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美尼亚历史与纳卡冲突_风闻

摘自“亡国之路——看他们如何搞垮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高加索山脉横亘在里海与黑海中间的狭长地带。以山为界，山北被称作北高加索或前高加索，包括俄罗斯的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共和国；山南被称作南高加索或外高加索，包括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三国。上述三国中，历史最早的是位于外高加索西南部的亚美尼亚，我们从她说起。　　根据圣经旧约有关于诺亚方舟的记载，方舟最后停留于古亚美尼亚的阿拉拉特山。许多亚美尼亚人视自己为诺亚的后裔。后来，亚美尼亚将基督教定为国教，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基督教国家。公元前4世纪末，统一的亚美尼亚国家成立。公元前83年前后，提格兰尼斯二世统治初期，亚美尼亚达到鼎盛，领土包括今阿塞拜疆、土耳其东部、伊拉克北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东北部。到其执政末期，亚美尼亚多次败于罗马帝国，最后沦为罗马臣属。

15世纪中叶，亚美尼亚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吞并。16世纪初，今阿塞拜疆领土被伊朗萨法维王朝占领。16世纪中叶以后，土耳其人与伊朗人多次爆发战争，在外高加索形成了东西对峙的局面，土耳其占领着西格鲁吉亚和西亚美尼亚，并两度攻占阿塞拜疆；伊朗占领着东格鲁吉亚、东亚美尼亚和全部的阿塞拜疆。　　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异族统治下，信仰东正教的格鲁吉亚人和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面临着宗教信仰自由的严重危机。就在这时，高加索北方的俄罗斯在彼得大帝统治时期崛起了。在此之前，由于同样信仰东正教，格鲁吉亚一直希望借助俄罗斯人的力量争取民族独立。1721年，俄国赢得北方战争胜利，此后开始向高加索进军。这一年之后，外高加索出现“三国鼎立”的局面。　　经过一百多年断断续续的各种明争暗斗和19世纪前三十年的四场战争（两次俄土战争和两次俄伊战争），土耳其和伊朗的势力逐渐退出外高加索。沙皇俄国占领了外高加索的大部分土地。并入俄国之后，格鲁吉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都出现过民族独立运动，唯独亚美尼亚人静悄悄。其中原因非常沉重——帝俄政府在亚美尼亚的统治比较宽松，而在邻国土耳其境内，奥斯曼统治者对亚美尼亚人实施了大屠杀。 

在帝俄与奥斯曼土耳其漫长的高加索争夺战中，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更倾向借助俄罗斯之力对抗土耳其。一来俄国信仰东正教，土耳其信仰伊斯兰教，无论是信仰东正教的格鲁吉亚还是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从宗教感情上亲近俄罗斯、抵触土耳其。二来俄国的行政控制较为宽松，比如赋予格鲁吉亚贵族一定的自治权利，建立亚美尼亚省（1828年至1840年）为亚美尼亚人营造聚居区域。

19世纪三十年代末的第八次俄土战争结束后，双方签订和约，东亚美尼亚归属俄国，西亚美尼亚归属土耳其。在整个19世纪，亚美尼亚人的主要迁徙方向都是从土占区流向俄战区。不仅如此，土占区的亚美尼亚人还成立了三个政党，发起民族独立运动。对此，奥斯曼统治者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境内亚美尼亚人多次进行种族清洗。亚美尼亚人纷纷外逃，更加亲俄。

一战爆发后，外高加索成为帝俄与奥斯曼土耳其的交战前线，战争期间饱受破坏。一战期间，亚美尼亚人再次遭遇奥斯曼统治者的大屠杀。由于俄军战绩不佳，亚美尼亚人求救无门，只能继续逃亡。好在英军等协约国部队在海湾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动攻势，吸引土军回援。紧接着，1917年3月，二月革命爆发。外高加索地区成立临时行政机构——“外高加索委员会”，宣布接受彼得格勒临时政府领导。

十月革命后，外高加索委员会在1918年2月宣布脱离俄国独立。3月，苏俄与德奥土保四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将格鲁吉亚的巴统、东亚美尼亚的阿尔达罕和卡尔斯割让给土耳其。其中，东亚美尼亚的被割让领土包括亚美尼亚民族的“圣山”——阿拉拉特山（圣经旧约称其为诺亚方舟的最后停泊地，多数亚美尼亚人认为本民族系诺亚后裔）。帝俄时期的历代沙皇一贯自视为亚美尼亚的保护人，布尔什维克此举严重违背俄国传统。

由于布尔什维克割让部分外高加索领土、外高加索临时政府宣布独立却不被国际承认、土耳其军队再度入侵、英国军队代表协约国攻入高加索，整个外高加索出现政治失控。1918年5月，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同时宣布独立建国。1918年11月，同盟国战败，土耳其军队逐渐退出亚美尼亚。1919年，布尔什维克在外高加索三国发起新一轮革命运动。运动首先在阿塞拜疆取得胜利，1920年4月，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宣布成立。

