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育 | 汉字的变与不变和正统的争与不争_风闻

基本信息

　　摘要：能够超越音声而广泛通用的汉文象形字系统,具有在“言文分离”环境中创造不同语言系统的优长,故长期成为前近代东亚各国是否进入文明并拥有中华属性的标志,也成为各国间正统性争夺的核心指标之一。但近代以降,这些优长在“言文一致”和“拉丁化”风潮的席卷下,曾一度退化为陈腐落后的象征。西化压迫下的中国虽最终未陷于语言拉丁化的泥淖,但由繁、简字体系不同所引发的“正统＝政统”之争,却起伏隐现于台海两岸,而“正统＝传统”之争,也不时出没于前近代情结下的整个汉字文化圈。然而,“争”的本质,只有当出现“不争”时,才会得到真正的显现。过去反传统而今天重传统的大陆,与昔日讲传统而当下去中华的台湾当局突然遭遇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节点的事实意味着,抢救即将被民进党恶政所毁灭的包括繁体字在内的中华国粹之大任,已历史性地落在了全体中国人的肩上。对她的抢救,已经不再是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必须如此的问题。

　　作者简介： 韩东育 ,男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章原刊：《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转引自“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公众号。

　　一直在东亚世界扮演文化龙头角色并衬托着区域文明底色的汉字,近代以来,却遭遇到被排挤、被消解甚至被取缔的命运。除了西洋人不再希望有谁来延续这一文字系统外,东亚各国的早期觉悟者们竟也联袂奋起,大有灭汉字而后快之伟志。结果乃如人们所熟知的,在西化的压力下,汉字文化圈内各国的口头语与书面语至少都一致化了；没有完成文字拉丁化任务的中国(含港、澳、台等地区),则同时被分成了繁体字和简体字的不同使用区；日、韩书面语中虽保有一定数量的汉字,但整体趋势却是字数日减；朝鲜和越南虽彻底实现了去汉字化目标,但自国史书阅读者难乎为继的事实,也在不断地叩问着当年文字政策的制定者们。然而,经过刀砍火烧的汉字毕竟顽强地存活了下来,而且,除非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遭遇突变,否则,经过信息化电脑时代淬火的汉字(无论繁简),事实上已再无拉丁化丕变的任何可能性。也只有到这个时候,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和形式——汉字及其意义,才会被神圣而庄严地再度提起。只是,当我们这样想并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发现至少有两个问题早就横亘在我们面前:一、浅近轻盈的简体字能否真正承载起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生动意象和厚重时空?二、中国大陆的旅行者在看到日本、韩国特别是尚未回归的“台湾”地区繁体字及其高古表达时,为什么会频生“到底意难平”的欷歔和感慨？在中国提倡“文化自信”并努力以高贵典雅的传统文化重返世界核心舞台的今天,还有两个更实际的问题会向国人提出：一、失去了文字的人文讯息和历史画面的简体表音字符,能否帮助我们去重塑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自信?二、如何扭转周边国“推尊中国古人而不敬中国当代”的文化成见并首先在学理层面上去改变这一世纪性被动?由于这关涉到新时代中国的重大文化使命,也关系到如何通过文化软实力来修复中华固有尊严和解决东亚世界的根脉认知问题,因此,识繁用简,显然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字学问题。

　　一、中华文字的东亚地位及其危机

　　华夏文字为东亚世界创造了世界摹写手段和时空定位系统。其创生意义,据说可破解天地神明之生成密码,使以往神秘者不再神秘,难知者不再难知,难言者亦不再难言。这些不可思议的巨大变化,甚至使一直给人的认知行为制造障碍的天地鬼神,都无法不春秋无主、啼笑失常。所谓“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云者便是[1] 。至于唐·张彦远的“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祕,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2]和清·李渔“仓颉造字而天雨粟,鬼夜哭,以造化灵秘之气泄尽而无遗也”[3]等解释文字,也都是以夸张的手法在续写着这个伟大的传说。古今中外到底有多少对汉字“六书”造字原则的意义描述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汉字所怀抱的奇异功能,即：“汉字起源于象形,而不是语音的记号,这意味着中原语音并不能独占汉字,也就是说,汉字可以独立于中原语音而成为普遍共享的精神载体,因此,汉字在本质上是一种开放的普遍共享资源,使用其他语言的所有其他族群都能够占有或分享汉字,而以汉字为载体的精神世界也就成为可以普遍共享的精神资源。”[4]事实是,当“六书”体系传入东亚地区后,便迅速被无文之地日、韩、越等国奉为神明,以至于日本人称,具有“传檄而定”功能的汉字,不但给他们带去了文明,还给他们赋予了统一的权力[5]192；朝鲜人亦频发感慨,认为承载了“箕子八条”的汉文,为尚处荒蛮的半岛族群赋予了人伦规则,而“强首文章”,还被统一半岛的新罗文武王视为成功之关键[6]；东汉末交趾刺史李进甚至希望,那些有较深汉典修养的越南人既然“皆中州之人”,所以应该到汉地为官[7]。而上述三国的最大共同点还在于,举凡天文地理、国典朝章、官私史籍和文学艺术,几乎均以汉文形式书就和传习。“衣冠唐制度,诗书汉文章”的景致,还使“小中华”(朝鲜)、“小中国”(越南)和“中国”(日本)几乎成了东亚诸国的自称。尤其值得注意者是,中华文字所内藏的巨大力量和标准意义,竟使周边各国在试图发明自身文字时无法不心存顾虑:唐朝时日本人把自己的造字称为“假名”,是因为中国的文字在他们那里一直被唤作“真名”[5]195-196；朝鲜世宗发明“谚文”后,曾一度被手下指斥为“舍中国而同夷狄”的“文明之大累”[8]；越南陈朝,纵有人用所谓“字喃”来写作“国语诗赋”,亦疑之者甚众,而应之者盖寡[9] 。

