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P.大法官：一生从未停止奋斗与抗争_风闻

　　“声名狼藉”的露丝·巴德·金斯伯格（RBG）一生从来没有停止过奋斗与抗争，她不仅仅是女性权益的捍卫者，也是所有人权益的捍卫者。

　　9月18日，美国自由派大法官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病逝，她的正式追悼会于当地时间周五（25日）在美国国会大厦举行，她是首位在国会大厦的女性，也是第二位以这样的方式接受民众悼念的最高法院大法官。

10月5日出版的《时代周刊》再次采用金斯伯格的头像作为封面纪念这位斗士

　　据悉，金斯伯格的安葬仪式将于下周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

　　金斯伯格影响了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几个极为重要的女性权利案子，她还因支持堕胎和同性婚姻合法化而广为人知。而她的离去也为目前前途未卜的美国政坛留下更多的未知。

　　当地时间9月23日金斯伯格的遗体

　　最后一次重返最高法院停灵2天供民众瞻仰

　　120名金斯伯格的前书记官站在最高法院

　　前的石阶上迎接她的灵柩

　　愤怒不过是浪费时间

　　金斯伯格一直牢记母亲的建议：愤怒不过是浪费时间——这建议帮她无论在困境还是顺境中都保持了良好的心态，且永远保持理智，斟酌寡言。

　　她坚持做一个专业、公平和谨慎的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竭尽全力地去影响一代人乃至整个社会。

金斯伯格竭尽全力地去影响一代人乃至整个社会

　　当她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华盛顿邮报》采访了她在美国民权同盟的两位同事，帕拉提斯和前法务总监梅尔·沃尔夫。两位受访者都发现想要准确描述金斯伯格很困难。

　　沃尔夫语气中带有略微不屑：“她在每个方面都很传统，包括社交上和政治上，大概唯一的例外就是她的智力。”

　　帕拉提斯插嘴说，“梅尔，但你必须承认，在她那个年代，女人有家庭，有工作，还上了法学院可一点也不传统。”

　　沃尔夫——一个出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老派男人，耸了耸肩，坚持说，“反正在我看来，她没能力发动民权战争。”帕拉提斯说，“但是，她是乱世英雄。”

　　而更令人佩服的是她几十年如一日的敬业和严谨的行事风格。金斯伯格办公室里贴着“做正确的事，写简练的文章”。她认为“法律应当是一种以文学写作为基础的职业”。

　　也许现在世界发生的巨变让我们已逐渐忘了作为女性生活在早些年的社会中有多么艰难。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女性如今拥有所有的独立选择的权利，都得益于金斯伯格这一代人不懈和默默无闻的付出。

　　金斯伯格与所有伟大的变革者一样，毫不在意后世的评价，“当我工作时，我从不考虑我做的事能否鼓舞人心，我只竭尽全力做到最好。”

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群众自发为其哀悼

　　在2012到2013年审判年度中，金斯伯格宣读了五篇异议意见书，这个数字打破了近半个世纪的记录。

　　她对“谢尔比案”的异议意见书中直接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原话：“道德世界的苍穹虽长，但它终将趋向正义”，然后，她用自己的话补充道，“只要我们坚守承诺直到终点。”

　　诚如她的纪录片《女大法官金斯伯格》的两位导演朱莉·科昂和贝齐·韦斯特回忆和金斯伯格的往事，她们曾询问金斯伯格：“你希望以什么身份被后世铭记？”

　　金斯伯格谦逊地说：“作为一个利用任何天赋，她必须尽她最大的能力做她的工作的人。也希望人们会说，这个人曾努力治愈社会伤口并发挥自己所能，让世界变得美好了一点。”

　　平权也需要男性的解放

　　她出生于1933年，亲身经历了二战、冷战、越战，以及数次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也经历了几次世界性的女性权益运动，从当初没有投票权的女性一路走到了终身大法官的光荣职位上。

　　她战胜了无数偏见和歧视并成功登顶美国法律界的顶峰，成为了最高法院有史以来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她是全美icon级别的人物，形象屡屡被印在T恤，被涂鸦在墙上，SNL以她为主角开发了无数好笑的段子。

　　这些流传在民间的传奇不是因为她是女性大法官，而是因为她努力、坚持、勇敢、充满智慧又不乏冷幽默，代表着积极向上的人群，值得敬佩——即使过了80岁她每天还能坚持健身一小时，凌晨两三点还在给助理留语音信息指导工作。

