梅尔在推荐中对爱因斯坦作了很高的评价，称其为“神童” (可能是因为爱因斯坦比“应届生”小了两岁) 。对这样的评价，赫佐格没有完全“买账”，表示“即使是所谓‘神童’，一旦开始在一个学校学习，中途退学也是不可取的。”但另一方面，赫佐格也并未将梅尔的推荐置之脑后，而是为爱因斯坦免除了年龄限制，并特许其在没有中学毕业证书的情况下，参加于该年10月8日开始的入学考试。

爱因斯坦在去世前一个多月所撰的简短自述里，称自己“怀着一种根本没有把握的心情”参加了那次入学考试。考试的成绩则好坏参半，基本印证了赫佐格对“神童”的看法 (爱因斯坦自己也承认，“这次考试可悲地显示出我的基础教育残缺不全……我的失败是完全合理的”) 。不过爱因斯坦毕竟比“应届生”小了两岁，以此来衡量，他的成绩——尤其是数学和物理成绩——依然颇为可观，因此赫佐格亲自建议爱因斯坦先在瑞士阿尔高州 (Canton of Aargau)的州立中学补完中学学业，然后再来就读苏黎世瑞士联邦技术学院。

爱因斯坦接受了建议，自1895年10月26日起，在位于小镇阿劳 (Aarau) 的阿尔高州立中学就读了一年 (即所谓“在阿劳的那一年”)。那一年，经梅尔的介绍，爱因斯坦寄宿在梅尔的朋友乔斯特·温特勒 (Jost Winteler) 家。温特勒是阿尔高州立中学的希腊语和历史教师。“在阿劳的那一年”可以说是爱因斯坦青年时代最快乐的时光——那种快乐既有学校方面的，也有生活方面的。

在学校方面，阿尔高州立中学是爱因斯坦毕生怀念的学校。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在1924年完稿的爱因斯坦生平片段中写道，在阿尔高州立中学，“既没有丝毫的命令式口吻，也见不到任何培养权威崇拜的迹象……独立性和有理有据的思考比博闻强记更受重视，年轻人眼里的教师不是权威人士，而是在学者之外还拥有个性的人。”玛雅并且总结说，在阿尔高州立中学的那一年对爱因斯坦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很有教益的，而且是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在前面提到的爱因斯坦自己的简短自述中，他也写道：“这所学校以它的自由精神，以及那些毫不仰赖外界权威的教师们的纯朴热情给我留下了难忘印象……使我深切地感到，自由行动及自我负责的教育……是多么优越”[注2]。

在生活方面，则首先是温特勒夫妇与爱因斯坦相处得非常好。温特勒的长女安娜·温特勒(AnnaWinteler) 曾在回忆中提到，爱因斯坦经常跟温特勒一家“围炉夜话”，共同朗诵或讨论，周末则一起散步。在散步时，爱因斯坦喜欢跟温特勒谈论哲学，或发表自己在物理上的见解。爱因斯坦父亲于爱因斯坦入住后不久的1895年10月29日致信温特勒，表示爱因斯坦来信愉快地谈到了在温特勒家的生活，“并且已经感觉到像在自己家一样舒适”。爱因斯坦父亲还表示温特勒家的“那些富有启发性的交谈特别有益于增进他的学识”。1895年的圣诞和新年，爱因斯坦都跟温特勒一家共度，爱因斯坦的父母则于12月30日分别致信温特勒家，在祝贺新年的同时再次致谢，其中爱因斯坦父亲在信中表示年轻人最易接受好榜样的影响，并相信温特勒对爱因斯坦的良好影响会“留有持久的效应”。

爱因斯坦父亲的话并不是单纯的客气。温特勒对爱因斯坦来说如同第二位父亲，哪怕在很多年后，爱因斯坦仍会在给共同亲友的信中称温特勒为“爸爸” (Papa) 。温特勒的专长是语言和历史，在对社会问题及对德国的看法上，在和平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方面，他都跟爱因斯坦有很多共识，并且被认为对爱因斯坦社会思想的发展产生过影响——从而确实如爱因斯坦父亲所说的，“留有持久的效应”。爱因斯坦本人对温特勒的评价也非常高，在1901年4月10日给米列娃·玛丽克 (Mileva Marić) 的信里，称他“无论说什么都是智慧的，并且首先是没有偏见的”。《爱因斯坦全集》的编辑在温特勒夫妇的人物小传中则提到，爱因斯坦对温特勒在政治和宗教上的自由主义立场深怀敬意，并且认为他对德意志帝国的不信任是先知般的。1935年，纳粹势力已统治德国，温特勒则早已去世，爱因斯坦在给妹妹玛雅的一封信里写道：“我时常想起爸爸温特勒，以及他政治观点的先知般的准确。”