　　东亚各国常讲的“汉文”,应该相当于中国的“古文”,是指由繁体汉字书就的文体。汉文和汉字能成为问题,据说是由黄遵宪在接触泰西语言走势和东邻日本语后发现的:

　　文字者,语言之所出也……言有万变而文止一种,则语言与文字离矣……余闻罗马古时仅用腊丁语,各国以语言殊异,病其难用。自法国易以法音,英国易以英音,而英法诸国文学始盛。耶稣教之盛,亦在举旧约、新约就各国文辞普译其书,故行之弥广。盖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然则日本之假名有裨于东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废乎!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然中国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乎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嗟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其不得不于此求一简易之法哉[10]!

　　这里,黄氏所提出的问题约略有二：一曰言文不一的“语言与文字离”；二曰文字繁缛无法使百姓“皆能通文字之用”。这两个问题,暴露出中国除少数精英外大多数人并不识文断字的亘古事实。这种在现代社会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现象,曾一度让钱玄同等人对汉文汉字的俭约化需求变得无比迫切：“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话：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有；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20世纪之新时代。”

　　然而,类似舆论,在逻辑上已把问题推向了废除汉文、汉字乃至中国文化的临界点。这种临界点之所以会出现,据说是因为在西方近代科学民主的比照下,传统封建主义的文字载体本身,就是中国近代化的巨大阻碍。所以才有钱玄同、鲁迅等废除汉字主张的出台:“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汉字”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其实不止中国,当时的东亚和俄国,都呈现出类似的文字改造倾向。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日本人主张“要像西洋诸国那样,施教时用音符字母,公私之文则悉废汉字”(前岛密),在“千百万字的汉语,使学问的普及难度要远远大于二十六个字母的排列组合”等理由下,主张废除汉字,把日本语直接罗马字化(南部义筹)[11]15 8-159 ；俄国为了打破全国180个民族使用着150种语言的窘境,则以拉丁字母(罗马字)一 举废弃了俄语固有的希腊字母,从而实现了表达形式上的统一[12]。受其影响,留日学人归来后乃仿效日人的“言文一致”运动,提倡“言文合一”的“白话文”；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亦于19世纪20年代末因实现了10万华工的扫盲任务而创制于苏联,这也是1930年瞿秋白出版《中国拉丁化字母》[13] 的原因。

　　然而,中国无疑躲过了汉字灭亡的噩运,尽管作为抵抗拉丁化的代价和识字扫盲运动与现代化转型的代价,文言文变体为白话文,繁体字也在大陆无法不让位给简体字。原本,古代汉字简写,来自草书的简笔字,但数量有限,无伤大雅；而近代的文字简化运动,则源于太平天国,且字数浩繁,日渐滋蔓。清宣统元年(1909),陆费逵等首次公开提倡使用简体字；1920年,钱玄同等提出8种汉字简化策略；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审定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1986年又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共收入2235个简化字。近四百年来,西方人和华人本身也都提出很多汉字拉丁化方案,主要包括：威妥玛式拼音(1867年)、邮政式拼音(1906年)、国语罗马字(1928年)、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1931年)、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粤语拼音(19 93年)、通用拼音(19 98年)等[14]。此外还有一派学者,仍坚定而持续地主张“汉字落后论”,直至20世纪末依然如此。

　　如果可以将19世纪的“言文合一”运动和“文字西化”浪潮视为汉字文化的“第一次危机”,那么,称电脑时代对中国语言的冲击为汉字文化的“第二次危机”,应并非过言。在信息科技时代,电脑的设计思维、系统研发、键盘使用都是以英语为基础,这就使不具备如此输入设备和代码的汉字,再一次被推向生死存亡之衢。可是,当我们了解到20世纪80年代汉字被拉丁化的危险再度袭来后中国人的应对手段时,简体字的作用和意义,却反而给国人带来了意外的惊喜。与“第一次危机”发生时有人不惜以自毁家珍为代价的“拉丁化”主张不同,王永民先生发明的“中国第一软件”——五笔输入法,采行的则是以汉字为武器主动迎战“拉丁化”的战略战术,并直接实现了汉字与26个字母按键的天然对接。他成功阻止了汉字第二次危机的初始秘诀居然是简体字这一事实意味着,简体字才有的键码短、输入快和多简码,即一个字或一个词组最多只有四个码等优长,实际上乃拜赐于汉字“第一次危机”后所创生的简体字。由于电脑软件更新换代时有“向下兼容”的概念,而简体字“向下兼容”的结果是大陆人识别繁体字的成功率大幅攀升,因此,86版设计时还只是适用于简体字的五笔输人法,到了98版和21世纪版的更新中,已通过将那些拆分过量的字根和码元进行整合的技术,使中国文体的繁体字表现问题,从此再也不构成电脑时代的任何障碍。后来,经过“智能ABC”和“搜狗”等拼音输入法的进一步推进和普及,特别是在Windows系统将它内置为系统默认安装输入法之一后,中国的文字信息处理手段,已形成了越发理想的后台环境。随着中国创新时代的悄然到来,汉字拉丁化的“第三次危机”,或许将成为永恒的“未然形”,亦未可知。