1920年9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英法两国签订的《色佛尔条约》，宣布放弃对亚美尼亚的领土要求。就在这时，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革命领袖凯摩尔主动与列宁联系，企图借苏俄之力抗衡西方列强，列宁欣然应允。凯摩尔得到苏俄支持后，指挥土耳其军队向西反攻希腊军队，向东再度攻入亚美尼亚。亚美尼亚军队一触即溃。借此形势，红军进入外高加索，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布尔什维克在1920年底至1921年初发动革命，于1920年11月和1921年2月先后成立亚美尼亚共和国和格鲁吉亚苏维埃共和国。

1921年3月，苏俄与土耳其在莫斯科签订《苏土友好亲善条约》，苏俄收回《布列斯特和约》割让的巴统、划归格鲁吉亚，承认阿尔达罕和卡尔斯为土耳其领土。亚美尼亚就此永远地失去了本民族的“圣山”。从此以后，亚美尼亚对俄罗斯的感情日渐暗淡。布尔什维克为将来的苏联解体在外高加索埋下了第一个祸根。

很快，布尔什维克又埋下第二个祸根。1921年9月，一贯独立于格鲁吉亚之外的阿布哈兹被苏俄并入格鲁吉亚。此举很受阿布哈兹抵触，苏联时期，阿布哈兹与格鲁吉亚矛盾重重。苏联解体后不久，阿布哈兹宣布脱离格鲁吉亚独立。成为格鲁吉亚独立以来动荡至今的又一个重大问题来源。

接着，布尔什维克埋下了外高加索的第三个祸根。1921年10月，将亚美尼亚历史渊源较长的卡拉巴赫划分给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进一步缩小为3万平方公里。亚美尼亚人对布尔什维克彻底失望。这一历史事件成为日后持续于苏联时期和苏联解体之后的纳卡冲突的最根源。

面对极为棘手的外高加索民族和疆界问题，布尔什维克在1922年想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办法，在当年3月成立“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并于当年12月与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共同组建苏联。

1922年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成立并没有消除外高加索三个占据人口多数民族的隔阂。三个民族彼此对视，找不到一国同胞的感觉。首先，宗教信仰不同。格鲁吉亚信仰东正教、亚美尼亚信仰基督教、阿塞拜疆信仰伊斯兰教；其次，没有共同历史，三个民族各有本民族国家发展史，没有经历过构成整体的国家雏形；再次，没有共同权威，布尔什维克与外高加索传统敌人土耳其割地言和，建政又在土耳其入侵之后，有狼狈为奸之嫌，不具备带领他们打败土耳其人和伊朗人的俄国沙皇那样的解放者形象。

最重要的是，三国历史文化不同。格鲁吉亚最亲近俄国。在抵抗土耳其和伊朗入侵的漫长历史中，格鲁吉亚贵族和民众长期视俄罗斯为盟友和首选流亡地，大量贵族在俄国供职，比如名垂青史的巴格拉季昂将军，这种传统使得格鲁吉亚革命者更加关注全俄革命，比如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亚美尼亚的亲俄情绪类似格鲁吉亚又少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贵族和民众也长期视俄罗斯为盟友和首选流亡地，但亚美尼亚的民族自豪感更加强烈。他们看重基督教圣地阿拉拉特山，拥有一度强盛而悠久的历史，布尔什维克把圣山割让给土耳其严重伤害了他们的感情；阿塞拜疆与苏俄最亲近。布尔什维克建政之初，列宁南方政策的主导思想是借助土耳其和伊朗两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抗衡西方，所以对两个伊斯兰邻国和本国的穆斯林民族特别包容，以致刻意扩大阿塞拜疆领土，向两国释放善意。

且不说设置外高加索联邦的政策对不对，反正列宁钦定的政策在他活着的时候没人敢质疑。他死后，斯大林用了近十年时间取得领袖地位。有了独裁地位，也就敢动列宁的政策了。1936年，斯大林把自己的政策思想写入苏联新宪法。对加盟共和国的条件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一是该国要位于边疆，与苏联的邻国有共同的边界；二是以本民族名称作为该国国名的那个民族人口需占半数以上；三是该国人口总数要在一百万以上。

从某种意义理解，斯大林的政策用中国话说就是册封诸侯王戍守边疆。1936年12月，和外高加索三国一同加入苏联的还有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他自信以他的权力和威望可以牢牢控制那些所谓的加盟国。斯大林可能没想过，那些加盟国在他死后会怎样。如今，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