相应地，温特勒夫人如同爱因斯坦的第二位母亲。爱因斯坦在给温特勒夫人的信中通常直接称其为“妈妈” (Mamerl) 。青年时代的爱因斯坦并不是一个没有叛逆心的孩子，跟父母之间有着普通叛逆期小孩与父母之间的那种“距离”，但他给温特勒夫人的信充满了感情，且常常亲昵而毫无保留地“汇报”自己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及喜怒哀乐。一些传记作者——比如The Private Lives of Albert Einstein (《爱因斯坦的私生活》) 一书的作者罗格·海菲尔德(Roger Highfield) 等——认为，爱因斯坦跟温特勒夫人分享的那些情感，很可能不会跟父母分享。从这个意义上讲，温特勒夫人不仅是“妈妈”，而且几乎是“mother confessor”[注3]。

其次——但也许更重要的，则是爱因斯坦在温特勒家经历了自己的初恋。初恋的对象是温特勒的女儿玛丽·温特勒 (Marie Winteler) 。温特勒家共有三女四男七个孩子，其中玛丽出生于1877年4月24日，比爱因斯坦大了将近两岁。以“挖掘”爱因斯坦与第一任妻子米列娃的“情书”著称的爱因斯坦研究者罗伯特·舒尔曼 (Robert Schulmann) 在1992年接受海菲尔德的采访时，称玛丽是“三个温特勒女儿中最漂亮的”。

玛丽·温特勒 (左) 与亲友 (1900年左右)

上图是玛丽与若干亲友的合影 (是我搜到的玛丽的唯一相片) ，拍摄时间约为1900年 (即本文所述事件之后五年左右) ，其中玛丽坐在最左侧，右三和右二是温特勒夫妇，中间(即左四)是长女安娜，另三人留待下文提到他们时再介绍。

跟爱因斯坦有关的资料虽汗牛充栋，但早期资料——包括信件——的缺失比例却甚大[注4]。《爱因斯坦全集》虽尽力汇集，所录依然十分有限，其中跟爱因斯坦初恋有关的最早的信件，是一封爱因斯坦母亲的信。如上文所述，1895年的圣诞和新年，爱因斯坦都跟温特勒一家共度，爱因斯坦父母则于12月30日分别致信温特勒家，这其中爱因斯坦母亲在信中写了这样一小段话：

亲爱的玛丽小姐，你可爱的来信带给我巨大的快乐，我很快就会给你写信，在此先致上亲切的问候。我们于今天早晨收到了你和阿尔伯特的短信。

由这段话可知，玛丽在1895年12月30日之前，就已经开始 (跟爱因斯坦一同) 给爱因斯坦父母写信了。由于爱因斯坦家与温特勒家是通过共同朋友梅尔的介绍，及孩子的寄宿才相识的，并非世交，因此玛丽给爱因斯坦父母写信一事，代表的是她跟爱因斯坦的交往已进行到可以“知会”父母的程度了——虽然那时爱因斯坦寄宿于温特勒家才不过两个月左右。

在爱因斯坦母亲的这封信之后，由于信件缺失比例甚大的缘故，《爱因斯坦全集》里的私人信件“快进”了将近4个月。跟初恋有关的下一封信是1896年4月21日爱因斯坦致玛丽的信(当时正值学校放假，爱因斯坦回到父母家中，与玛丽经历了短暂的分离)。如果说爱因斯坦母亲信里的那段话只能算爱因斯坦与玛丽交往程度的“间接证据”，那么爱因斯坦致玛丽的这封信则可以说是“白纸黑字”地将两人的关系展示得非常清楚了。这封信是现存的爱因斯坦致玛丽的唯一信件，也是迄今所知爱因斯坦最早的情书 (也因此，玛丽是爱因斯坦“证据确凿”的初恋——这也是“初恋”一词在本文的含义) ，我们在这里摘译一些片段：