　　实际上,汉字拉丁化之难,不要说在汉字的母邦中国,就是在声称“汉、洋既俱属他国,何不可舍汉而从洋”(南部义筹语)[11]164的日本,也无法真正做到。相反,东西方文化汇合的结果不但没有使汉字消亡,反而极大地刺激、丰富和强化了汉语的潜质、语汇和功能。明治二十二年(1889)日本政府在通过“学校令”首次整顿大学制度时,学院式的“和汉文学”(和文学、汉文学、汉学)开始出现,“国史”“国文”和“国语”也进一步以学科领域的形式得到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史学,既是从国学(日本学)当中析出的汉学部分,也是从汉学中析出的国学部分。由于“汉学”和“洋学”的对置并不表明日本人排斥洋学,而是如何实现两者间的互补与合作,因此,中村正直(1832—1891,汉学者兼洋学者)的话,部分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意见:“有汉学之基者而进于洋学,常显非常之功效”,“观今日洋学生徒中森然挺立头角且可托万里前程者,皆乃汉学功力深厚者也”。反过来,那些没有“汉学之基础”而只习英学者,则“惟语学可以上达,亦皆进至所难而止”[15] ,而“将来有欲大入洋学之堂奥者,必先大力涵养汉学功力”[16] 。对此,黑住真教授明确指出:“明治人及其社会在各种场合都不断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洋学’是竖立于‘汉学’基础上的学问。”[17]

　　然而,如果说日本第一次废除汉字的拉丁化运动来自内部“脱亚入欧”者的急迫近代化心情,那么该运动的第二次展开,则是出于GHQ占领军强制下的不得已。从“当用汉字”到“常用汉字”,清晰地记录了这一过程中文字的人为属性和自然属性之冲突以及后者最终取胜的轨迹——1945年11月12日,日本《读卖报知新闻》(読売報知新聞)发表了一篇社论,叫作“废止汉字”(漢字を廃止せよ)。认为只有废止汉字,才能清除日本人头脑中的封建意识,才能追赶美国式的高效率,并且只有在废止汉字并采行拼音文字的基础上,日本才能建成文明国家,确立民主政治。1946年3月,美国人再次劝告日本人要取消汉字,改用罗马字。于是,一个叫志贺直哉的日本人,便在日本的《改造》杂志上发表了《国語問題》,明确提出了要废除日语、采用法语当作国家语言的主张。同一年,麦克阿瑟主导下的日本政府颁布了著名的汉字改革文件,规定 ,除了1850个“当用汉字”(“应当使用”之意)外,其余的汉字不再使用,改以假名。然而,1951年,当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占领期结束时,日本国民蓄积久矣的对美文字政策不满情绪开始全面爆发,并终于在1960年代初期,正式中止了汉字拉丁化改革运动。1981年,日本开始以“常用汉字表”(1945字)代替了“当用汉字表”(1850字),而除了这些公开的文字量松绑措施外,民用汉字的使用量其实早已溢出了官方的规定：196 6年日本国立国语研究所对日本三大报纸(朝日、每日、读卖)的抽样调查显示,日本人正在使用的汉字已达3200字之多；随着IT业的迅猛发展,日本社会的汉字使用量更呈直线上升趋势。1990年版日本JIS汉字(日本工業規格「情報交換用漢字符号系」通商産業商工業技術院制定)中,共收入汉字达6355之多[18]!殊不知,普通中国人日常使用的汉字,也不过3500—4000字而已。

　　这意味着,在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主要的汉字国家里,特别在IT业的苛酷试炼面前,汉字文明已经浴火重生,并且将要以远超欧美人预想的规模,在现代社会中康续繁荣。

　　二、环绕汉字的中华正统之争

　　这里的“中华”,显然不是指国家,而是指文化、文明；而“正统”与否在前近代东亚地区的标志性存在,则是这里的民族和国家是否拥有和使用只有该地区才能通行的“公共资源”——“汉字”(汉文)。西嵨定生在谈到中国文化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影响时所列举的“四大元素”之首,就是“汉字文化”,认为它构成了其他三大要素的基础。“明清鼎革”发生后,中土赴日“乞师”者,也多以满洲人不识汉字为由,来确认他们的夷狄身份进而对日人呼朋引类：“彼鞑靼者何哉？文字不解,礼节无辨,人而禽兽,叛服无常”,而“贵国于我,地虽辽绝,称徐福裔,是非华人孙乎?”[19]日本学者塚本学在谈到“变夷为夏”的标准时也强调,近世早期日本人的“通念”,每每在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考》中得到反映,即:凡是进入中国和日本、通行汉字与礼仪的“汉字圈”诸国,就是所谓“中华”,否则就是“外夷”。他发现,江户知识人在华夷观念的理解倾向上,似乎文化意识要超过国家意识。其必要前提,是首先承认中国文化所具有的标准意义,然后去论证这些优秀的文化成分在日本亦已有之。在此基础上,能够通达日中的“中华=礼仪和文字”世界开始被设定,那些没有进入这一“世界”者,便当然地被看成了“蛮夷”[20]。对于清朝而言,当时中原知识界的蔑清舆论和由日本人发明的东亚流行语“华夷变态”,无疑对满族贵族当局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当这种文化压力被转换为“正统”之需后,统治者先通过《大义觉迷录》做汉地的思想工作,继而倾全国之力,编纂了集汉文化之大成的巨帙《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给中华文史事业的承前启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尽管如此,对中华文化习染既久、且历来“亲南疏北”的海东日本,亦趁机显露出另一番面貌。当荻生徂徠自认为他和弟子们的汉文表达程度已不输给中国,且以为大明王朝已化为夷狄时,竟不自觉萌生了“自我作圣”的中华正统意识:“诗书礼乐,中国之言,吾将听之以目。则彼彼吾吾,有有无无,直道以行之,可以咸被诸横目之民,则可以通天下之志。何唯东方!则假使仲尼乘桴,子路从之游,旦暮遇此,则乃谓之东海出圣人也,良不诬已!”[21]直到甲午战前,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仍试图以“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为由,认为代表中华之正统的日本,才能把中国从夷狄的奴役下解救出来。但在“国际法”已得到普及,清朝通过《尼布楚条约》而来的各种对外条约已获得了领土主权之合法性的近代,那种对中国人之所谓“速起,勿为明祖所笑”等前近代式鼓动,反而变态为潜伏着对华野望的煽惑和欺瞒[22]。