　　她是真正的平权推动者，她坚信真正的平权不仅是解放女性，同时也要解放男性。

过了80岁的她，仍然会每天坚持健身一小时

　　波伏娃说，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

　　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

　　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作为出生在大萧条时期、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金斯伯格在职业生涯的初期也遭受过不公的待遇，随后她用极一生用告诉普罗大众：“性别界线，并不能帮助女性站稳脚跟，而是将她们关进牢笼。”

　　金斯伯格对提升女性地位的影响力并不在于她如何疾走呼吁，奋笔疾书，撕声呐喊，相反，她很早就意识到自己不是那样爱出风头的人。

　　她能做的，而且她最适合做的事，是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法律——对长久以来形成的不平等现状，一步一步做出立法上的改变。

　　作为美国民权同盟女权项目的创立者，金斯伯格对变革目标有自己既定的循序渐进的详尽计划。

　　40年前，作为律师的金斯伯格曾站在最高法院中，面对着当时的九位大法官，为平等公民权据理力争。

　　她的人生中曾遭受过许多不公，她曾因自己的性别而被律所和法院拒之门外，也曾因怀孕而被解雇，正是这感同身受的经历让她坚持不懈地推动女性权益运动。

　　可以说，不论是作为诉讼律师还是大法官，金斯伯格对女性群体的贡献都是无可比拟的。

金斯伯格对女性群体的贡献都是无可比拟的

　　通过一系列诉讼案件，金斯伯格在立法层面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平等的就业和受教育机会，同时也在维因伯格诉维因伯格案中为一位单身父亲争取到了亡妻补偿。

　　她敏锐地看到，要先实现真正的平权，男性也必须从就有的两性规则中解放出来。

　　2012年，金斯伯格受邀在哥伦比亚法学院演讲。在演讲中，她突然停顿了一下。“今天早上我经过了一个门上写着哺乳室的房间，这个世界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金斯伯格比其他人都更有权说，是自己促成了这些改变的发生：“在我的一生中，最让我心满意足的事情是我参与了一场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受益者不仅仅是女性。

　　不够激进而饱受争议

　　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金斯伯格都不是一个激进分子，这让她一方面赢得了谨慎的美名，另一方面也让她在为女性争取权利的道路上充满了争议。

　　她坚信人不可能一下子就接受一个观念，社会变革需要逐步累积、循序渐进。真正的，可持续的改变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才会发生，因此她必须保持耐心，计划好策略，而且她偶尔需要装聋作哑。

　　因此她坚持按部就班的工作方式，只向最高法院提交符合逻辑的下一个案件，然后下一个，再下一个。不要争多求快，不然可能输掉本应赢得胜利的案子。

　　但在1970年代，许多人认为金斯伯格提倡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方式太过温和，双方的冲突主要集中在奠定了美国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上。此案是美国1970年代女性平权运动浓墨重彩的一章，被视为大胜，而金斯伯格却持保留意见。

　　她坚持认为**，将堕胎权建立在隐私权的法理基础上是靠不住的**。

　　女性从最高法院那里获得的不是她们个人享有的权利，她们首先还要去咨询大夫，隐私权作为法理基础还使得公共保险可以不为堕胎支付费用，其代价落在了底层女性的身上。

　　1990年代，白宫在考虑提名金斯伯格为大法官时，当年的这些争议差点让她与这个机会失之交臂。但后来的几十年中，事实被金斯伯格不幸言中，罗伊诉韦德案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小，而今已岌岌可危。

金斯伯格在1993年获克林顿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

成为美国最高法院第二位女性大法官

　　此外，一些自由派法律教授和时事评论员们早前也认为，金斯伯格可以为自由派做的最大贡献就是赶紧退休，这样当时的总统奥巴马总统就可以提名一位更年轻的自由派大法官来代替她，以保证她在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席位能留在自由派手中。

　　但她坚信希拉里能赢得大选，希望自己在希拉里任上辞职，以便希拉里提名新的法官，还公开表示了对特朗普的反对，违背了大法官不干预政治的传统，后来被迫公开道歉，这些举动在一些自由派人士看来则有些冒险了。

　　目前媒体普遍认为，如果大法官位置出现空缺，美国总统特朗普很可能会任命一名保守派人士，使最高法院进一步“右倾”，这不会是金斯伯格生前想看到的局面。

特朗普和夫人在最高法院悼念金斯伯格

　　事业家庭可以两全

　　金斯伯格为世人留下的启示还包括了她能完美协调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她表示，婚姻不应让女性失去独立与个性，相反，夫妻应平等地与对方分享自己的生活和人生目标。