亲爱的甜心！

非常非常感谢你寄来的可爱而迷人的信，它让我无比快乐。一双那样可爱的眼睛曾经脉脉含情地注视过它，一双纤美的小手曾经令人迷醉地摩挲过它，能将那样一页纸按在心头，真是妙不可言。我亲爱的小天使，我如今已在最完整的意义上理解到了爱家和思念的感觉。但是爱带来了那么多快乐——远远多过思念带来的痛苦。只有现在我才意识到我可爱的小太阳对于我的快乐是多么不可或缺。我母亲也已把你放在了心头，虽然她还不认识你；我只给她看了你的两封可爱的短信。不仅如此，她还一直笑话我，因为我再也不会被那些据说曾让我着迷过的女孩所吸引了。对我的心灵来说，你比过去的整个世界都更重要……如果你此刻在这里，我会抛弃一切理智地吻你……现在，我再次将诚挚的问候献给你，我亲爱的小姑娘，祝你快乐，直到我们重逢的美好日子。

你的

阿尔伯特

在信的末尾，爱因斯坦母亲也附了一句问候，且幽默地表示“并未读过这封信”。

前文提到的传记作者海菲尔德将爱因斯坦致玛丽的这封初恋情书视为其情书风格的典型，认为他后来致米列娃的情书基本沿袭了这种甜蜜风格。这样的归纳在我看来有些故弄玄虚，因为情书的固有风格就是甜蜜，从这个意义上讲，绝大多数人的情书都“基本沿袭了”初恋情书的甜蜜风格，实在不值得归纳。海菲尔德并且评论说，爱因斯坦往往在对方与自己处于某种“安全距离”时才最富感情。这如果是指情书，也同样有些故弄玄虚，因为若连“安全距离”都没有了，则哪怕不是“面对面”大约也是频繁见面了，还写什么情书呢？

但不管怎么说，17岁的未来物理学家的这封情书确实够甜蜜，也确实很富感情，甚至——我敢说——插到《爱眉小札》里也可以“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数年之后，爱因斯坦在给新恋人米列娃的信里，承认自己曾经疯狂地爱过玛丽，甚至说如果再跟玛丽见上几面，肯定会再次疯狂。在玛丽吸引爱因斯坦的因素中，也许有容貌，也许有温柔，也许有音乐 (两人都好音乐，爱因斯坦会拉小提琴，玛丽会弹钢琴，时常合奏)，但缺乏的因素则是智慧和志趣上的共鸣。虽比爱因斯坦大了将近两岁，玛丽显然意识到爱因斯坦的智慧远远超过自己，在信里有时称其为“亲爱的大哲学家”，称自己则为“无足轻重的笨笨的小甜心”，“什么都不懂，什么都理解不了”[注5]。当然，热恋时的情人是不会介意对方的这种“弱小”的，爱因斯坦在回信中就表示过，“小天使永远是弱小的……而你，终究是，并且应该是，我的小天使”。但热恋时的甜言蜜语并不能长久弥合智慧和志趣方面的鸿沟，对爱因斯坦那样的注重智慧和志趣的人尤其如此。随着爱因斯坦读完中学，离开阿劳，进入苏黎世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且开始接触到智慧和志趣上与自己更有共同语言的女性，他与玛丽的初恋就像很多其他人的初恋一样，只落得了个昙花一现的结局[注6]。

《爱因斯坦全集》所收录的爱因斯坦与玛丽通信的下两封信都是玛丽致爱因斯坦的信，都写于1896年11月。其中第一封的具体日期不详，只能推断出月份为11月。那段时间，玛丽在阿尔高州西北部一个名为奥尔斯贝格 (Olsberg) 的小镇做了为期两个月的小学教师 (玛丽学的是教师专业)。用旁观者的眼光来看，玛丽写这封信时，爱因斯坦应该已经作出了与她分手的决定，并在现已不存的来信中直接而近乎粗暴地向她表明了这一点 (宣称不想再跟她通信了)。但“什么都不懂，什么都理解不了”的“小天使”似乎并未即刻意识到“情变”之已成事实，在回信中依然维持了甜蜜的基调，写下了诸如“即便只是看见地址栏里你的可爱笔迹，就足以使我快乐了”，“活生生寄寓在我心里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并且只为了你”，“自从你可爱的灵魂来到我这里，与我的灵魂交织在一起，我是多么快乐啊”那样的文句。

当然，玛丽也并非毫无察觉。在信的中间部分，她提及了爱因斯坦信中的一句令她困惑的话，这也是我们之所以会知道“情变”已经发生：“我不太理解你信中的一段话。你写道你不想再跟我通信了，这是为什么呢，亲爱的？”玛丽并且提到爱因斯坦曾在早先的一次远足途中写信表示过，玛丽在奥尔斯贝格期间两人应相互写信。爱因斯坦那封早先的信件也已不存，但那次远足发生在1896年6月，因此信件的时间也是1896年6月。这表明，爱因斯坦与玛丽的关系直到1896年6月为止还是正常的[注7]，且爱因斯坦早在1896年6月就已知道玛丽要到奥尔斯贝格短期教书 (下文会用到这一信息)。