　　然而,被次位安置的文化纽带,并不意味着它真的已完全消失。而且如前所述,日本人在发明自己文字时称中国字为“真名”而自称为“假名”的那份对古典中国的恭谨肃穆心态,直到今天也没有发生过本质性的改变；近代日本人对中国历史风物发自内心的景仰和倾慕,也没有太多的变化[23-24]。这意味着,日本在近代欧风美雨的冲击下固然也萌生过语言拉丁化的冲动并部分地简化了来自中国的“真名”,但最后不仅拉丁化未克成功,就是被简化的古典汉字,与中国大陆相比,也是少之又少。当我们将日本现象与海峡两岸的类似情形作一体观瞻时,或许会发现某些迄今不被特别关注的问题。

　　首先,“白话文”是“拉丁化”的准备,却没有走向“拉丁化”。在代表进步和大众化的西方价值压力下,日本和中国均完成了“言文一致”和“言文合一”运动。可人们也同时注意到,原本所设定的文字改革步骤——先“言文一致”然后再“拉丁化”的第二步,在这两个国家最终都没有实现。没实现的原因有多种多样,但以下三点应该是共通的:第一,作为区域公共资源,盘桓于中日两国知识精英心灵深处的“执拗低音”,是根深蒂固的共有价值——“中华”及脱胎于此的“正统”意识。中日知识人对西文横向书体的“蟹行文字”(黄葆桢)、“蟹文字”(吉田松阴)等不雅称谓和揶揄以及有意在文明上甄别东西方高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东洋道德,西洋艺术”(佐久间象山)等相关表述,都无法不使文字拉丁化运动在东亚的推展中荆棘丛生、举步维艰；第二,如果真的把自国的传统文字统统字母化并且这种字母化的语言形式最终演变成本国人和外国人都看不懂的乱码,那么,便不啻宣告了东亚人自损自失了固有的世界摹写手段和时空定位系统——在试验阶段的拉丁文出版物、地图和交通标志系统中,中国人找不到方位和日本人走错了车站等麻烦,已不是一起两起；第三,东亚诸国无法承受其亡国之痛,而灭其字者,又何异于灭其史、灭其国?所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龚自珍语)云者,道出的也正是东亚人内心深处的紧张和焦虑。然而,汉字拉丁化运动的终焉,也反讽般上演了一组文化排异映像和文明逆袭剧目,即无论拉丁化的倡导者们主观上作何设计,以汉字和假名为形式的大众化语言系统既已在装置上实现了对欧美表达内容的导入,并且这种导入也不再妨碍人们去接纳西方一整套思维方式、学术系统和政治理念,那么,作为西方价值“接收器”的“言文一致”或“言文合一”运动所娩出的新语言表达方式,事实上已反过来发挥了缓冲并阻止汉字拉丁化的历史作用,尽管这并不是那些力倡拉丁化者所希望看到的结果。

　　其次,中国在实现“言文合一”的同时,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汉字形式系统,即所谓“繁体字”系统和“简体字”系统。如果说20世纪中叶前的“言文合一”运动只是把文言文改成了白话文,而没有更多地改易汉字的固有书写形式,那么,20世纪中叶以后的语言改革运动,还一同完成了文字形式的化繁入简,即简体字的全面普及任务。如前所述,由于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是在19世纪20年代末因实现10万华工的扫盲任务而创制于苏联,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因应大陆人民半为文盲的事实并认为只有全面扫盲才能提高全体国民的科学文化水平,遂展开了文字拉丁化的准备——大刀阔斧的文字简化工作。换言之,这种大规模的汉字简化工作,只完成于中国大陆,而并未推展于台湾(国统)、香港(英属)、澳门(葡属)及其他海外华人聚居区。但是,在汉字“第二次危机”到来的计算机时代,简体字毕竟成功地发挥了阻止汉字拉丁化的重要历史作用,为汉字文化的存续,赋予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所遗憾者,是几乎从两种文字系统相与揖别的那一刻起,围绕繁简汉字所展开的系列争执,便不断被引发。即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出台后,相关议论亦未尝衰歇,这是事实,毋庸讳言。早年,主张废止汉字并大倡拉丁化的胡愈之,曾一度主张要写别字,因为写别字,“就可以打破望文生义的习惯,而且,别字可以自由地写”,“别字写成习惯以后,每一个字只代表声音,并不能代表一个意义,到那时,取消方块字,改用拉丁文,自然不成问题"。人们注意到,在后来的汉字简化运动中,假借字的大量使用,也确实使原本具有象形指事会意功能的汉字,已部分演变为抽象的语音符号；汉字固有的可以独立于语音并能够普遍共享的精神载体,亦随着内涵的被抽空而无由共享；本质上作为一种资源开放的汉字,也大多只能局限在大陆内部使用。对此,有学者将繁、简字的使用道理归纳为两点:挺简派强调汉字简化符合语言从简从俗的发展规律,有利于汉语的普及,有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而挺繁派则认为汉字简化违背了汉字的艺术性和科学性,简掉了传统文化,汉字的原意不见了。例如,有学者从整体上指出简体字所存在的问题如下:漠视声符、漠视形符、一字多用、字不显义、顾此失彼、简化失义、声符失衡、传承受阻[25]。亦有人以具体文字为例,来证明简体字问题的严重性,如“親(亲)不见,愛(爱)无心，產（产）不生，廠（厂）内空，麺（面）无麦，運（运）无车，導（导）无道，兒（儿）无首，飛（飞）单翼，雲（云）无雨，開關（开关）无门，鄉（乡）无郎”[14],甚至“習（习）单羽，書（书）无策”等现象亦屡现迭出,致使汉字简化后许多汉字的历史文化意涵和精髓都被删去了。然而,面对“挺繁派”的整体性意见,有学者从历史大势出发,用古来的经验来证明简化字的意义,即“有些人对秦始皇的‘书同文’推崇备至,但对共产党的简化字则多有责难。其实，‘书同文’也无非就是两千多年前,由政府发动的一个简化字运动”,即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所记录者:“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和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成,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26]对简体字文面意象的具体非议,同样有研究者持相反意见,认为“这是牵强附会,给文字添加莫须有的罪名。按照这个逻辑,一些传承几千年的字,例如‘居’、‘家’、‘安’等不也是有问题？‘居住’的人都是‘古尸’?‘家里’的人是‘猪(豕)’?有人对这个‘逻辑’作了评论。真正有‘爱’心的中国老百姓并不一定必须知道繁体字的‘爱(愛)’有‘心’才知道爱。相反,真正懂得繁体字‘爱’有‘心’的人未必表现出了多少爱心,例如,鼓吹‘去中国化’的台独分子个个知道‘爱’字有‘心’,但是,他们哪里有‘爱’心希望海峡两岸的中华民族成为一家人呢?如果繁体字的‘爱’真有这么大的作用,那么,对罪犯只教他们一个繁体字‘愛’,让他们具有爱心就可以了。“类似的争论,目前看来似难有终点。

