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细节：清代军机大臣拟稿之事简述；清末军机大臣拟稿失序_风闻

作者：史遇春

既然要说军机大臣处理机务时拟稿之事，那么，就先得从军机处说起。

军机处是清代的官署名，也称“军机房”、“总理处”，是清廷的中枢权力机关。

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清廷因用兵西北而设立“军机房”。

此前，清廷的内阁在太和门外，雍正帝为防止漏泄机密，于是，在隆宗门（位于乾清门前广场西侧）内设置了“军机房”。

“军机房”选取内阁当中谨慎周密的人入值缮写，主要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同时也辅佐皇帝处理政务。

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军机房”改称“办理军机处”，设军机大臣、军机章京等职务，且均为兼职。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公元1736年～公元1796年）时期，复设军机处。

从此以后，军机处成为清廷的中枢权力机关，一直存续到清末。

由上可知，在清代的初期，是没有军机处的。

清廷在设立军机处之前，皇帝需要发布的谕旨，大多是由南书房拟定的。

所谓南书房，就是清代皇帝文学侍从的值班之所。

南书房位于乾清宫西南，原本是康熙帝读书的地方，俗称南斋。

当日，康熙帝命侍讲学士张英、内阁学士衔高士奇入值，此为选翰林入值南书房之始，即内廷词臣直庐。

翰林入值南书房，初为文学侍从，随时应召侍读、侍讲，常随皇帝左右，备顾问、论经史、谈诗文；皇帝外出巡幸，亦随扈；皇帝即兴作诗、发表议论等，皆予记注；进而常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预机务。

高士奇在南斋时，颇招致物议，当时有句，讥刺其人云：

“万国金珠贡澹人。”

高士奇（公元1645～公元1704年），字澹人，号瓶庐，又号江村；浙江绍兴府余姚县樟树乡高家村（今慈溪匡堰镇高家村）人，后入籍钱塘（今浙江杭州）；为康熙帝近臣，是在文、史、哲诸方面都有贡献的学者；他死后，谥文恪；学识渊博，能诗文，擅书法，精考证，善鉴赏，所藏书画甚富；著有史学著作《左传纪事本末》53卷，《清吟堂集》等。

“万国金珠贡澹人”中，所谓“澹人”，即高士奇的字。

因高士奇亲近康熙帝，所以，“万国金珠（即各国进贡清廷的金银珠宝）”都可以“进贡”到他那里。

由此可见，身为皇帝近侍之臣，其权势的显赫。

高士奇之所以招致物议，原因大约如下：

一方面，是因为他受贡“万国金珠”；

另一方面，还是因为，康熙帝重用近侍之臣。

皇帝重用近侍之臣，其实是对权力的收紧与集中。这种收紧与集中，一来与旧规往例有悖，二来也是在挤压外朝的权力空间。所以，由此而引发物议，自然是正常的事。

最后，高士奇因“万国金珠”而被弹劾。高士奇被弹劾，自然不只是就事论事的行为；其中，必然有一定的政治动机。假若真如讥刺所云，“万国金珠”进贡给了高士奇，高士奇的罪可就大了，康熙帝也不可能维护他，将此事轻轻放下，只给他一个“休致回籍”的处分。

之所以要详说高士奇“万国金珠”之事，就是想说：清廷当日设立军机处，其初衷并不是处理紧急军务、防止机密外泄那么简单。

其实，设立军机处，还是专制体制下，一脉延续的权力集中。

绝对的集中，必然导致绝对的昏聩与腐朽。

这在帝制史中，也是一种完全的倒退。

到了雍正帝时期，张廷玉为军机大臣。

张廷玉入值时，会携同编修戴衢亨等人共进。

其时，皇帝有谕旨，编修戴衢亨等会代张廷玉撰拟草稿。

这个时候，还没有军机章京的缺额。

回望往昔，雍正、乾隆两朝的诏书谕旨，内容回环往复、详细周密。比如说，朝廷要拔擢起用一个人，必定要明确宣示之所以拔擢起用此人的原因；比如说，要施行一项政策，也必定会表达清楚不得不施行这一政策的良苦用心。这一时期的诏书谕旨中，凡是戒饬臣工的，其内容之恳切，就如同家人父子之间的交心。这一时期的诏书谕旨的篇幅，长至每份达数百字到数千字之多。猜想，诏书谕旨的内容，肯定是皇帝自己确定大意并亲自阅读修改过的。因为，就一些诏书谕旨的内容看，军机大臣是不敢擅自拟定的。

