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180周年之际，批驳关于鸦片战争的各种谬论_风闻

注：今年是鸦片战争爆发180周年。一个朋友策划一个项目，准备出版一个纪念文集，约我写了一篇稿。由于复杂原因，该项目搁浅。眼看今年将过，在此单独发出，阐明我对鸦片战争的观点，同时批驳各种站在洋人立场为鸦片战争辩护的谬论。全文约1.2万字。以下为正文。

    1949年9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前一天，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北京奠基。1958年5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揭幕。由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碑文，最后一段写到：“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座上共有十块浮雕，第一块是“虎门销烟”。

    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这两个信息标志着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重要地位。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逻辑的起点；它是国家被迫割地、赔款、接受不平等条约的发端；它是人民蒙受“劣等民族”、“东亚病夫”百年耻辱的肇始；它是召唤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抛家舍命的狼烟！一百零九年后，新中国浴血而生。摆脱了百年耻辱，亿万中国人因尽情欢呼而嘶哑了嗓音，因抛洒热泪而模糊了视线。“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一简单情感在鸦片战争导致的深重灾难的衬托下显得无比伟大。

一、所有洋人都强调：鸦片战争错在中国

    与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刻骨铭心相反，这一历史事件另一个当事人，罂国，对于鸦片战争相当暧昧。“鸦片战争”这个词起源于罂国。1840年4月25日，罂国《泰晤士报》首次将这场战争称作“鸦片战争”。从那一天起，罂国国内就有人反对这个命名。鸦片战争时期担任罂国外交大臣的巴麦尊，后来担任罂国首相，他对这场战争起了重要作用。巴麦尊从一开始就反对“鸦片战争”这个说法。因为鸦片是毒品，名声不好，用“鸦片”命名战争很容易凸显罂国的非正义性。进入20世纪，罂国历史书尤其是教科书大都不再用“鸦片战争”这个词语，往往用“通商战争”、“中罂战争”替代。这块遮羞布还是有用的，到了21世纪，很多罂国年轻人不仅没听说过“鸦片战争”，甚至不知道历史上罂国曾经与中国打过仗。

    对于罂国来说，鸦片战争的规模确实太小了。整个19世纪，罂国与米国的战争，与拿破仑的战争，侵略阿富汗的漫长战争，扩张印度殖民地的多场战争，克里米亚的战争，侵略缅甸战争，侵略南非的布尔战争等，随便挑哪个都比鸦片战争规模大、伤亡多、时间长。从战争史角度，鸦片战争的确容易被忽略。但这种忽略掩盖了鸦片战争在经济史和文明史上的意义。

    罂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淡化鸦片战争有一些固定的说辞，例如，说这场战争绝对不是为了鸦片贸易；说鸦片贸易只占罂国贸易以及印度殖民地贸易很小的份额，所以鸦片贸易对罂国不重要；还有说鸦片在当时的罂国是合法的，所以不能说鸦片贸易不道德；还有说清朝政府实际上拥有避免鸦片战争的绝佳机会，但因中国人的傲慢而错失良机。总之，鸦片战争是中国人咎由自取。此类说法近年来也被不少中国学者接受，跟着西方人鹦鹉学舌，将鸦片战争或者说中罂第一次战争归之于中国人的愚昧、傲慢、无理，对世界不了解等等。上述说辞的源头常常追溯到鸦片战争之前半个世纪来华的罂国马戛尔尼使团。

    对于马戛尔尼使团1793年来华的常规解释是，由于双方在下跪磕头等礼仪细节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从而导致清政府拒绝与马戛尔尼开展商贸谈判，乾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的傲慢答复，使马戛尔尼使团一无所获。但这个解释是错误的，它是马戛尔尼单方面寻找的借口。

    就下跪而言，人们的确可以从马戛尔尼、斯当东等人的回忆中找到“不愿下跪”、“单膝下跪”之类的说法，但同样可以找到罂国政府要求马戛尔尼不要拘泥礼节的指示，还可以找到中方和外方其他当事人的记载，证实马戛尔尼确实下跪磕头了。后人相信哪个？完全看你的立场。罂国的通商要求没有实现，根本原因是由于罂国提出的条件太过分。乾隆在接见罂国来使时，曾经从身上摘下荷包送给罂国副使斯当东13岁的儿子，这个细节可以看出乾隆心情不错，对罂国人也很客气。只不过从中方的国家利益角度，无法接受罂国自以为是的通商条件，例如要占据舟山附近的一个岛。