纳卡地区在苏联行政区划中属于阿塞拜疆加盟国。无论在帝俄时期还是苏联时期，该地居民构成始终以亚美尼亚族为主，所占比例徘徊于3/4左右。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与同盟国单独媾和，在《布列斯特条约》中将亚美尼亚领土割让给奥斯曼土耳其。1918年5月，亚美尼亚民族主义者宣布独立，成立了包括纳卡地区在内的亚美尼亚共和国。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成立后，纳卡地区继续隶属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

苏俄内战期间，布尔什维克在土耳其的支持下，先后击败外高加索各民族独立势力。列宁为搞好与土耳其和伊朗两个穆斯林邻国的关系，在外高加索地区施行的政策特别照顾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民族。1923年，列宁病休，主管苏联民族事务的斯大林继续执行列宁的这一政策。

1923年7月，斯大林强令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将纳卡地区转隶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在纳卡地区建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使当地亚美尼亚人民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境内享有少数民族自治的权利。

也不知道斯大林内心的真实想法是什么，居然会作出一个这样的决定。反正亚美尼亚党组织和亚美尼亚民众一直心存不满。后来，斯大林成为党内独一无二的领袖，发起一轮又一轮的大清洗，大量亚美尼亚党员干部在大清洗中被扣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帽子，惨遭政治迫害。斯大林死后，尤其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一代又一代的亚美尼亚人向莫斯科请愿，要求将纳卡自治州重新划入亚美尼亚，全都被莫斯科束之高阁。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亚美尼亚人再次燃起了希望，向新领袖提出了多年夙愿。1987年8月，纳卡自治州7.5万名亚美尼亚人联名写下请愿书，呈递戈尔巴乔夫，要求回归亚美尼亚。这份请愿书被戈尔巴乔夫果断忽略。1987年7、8月间，鞑靼人和波罗的海三民族也发起了表达本民族诉求的运动，同样被戈尔巴乔夫果断忽略。

人民以为戈尔巴乔夫是开明君主，没有看清他知识分子外表下的权力斗争手段。在独裁者看来，从来只有赏赐给人民的“权利”，哪有人民想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权利”？若是给了，君王的威信往哪里摆？又如何震慑臣民？

戈尔巴乔夫装糊涂，亚美尼亚人可不是好糊弄的。1988年2月13日，纳卡自治州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要求回归亚美尼亚。对此，戈尔巴乔夫继续装糊涂，苏共中央也跟着装糊涂，权且把这件事作为地方事件。在2月17日至18日的中央全会上，纳卡问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

2月19日，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发生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声援纳卡自治州的回归诉求。2月20日，眼瞅着中央不搭理自己，纳卡自治州苏维埃代表投票通过决议，要求回归亚美尼亚，并致信苏联最高苏维埃、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和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声明自己的决定。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领袖再不有所反应是不行了。2月21日，戈尔巴乔夫召集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不介入，在维持现有疆界的前提下，由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自己协商解决，另派利加乔夫和主管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去阿塞拜疆，派雅科夫列夫和主管重工业的中央书记多尔基赫去亚美尼亚，两头做工作，争取解决问题。

对纳卡问题的处置展现出戈尔巴乔夫处置民族问题的全新方式——领袖不出面表态、不说明解决问题的方案，把政治局委员派到当地“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自己不担责任，出了事还可以把骂名推给别人。事情平息了，功劳就可以归自己，错误归他人。毕竟，处置过程中出现的得罪人的事情，他从未下令。

再后来，戈尔巴乔夫又加了一条处置手段，派军警到现场，既不允许使用武器，又不禁止使用武器，出了事再让军队背黑锅。身为国家领导人、三军最高统帅和执政党领袖，不敢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承担责任，不敢为自己的政党承担责任，不敢为自己的士兵承担责任。一旦你陷入危机，你的党、你的人民和你的军队就不会对你负责。

戈尔巴乔夫派出两组人分别前往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首都，而没有派人去事发地纳卡自治州，是为了贯彻“中央不介入”的决定。两个加盟国非常反感中央的无所作为，两组人双双无功而返。

2月26日，戈尔巴乔夫终于发表公开讲话。在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故意回避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民族矛盾，完全一副“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做派。戈尔巴乔夫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反而说了一番冠冕堂皇的话：“现在最主要的事是集中克服复杂的局势，解决具体的经济、社会、生态和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积累的其他问题……我号召你们表现出公民的成熟性和自制力，回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中，维护社会秩序。”

这样的讲话自然无法平息事态。纳卡自治州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件有关行政区划隶属的小事，而是民族主义在发酵，在试探国家的反应。亚美尼亚人认为，现在国家的控制力弱了，正是拿回纳卡自治州的有利时机；阿塞拜疆人则认为，现在中央不敢管，可以大胆驱逐本国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免得他们在阿塞拜疆境内闹分离运动。