玛丽所问的“这是为什么”在她与爱因斯坦硕果仅存的信件中并无答案，不过玛丽在信中还提及了爱因斯坦信中的另一句话：“你粗鲁地责怪我不愿写信告诉你我如何以及为什么来到这里”。有传记作家——比如前文提到的海菲尔德——据此认为，爱因斯坦有可能是以这一点(即玛丽没有告诉他如何及为什么到奥尔斯贝格) 作为终止通信的借口。若爱因斯坦果真是以这一点为借口，这借口不能不说是简单粗暴的。因为——如上文所述——爱因斯坦早在1896年6月就已知道玛丽要到奥尔斯贝格短期教书，若对“为什么”感兴趣，有大把的机会可以当面问，根本不必等对方写信告诉。更何况，当时爱因斯坦自己已前往苏黎世瑞士联邦技术学院就读，因此玛丽无论是在阿劳还是奥尔斯贝格，两人都已不在同一城市，也因此无论“如何”还是“为什么”，都实在已非大事，以此为由“粗鲁地责怪”乃至中断通信颇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意味。不知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玛丽在仍以甜蜜为基调的信里也忍不住批评了一句：“即便那样聪明可爱的卷发脑袋里的想法也并不总是符合逻辑的”。不过当然也有必要强调一下：除非有爱因斯坦的原信，否则在玛丽提及的片言只语间建立因果关联是很不可靠的，只能算作猜测。

玛丽致爱因斯坦的第二封信写于1896年11月30日。这封信显示出爱因斯坦给玛丽写过另一封信。那封信虽被玛丽列为“可爱而又可爱的信” (玛丽的回信也因此继续维持了甜蜜的基调，写下了诸如“我想飞到我的甜心身旁，告诉他我有多爱他”那样的文句)，实际上却能从玛丽的转述和回复中看出爱因斯坦的不友善和不耐烦。这回成为爱因斯坦“粗鲁地责怪”之借口的似乎是玛丽送给爱因斯坦的一把小茶壶，以至于玛丽在信中自己也将那茶壶称为“愚蠢的小茶壶”，并解释说，那把“愚蠢的小茶壶”并不是非得让爱因斯坦开心，而是只要爱因斯坦会拿它泡茶就行了，“请不要再从信纸的每个角落，用怒气冲冲的表情来瞪我”。

这封信在迄今已出版的《爱因斯坦全集》中，是爱因斯坦与玛丽之间的最后一封信。紧挨着这封信的，是爱因斯坦母亲致玛丽的一封回信，时间是1896年12月13日。那封回信显示出玛丽曾向爱因斯坦母亲求助 (想必是因为爱因斯坦没有再回信)。爱因斯坦母亲在回信中表示，爱因斯坦“已经变得非常懒，看得出是缺少关切的训诫，因为他的写信习惯大有改善的必要”，她并且许诺待爱因斯坦回家后，将会与之深谈一次。“这会有帮助吗？”——这句话清晰地显示出玛丽给爱因斯坦母亲的信有求助之意。

但玛丽与爱因斯坦的关系已无法挽回。

爱因斯坦在普通人心中的典型形象，也许是那个长着一头白发，替小女孩做几何题的和蔼老人。但其实，他在对人对事上也有决绝乃至绝情的一面，与玛丽的分手是一次显现，在日后的人生中还会有其他显现——虽然谢天谢地，次数很少。

1897年五六月间，爱因斯坦给玛丽的母亲，也就是被他称为“妈妈”的温特勒夫人写了三封信，汇报自己的生活点滴。在其中的一封信里，他承认了自己带给玛丽的痛苦：“由于我的过失，我已经给可爱的小姑娘带来了太多太多的痛苦”，他并且将这种过失归咎于自己对玛丽细腻个性的“迟钝和无知”。不过，在致玛丽的初恋情书中，爱因斯坦的细腻其实毫不逊色于玛丽，对后者的一切品察入微，绝无丝毫的“迟钝和无知”。热恋之人，感情淡了，其他才会变淡，“迟钝和无知”与其说是原因，恐怕不如说是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爱因斯坦的归咎哪怕不算文过饰非，大约也是倒因为果了。但撇开因果不论，爱因斯坦的这封信是对初恋的一种致歉，也可以说是初恋的尾声。