    退一步说双方可能有误会，那么，这种误会也是互相的，不能单纯指责中方。比方说翻译问题。当时罂国找不到懂中文的人，马戛尔尼来华之前在意大利找了两位中国人，但他们只会拉丁语，不会罂语或很差。因此，最初文本只能通过罂语-拉丁语-汉语的多道转换。有些文章说马戛尔尼使团与中方的翻译沟通要靠副使斯当东13岁的儿子。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小斯当东跟着父亲随船来华，一路上向两位中国人学了几句中文，根本不可能达到翻译水平。到达澳门后，一位中国人不愿前往北京，因为他皈依了天主教，清朝那时禁止传教，他怕受惩罚。因此，马戛尔尼在澳门找了几位会中文的葡萄牙人做翻译。这个决定可能是马戛尔尼失败的重要原因。

    马戛尔尼之前二百多年葡萄牙人就获得了澳门的居住权，并长期垄断了对华贸易。在此期间，澳门的葡萄牙人曾经用武力驱逐过其他欧洲人，目的是维护自己对华贸易的特殊地位。罂国人来到时，葡萄牙实力已经下降，自知打不过罂国，但不想其他人分一杯羹的心态依旧。于是，为马戛尔尼充当中文翻译的葡萄牙人做了很多小动作，暗中破坏罂国想与中国通商的打算。不懂中文的马戛尔尼根本无法察觉，最终把不成功的怨气撒到中国人头上。

    如何解释马戛尔尼使命的失败实际上指向半个世纪后鸦片战争的责任问题。上述常规解释把中罂第一次接触“失败”的原因归为中国，连带指向鸦片战争的原因同样错在中国，但这种连带尚属间接。历史学家提出的另一条历史信息，则将鸦片战争的责任完全归咎于中国。这条历史信息指出，罂国政府给了马戛尔尼的一个底牌：如果中国人坚持，罂国可以放弃鸦片贸易，虽然鸦片收入对印度有利，但罂国更希望获得对华贸易的独占地位。史学评论说，正是由于中国人或乾隆皇帝在磕头等礼仪问题上的傲慢，使得马戛尔尼没有机会表达罂国政府的这项承诺，使得中国人失去了避免鸦片战争的最佳时机。

    马戛尔尼生前的自我开脱、责怪对方，一百多年后又被历史学家补充和强化，似是而非地编织了一张权威话语之网，力图把所有人都捕捉到一个固定的观念牢笼中：中罂第一次接触，错在中国；中罂第二次接触，错在中国；鸦片战争爆发，错在中国；是中国人自己不好，中国人自食其果，咎由自取；不能责怪罂国，罂国做的都符合国际惯例，罂国是忍耐和仁慈的。我必须指出，上述说法都是谎言和狡辩。编织并传播这些观念的人非常无耻。

二、所有中国人都应该相信：中国没有错

    罂粟或鸦片在人类生活中有漫长的历史，据说在张謇通西域时传入中国。此后，鸦片在中国长期都是药用。17世纪，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禁烟在中国出现。1639年，明朝崇祯皇帝下令全国禁烟，犯者最高可处死刑。崇祯禁烟的对象主要是源自美洲的烟草，当时从海外传入一种将烟草和鸦片混合起来一起吸食的方法，因此，崇祯禁烟只是捎带到鸦片，并没有妨碍鸦片的药用。崇祯禁烟90年后，1729年，清朝雍正皇帝颁布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禁止鸦片的法令，禁止对象包括贩卖鸦片、开设烟馆和引诱吸食，最高刑为死缓。同中国历史上无数历史事件一样，雍正禁止鸦片，也带来一个历史评价问题。