金斯伯格与亲人们在一起

　　金斯伯格并不是在精致的生活中长大，她在大萧条最深重的时候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父亲是个皮贩子，母亲西莉亚·巴德则因癌症一直缠绵病榻，去世于露丝高中毕业的前夜。

　　露丝读了康奈尔大学，在那里遇见了比她年长一岁的马丁·金斯伯格（朋友称他为马蒂），二人在她大学毕业后结婚，那是1954年。

年轻时的金斯伯格

　　和露丝不同，去世于2010年的马蒂爱社交，喜好开玩笑，很擅长烹饪。他也是位很有成就的律师。

　　在二人婚礼前，未来婆婆给了露丝下面这项建议，她后来经常向别人讲起，“每个好婚姻的前提都是，你得偶尔装聋卖傻。”讲起这段轶事时，露丝有时会加上一句，“在最高法院，也是一样。”

金斯伯格与丈夫马蒂

　　马蒂不可思议的快乐性格贯穿了他一生中与各式各样健康问题的不断搏斗。

　　在2005年前后，他感觉到越来越难以忍受的后背疼痛。最终，医生在他脊柱旁发现了肿瘤。2010年六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医生告诉露丝他们已束手无策。

　　金斯伯格回忆道：“我到达医院，领他回家的那天，我拉开他病床旁边的一个抽屉，那里有个黄色便笺本。”

　　马蒂在本子上给她写了一封信：                                                                      

　　2010年6月17日

　　我最亲爱的露丝，

　　你是我这一生唯一爱过的人，暂时把我们的父母、孩子们和孩子的孩子们放一边。**从 56 年前我们在康奈尔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开始，我从未停止过对你的欣赏和爱慕。**我真的很开心见证你一步步走到了法律世界的最顶端。

　　我应该会在医院呆到 6 月 25 号，从现在到那时，对于我的健康和接下来的生命，我要好好想一想；我要想一想，这次我是否还是要努力抗争，还是就这样了，因为癌症已经把我的生活变得太痛苦了。我希望你会支持我的决定，但我理解，你可能会不同意。

　　我对你的爱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减少。

　　马蒂

丈夫马蒂写给金斯伯格的信

　　马蒂于6月27日在家中去世，那是个星期天。次日早晨，金斯伯格法官回到了最高法院审判席上，在法庭开庭期限的最后一天宣读了法律意见。

　　“那是因为马蒂也会希望我那样做，”她说。多年之后，金斯伯格在哈佛大学法学会的活动上向学生们谈起事业与家庭两全的生活的诸多好处。

　　“人们常说，如果你要爬到树的最顶端就必须牺牲家庭，听到这种话时我总是很烦，”她对我说。

　　“他们说你看艾蕾娜·卡根法官，索妮娅·索托马约尔法官。”（这两位法官未婚、无子）“那么，奥康纳法官可怎么讲？她有三个儿子。而我有简和詹姆斯。”

　　金斯伯格的人生建议

　　以下节选自原2016年10月1日《纽约时报》：

　　“你一直想成为法官吗？”或者更高阶一点的问题是，“你一直想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吗？”每周最高法院里都至少有一批学生来参观，这是他们最经常问我的问题。

　　这个问题标志着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进步。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一位女性想要成为法官已不再是一件古怪的事，这与我在1956年秋天进入法学院学习时截然不同。

　　当时的美国法律界中，只有不到3％的律师是女性，在所有联邦上诉法庭中更是只有一位女性法官。

　　而今天，大约一半的法学院学生和超过三分之一的联邦法官是女性，其中包括三位坐在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上的女性大法官。美国所有法学院中**超过30%的院长和世界五百强企业中超过24%**的法律总顾问都是女性。

　　在我漫长的人生里，我亲眼见证了这些伟大改变的发生。

　　我们这个时代史无前例地让男女平等公民权在美国立法和司法机构中成为基本的宪法原则成为了可能，能够生在这样一个时代并且成为律师，我深感幸运。

　　**这是几代女性，其中包括许多男性，一直追求的目标。**但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社会都没有做好倾听他们诉求的准备。

　　这一场运动努力解放我们的女儿们和儿子们，让他们得以不受人为限制地自由发挥潜能并取得成功。

金斯伯格所带来的“伟大改变”

