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与蒋介石_风闻

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与蒋介石

从1839年到1919年，阿富汗三次遭到英帝国的侵略，但阿富汗没有屈服，而是勇敢地抗击侵略者并最终获胜，为自己赢得“帝国坟墓”的美名。与此大致同期的清政府晚期，中国也数次遭到列强的侵略，但结局却是战败赔款、割地求和。对于失败，中国一直在探究原因。从器不如人，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下举办洋务，到变法维新学习西方的社会制度，再到推翻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一直到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从中华文明中寻找中国失败的根源。可是，这一切对中国失败原因的总结都无法解释更为落后的阿富汗为何能够击败侵略者。

戴旭在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齐齐哈尔的演讲中说：“甲午战争的五大战役全部失败，大清国还有战胜日本的机会，那就是把日本放进关内，在北京城下打，坚守北京城，等待全国的勤王之师，全国的陆军，调到北京周边，还可以把日本消灭在华北。”当年的清政府是否考虑过如此作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在对外战争中，清政府连胜仗都不敢坚持下去。1885年3月，冯子材率领的清军在镇南关取得大捷，一举扭转中法战局。由于战事失败，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但是，战争的结局还是在6月和法国签订《中法新约》，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吞并，中国西南门户向法国开放，西南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对内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清政府打了14年，镇压捻军的战争，清政府打了18年，可是，历次对外战争，清政府却实在是不愿意坚持下去。这不是清政府的昏庸，恰恰相反，这是清政府的精明。

清政府是以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清政府很怕军权丧失而危害其统治的根基。在与太平军和捻军的战争中，八旗与绿营不堪一击，军权已经逐渐落入汉人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的手里。当时，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获胜，咸丰大喜，令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大学士祁隽藻进言称：“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咸丰收回成命，仅赏曾国藩兵部侍郎头衔。 奈何，对内战争不得不打下去，清政府打得是小心翼翼。幸亏曾左李没有反心，清才得以维持下去。但清政府的担心终于还是成为现实。辛亥革命爆发后，掌握着北洋军（清军中最具有战斗力的部队）的袁世凯，利用北洋军逼迫清政府退位，终结了清政府对全中国268年的统治。

战争只要打下去，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中国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战争打下去，军权必定会逐渐落入汉人手里，而一旦没有了军权，清政府垮台就是早晚的事了。因此，战争打下去，中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未必是清政府的胜利，但失去军权，必定是清政府的失败，清政府是很清楚这一点的。尽早结束战争才是维护自己统治的最佳选择，清政府精明得很。