    按正常思维，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禁毒，因此，约300年前雍正全球第一个禁毒令当然应该是中国人引导世界走向正确方向的示范，比罂国、米国等正式禁毒早将近200年，中国应该是世界的榜样。但是，因为要给鸦片贸易辩护，在西方中心论的指导下，西方社会按照诡辩思路对雍正禁毒做出了解释：由于中国吸毒人数太多，雍正不得不禁毒，结果也只能是装装样子。可悲的是，很多中国人也接受了这种说法。言外之意就是说，为什么18世纪全世界只有中国一个国家禁毒？因为18世纪中国毒品泛滥最严重。这种推理和暗示毫无道理，极为荒谬。

    我们为什么不能说18世纪中国在全球第一个禁毒是因为只有中国最先认识到了毒品的危害？当今世界对于制贩毒品和吸食毒品的法律惩罚，中国几乎是全球最重的。人们是否可以就此解释说：因为中国社会吸毒严重所以才惩罚严厉？难道不是因为中国意识到吸毒危害严重，所以才惩罚严厉？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最可悲的事情之一就是，站在客观立场的正常思维难以确立，站在利欲熏心者立场的诡辩思维却能大行其道。

    为鸦片战争诡辩的另一个说法是，鸦片在当时的罂国是合法的。这个说法没错。数据显示，鸦片战争前，19世纪初，罂国东印度公司每年销往中国的鸦片4000-5000箱。同一时期，每年销往罂国本土的鸦片约200箱，相差20多倍，显然中国鸦片市场比罂国大得多。然而，中国在乾隆时期人口达到了3亿，罂国在19世纪初人口接近1000万。换句话说，中国人口是罂国的30多倍，中国的鸦片销量（非法的）是罂国鸦片销量（合法的）的20多倍。这只能说明罂国人均消费鸦片的泛滥程度比同时期中国更为严重。

    中罂两国消费鸦片的方式不一样。罂国主要是鸦片酊，就是将鸦片溶解在酒或其他溶液里。这种方式比较容易控制鸦片含量，价格较低，当时在罂国几乎成为普通民众最基本的日常药，包括用于妇女痛经、婴儿入睡。17世纪时罂国临床医学奠基人托马斯·希邓汉姆说：“没有鸦片，医学不过是个跛子”，意思是说当时的罂国医学很多就是吃点鸦片制剂。这种方式造成药物与毒品不分，使鸦片酊吸引了罂国一些文人墨客，有的还死在鸦片酊上。

    不光罂国如此，欧洲其他国家也如此，例如德国文豪歌德就是鸦片酊上瘾者。德国还曾经将鸦片成分添加到巧克力中，为战场上的士兵提供战斗力。此外，可口可乐19世纪在米国刚出现时也是添加毒品，当作药物在药房出售。这种做法就是源自罂国的鸦片酊。与之不同的是，从东南亚传入中国的鸦片吸食法，因为鸦片纯度高，所以价格较贵。这种方式后来传到罂国、米国，一般只在较富裕的少数人中流行。当然，后来德国拜耳公司研制出了高纯度的海洛因（与发明阿司匹林是同一人），危害比大烟土更大。顺便说一下，19世纪德国人最早从鸦片中分离出吗啡，成为一项赚大钱的生意。生产吗啡的企业，前身是基督教修道院。因为传教和医药很早就联系在一起。而教会医药的“神奇”相当一部分靠的就是鸦片类毒品。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雍正禁教、禁毒，在西方人看来是多么“大逆不道”——既不让传教，又不让赚钱！

    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述事实说明“雍正禁鸦片是因为中国鸦片泛滥”的说法是不准确并且带有误导性的。从民众消耗鸦片的普及程度说，罂国比同时期的中国更普遍。雍正禁毒时，鸦片消费主要集中在福建地区，吸毒泛滥程度比同时期罂国低得多。罂国及欧洲国家鸦片消费是低价而广泛的大众合法消费，中国鸦片消费是高价而局限的非法消费。之所以说自雍正以后中国历届政府禁止鸦片贸易的做法是正确的，是因为这种高纯度鸦片的高价消费如果普及，必将造成很多人倾家荡产。有人指出雍正的禁毒令之所以没有禁绝鸦片是因为没有处罚吸食者。这个说法是拿当今中国的标准要求中国古人。西方社会直到今天都没有对毒品末端的使用者有什么惩罚措施，换句话说，西方在禁毒问题上，今天也只处于近300年前雍正的水平。对此，正确的理解应该是认识西方的落后，而非指责雍正禁毒不够全面。