　　第三,正统问题,曾是潜藏于繁简字体系背后的隐秘争点。其中,争点之一体现为汉字文化圈内日本等国对汉字形音义的坚守和对古典价值的维护行为——表面看属于其国内自讼,但价值指向乃措置于对华认识上的厚古薄今；争点之二发生在大陆与台湾之间,这些争议因围绕中华统系的脉络问题而展开,故每每被误读为有一定政治隐喻色彩的法统之争。

　　老式日本人有一个不成文的价值标准,即一个人汉字阅读和使用能力的高低,往往代表其教养程度的高低。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有谁对中华古典产生理解上的舛谬或讹误其形音义,便每每会遭遇严厉的批评和嘲讽。这些批评和嘲讽,似乎在无痕地宣示着江户藩校汉文教育质量和近现代日本人汉学水准不输中国的种种事实。尽管在“谁更西洋”的现代价值竞争中日本人已不再纠结于自己还能否代表中华这一前近代指标,但亦如“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27]等表述所暗示的那样,日本至今在汉学领域的许多方面卓有建树,仍是不争的事实；而汉学大师、中国文学专家、日本“斯文会”会长石川忠久关于繁体字的一段话,就更加耐人寻味:“繁体汉字是几千年前中国古人绞尽脑汁发明的文字,绝非随意编造的产物,繁体字形优美成为艺术,因而有书道(书法),它是全人类的宝贝。”[28]也许正因如此,日本人对某些触碰心中“神圣”者,总是反应得过度激烈,竟至于不再理会“为尊者讳”的圣人戒条。在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白字事件高发期的2008—2009年间,他时常把“頻繁”(日语读音hinpan)读成“繁雜”(日语读音hanzatsu),把“詳細”( xiaosai)读成“洋細”( yosai)等,被讽刺为简直不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首席副代表石井一在2009年2月一次电视直播的国会会议上公开质疑麻生的语言能力,说:“我们应该讨论一下汉字。”他于是举起一张事先写好十几个汉语词的纸板发问:“你会读吗?”麻生拒绝接受这一“突击测试”,但石井仍不依不饶地讥讽道:“现在不会读汉字的人被大家嘲笑,人们都蜂拥去买(学汉字)教材。或许,你应该为提高了这些书的销量而骄傲。”石井所言,指的是2008年出版的畅销书《看似会读实则不会读的易错汉字》[29],这本书因麻生首相的汉文修养问题很快就售出了80万册,且2009年年初以来，该书长期占据日本最大书籍发行商东贩公司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把《奥巴马演说集》挤到第二位。据悉,日本国内有一个特别组织叫“汉字能力检定协会”,该协会创立于1975年。当年第一次检定考试的参加者只有670人,但到了2007年,报名应试人数已达271万,猛增4000倍以上,超过了参加英语能力检定的人数。日本不少大学、高中将是否拥有“汉检”资格证书作为入学选拔标准之一。国家公务员考试中也会不时来一段《列子·汤问》或者王安石变法一类的古文题目；而日本人对汉字发音的讲究,还体现为他们对来自古典中国的“唐音”“宋音”和“吴音”的默默捍卫。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印证了记者的以下分析:“从麻生的不能正确阅读汉字,折射了当今日本人中国观的一个侧面,即日本人对汉字和中国文化的了解,只能证明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敬重,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现代中国有多少了解。”