　　那么是什么让我得以成为推动这场运动的一部分呢？

　　第一，我有一位优秀的母亲，她以身作则，让我把阅读当做是一种乐趣，而且一直告诫我要做一个“独立的人”，不论受到怎么样的物质诱惑，也要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第二，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有过许多带给了我深刻影响或鼓励的老师们。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时，我欧洲文学课的教授弗拉基米尔·纳博拉夫改变了我阅读和写作的方式。

　　我从他那儿学到，不同的文字可以描绘出不同的场景。他解释说，选择正确的用词，并用正确的次序排列，可以在展现图景或者传达信息时起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在法学院读书期间的金斯伯格康

　　当我公开演讲时，我还经常会被问到一个问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我有。这个建议是我的婆婆在我婚礼当天告诉我的，她是一位很有生活智慧的女性。

　　“在每一个好的婚姻中，”她建议道，“有时候都需要装聋作哑。”我一直一丝不苟地执行着这个建议，不仅是在我长达五十六年的幸福婚姻中，也在我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包括最高法院。

　　当你听到无知或者刻薄的言论时，最好的做法就是不去理睬它们。以愤怒或不耐烦的态度去反驳无法让你变得更有说服力。

　　当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平衡工作与生活这个概念都还未产生。

　　但它恰如其分地描述了我上法学院时时间的分配。我毫不怀疑，我在法学院里获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当时还是婴儿的女儿简。

金斯伯格和丈夫、女儿

　　每天我都上课或自习到下午四点，然后回家陪伴简，带她去公园，玩傻傻的游戏或唱有趣的歌，给她读图画书和儿童诗，以及给她洗澡和喂饭。

　　在简上床睡觉后，我会重新打开法律课本，又一次充满了学习的热情。我生活的这两个部分让另外一个部分都变得更加有趣，拥有这两个部分让我的生活变得比例均衡，而这种均衡的比例是我那些生活中只有法律学习的同学们所没有的。

　　我拥有一个幸运的人生，但没有什么比得上我与马丁·金斯伯格的婚姻带给我的幸运。我没有任何词句足以形容我的丈夫，他极度聪明、充满活力，又永远充满爱意。

　　在我们婚姻的早期，他就发现做饭不是我的强项。我们那两个热爱食物的孩子们（我们在1965年成为了四口之家，我们的儿子詹姆士在那一年出生）会永远感谢马丁，因为他把厨房变成了自己的领地，把自己变成了我们家中的最高大厨。

　　马丁说：我从始至终都全力支持我的妻子，而她对我也是一样的。这不是牺牲，这是家庭的意义

　　在我生詹姆士时，是马丁一直在我身边鼓励我；我撰写的无数文章、讲稿和诉讼状，马丁都是第一位读者和批评者；在我两次罹患癌症时，是他一直在我身边陪着我几次住院。

　　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没有他，我不可能在最高法院中有一席之地。

金斯伯格

　　我曾说过多次，我在我现在这个岗位上已经23年了，这是任何地方的任何一位律师可能拥有的最好也是最辛苦的职业。

　　最高法院最主要的职责是填补联邦法律中缺失的部分。正因为最高法院接受的案子一般都是下层法院中对于法律或宪法理解有所争议的案子，所以我们考虑的问题一般很难；也很少会有不容置疑的唯一答案。

　　但是，通过大法官会议上的说理，以及更为准确深入的意见书中的讨论，我们最终更多会达成共识，而非产生激烈的分歧。

　　但是，当一位大法官认为多数大法官们错了的时候，他可以自由地在自己的异议意见书中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我认为某个很重要的案件判决出错了时候，我经常会使用这个特权，我的同事们也一样。

　　虽然我和我的同事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有着强烈分歧，比如在政治竞选经费花销、平权行动、堕胎权等问题上，但我们真诚地尊重彼此，甚至享受彼此的陪伴。

　　团结协作在达成最高法院的目标中至关重要。我们无法做好宪法给我们指派的任务，如果我们无法——用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最喜欢说的话来说——“不计前嫌”。

　　（节选自原2016年10月1日《纽约时报》）

　　他人眼中的金斯伯格

　　▮ 《纽约客》：伟****大的平权者

　　学者、律师、法官金斯伯格于18日去世，享年87岁。

　　金斯伯格出生在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成为第一夫人的那一年，她见证、支持并帮助美国现代历史上斗争最激烈、也最不受重视的一场革命——妇女解放运动——实现了宪法化。