三、鸦片贸易是自由贸易吗？

    19世纪鸦片在罂国是合法的，在中国是非法的，这一现象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为鸦片战争辩护的人将鸦片贸易归入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的范畴，因而认为罂国没错，甚至是先进的。这个诡辩首先无视中国禁止鸦片非药用化是历史的正确选择，如今已成全球规则。其次，即便退一步以自由贸易来说，某国限制某一类商品的贸易，至今依然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例如，某些国家禁止或限制酒类贸易、特殊肉类、性用品等，这种限制在当今国际贸易规范中依然允许存在。所以，即便当初罂国鸦片消费合法，中国法律认定其不合法，也完全是正当的，不存在破坏自由贸易、市场经济的说法。这个道理可以延伸到卖淫嫖娼、器官买卖、雇凶杀人等交易行为。若纯粹按自由贸易、市场经济原则，它们都有存在的理由。人类社会之所以认定其非法，完全不是经济理由，而是道义原则。所以，鸦片当时在罂国是合法的，只能说明罂国的道义观念比中国落后，不能用来为自由贸易狡辩。当今世界有些国家奉行和提倡毒品合法，能否强迫禁止毒品的国家开放毒品贸易？

    马戛尔尼来华时，怀揣罂国政府“可以放弃鸦片贸易”的底牌，说明罂国政府完全清楚中国政府禁止鸦片贸易是正当的。罂国政府为避免自己的嫌疑，不直接向中国贩毒，而是依靠罂国商人走私。西方人向中国走私鸦片并不始于罂国，但是，18世纪后期，罂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向私商拍卖鸦片，就是要逃避中国政府无懈可击的禁毒法律，以鼓励非法走私的方式获得经济利益。从那时起，罂国成为向中国贩卖鸦片的最大走私犯。罂国几个主要鸦片贩子中，有的就是罂国东印度公司的前雇员。罂国东印度公司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罂国最大的央企。罂国鸦片贩子们常常以自由贸易的名义批评东印度公司，因为它垄断了对华鸦片贸易，不用冒触犯中国法律的危险，通过拍卖抬高价格，获得稳定的鸦片收入，却让那些以自由贸易名义从事武装走私鸦片的民间私商，单方面承担了过多的风险。

    罂国政府完全知道对华鸦片贸易就是罂国央企与民企串通一气的走私。诡辩者说，如果乾隆与马戛尔尼正式开展商贸谈判，罂国完全可能放弃鸦片贸易从而避免后来的鸦片战争。这话等于要求将非法活动作为换取合法活动的筹码，属于讹诈。如果马戛尔尼不提此事，罂国政府还能继续假装与走私无关。如果马戛尔尼提出此事，等于罂国政府厚颜无耻地承认自己支持走私并以此要挟中国，那么，中国只需一句话：“你先把走私鸦片杜绝了我们再谈”，马戛尔尼便无话可说。所以，马戛尔尼的失败，原因完全不是所谓中国傲慢。真正的原因，打个比方就是，正人君子不愿与没有悔改的流氓多来往。这才是历史的正解。

    林则徐以钦差大臣身份赴广州禁烟，是中国政府查处和打击走私。没收所有走私物品——鸦片，理所应当，古今中外都站得住脚。如果说林则徐有什么错，在我看来就是受困于历史局限的某种软弱——若在今天，中国官方毫无疑问会逮捕走私犯并进行审判，但林则徐只是要求走私犯交出鸦片并签下保证书：“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

    义律1834年来华时官职较低，还欠了不少债，1836年迅速成为罂国驻华商务总监。这是罂国任人唯亲的结果。义律家族在罂国是地位很高的贵族世家，但那时罂国的老贵族未必富裕。在林则徐的要求下，义律最初以罂国政府的名义要求本国鸦片贩子交出所有鸦片，算是在“配合”林则徐的禁毒和缉私，似乎符合某些学者关于马戛尔尼的假设：如果中国政府提出反对，罂国愿意放弃鸦片贸易。然而，有些外国商人签了“永不敢夹带鸦片”的保证书，义律却拒绝让罂国鸦片走私犯签署保证书，清楚地表明，罂国政府根本不愿放弃走私鸦片的非法活动。当义律进一步向交出赃物的罂国鸦片走私犯保证“损失由女王政府负责”时，罂国政府与鸦片走私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已经昭然若揭。