　　然而,误解最深的争执,应存在于大陆和台湾之间；其关键词,便是与“正统”有关的所谓“正体字”问题。

　　2004—2009年间,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曾系统地推出过他的“正体字”理论。他认为,“繁体字”应改称为“正体字”,大陆的“简体字”应改称为“简化字”,1935年国民政府公布的324个简体字才称作“简体字”；印刷要用“正体字”,书写则可字体随意；要“识正书简”,即认识正体字、可写简体字；台湾使用的“正体字”代表中华文化,要认识到台湾保护中华文化的意义；不保护“正体字”即意味着与过去断层,年轻人要避免与过去的文化发生脱节；两岸要达成“书同文”的目标；要申请“正体字”为世界遗产,以免被韩国人抢先申请；两岸要合编中华大辞典,将正体、简体之字词语汇作比较陈列,以利两岸互动[30]。至于何谓“正体字”,2009年6月23日马英九在所刊长文《大陆“识正书简”的文化意涵》中坦言:“我为什么这么计较中文字体的名称呢?当然是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古训。我们所使用的文字,是老祖先二千多年来一脉相承使用的正统汉字,未曾增加笔画,使用并不烦琐,怎么可以称为带有负面意涵的‘繁体字’呢?至于‘正体字’一语,有‘正规’、‘正统’与‘正式’的意思,是针对‘异体’、‘俗体’与‘简体’而来,但并无任何贬抑意涵。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在华人世界中,‘台湾正体字’的名称,开始出现在媒体与网络上,支持也逐渐增加。”[31]在容易被误解的“正统”一词背后,或许潜藏着马政府有意渗入的“政统”意味在,但若从整个文脉上仔细体味,则“正统=传统”的自明等式意蕴要远大于“正统=政统”的人为等式内涵。周有光在《<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成果》中指出:“台湾以‘繁体’为‘正体’,以‘简体’为‘俗体’……(大陆)以‘简化字’为‘正体’,以‘繁体’为‘旧体’。”[32]重要的是,大陆在2000年10月,已明令“简化字”中作为姓氏的用字允许恢复使用繁体字[33]。这恐怕也是当时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能对马英九的呼吁做出积极而开放回应之所以然:“关于繁体字、简体字的问题,两岸同胞同文同种,讲的是相同的语言,使用的是相同的文字。繁体字、简体字都是汉文体系文字,都根植于中华文化传统,都是传承、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所不同的只是大陆对部分文字进行了整理和简化。随着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如何使两岸民众在文字使用上更方便交流,两岸专家学者可以积极探讨,充分论证。”[34]这也意味着,所谓有人“朴实地认为,不用简化字就可以传承几千年来的中华文化。于是马英九等台湾的政治人物,乘势宣传由马英九命名并为之正名的所谓‘正体字’。说什么正体字是如何的‘正规’、‘正统’、‘正式’,而大陆现在推行的规范字是‘非正体字’,自然就不‘正规’、‘正统’、‘正式’了”的说法[35],以及把新中国以简体划一文字形式的“简化字”运动与秦始皇强制手段下的“书同文”作等量齐观[26]等表述,似乎均与“正体字”所要表达的本意之间,存在着过大的距离。由于“正体字”的模仿方向是纵向的中华传统,而非海峡两岸现存的各自政治形态,并且也只有在纵向的传统上,两岸的价值认同才可能会走向一致,因而实际上,所谓“正体字”中的“正统”之意内含有过大的台湾当下政治价值等言说,至少不尽合乎逻辑。

　　三、“争”的安堵与“不争”的危局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问北京时,周恩来曾对他提起“第二次台海危机”往事：“1958年,当时的杜勒斯国务卿想让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以便把台湾和大陆彻底分开,在中间画一条线。蒋介石不愿意这么做。我们也建议他不要撤出金门、马祖。我们是通过打炮建议他不要撤出的——我们单日打炮,双日不打炮,节假日也不打炮。这样他们懂了我们的意思,没有撤走。不需要别的手段或信号,就用打炮这个办法他们就明白。”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忆及此事时还想到了“第一次台海危机”时毛泽东的一贯战略:“他(毛)对赫鲁晓夫说,他根本无意占领那些岛屿,他是要通过威胁那些岛屿来防止台湾切断与大陆的联系”,“按照这个说法,北京炮击金门是为了重申一个中国的主张,它对自身的军事行动有所克制,是为了防止出现‘两个中国’”[36]。这里之所以要引证“台海危机”时的两岸战略考量,是因为台海军政之争与文字之争,在两岸关系的肌理上有着逻辑和哲学上的深刻关联。

　　如实而言,马英九的《大陆“识正书简”的文化意涵》,既有用“正体”与“简体”一争高下之“正统=传统”意蕴,也不乏“政治考虑”下的“正统=政统”争意。当看到其附骥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首肯意见后的发言,人们还不难发现,“传统＋国联”的设计图示,又不啻让马政府同时拥有了时间上的优越感和空间上的高站位:“为正体字请命!我个人对正体汉字的理念与热情,可谓‘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我的出发点不是政治考虑,而是人文关怀”,“世界卫生组织(WHO)与中共中医管理局召开联合记者会,共同颁布《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for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将3543项中医中药术语翻译为统一的英文译名,其中汉字全部使用正体字。他们为什么不用简化字呢?因为深受中国传统医学影响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越南的越南医学,乃至西藏、蒙古与维吾尔的传统医学等等,长期以来各自使用的简化汉字都不一致,最后由专家决定使用正体汉字,以统一用语。印象中这似乎是1971年中共进入联合国以后,联合国的专门机构第一次在正式文书上使用大量正体字。联合国虽已将简化字列为法定中文,但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共当局为了专业考虑与全球化的需求,仍做出此一例外安排,值得肯定。这个实例,也再一次有力证明了学习正体汉字对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必要性”[31]。然而,仿佛几千年与几十年的时间不成比例一样,马英九此类想法中,对华夏人文关怀者所占之比重,应远大于国共两党之政争也审矣。这恐怕是何以在大陆官、学各界理解者亦所在多有的文化血脉原因。大陆民进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副委员长许嘉璐,在为杜忠诰《汉字沿革与文化重建》一书所作序文中坦言:“汉语汉字,我族之标记,亦中华文化巨木之要枝。不措意于此者与日用而不知者,皆未觉斯事之大,影响之巨也”,“杜君于汉字,非但以理、法析之,复有情在:其于汉字之酷爱,于传承之执著,于措辞之率真,读之,可感其心之诚而增读之者理性,稍减无谓之偏执,逾越斤斤于‘正体’、‘简体’之争拗矣。”某种意义上,这其实也是缘于他本人对繁简字的切身感受:“(杜)又评大陆规范字中之已简化者曰:问题还在于其‘简化’程度之‘度’。此论亦是；其所枚举简化或有欠当之例,于我心多有戚戚焉,如‘鳯’简为‘凤’之类(窃以为他如‘僅’简为‘仅’、‘設’简为‘设’,手写则易混,亦难谓为成功之例)。”值得注意的是,许先生还把繁简字问题投放到整个汉字文化圈中进行考量,说“廿五年前,余尝倡两岸、四地(含港、澳)、六方(含日、新)学者聚会,研讨‘繁’、‘简’,连续数载,俱有收获”,却因自己卸任国家语委会主任之职致使“研讨、合作之事渐寝”而深以为憾[37]。

