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德性是中华民族兴衰的关键_风闻

中华民族是具有史学精神的民族。每当遇到历史的大变局，总要回顾历史、梳理历史，力图从民族历史的内在生命脉络中获得启发，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突破口，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    

今天又到了一个新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转折点。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实现了民族解放，在政治主权上实现了独立自主；那么四个自信的提出，就发出了新的号召，要在精神文化上打破依附状态，彻底实现独立自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仍然需要重新回顾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从中找到富有活力的部分，为塑造坚实的精神主体打下基础。  

那么历史传统存在于什么地方？是存在于故纸堆中吗？我们要在故纸堆中发掘出依然富有活力的传统吗？不是。不是故纸堆，而是人，才是历史传统有血有肉的活的载体。所谓回顾历史传统，实际是回顾在历史中活动着的人。而士人，毫无疑问，是中国历史一个关键而又最具特色的一个群体。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士人可以说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它是知识的掌握者，也是政治的领导力量和伦理教化的执行者，并具有理想主义的使命担当。“格物、致知、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士人精神的集中写照。有一点需要明确，士不能简单等同于知识分子，文质兼备是对士的基本要求。因为士既是知识人，但也是与世界密切联系的实践者。政治实践和伦理实践是士的本质规定之一。因此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一定程度也与士的生命力紧密相连。士的衰落也折射出民族生命力的衰落，同样，士的兴起也意味民族生命力的兴起。  

从宋代开始，中华民族的生命力由盛转衰，到晚清跌落至极点。从而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理学的出现，是中国人尤其是士人意识到自身德性转衰，也即是对缺乏行动能力产生焦虑的产物。因为德性是生命力的浓缩，是行动的源泉。理学提倡静思默想，即是意识到士人文过于质，实践力缺乏，所采取的因势利导之法，以图保存残存的生命元气，防止因无能为力而绝望而自暴自弃、放纵堕落的彻底沉沦。民族整体德性的衰退，也导致作为民族中坚的士人内心虚弱，外在无力。这是内部屡次变革如王安石、张居正变法失败，外部军事失败被征服，以至后世走依附买办道路的根源之一。  

随着晚清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冲击，士的一部分沿着历史的惯性继续跌落下去，士人德性退化为文人德性。文人德性以理学的思维方式为基础，它追求一个静谧，缺失热力的“理”的世界，因而错把 情感淡漠、麻木不仁当作理性。它躲避在象牙塔之中，毫无生气，身心断裂，知行分离。面对逆境，它抱持的是消极无为顺应的哲学，而不是积极能动的去创造条件，挽狂澜于既倒。它把折中主义当最高境界，自以为高明，实则游移投机，屡失先机，一事无成。近代以来，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知识界以及国民党集团就是这部分退化之士的现代表现。

但中华民族在历史实践的磨难中，也开启了生命的新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士的另一部分终于静极而动，一跃而起。他们冲出了狭隘的小天地，面向一个广阔的世界，抒发沉睡已久的生命力，与人民结合，汇起了社会革命的洪流。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组织严密的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是兼济天下的士人情怀的产物，他复活了士的生命力，并对士人传统有了新的发展，把士人德性发展为战士德性。

国共之争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这两种德性之争，是战士德性与文士德性之争。瞿秋白《多余的话》正表现了这两类德性之争的，艰难的心路历程。 虽然，国民党作为一个特定的政党也许已经无关大局，但它象征着这样一种文人德性，一种精神气质，与共产党所代表的另一种精神仍然处在拉锯战中，某种意义上，这种对立是我们每个人人性内部两种对立倾向的外化形式。一种仍以纯自然性的“仁”为主，带有直接性的特点，它不能感知一个更为遥远广大的世界，因而它的激情也是有限的，不能采取决绝的行动，它同时很大程度局限在血缘性的社会关系上，表现为私人情感，哥们义气，小集团利益。另一种则要超越这种纯自然性，要迈向更为形而上的境界，它要升华为一种更为普遍，甚至感知到更为抽象性事物的爱，它要形成超越血缘的广泛的社会关系，表现为同志爱，阶级情，因而它的行动范围也更广泛，更有力。这在社会层面，是老的，却为人们更习惯的私人主义与新的人们尚不适应的集体主义的对立。在情感上表现为内向、慵懒、淡漠、陷于狭小世俗空间的不无自怨自怜，与外向，积极进取、热情、超脱高远，悲壮激越的对立。实际上， 对于胡适的批判，正是为了批判以胡适为代表的传统的士大夫阶层及其相应的理学的思维方式，也是为了自我批判，以塑造中华民族的新德性。