    当时罂国的印度总督是义律的亲戚，海军大臣是义律的堂兄，派往中国的舰队司令是义律的另一位堂兄。义律执行罂国政府的武力政策，迫使清政府赔偿鸦片、赔偿军费、割让香港等，赢得了鸦片走私犯的满意和感激，保证了他家亲戚在印度总督任上的利益和地位，保证了他的堂兄舰队司令英明决策指挥的功绩，同时使他自己还清了债务，使罂国政府获得了战争投资的回报。虽然罂国国内对这个战争投资的回报仍感到不满意，但还是给予义律高度评价，并赏赐义律的儿子在东印度公司一个舒适的高薪职位。义律本人后来获得海军上将军阶。对于罂国来说，鸦片战争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但这一切都来自鸦片走私，所有的鸦片走私犯此后开始向香港集中，继续肆无忌惮地走私。与义律谈判同意割让香港的清朝代表琦善，后来被清政府革职查办，西方人则认为琦善是个好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立场，使得人们对同一事物的判断有天壤之别。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站在罂国立场来判断吗？

    1793年马戛尔尼来华时提出的领土要求，具体指向浙江舟山附近的一个岛屿。罂国人希望垄断全部对华贸易，舟山靠近中国最富裕的长三角地区，的确更便利。因此，当义律通过鸦片战争获得了广州附近的小岛香港，在罂国国内受到了批评，认为香港没有经济价值，鸦片战争没有获得最大的收益。义律之所以要占领香港，是因为当时占据对华贸易主导地位的罂国商人几乎都是鸦片贩子，他们急于在早已习惯的走私据点、走私通道广州附近找一个地方囤放鸦片。换句话说，割让香港相当大程度上就是罂国鸦片走私犯决定的。罂国国内关于香港、舟山的争论，最终是香港胜出，原因也正是因为鸦片走私利润巨大，其他商品贸易不足以取代鸦片贸易的地位。鸦片走私的巨额利润甚至使得鸦片贩子在战争开始之前就派专人或亲自回到罂国本土，用巨额资金出版专著、收买报刊、收买议员、制定战争计划、保障军需供给等。

    罂国国会同意对华发动战争的票数只占微弱多数。有人说这个细小差距说明当时相当多罂国议员是有道义原则的。这当然是一种解释。然而，换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说，在罪恶的鸦片利润面前，罂国人所谓的道义彻底失败。鸦片战争后，鸦片贩子及其后代、继承者纷纷成为罂国议员，有的还被册封为爵士，所以，鸦片贸易不管是非法走私还是合法化，都是罂国的国策。直到1945年，罂国才最终宣布在香港禁止鸦片贸易。那么，这一百多年间，面对罪恶的鸦片利润，罂国人的道义又在哪里？

四、野蛮西方与文明中国

    西方为鸦片战争的辩护还有一个说法更为宏大和“高屋建瓴”，这种观点跳开鸦片贸易的细节，认为西方代表文明，中国代表野蛮。米国卸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鸦片战争爆发后说：罂国是正义的一方。一些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沿着这个思路说：在文明与野蛮的较量中，即便没有鸦片，也完全可能发生“大米战争”、“糖浆战争”。这种诡辩与鸦片拉开距离，避免在鸦片贸易的道义问题上过多纠缠，直接在历史进步论的框架下，将中国塞进野蛮、落后的抽屉，以西方标准的宏观审判，代替了就事论事的真实犯罪。以至于某些中国人今天仍在说：没有罂国的动武，中国就难以摆脱落后的封建制度。我们必须批驳这种谬论。

    当今世界的文明标准之一是禁毒。因此，雍正1729年在全世界第一个明确禁毒，证明与当时没有禁毒的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才是文明，绝非相反。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禁毒法令依然有效，占据香港的罂国鸦片贩子以及其他西方国家的毒品贩子（例如米国总统罗斯福的祖先），依然是违反中国文明法令的毒品走私者。只不过因为当时清朝政府的羸弱，面对西方国家用军舰大炮支持的毒品走私，被迫默认。对此，西方毒品走私者还不满意，无端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罂国全权专使额尔金还下令烧毁了圆明园。