爱因斯坦的初恋虽以失败告终，但他与温特勒家，乃至他家人与温特勒家的关系并未就此结束。1899年，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步哥哥后尘，来到阿劳，在一所师范学校就读，并且也寄宿在温特勒家。1910年，玛雅与温特勒的小儿子保罗·温特勒 (Paul Winteler) 结婚(前文所附相片的左二和左三便是玛雅和保罗)，使爱因斯坦家与温特勒家成为了姻亲，爱因斯坦也正式成为了温特勒家的亲戚。此外，爱因斯坦的挚友米给雷·贝索 (Michele Besso)娶了温特勒的长女安娜，也让爱因斯坦与温特勒家的关系亲上加亲。

爱因斯坦与玛丽的初恋失败，对爱因斯坦的父母是一种遗憾。尤其是爱因斯坦母亲曾给玛丽写过许多封信，对她的喜爱可说是溢于言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爱因斯坦的下一任女友米列娃在爱因斯坦父母那里所受的“待遇”完全相反。1902年2月20日，爱因斯坦与玛丽的恋情早已终结，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的关系则已成为爱因斯坦家的“老大难”问题，爱因斯坦母亲在给温特勒夫人的信里提到了对爱因斯坦与米列娃关系的强烈反对：“我们因此而不断地跟阿尔伯特发生摩擦”，“这位玛丽克小姐 [注：即米列娃] 带给了我一生最苦痛的时刻，如果我力所能及的话，我会用尽一切办法将她逐出我们的视野，我确实讨厌她。可我对阿尔伯特已毫无影响力……”

温特勒家后来的命运非常不幸。1906年11月1日，温特勒的精神失常的儿子朱利叶斯·温特勒 (Julius Winteler) 枪杀了温特勒夫人及温特勒女儿罗莎·温特勒 (Rosa Winteler，前文所附相片的最右侧站立者) 的丈夫，然后饮弹自尽。11月3日，得知噩耗的爱因斯坦致信温特勒，表示了最深切的哀悼，爱因斯坦并且写道：“这位亲爱的逝去者给了我那么多慈爱，而我带给她的只有悲伤和痛苦，这一点此刻更让我感到悲痛”——这被认为是对他与玛丽的初恋的再次致歉。

最后，我们也提一下玛丽的命运。玛丽后来于1911年嫁给了一位钟表厂经理，育有两个儿子，但于1927年离婚。《爱因斯坦全集》在玛丽的小传中提到，她曾于1950年左右寻求爱因斯坦的帮助，试图移民美国。但1950年之后玛丽依然住在瑞士，直至1957年9月24日去世[注8]。是她改变了主意？是爱因斯坦没有得到讯息或没有帮她？还是试图帮她却没能帮成？小传中未提，我也未见其他资料可以释疑。关于跟爱因斯坦的恋情，《爱因斯坦全集》在小传中引述了玛丽自己的文字 (但没有注明是什么时候的文字)，表示：“我们曾经热恋对方，但那是一场完全理想化的恋爱。”

“理想化的恋爱”终结了，理想本身则张大了翅膀。那年的爱因斯坦是苏黎世瑞士联邦技术学院的一年级学生，他将在这所学院结识新的师友，其中一些将伴他走向人生和事业的纵深地带。

注释

1. 非英语人名的翻译对不懂该语种的译者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名人还好办，往往已有通译(虽然很多通译其实也一塌糊涂，已故学者戈革先生曾撰“音译之惑”一文吐槽之)，非名人则颇有无所依靠的感觉。在这里简单交代一下：对没有通译的人名，我大都是参照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1996年重印)的《英语姓名译名手册》(该手册虽名曰“英语姓名”，实际也包含了移民带来的许多非英语人名)，查不到的则适当参照维基百科中文版及百度百科的译名，或按英语发音规律(如果有的话)“胡译”之。我的歪理是：对熟悉现代公理体系的人来说，名字不过是代号，“点、线、面”换成“桌、椅、啤酒杯”尚且无妨——这是德国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的宏论，何况音译偏差乎？更何况反正已注了原名。