　　然而,和酿成两次“台海危机”的内在逻辑相逼肖,由孰为“正统”的文字之争所引发的“政统”张力,反而在客观上凝聚并拉紧了台海两岸的连接纽带和一体景观。并且只有当人们听到那些有意拆散陆台、离间两岸的刺耳音符时,这种纽带和景观的意义,才尤获凸显。还在国民党执政期间,岛内民进党就早有“去中国化”之念头,其中一个象征性的举措,就是如何去除汉语在台湾的合法化地位。2010年7—8月,台湾“教育部”掀起了“国语改华语”风波,意将闽南话、客家话和原住民语言并列齐观为官方语言。这一政策出台伊始,即遭到了“国策顾问”黄光国等学者的痛批,称改“国语”为“华语”的本质就是“去中国化运动”。在双方争执势成胶着时,台“总统府”和马英九站出来表态:“外国人称呼台湾使用的语言,或本国人与外国人介绍自己所用的语文时,习惯上会以华语、华文称呼,政府并不排斥。但‘中华民国’的国民称呼自己的语言就是国语,国语是对本国使用的语言的官方、正式的与习惯的称呼用语,这中间的区分非常明确,教科书相关用语也应在这项原则下求取一致。”在马“总统”的亲自干预下,台湾“教育部”只好撤回“华语”而续用“国语”一词[38]。然而,2016年蔡英文上台后,情况乃急转直下,用有学者的话讲,即“‘去中国化’走入‘最后一里路’”。作为该项行动的核心举措,其“文化台独”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核心主张,是彻底斩断两岸历史联系,志在“灭国先灭史”。细目包括:(1)把“汉人史观改为台湾近代史观”；(2)将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合法化,把规范“台湾”主权归属中国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降伏文书》等文件从新课纲中删除；(3)去孙、去蒋,禁止国史馆对大陆学者开放,为历史上独派人士歌功颂德；(4)以“媚日史观”服务“脱中入日”,将“日据”改为“日治”。这种通过“台湾地位未定论”把日本殖民统治合法化的手段从而将原本一体难分的中国大陆相对化的阴鸷设计,显然更需要第二改造阶段,即接下来需要讨论的“深入改造台湾的文化认同”。

　　所谓“深入改造台湾的文化认同”,无非是想在打掉由“大陆外来文化”发展而成的现有台湾文化形态的过程中,生硬地从台湾当地的风土语言甚至日本的殖民“遗产”中强行提炼并人为制造出一个有别于“大陆他者”的岛内价值体系。在这样的设计理念下,首先,蔡当局不但继承了陈水扁时期的“国语改华语”举措,还设立了“闽南语公共电视台”等,在媒体、学校中大力推广“弱势母语”,甚至于把日本语也混入到“客语认证词汇资料库”中。蔡当局这一“去中国化”和“皇民化”指向,要求它必然会钳制、排斥和乱改中华宗教与信仰。与国民党经年“尊孔”不同,民进党则“恨孔”久矣,台中市长林佳龙甚至扬言,要拆除“外来统治象征”的孔庙,而代之以日本神社。与此同时,蔡当局还取消了数百年一贯的遥祭轩辕黄帝和祭祀民族英雄郑成功的典礼,对各地佛道教庙观,则要求其“减香”“灭香”直至“灭中国主神香火”,对小型寺院要“赶尽杀绝”等。有了这些前提后,蔡当局遂在历史、语言、信仰等方面,尝试起“制造台湾民族”的闹剧来。不宁唯是,它还夸大、扭曲两岸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之差异,利用西方价值观攻击大陆并谋求挤进“美日民主价值同盟”,形塑台湾民众与社会“黄皮白心”的“优越感”和差异性,以最终虚构出与中华民族的人种血缘、文化亲缘、观念信仰和生活方式上均“殊源异归”的所谓“台湾民族”[39]。

　　蔡当局的言论和行动,触及到了问题的关键。几乎从民进党把“国语”易称为“华语”那一刻起,下面的情形便不再难以理解:与马英九时代的主张河汉悬隔不同,蔡当局除了一门心思地“去中国化”、对中国“避之犹恐不及”和顽固坚持“台独”立场外,已经不再与大陆去“争”什么了——无论是文字上的“正统”还是政权上的“政统”。这意味着,当部分人尚争斗于“统”“统”“统”的蜗牛角针孔时,蔡英文其实正挥舞大刀在逐个地砍斫着一切可能给两岸统合提供方便的连接纽带。民进党2016年5月20日上台后,蔡英文乃拼尽洪荒之力攫取了原本负责推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中华文化总会”会长一职。结果是,她不但狂掀“去郑化”“去孙化”“去蒋化”之风潮,“连扯铃(空竹)、书法等传统中华文化活动也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40]这个时候,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们或许才应该意识到台湾“去中国化”的结局将给整个中华文明带来多么严重的斫伤。台湾中国青莲党主席何俊元曾为此悲悯道:

　　中国文字是世界上唯一沿用至今的最古老文字,为中华民族孕育出独特的气质涵养与文化内涵,将我们四五千年的历史经验、知识学习记录下来。我们更是直接承接祖先智慧结晶与社会文明的受益者。因为中国文字而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经典四书、五经,不仅是一种文化表现,更是实学的身心实践——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崇礼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已把《三字经》列入儿童道德教育丛书,这些凝聚了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和传统伦理文化,是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国粹,我们能数典忘祖?[41]

　　对于常常写错汉字、念错汉音甚至别字满篇的蔡英文而言,以上这些话,她都是全无觉解的,似乎也不需要觉解。然而,蔡当局这一系列悖情、悖理和悖法的倒行逆施行为,自然引起了台湾民众的激烈反弹。亲绿的《美丽岛电子报》2018年8月民调结果显示,46.3%的人赞同蔡英文在“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下与大陆谈判(2017年的民调为36.2％),比不赞同者36.7%(2017年为47.2%)多出9.6个百分点；仅隔一年,一增一减的落差将近20个百分点之多。台湾民意基金会的另一份民调指出,57.8%认为国民党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只有10.1%的人认为民进党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两者间落差之大,不堪相比[42]。

　　无论台湾当局的未来执政者是哪个党派,唯一能把两岸连接在一起的自明纽带,仍然是同文同种、同教同俗。然而毕竟,在当下的“去中国化”浪潮中,台湾与大陆间的“四同”稳定性,已然在岛内陷入不安甚至滑向危笃。换言之,问题本身即将和已经发生了严重的质变———以往的字形之争已丕变为脐带切离；以往的正统之争,亦骤易为分土割席。而过去反传统而今天重传统的大陆,与昔日讲传统而当下去中华的台湾突然遭遇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节点的事实意味着,抢救即将被民进党恶政所毁灭的包括繁体字在内的中华国粹之大任,已历史性地落在了大陆中国人民、海内外中华人士和台湾地区坚持捍卫一个中国的良知者肩上。而且,在如此严峻的历史关头,这已经不再是想与不想的问题,而是只能如此的问题。华夏古典有大美,有乡愁。从这个意义上讲,马英九或许道出了一个事实,即:“许多大陆学者来台湾,看到青年学子可以直接阅读古文,频频称赞台湾的文化底蕴深厚,这实在是我们应该珍惜的优势,也是中华文化薪火相传的香烟。”[31]能阅读古文,这在大陆学子中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并且能讽诵经史子集者,也始终大有人在,所以这本身构不成太大的合作障碍。需要认真对待的倒是这样一类问题,即我们未来的语言系统和表达方式,究竟该如何设定?

　　汉语没有流为拉丁化形式,应该是中国乃至东亚文明的幸事。“言文分离”才有“言文合一”,这在西风东渐的当时也是大众社会对语言的普遍诉求。可若就表达的内容看,“言文合一”甫毕的语法结构、写作格式和语词语意,其实已经进入了欧美式语言状态,自然也就没有必要再刻意去搞什么汉字拉丁化了。白话文汉语和拉丁化语言之最大不同,某种意义上乃因为前者是不需要拉丁化装饰的拉丁化代理者。这也意味着,当年激进的汉语拉丁化提倡者最终没有去执意于拉丁化汉语,并不是出于他们的慈悲。可是,这种在中国的书写体系中几乎是断崖式的“言文合一”改革,显然不是口语对文语的合一,而是文语向口语的单向度嬗变。换言之,白话文虽脱胎于古汉语,但由于白话文的改变原则来自钱玄同、鲁迅等携自东洋的欧美化日本语和赵元任、胡适等引自美国的西洋式中国话,所以,称白话文是一种与古汉语没有关系的另一套语言系统,其实并不为过。仅就这个意义上说,繁体字表记的白话文和简体字表记的白话文,似并无雅俗轩轾之别,因为繁体字本身不等于古汉语。但是,中国古典都书写为繁体字,不认识繁体字而自诩诗书满腹、学富五车,也实在是自欺欺人。也就是说,要想真正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那么,识简者确需通过对繁体字的记忆恢复和重新学习等方式,方可登堂入室,渐入佳境。可如果说使典雅去无条件趋俗的“言文合一”运动是有惩于雅俗间存在着过度的“言文分离”事实,那么,在蒙尘近两个世纪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需要、也有能力向世界再度展示其典雅高贵价值的今天,以往“言文合一”中“雅”对“俗”、“中”对“西”的单向度合一或曰迎合,便有了朝相反的方向做出理性调整和适度回归的必要,并最终求取出雅俗表达和中西语体间的黄金值。正像没有人会认为英语世界的文字表达因拉丁语的恰当植入而顿增其美是件坏事一样,东亚世界的拉丁语——繁体汉文在文章中的出没和点睛,亦总会收到妙不可言的美文效果。成语(日语称熟语)的适当使用,介绍中国古代事物时繁简联袂和半文半白的典雅表达,介绍西洋文明时半古半今和半中半西的语汇融接等,都将为寻回上述平衡、重塑东方乃至人类语言形态,发挥表达共同体的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