国民政府也同样的精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清楚日本是无法灭亡中国的。我们通常说“日本侵占了大半个中国”，实际上，整个抗战期间，连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等沿海省份，还有大片的领土从未沦陷。日本占领区有一亿多人口，也不足全国五亿多人口的三分之一。在战场上，国民革命军鲜有胜绩，但国民政府坚持下去，必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这就是战略上的胜利。日军赢得了大多数战役的胜利，但战术的胜利是无法扭转战略上的失败的，日本最终会被中国拖垮。日本的战略家石原莞尔清楚这一点，国民政府也是很清楚，至少精明的蒋介石是清楚的。但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同样清楚，中共是能够取代国民党的统治的，日本是肘腋之患，而中共则是心腹之患。对历史事件原因的研究，我们可以列出“甲乙丙丁”若干条。但如果一个原因可以解释大多数历史事件，那么这个原因才是最根本的原因。从1927年国民政府取得全国政权到1949年其在大陆统治终结的22年里，国民政府在济南惨案中的忍让、“九一八”事变后在东北的不抵抗、抗战期间迟迟不敢对日宣战、与日本秘密和谈、一直到战后对侵略者的宽大与对苏分裂外蒙古的屈服等等。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国民政府一直希望能够营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从而消灭国内的反对势力，实现真正的统一。但是，日本的侵略一步步地逼迫着国民政府，而国民政府的步步退让也让国民政府越来越失去民心。1933年，何应钦、黄郛和冈村宁次曾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谈心，何应钦说：“实际上我国现在最难办的是共产党势力的抬头，故而不愿引起对外问题。如果日本不就此停止对我国的压迫，其结果中日两国都将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1]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国民党从未建立起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武昌首义，起义军并未能够击败北洋军守住汉口汉阳，也正因为如此，袁世凯才得以以武力为后盾，左右逢源，对清政府和南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威逼利诱，逼迫清政府退位，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之后的反袁、护法，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始终没有建立属于自己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屡战屡败自然是在所难免。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后，国民政府新成立的国民革命军，迅速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最具有战斗力的部队。1925年，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东讨西征，迅速消灭了盘踞在广东的大大小小的军阀，把广东建成北伐最稳固的根据地。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一隅出发，半年间席卷江南，不到两年时间，进入北京，完成北伐。但是，在国民政府“清党”之后，国民革命军战斗力迅速下降，一支新型的军队——中共组建的工农红军迅速取代国民革命军成为那个时代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时只有八万人，面对的是十倍于自己的八十万的北洋军，国民革命军的黄埔军人受到的军事训练也只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远远比不上北洋军的军官在军官学校和讲武堂受到的系统的军事训练，但是，国民革命军是以摧枯拉朽般之势打垮北洋军的。可是，国民革命军在围剿红军的时候，以十倍的兵力围剿没有外援的红军，却连战连败。到了抗战，面对日军的侵略，国民革命军鲜有胜绩，国民政府赢得抗战胜利，不是在军事上击败了日军，而是在战略上拖垮了日本。抗战之后，靠美援和接收日本武器装备起来四百万国民革命军，短短三年就被解放军消灭殆尽，国民政府也被赶出大陆。比较1927年前后的国民革命军，国民党人是否扪心自问过，是谁糟蹋了这样一支部队？

评价一个人，当涉及到他的多种利益一致的时候并不容易分辨他是什么人。面对歹徒进行搏斗，是保护自己？还是在保护女友？但如果歹徒放他走，他的选择是走？还是留下来保护女友？后一种情况下的选择就会他是什么人，他的价值追求是什么毫无保留展示出来。“七七”事变之前，蒋介石一直压抑国民政府内部的反日要求，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围剿中共。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冲突的时候，蒋介石选择了阶级利益，如此，蒋介石何以称得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1948年年底，国民政府已经岌岌可危，为从经济上挽救国民党政权的危机，国民政府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但是，当蒋经国作为经济督导员在上海推行金圆券发行，打击投机奸商，打到了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时候，家族的利益与党国的利益产生了冲突，蒋介石的选择是为了国民党还是为了蒋宋孔家族？也许可以这样解释：精明的蒋介石清楚币制改革对挽救国民政府的统治也是无济于事，币制改革的真正目的是败走前的搜刮，否则，只能说蒋介石连国民党都不爱。

蒋介石早年投身革命，但在革命期间，时不时地回到上海做投机生意。1920年4月，蒋介石因与陈炯明不合，从福建漳州的粤军总部回到上海，与陈果夫共同筹办友爱公司和茂新公司做投机生意。生意失败，6月28日，蒋介石“以戎谋莫展，而闺房与商业又连不得意，遂乃漫游以舒郁怀。”[2]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是心无旁骛的，当拼着身家性命去革命的时候，会对蝇头小利锱铢必较吗？近代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中国救亡图存而抛头颅洒热血。在革命的洪流中，有的人从蒙昧走向觉悟，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也有的人在生死关头退缩了，他们惧怕牺牲而沦为庸人；还有的人投机革命，革命不过是他功成名就的工具而已。当张国焘离开延安奔向重庆背弃自己信仰的时候，他已经堕落到连国民党人都看不起了——以张在中共的地位，如此背叛，何来信仰？又如何能让国民党人相信他会信仰“三民主义”？人到中年，心智已经成熟，在乱世，人成熟得更早，而在革命的潮流中经历了十几年风风雨雨的蒋介石自然是已经熟透了的。可是一边革命，一边做投机生意，革命不得意就去做投机生意，生意失利就又去革命。如此反复的蒋介石，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革命者吗？

[1] [日]稻叶正夫编：《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第449-450页。

[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年谱初稿》，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第41页，1920年6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