可以说士人及其传统在中国步入近代以后，并未断绝。它发生了分化，其中的积极力量则以新的共产党人的形象而出现。共产党人是以现代社会科学为行动基础的政党。每个党员无论原先的教育水平如何，都有义务学习文化，学习党的指导理论，学习党的方针政策以及研究时局，因此每个共产党员都既是政治人，也是知识人，只是知识的水平程度有所不同而已。而党组织的定位又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回顾一下古田决议对红军性质和职能的规定，红军不单是专业化的，技术性的战斗组织，同时也负有宣传，发动，教育，组织群众，关心群众日常生活的职能。因此，共产党的定位，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传统， 那就是他是一种复合体制，他不仅是职业政治家的组织，是政治先锋队，也是进行社会伦理教化的组织，是社会的有觉悟的先锋队。后者扎根于社会基层，扎根于日常生活，它的职责就是要与群众的日常物质生活实践互动。从事政治领导，执行伦理教化正是中国传统士人的重要规定。现代的共产党也是一个具有高度意识形态的政党，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热忱追求，对人类解放使命的担当以及对高度觉悟的提倡，又奇妙地与追求内圣外王之道，以道统自任的传统士人具有了内在精神的相似性。我们可以说，自五四以来的全部努力，其实就是重塑内圣外王之道。这项工作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表达，那就是为改造外部客观世界以及内部主观世界提供新的精神体系，为五四以来从理学的框架中出走，进行长征的中国精神找到新的落脚点。

   另一方面，共产党人也对士人传统进行了的变革。传统士人虽然在文化上具有彼此的社会认同，但他们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如以同乡，同学等关系为纽带，很大程度局限在血缘性的社会关系上，表现为私人情感，哥们义气，小集团利益。这使得士人的行动缺乏一致性和凝聚力，难以积成强大的力量。当中华民族从旧的天下步入一个多种文明竞争的新的世界，士的结构的松散性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的共产党把士凝结为有严明纪律的，高度组织化的集团，提高了士的行动力和战斗力。传统士的精神以纯自然性的“仁”为主，带有直接性的特点，它不能感知一个更为遥远广大的世界，因而它的激情也是有限的，不能采取决绝的行动。而采取斗争哲学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因为拥有一个对伟大理想的坚定信仰，超越了这种纯自然性，迈向更为形而上的境界。这种信仰要升华为一种更为普遍，甚至感知到更为抽象性事物的爱，它要形成超越血缘的广泛的社会关系。这使得它激发出一种深沉浓烈的爱，一种热情。这表现为同志爱，阶级情，并激发出行动的力量，以投入改造世界的实践。因而它的行动范围也更广泛，更有力。此外，作为儒学载体的士，传统上相较于佛道两家，高高在上，与人民的日常生活相疏离，欠缺了文明教化的影响力。如何弥补这一缺陷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涉及了新型的士的塑造问题。《讲话》不仅是文艺理论的探讨，也是对中国新的伦理秩序和新的伦理关系的探讨。在新的民主社会也即大众化的社会中，传统的“士”阶层将如何自我改造，自我转型，如何塑造新的德性？“士”与人民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新型关系？毛泽东给出的答案是“与人民大众达成一片”，从高高在上中走下来，从而具有现实感，以“通天下之志”。延安时代终于把出现于晚明的‘’觉民以道‘’的萌芽，心学泰州学派与百姓日用相结合的萌芽，发展为群众路线的参天大树，把人民宣传，发动与组织起来。新型的“士”与“人民大众”是双向教育，双向学习的关系，以提升政治共同体的整体觉悟，促成政治共同体心心相映、紧密团结，从而提高了中华文明共同体的整体凝聚力。

        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自五四以来的全部理论及其实践活动，实际上是中国传统士人的理论与实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与变革。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文明主流的士人传统的继承者，并形成了新的内圣外王之道：即以独立自主和斗争哲学塑造坚强的实践主体，以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作为改造外部世界的辅助两翼，以实现人类的内在觉悟和外在解放为最终的意义追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的中华文明共同体，文明共同体的中华性塑造和 延续了传统的内部凝聚力，社会主义则创造了新的共同的历史经验，扩大了包容力。文明共同体的地域庞大性，多样性，决定了它需要有协调者，他的组织松散性，决定了在处理外部关系时，需要高度组织性和自觉性的团体作为代表。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协调者和代表。在建设和推进人类文明共同体的过程中，要把共产党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共产党是文明共同体高度浓缩的产物，是有高度文明自觉，结合紧密的政治共同体。他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人民内部的各个阶层。他将是一个学校，任何一个有志于为人民服务，为这个文明添砖加瓦，为他的维护，发展，宣传的人，在这里将受到纪律的锤炼，伦理的锤炼，培育政治德性和智慧，获得政治才能和经验，担纲这个社会主义文明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并具有全球的眼光，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本评论由用户“工业党经济学”推荐，来自《马凯硕：西方的困境，源自对中国的三个谬误设想》一文。内容仅代表用户观点，标题为工业党经济学用户添加，更多热乎讨论请移步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