2. 每一个有能力从事翻译的人也许都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别人的翻译很少能完全合自己的意。因此在这个随笔系列——乃至除最早期文字以外的我的多数其他文字——里，来自英文的译文都是我自己翻译的。对于翻译爱因斯坦的文字来说，一个很遗憾的事实是：我不懂德语，因此只能从英文转译。但另一方面，只要有英文译本，爱因斯坦文字的多数现成中译据我所知其实也是以英文转译为主的。因此遗憾归遗憾，我的中译哪怕是转译，多数情况下也并不比别人的更隔膜。不过爱因斯坦去世前一个多月所撰的这篇简短自述是一个例外，因为此文据我所知并无英文全译(《爱因斯坦全集》虽早晚会涵盖此文，但此文系1955年所撰，而《爱因斯坦全集》按时间顺序编撰，目前才涵盖到1927年，等此文势必要“等到花儿也谢了”)，因此部分采用了《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二版)中的译文(之所以只是部分采用，是因为有些片段在《爱因斯坦全集》的注释中引述过，故而已有英译)，只对在我看来不影响含义的若干赘字作了变更。

3. “mother confessor”是爱因斯坦文献专家艾丽丝·卡拉普莱斯 (Alice Calaprice) 等人编撰的An Einstein Encyclopedia(《爱因斯坦百科全书》)中的提法，形容爱因斯坦对“妈妈” (温特勒夫人)的无话不谈 (“confessor”是基督徒可以向之倾吐隐秘的所谓“忏悔神父”)。

4. 这当然毫不足奇，因为哪怕爱因斯坦，在足够早期时也只是普通年轻人，无论自己还是别人，都不太会觉得跟他有关的资料——尤其私人资料——有多大价值，保存与否有很大的偶然性 (也可以说是无心多过有心)，缺失比例自然不会小。

5. 包含这两句话的玛丽的信件已然缺失，我们之所以知晓这些内容，是由于爱因斯坦在信里作过引述。类似的，也有一些爱因斯坦缺失信件里的文字是因玛丽的引述而被我们知晓，后文引述时将不再一一注释。

6. 确切地说，这一点只是推测，爱因斯坦与玛丽的分手原因已不可考。但一般认为，爱因斯坦之所以被他的“下一任”女友米列娃所吸引，主要是因为在智慧和志趣上更有共同语言。爱因斯坦与玛丽、米列娃之间关系，有时会让我想起《射雕英雄传》中黄蓉评论郭靖和华筝的话：“她和你是一路人。你们俩是大漠上的一对白雕，我只是江南柳枝底下的一只燕儿罢啦。”在爱因斯坦与米列娃相识的初期，爱因斯坦和米列娃确实“是一路人”，如同“大漠上的一对白雕”，玛丽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柳枝底下的一只燕儿”。白雕越飞越高，燕儿终究没能跟上。

7. 从爱因斯坦与玛丽的现存信件中，只能大致推测出两人的“情变”发生在1896年6月至11月之间。不过实际上，可以几乎没有悬念地将时段压缩为1896年10月至11月间，因为“情变”(尤其是这种尚未漫长到审美疲劳的情变)的诱因往往不外乎是新环境或新人。而爱因斯坦自与玛丽交往以来，实质性接触到的首个新环境就是1896年10月进入的苏黎世瑞士联邦技术学院——那不仅是新环境，而且还有米列娃那样的新人 (虽然那并不意味着他与玛丽分手时跟米列娃已是恋人关系)。

8. 玛丽晚年患有精神疾病，并且——据海菲尔德记叙——是在精神病院去世的。前文提到过的爱因斯坦研究者舒尔曼在查阅了玛丽的工作记录后发现，玛丽有过很多生病缺勤的记录，他因此猜测，与爱因斯坦的恋情失败给了她很大打击，1906年的家庭悲剧则加深了这种打击，使她的精神状态出现问题。不过，玛丽的精神疾病出现在晚年，生病缺勤乃至家庭悲剧都是在早年，两者之间相隔了几十年。若进一步考虑到朱利叶斯精神失常所显示的可能的家族性因素 (比如温特勒本人据说就认为是他妻子家族的遗传因素导致了他的家庭悲剧)，则舒尔曼将玛丽后来半个多世纪的人生问题都溯源到她与爱因斯坦的恋情失败，恐怕是草率的。

参考文献

1. A. Calaprice, et al., An Einstein Encyclopedi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 R. W. Clark, Einstein: The Life and Times, (Avon Books, 1971).

3. A. Einstei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Albert Einstein (vol. 1-1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2018).

4. A. Fölsing, Albert Einstein: A Biography, (Penguin Books Ltd., 1997).

5. R. Highfield and P. Carter, The Private Lives of Albert Einstein, (St. Martin’s Press, 1993).

6. W. Isaacson, Einstein: His Life and Universe, (Simon & Schuster,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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