    额尔金是罂国贵族封号，有着几百年声名显赫的历史。这位额尔金的父亲曾经买通奥斯曼帝国政府，花一年时间洗劫了希腊的帕特农神庙，目的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女人建一座豪宅。后来女人离他而去，老额尔金便将几百箱从帕特农神庙拆下来的雕像卖给了罂国政府。因此，当他的儿子小额尔金下令抢劫和烧毁圆明园，我们一方面看到的是罂国贵族家传的野蛮基因，另一方面也看到罂国政府并不为此感到羞愧，因为他们同样野蛮：看到其他国家的高度文明成果，眼中只有小偷和强盗的贪婪。

    第二次鸦片战争另一个结果是，罂国和法国两个强盗逼迫清政府接受了鸦片合法化。这是违背历史进程的彻底的反文明，是野蛮的西方逼迫文明的中国倒退回野蛮。不管是米国卸任总统亚当斯还是西方历史学家或者中国某些崇洋媚外的学者，声称鸦片战争是文明战胜野蛮，都是在寡廉鲜耻地撒谎。西方用武力迫使清政府接受毒品合法化，通俗点说就是，一个小偷或强盗用武力胁迫一个良民将家里的钥匙交给他。

    1729年雍正禁毒的文明标杆在1858年被野蛮的罂国人、法国人毁掉后，西方国家疯狂地向中国输入毒品，20多年后，西方列强输入中国的鸦片货值等于中国全部进口货值的一半。人类历史上何曾见过如此丧心病狂的“文明”？仅仅是因为中国那时候打不过西方！但是，打人是文明吗？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事实，但绝不意味着这个事实符合道德。落后就要挨打，这个野蛮事实如此鲜明而残酷地在西方主导的历史进程中那么长久地占据首要地位，只能证明西方是一个假装成文明的野蛮，是一个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连这件文明外衣都是抢来的。

    被迫接受鸦片贸易合法化后，中国不想在这种倒退的野蛮状态中永远沉沦。1906年清政府又颁布了《禁烟章程》。但是，鸦片已经成为西方列强的金饭碗，清政府想收复雍正时代的文明失地，绕不开环伺的西方野蛮人。清政府只能找罂国人商量。罂国便装出像中国一样文明的样子，同意清政府禁烟禁毒，但要有10年的递减期。意思仿佛是说：我装扮的文明程度，比你中国略差10年。事实上，清政府要禁烟禁毒，只需像雍正那样一声令下，或者像林则徐那样立即收缴就行。但是，假装文明的野蛮国家罂国偏要搞10年递减期，无非是想不道德地多赚10年黑心钱。事实上，10年后罂国依然没有停止贩毒。让我们再次看到罂国对清政府10年递减的条约承诺，就是一张野蛮人身上的文明画皮。

    有了罂国人虚伪的承诺，清政府便想在祖宗禁烟禁毒的文明方向上再进一步。1909年2月，清政府在上海召开“万国禁烟会”，用“万国”这个名号是想把西方列强拉入禁毒行列。的确，“万国禁烟会”共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3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万国禁烟会意味着清政府想引导世界回到200前的文明状态，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第一次占据了文明的道德高地，让那些西方野蛮人经历了200多年进化后，终于感受到了文明压力，不得不向中国人约200年前设定的文明道德标杆靠拢。

    公正地说，1909年在上海召开的“万国禁烟会”应该是今天“国际禁毒日”的起源。但是，“国际禁毒日”是联合国设定的，联合国又是二战以后由米国主导成立的，因此，联合国1988年设立“国际禁毒日”时，只将源头追溯到1946年在日内瓦成立的麻醉药品委员会。那时的中国在世界上没有话语权。距1988年一个半世纪之遥的雍正禁毒，比“国际禁毒日”早79年的上海“万国禁烟会”都没能成为人类禁毒史的里程碑。相反，一群毒品贩子的后代，将禁毒的道德光环戴在了他们自己头上。