戈尔巴乔夫发表公开讲话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双双不买账。2月26日，聚集到亚美尼亚首都参与抗议苏共中央的民众超过100万人。2月27日，阿塞拜疆城市苏姆盖特发生对亚美尼亚人的袭击，32人被杀，一百多人受伤。苏姆盖特事件拉开了阿塞拜疆境内持续迫害亚美尼亚人的序幕。

2月28日，苏姆盖特骚乱被当地军警平息。戈尔巴乔夫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研究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的问题。会议决定，要在两个加盟国防范发生冤冤相报的连锁反应。至于纳卡问题如何处理，会议没有形成决议，仍然寄希望于两个加盟国协商解决。纳卡问题至此告一段落，仅仅三个月之后，纳卡问题再度引发混乱。

苏联在波罗的海地区和外高加索地区各有三个共和国。两地民族问题特点不太一样，波罗的海三国在20世纪初有短暂独立的历史，对独立的愿望更强烈；外高加索主要存在当地民族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格鲁吉亚与阿布哈兹族、奥塞梯族的矛盾，另一个是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因纳卡自治州产生的矛盾。

相比波罗的海三国，真正让戈尔巴乔夫操心的是外高加索。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为纳卡自治州的归属问题闹得不可开交，两国民众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持续不断，此外，1988年2月28日，阿塞拜疆的苏姆盖特市发生了对亚美尼亚人的暴力迫害。戈尔巴乔夫只想维持行政区划现状，从未考虑法律制度缺陷，反而把民族主义问题归咎于当地党组织领导不力。

5月21日，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党中央第一书记分别被解除职务。新领导人上任后不久，民族主义骚乱的核心地区领导人备受批评。纳卡自治州州委第一书记和苏姆盖特市市委第一书记在5月31日同一天被解除职务。对地方首长的免职并未使外高加索恢复平静，当地官方机构的民族主义倾向愈演愈烈。

6月13日，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出现50万人规模的示威和罢工，声援纳卡自治州要求加入亚美尼亚的苏维埃决议（1988年2月20日）。6月15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同意接纳纳卡自治州。6月17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否决纳卡自治州要求加入亚美尼亚的苏维埃决议。6月21日，纳卡自治州苏维埃执委会公开表示要求脱离阿塞拜疆。

6月中旬，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不仅有最高苏维埃的唇枪舌剑，还有接连发生的游行、示威、罢工和其他各种对本国苏维埃决议的声援活动。戈尔巴乔夫对此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于6月23日命令当地驻军进入城区布防，并调部分阿富汗归国部队前往外高加索，增加当地兵力部署。

　面对火山喷发式的民族主义运动，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没有拿出切实可行的新型民族政策。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虽然通过了《关于族际关系的决议》，但其内容不过是对列宁民族政策的重申。戈尔巴乔夫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如果列宁的那些口号真的有用或是真的有利于各族人民，苏联的民族问题又怎么会从来得不到解决呢？很快，现实打了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们两记响亮的耳光。

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结束仅仅七天之后，立陶宛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布拉藻斯卡斯在首都维尔纽斯的群众集会上发表讲话，宣称将恢复立陶宛独立时期的红绿黄三色旗作为本国国旗。集会群众听后热烈欢呼鼓掌，表示赞成，并高唱独立时期的立陶宛国歌。从此以后，布拉藻斯卡斯稳居本国领袖地位，带领立陶宛走上独立之路，并在独立之后活跃于立陶宛政坛，先后担任过五年总统和五年总理。

苏共第19次党代表会议结束仅仅十天之后，纳卡自治州苏维埃不顾苏共中央要求纳卡自治州维持现状的要求，于7月12日通过了新决议，宣布脱离阿塞拜疆，加入亚美尼亚，改州名为阿尔察赫自治州。当晚，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宣布纳卡自治州决议违法。

7月14日，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20万民众集会示威，声援纳卡自治州。此事的出现直接惹怒了莫斯科。埃里温市市委第一书记在当天被免职。7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会议，重申纳卡自治州行政建制不变。戈尔巴乔夫在会上发表讲话，驳斥当地苏维埃的行为。

亚美尼亚人民对领袖的此番表态并不买账。7月30日，埃里温出现更大规模的民众集会示威，50万人一致抗议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表态，并对埃里温市市委书记被解职表示不满。面对汹涌澎湃的民意，莫斯科的领导们不敢再出声了。

8月24日，纳卡自治州苏维埃又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重新考虑本州人民要求加入亚美尼亚的愿望。对此，苏联最高苏维埃直接无视，一直未予答复。9月21日，纳卡自治州再度出现民族主义骚乱，不少居民个人住房、汽车被焚烧，其他人身伤害刑事案件大量发生。自治州被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