到了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初年，潘祖荫、翁同龢号称绩学之士，颇工词藻。所以，他们在军机时，诏书谕旨的拟稿，自然没有多大问题。

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以后，瓜尔佳·荣禄执掌枢机。据说，荣禄曾经在私邸拟旨，同僚都不能参与，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写的、写了些什么。同时的瞿鸿禨，虽说是具有文才，但是，他也不敢张扬炫耀。直到荣禄死去之后，瞿鸿禨才稍稍执笔拟稿。

瞿鸿禨在军机时，鄂卓尔·荣庆也参与当值。因为荣庆是翰林起家的，有拟稿机会时，他总是跃跃欲试。安排荣庆拟稿，每写一稿，瞿鸿禨都会十分不客气地进行涂抹修改。在瞿鸿禨面前，荣庆自叹不如，所以，稿子被涂抹修改时，他也不敢争辩。

瞿鸿禨罢军机，张之洞、袁世凯相继进入军机。

张之洞暮年，已经有些江郎才尽的情况了。每至拟稿，执笔沉思，半天都写不出一个字来。袁世凯在旁边看着张之洞发笑，但是，他自己也不能赞襄一个词出来。

清德宗光绪帝的遗诏，乃是张之洞所拟。遗诏之中，光绪帝竟然自称“在天之灵……弥留不起”。读到遗诏的人，忍不住掩口失笑。

十余年来，清廷的朝政失纲。

这一时期，似乎就是把军机处的枢机要务完全看成了例行公事。

凡是需要谕旨批答的事务，军机处动辄就命令军机章京查检以往的案例，照抄过来，随便修改几个字，就送进内廷。如果没有成案，各位军机大臣就各出私意，凑合着写成一篇文字，根本就不会考虑文字能不能打动人、说服人，只求完成一天当差的任务就行了。

在此情况下，就发生了很多漏洞百出的事情。

此督、抚参奏的官员，马上就被彼督、抚保举；彼省上奏请拨的款项，马上就被此省截留；甲部上奏确定的奏章，马上就被乙部动议修改。

这样乱七八糟的场面，朝廷竟然很少严旨诘责。

监国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最初主持机务时，他的兴致非常高。各省章奏的批答，他也做了调整，将原来的“依议”改作“允行”，有点像史官记事的体裁。折子后面恭敬赞誉的套话，他还会常常加点浓圈。

不过，后来，载沣也慢慢懈怠了，甚至比光绪帝时期还不如。虽然，也会交秘议秘查的诏旨，但是，累月经年也不回复，就像是忘了有这事一般，大臣也不会过问。

浙江巡抚增韫（蒙古镶黄旗人）上奏，请求简拔王丰镐为交涉使，朱批“著照所请。”

朝廷二品大员（交涉使实为正三品），没有正式除授的谕旨，就批四个字了事。听说这件事的人，没有不惊怪诧异的。

按照以往的制度，凡是属于参奏的案件，即便是小到一个典史因为疏于防范而导致案犯越狱，处分时，也是要正式宣降谕旨，以示惩戒。

两广总督袁树勋被弹，密旨交博尔济吉特·瑞澂查办。关于此事，内外人等，都在密切观察其动向。等瑞澂查复请旨时，也是随折批“著照所请”四个字，就没有下文了。

己酉（公元1909年）两宫大丧，民政部请求奖励出力办事的司员，有百余人；礼部也同样请求。这都是违反旧例滥邀恩泽的举动，根本算不上是议案。上奏之后，竟然全部奉旨依议。

本文据清人胡思敬所撰《国闻备乘》卷四《军机不胜撰拟之任》一节成章。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