    1909年万国禁烟会后，几个主要西方国家开始禁毒。1912年，中国、米国、罂国、日本、德国等签订了《海牙禁止鸦片公约》。1914年，罂国正式将鸦片列入禁止之列。米国在1885年曾有禁止鸦片贸易的立法，但实行并不严密。直到1914年的《哈里森麻醉品法》才算正式禁止医学以外的毒品。但是，就在中国文明扭转西方野蛮的这一历史转折关头，罂国人继续表演着他们极其丑陋的野蛮本质。1913年，罂国国会辩论是否应该废除鸦片贸易，一位罂国议员的话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听到。

    罂国议员亨利·克锡曾经是怡和洋行的大班。怡和洋行是罂国在中国贩卖鸦片最疯狂的公司之一。这个公司的英语名字是Jardine Matheson，分别来自两个人，前者是威廉·渣甸（又译查顿），后者是詹姆斯·马地臣（又译孖地臣）。此二人在鸦片战争前就已经是向中国走私鸦片最主要的毒品贩子。为了维护他们罪恶的鸦片利润，他们花大量经费游说罂国政客和媒体，抹黑丑化中国，是鸦片战争的重要推手。鸦片战争后继续从事鸦片走私与“合法”贩卖，还都成为罂国议员。因此，从怡和洋行大班（CEO）位置上退下来的亨利·克锡与他的前辈一样也是从鸦片贩子转为政客的。所以，他在罂国议会的辩论中，毫不掩饰地维护鸦片贸易。

    亨利·克锡对罂国议会的议员们说：“你们或许会以为吸食鸦片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罪恶。其实，它的坏处并不比一杯啤酒或葡萄酒更大”。

    这种违反常识的诡辩使得反对鸦片贸易的人问他：你会让你的孩子吸食鸦片吗？

    克锡说：不会。

    他接着说：我们罂国人的体质适合喝葡萄酒和威士忌，而中国人的体质适于鸦片。

    谁都知道“东亚病夫”是罂国无耻地向中国贩卖鸦片的结果，而这位向中国贩毒的罪魁祸首居然公开声称“东亚病夫”的体质适于鸦片。什么叫厚颜无耻，人类历史无需再找其他例证。

    也许人们会说，罂国政客亨利·克锡的无耻表演最终也没能阻挡罂国禁止鸦片。历史进程似乎如此，罂国的确在1914年禁止了鸦片贸易。但这只是在罂国本土。在罂国占据的香港，1914年后鸦片贸易仍在进行。即便1906年罂国与清政府签订“10年递减”的条约到期后，罂国统治下的香港仍在贩卖鸦片。人们也许会说，因为辛亥革命，当时与罂国定约的清政府已经不在了，所以条约无效了。然而，辛亥革命后，中国哪怕还没统一，一些地方政府已经表现出迫切的决心要禁绝鸦片，有些地方政府枪毙了一批制贩鸦片者。当时在香港的罂国鸦片贩子担心鸦片卖不出去，便要求罂国政府向中国施压，继续允许销售鸦片。但是，人们在港罂政府的财务账本里看不到“鸦片收入”这一项，它换了名字，躲藏在其他名目中。文明对于罂国来说，不过是野蛮本性的一块破烂不堪的、小小的遮羞布。

    二战时期，日本占领香港。日本侵华期间大量种植和贩卖鸦片以获得战争资源。日本这种卑劣做法难道不是向他们的罂国祖师爷学的？二战结束前，米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将香港归还中国，使得罂国非常不满。罗斯福突然去世后，杜鲁门总统决定由麦克阿瑟接收香港。但是，日本8月15日宣布投降，罂国立即派出海军少将夏悫（音雀）率军舰赶在麦克阿瑟之前，于8月30日占领香港，9月1日宣告成立军政府，由夏悫出任军政府首脑。因为此前与米国有关于香港前途的严重分歧，为了笼络人心，夏悫出任军政府首脑期间宣布香港的鸦片贸易为非法。因为至少得摆出样子，战胜国“收复失地”后不能仍像战败国日本一样卖鸦片吧。二战期间，日本、德国都给本国士兵使用冰毒，这也是盟国不得不禁毒的原因。

