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主线_风闻

历史是公共记忆，如果不看那些服饰史、家具史之类的，那么历史在社会学看来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找到社会问题，历史就会看得明明白白。

这个社会问题就是战争，或者称为内耗。

华夏上古史要从禅让制说起。当时的禅让制指的是部落集团首领职位在几个大部落之内流转，当然，小部落肯定是既没资格也没能力的。但是在这个流转过程当中经常发生冲突，甚至会引发大规模战争，权利平稳流转成为当时社会的重要问题。所以在各部落集体协商（间或镇压）之后，决定部落集团首领的职位只在某个特定部落之内流转，其它部落不再享有觊觎权柄的资格。如果对古代历史稍有了解的话，就可以看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大义”，也是最初的王朝化--夏朝建立。

华夏古代的社会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熟。当时社会动荡，主流的思想，比如道墨儒法这些思想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而产生。这里先说说道家学说。道家学说最初产生不太可能是周王室，应该是各个诸侯国的劝谏集合成书。意思是说，咱们这些诸侯之间打仗跟你周王室没关系，别总想着什么事都插一腿，你老实地看着，用你的时候出来站个台就行啦。所以周王室发出感叹说，这要是小国寡民该多好，谁也不打架，老死不相往来嘛，我周王室的权威也能建立起来。可惜，周王室彻底衰落了。

墨儒法三家学说则是对社会整体的考察，都强调秩序，目的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止战”。其中墨家与法家学说强调的秩序根本是背道而驰的，墨家强调底层秩序，底层产生法律，天子也由底层选举。法家强调上层产生法律，天子世系流转。两相比较一下就能发现，墨家的政治主张比较幼稚，不专业，法家更有操作性，有调动大资本的能力，更容易实现。在战国时期用法家学说也会产生强力的政府资本，以在战国生存下去。

儒学，实际上是这两家学说的调和派，强调皇权的世系流转能保证流转时候的基本稳定，强调限制皇权、众臣拱卫又使底层拥有更大的权力。

另外还有一个著名学说--兵家。兵家学说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兵者，诡道也”。首先兵家不是打仗的学问，而是求生的学问，都是实用手段，目的就是“我活你死”。不讲什么学派分别，只要好用我就用。很多人说皇帝用策是“外儒内法”，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应该是“外儒内兵”。面上看，皇帝是守规矩的，行为可预测，也可信任，但是背后实施的手段则是哪个好用就用哪个，绝不会讲学派分别，就是讲实用，不会被学派言论绑架。

整个社会的止战和政治上层的平衡，成为其后近两千年不断进行政治改革的目标。安全、和平，这是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有一句话对此描述得极为深刻，“宁为太平犬，莫作离乱人。”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征战产生巨大内耗，如果不能尽快统一各国，无论多强盛的国家都支付不起这样的消耗，直到最终被拖垮，这就是统一的最重要动力。

最终秦国夺得了这场竞赛的胜利。现在天下一家，政治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内部。秦国以法家思想治理天下，这里再次说说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用一个成语就能说明白--指鹿为马！用通俗的话说，当时赵高牵了头鹿上殿。“皇上，这头畜牲，”赵高指着鹿跟胡亥说：“您说叫鹿它就叫鹿，您说叫马它就叫马，它叫什么您说了算。”

这个故事说出了法家的最基本思想--众官僚执行法律，而制定法律的只有皇帝，而且也只有皇帝才有制定法律的资格。

这是种高度集权的思想，保证了秦国能够用最大的能力进行战争，从而统一天下，但在战后却不适于当时宽松的和平环境。秦国灭亡，原因在于战后利益分配不均。大家都知道，战后实行的是郡县制。郡县由官员管理，官员由秦始皇任用，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利益被秦始皇独占了，无论是原有各国的贵族或者老秦人的贵族都没有得到多少好处，与战国习俗完全相悖，他们当然不满。

秦始皇活着时候尚且要巡游天下，压服各地，一旦秦始皇死去自然战乱纷起。最重要的是，老秦人对战后分配同样不满，以至二世而亡，只和平了区区十二年。

七年战争之后，刘邦做了皇帝，实行宽法，也作了适当的分封。这个时候基本实行的是自由经济政策，或者叫黄老之治，同时杂糅法家思想，民间经济在战后快速恢复，形成了著名的文景之治。但是这段时期并不是平安无事，在政治上层的斗争同样激烈，比如说吕后灭族、选举皇帝、藩王作乱，汉文帝时期才形成都认可的帝位传递制度。

汉武帝刘彻上台之后面临的是盛世之后的危机，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集权。

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开创察举制选拔官吏，掌握官吏的任免权。颁行推恩令，分化藩王的力量。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加强财政集权。独尊儒术，逐渐对官僚体系进行改革，确立社会主流思想，从思想上改变自由经济体系。强干弱枝思路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

但这些还不够，地方经济仍然具有挑战中央的能力，随时都有叛乱的危险。然后汉武帝想出一个方法--发动外战，针对北方的战争。战争，能加强政治集权，能加强经济集权，能练出强军，而且是刘彻自己亲自掌握的强军，没有比战争更好的方法了。连年战争打出了强汉的名声，同样也使民间经济受损。

汉武帝晚年受不了外界的压力，同时也知道实行的政策不是长久之道，所以全盘否定了自己曾经实行的政策，下了个罪己诏。

汉武帝之后，他培养出来的强大军事贵族逐渐掌握了政权，上层政治失衡，地方崛起，国家逐渐滑入深渊，军阀、世家逐个出现，这就有了三国之乱。

政治平衡在曹丕当权时代出现了转折点。曹丕为了拉拢士族，推行了“九品中正制”，使官吏的任用权完全掌握在士族手里，士族成为了独立的力量，完全架空皇帝，上层政治彻底失衡。