　　除了瑟古德·马歇尔，没有一个美国人能像他一样，如此彻底地推动平权事业。

金斯伯格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有着了不起的人生

　　随着最高法院的转变，金斯伯格被塑造成最大的反对者，尽管这个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违背了她的意愿。

　　金斯伯格喜欢坦率地表达意见，但她不喜欢琐碎的、严厉的意见。

　　在她加入最高法院的前一年，即1992年，她在一次名为“以司法的声音说话”的演讲中说道：“最有效的异议是在不损害合议性或公众对司法机构的尊重和信心的前提下阐明分歧。”

　　金斯伯格成为了女权主义的象征，她对自己的名气欣然接受，这可以理解，但也令人不安。

露丝•巴德•金斯伯格正在给年轻人分享她的故事

　　从历史上看，最高法院理应与公众意见隔绝，这也要求法官们在很大程度上尽可能过着隐私的生活。但金斯伯格出现在深夜电视节目中，并成为纪录片、故事片和儿童读物的主题。

《性别为本》以金斯伯格的职业生涯里为妇女平权作斗争以及与丈夫婚姻家庭的故事改编而成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她向大众展示自己，她开始对最高法院本身的变化感到遗憾，这种极致的变化改变了法律的提名和确认程序。“我希望我能挥一挥魔杖，让它回到原来的样子，”她在2018年卡瓦诺听证会之后说。

　　没有魔杖，也没有回头路。

　　与联邦政府的其他部门一样，最高法院正面临着成为行政机构工具而非制衡机构的风险。维护法院的独立性将需要勇气和金斯伯格的信念。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希望已经发生的变化被取消。

　　在第19条修正案获得批准的一个世纪之后，露丝·巴德·金斯伯格作为学者、倡导者和法官的开拓性职业生涯成为了表达异议的丰碑。

　　女性天生的羞怯和矜持，显然不适合于文明生活的许多职业。几千万妇女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废除了这一谬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比金斯伯格更重要了，她热心、锐利、勇敢。

　　▮ 《时代周刊》：金斯伯格的传奇故事开始于几十年前

　　金斯伯格在1980年成为一名法官，她被卡特总统任命为美国上诉法院的法官，此前她作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顾问获得了全国的赞誉。

　　她在最高法院赢得了五起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并采取了一种新方法，在一些案件中代表男性提起诉讼，以扩大平等保护条款的范围。

　　例如，她认为鳏夫和寡妇都有权获得社会保障遗属抚恤金，并对俄克拉荷马州允许女性(而非男性)在18岁时购买酒精饮料的法律提出了质疑。

　　她还打赢了一些官司，这些官司主张，在军队服役的女性家属应该享有与男性相同的住房安排，以及倾向于让父亲而不是母亲来执行儿子的遗产是违宪的。

　　这些成就是她的名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部分原因。

　　她早期争取平权的工作往往是建立在日常认知之上——她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同时在她周围的世界中也很明显的存在——即许多过去标准所基于的旧观念不再适用——而一旦这些平权的事实被大众接收后，很多人的生活可以更好。

　　她把这样的认知带给了她的客户包括在最高法院任职，她不断地帮助美国法理学朝着她所想达到的目标迈进。

　　1977年，当她被《时代》杂志评为美国十大法学教授之一时，她对《时代》杂志这样描述自己的目标:“反映并回应它所服务的社会的需求，在防止混乱的同时保护自由。”

　　露丝·巴德·金斯伯格生平：

　　◎1933年3月15日，露丝·巴德·金斯伯格出生。

　　◎1956年，金斯伯格前往哈佛法学院学习。当时500名学生中，仅有9位女性，她是其中一位。

　　◎1959年，她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

　　◎1970年，她参与创办了《女权法律报道》，这是美国第一本专注于女性权利的法律杂志。

　　◎1972年，金斯伯格合作创办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女权计划。作为女权计划的首席诉讼律师，她曾为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辩护。如：里德诉里德案（Reed v. Reed）——这是美国最高院，首次将平等保护条款延伸到女性权利保护的案例。

　　◎1993年，金斯伯格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2020年9月18日，金斯伯格因胰腺癌引发的并发症在华盛顿特区去世。

　　参考资料：《纽约时报》《时代周刊》《纽约客》《异见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