    这是怎样的一百年！在这一百多年中，罂国对中国犯下多少伤天害理的罪行，居然有人说这样的野蛮国家是文明！如果说它是文明，罂国1945年宣布香港的鸦片贸易是非法，难道不是回到1729年雍正的坐标？难道不是证明雍正时期的中国比罂国更文明？难道不是证明从1729年到1945年二百多年间，罂国始终是一个落后、野蛮的鸦片贩子，并把中国从文明强行拖入野蛮的黑暗之中？如果说鸦片战争前罂国是趴在中国身上的吸血蝙蝠，那么，鸦片战争后的香港，就是罂国在中国身体上割开的血管，它哗哗地流血，流了一百多年，中国因失血而奄奄一息。曾经文明富裕的中国被以罂国为首的西方野蛮人榨尽了膏血，终于落入一穷二白的历史深渊。由此，我们才能理解新中国国歌的含义——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五、鸦片与白银：中国那时为何不用纸钞？

    追溯鸦片战争的起源，国内外很多学者都绕不开白银。全世界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罂国百般无奈，找到鸦片来平衡白银流动。当中国禁止鸦片贸易，使得罂国白银回流的如意算盘失效，不得不发动战争。这是很多学者对于鸦片战争的解释，也被很多人接受。我认为，我们还应该更进一步。

    从哥伦布、达伽马的大航海时代起，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中国既没有骗，也没有偷，更没有抢。白银之所以流入中国，是因为中国通过公平合法贸易为世界尤其是向西方提供了大量优质产品。丝绸、陶瓷、茶叶等优良的中国产品，是中国数千年文明积累的成果，输出到西方，等于提高了西方野蛮人的生活品质和文明水平。对此，西方应该感激中国才对。中国收入大量白银实际上是在帮助西方，因为白银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实用价值也不大，更多只是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西方以野蛮手段在米洲获得大量白银和黄金，同样不能吃不能穿。对于西方来说，之所以白银有用，是因为有巨大而富饶的东方存在，获得白银等于获得了从中国或东方得到有用财富的保障。如果中国不收西方白银，白银对于西方的重要性便大为下降，势必造成西方的通货膨胀。西方社会能否在大航海后获得快速发展？有人推测，如果中国不收西方白银，西方的发展将至少延缓200年。

    如果中国当初像今天的米国一样，用中国纸币作为交换媒介，那么，西方若想获得中国产品，首先必须用他们的产品兑换成中国纸币，然后再购买中国产品。这等于是当年中国就可以像今天米元一样靠打白条获得西方产品。但是中国没有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西方那时的确没有什么中国需要的产品。另一方面，中国自从宋朝出现纸币后，经历了元朝、明朝特殊的纸币经历，中国发现这种没有真实价值依靠的纸币很容易因为滥发而变成欺诈。所以，中国既不想欺诈本国民众，也不想欺诈外国人，只选择真正有价值的外国商品开展有限的对外贸易。甚至在对外贸易中，中国宁愿倒贴优惠对方也不愿欺诈别国。

    中国之所以收取大量白银，是因为相信白银的诚实。也就是说，如果中国需要，就像西方用白银换取中国产品一样，中国也可以用白银换取西方产品。那么，罂国的鸦片走私就是用一种对中国国家以及人民有害的物品强迫中国流出白银，就是强迫中国拿丝绸、陶瓷、茶叶与鸦片做交换，就是以危害中国的方式保证他们从中国获取优质产品，保证他们的高水准生活水平。从全球角度说，这种杀鸡取卵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人也不愿就此坠入深渊，罂国便打上门来。割地之外，大量赔款，包括鸦片战争以后一系列的白银赔款，等于把中国从公平交易中获得的白银抢了回去，等于中国与西方通商几百年的优质产品都白送给了西方，等于西方抢夺了中国人民几百年里辛苦勤劳生产的大批优质产品。因此，西方的富裕相当大程度上靠的就是抢劫。这是野蛮，不是文明。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80年了。对于这场小规模战争的历史评价和解释并没有结束。西方主导的世界话语体系充满了对鸦片战争的诡辩和歪曲。中国需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以及全人类客观公正的立场，对鸦片战争做出道义评价和道德解释。鸦片战争是西方的罪恶，是西方落后野蛮的证明，是人类的耻辱。

    香港作为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虽然已经回归中国，但还应该成为中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成为西方文明耻辱的标志。所以，我再次建议将香港维多利亚湾改名为罂粟湾，让人类永远铭记罂国以及西方的这段罪恶历史。

202004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