南渡之后，士族依靠流民的大量补充，在庄园经济基础上拥有了基本的武装力量，进一步成为门阀，能够与贵族抗衡。但在上层政治层面，因为皇帝沦为傀儡，贵族与门阀之间没有缓冲，两者的斗争更为激烈。

乱世之后，两者的力量都大幅下降，隋文帝杨坚也有机会暂时掌握住两者。隋炀帝杨广在历史上评价不高，但他的功绩是抹杀不掉的。1，开凿运河，使中南成为一体，大幅降低流通门槛。2，推行科举制度，掌握官僚任免权，降低世家的影响力。官僚体系重新成为皇帝的力量，能够与贵族对抗，曹丕走的弯路现在才回到正途。做完这些后，杨广发动辽东大战，想要进一步消磨贵族的军事力量，可惜功亏一篑，士族与贵族联手推翻了杨广。

唐代基本延续了隋炀帝的政策，但也没有更进一步的政治改革，连帝位传递制度都没有做好。唐中期之后，地方军阀蜂起，乱世开始。

到了宋代，得益于世家、贵族在乱世中逐渐式微，政治上层逐渐形成共识。1，必须消灭世家。2，军事力量必须可控。所以宋代自开国起就大力推行科举制度，并且有了杯酒释兵权，军事力量纳入官僚体系当中。

军事力量的集权产生了两个后果，一是官僚掌军不专业，二是官僚集团力量过度庞大。不专业导致了“弱宋”的称号，文官集团的庞大导致“冗兵冗员”，同时也逐渐架空皇权。也是从宋代起，民间暴乱逐渐成为干涉历史的力量之一。

立国多年之后，地方经济逐渐壮大，尤其是南方，在隋唐时期的大开发之后又出现了大发展，此时南北经济差异已经非常明显。这时政坛出现一位大人物--王安石。王安石是官僚集团的大叛徒，因为王安石变法搞的是财政集权，最受益的就是皇帝。改革的阻力是很大的，但也有成果，不然徽宗皇帝也不会有钱修园子。结果是地方与中央、南方与北方，矛盾都在加深，直到靖康速亡，再次南渡。

高宗赵构比较老实，官僚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当时北人南渡与当地南人之间的矛盾是比较大的，能够平息矛盾、形成共识，既有外部军事压力的原因，也有赵构安抚各方利益的原因。政局平稳之后，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军事集权。这个事情已经是共识了，怕的就是出现军阀。多数人都是老老实实的上交兵权，少数不愿意交的就被处置了。

因为改革总体来说是失败的，此后终南宋一朝，官僚集团已经没有了自我改革的勇气，南宋各帝基本上都是被架空的。

元代在政治上没能再行一步，反倒陷入内斗，唯一能够称道的就是沟通了北运河。

朱元璋在历史上名声也不好，但确实是位能够看透历史的君王。明代立国之后，朱元璋很干脆的杀掉冒头的军事贵族，实行了勋贵制度。平时在京城待着，打仗了才让勋贵领军出征。这个制度既保持了军事上的专业性，同时也消除了形成军阀的可能，而且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好处--勋贵是皇帝自己的力量，可以协助皇帝共同压制官僚集团。朱元璋对官僚集团的管制是很严酷的，当时的宰相都被杀了，设立锦衣卫监视百官，以后还要加上厂卫，又比如设立粮长，使官僚集团管理不到基层，再有剥皮填草，顶大诰进京告官这些，反正是要尽量削弱官僚集团的力量。又要能用，又要可以控制。再一个是设立藩王，这被证明是一个败笔，却也促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明代。

永乐、英宗、万历这三代皇帝处在明代历史最重要节点上，而英宗所经历的“土木堡之变”可以称为大转折。如果要叙述具体过程难免要加入阴谋论，这里只说结果。“土木堡之变”是一次了不起的政治改革，使军事力量再次处于官僚系统的掌控之下。这样的体制能够最大程度减少内耗，但是军力逐渐衰落也是不争的事实。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家丁制逐渐成为主流，军阀悄然冒头。

万历晚年已经控制不住朝政，官僚小集团为“从龙之功”各逞心机、互相倾轧，其后的光、熹、毅三位皇帝都卷入重重阴谋与矛盾，结果是谁都无法控制朝政，直至灭亡。

清代吸取明代教训，将军事力量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压制官僚体系，但在太平天国崛起之后，这个方法失败了，地方组建团练的同时也进入清国的倒计时。

在清末时代，思想界有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说法，这个说法怎么理解？我举个例子，“华夷之辨”。这个华夷之辨，通俗的说法就是：我们是华族，穿丝绸，吃粮食，而且是煮熟了吃。你们穿皮衣，吃生肉，不仅臭哄哄还拉不出屎，蛮夷，穷鬼！

华夏古代，没穷过，一直都是富裕之地，到华夏来都是羡慕华国人的生活水平，没有说华夏人是蛮夷、穷鬼的，但在清末，这种情况出现了，不仅弱，而且穷。当时的思想界真的是大混乱，到现在，这样的混乱犹有余波。

华夏实行近两千年的集权制度，目的就是减少内耗。从宋代开始，古代政治进入成熟期，至少表面上看，上层政治的内部分裂不再是灭亡的主要原因。但是无论如何，华夏人的基本思想还是处于“一国天下”范畴，到了鸦片战争，正式进入“列国竞争”时期，思想界难以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