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让旧中国一穷二白_风闻

最近有一篇叫做“民国给新中国的真的是一穷二白？”（以下简称《一穷二白》）的旧文又被微博某什么作家翻了出来，夸赞不已。该文罗列了一些旧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奋斗成就，对于所谓旧中国“洋火”，“洋钉”的“传闻”大加鞭笞。

实际上，笔者从十来年前开始就不断见到有人从大清开始翻各种边角料证明旧中国之光辉成就。自然，即使在旧中国，也有不少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凭借个人的努力和爱国群众友商的支持，做出了一些成就，让旧中国“一穷二白”的纯白底色上，书写了几行文字，点上了几抹亮色。

不幸的《一穷二白》没有清楚：这些工商业者大多碰到了命中的克星，那就是“正统”的国民政府。正是因为国民政府大员对民族主义一贯采取巧取豪夺，敲骨吸髓的手段，甚至不能落在自己手里便宁可将其拆光毁光，旧中国的民族工商业截至解放前夕几乎凋零殆尽。那几行文字和几抹亮色又变成了惨白。

如果说，在军阀混战派系林立，国民政府权威不振的抗战之前，民族工商业尚可以在乱世之中挣扎出一点生存的空间，那么在抗战之后，国民政府的爪子伸到到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仅存的民族工商业也就随之迎来了末日。

旧中国采矿、重工、棉纺等重要产业在大清北洋到民国的不懈努力下，几度沦落为外国资本控制。按照《一穷二白》的逻辑，难不成黄四郎老爷用凉粉害死小六子，把卖凉粉的孙守义一枪打死，然后连孙守义的家当带孩子都抢了去，这鹅城凉粉就成了黄老爷留下来的了？

民族资本家之死

当然，笔者说民族工商业在解放前夕凋零殆尽也不完全确切，《一穷二白》的一位主人公的经历便足够说明事实并不完整，他就是中国化工业先驱范旭东先生——他本人在1945年10月就被国民政府逼压而死，此时解放战争刚刚爆发，离“解放前夕”还有三年。

1929年，范旭东创办的永利制碱公司，打算以侯德榜的新式制碱法挑战英商卜内门洋碱公司对中国硫酸铵的垄断。但是永利在资本上完全不是卜内门的对手，因此打算采用缓兵之计，向卜内门提出合资经营，只要永利还拥有侯德榜，早晚能依靠商业手段变成独资。

然而这个时候，我们关心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国民政府出手了：

1930年，宋子文一边否决了合资计划，一边亲自宣布向永利公司加入官股。然而承诺了之后，官方的资金迟迟不到。到1933年，范旭东亲自去见了宋子文。刚过完39岁生日，春风得意的宋子文提出了要求：宋子文私人拥有的中国建设银行承担全部投资，宋子文自己出任永利制碱公司的董事长。

咽不下这口气的范旭东以永利全部资产做担保，发行200万公司债券，在中国实业界各大私营银行的协助下背水一战，在价格战里打败了卜内门，铸就了永利的辉煌，也结下了跟宋子文的梁子。

1943年，范旭东先生已经开始着手抗战胜利后的“化工救国”计划。范先生规划在抗战胜利后修复原本的塘沽永利碱厂，南京卸甲甸铵厂，完成五通桥合成铵厂工程等，统称十大厂工程。

当时中国产业百废待兴。这一系列宏伟工程需要贷款1600万美元以上，在民间筹集和政府筹集都是困难。但是范旭东先生有信心，他相信抗战胜利之后必然是民族的崛起和民族工业的腾飞。

从1944年9月开始，范旭东先生就着手准备筹集贷款，他连续飞美国、巴西等多个地方筹措款项，奔波了一年多。1945年6月，范旭东从美国银行贷到了这笔款子，民族化工业似乎即将从抗击侵略的焦土上腾飞了。

当时国内贷款必须要经国民政府行政院点头，无论是院长蒋介石，副院长孔祥熙，还是具体经办跨国贷款的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无论哪一位一句话都能解决问题，结果，三个月时间，渺无音讯。

三个月之后，宋子文派人捎话来了：如果让宋子文出任永利董事长，贷款马上就到，否则贷款就不可能通过。意思明明白白，一文钱不拿，直接要强行夺走范旭东耗尽一生创建的永利。这副嘴脸跟12年前一模一样。

范旭东愤于其人的无耻，断然拒绝，但是他此时已经没有背水一战的能力了。

行政院的回答很简单：对借款担保不予批准。范旭东的宏伟蓝图灰飞烟灭。

1945年10月4日下午2时，中国化学工业先驱范旭东因黄疸病与脑血管病同时发作病逝。

他办厂30年，用“纯碱”取代了“洋碱”，打垮了资本雄厚的外商，扛住了日本人的威逼，最后却被国民政府搞掉了。

范旭东生命中的最后三个月是与国民政府扯皮的三个月，也是不断在国内寻求支持的三个月，在这三个月里，他见到了自己的一位投资人，叫毛泽东。

当时正值毛泽东和蒋介石举行重庆谈判，在百忙之中，毛泽东拜访了范旭东，这是他们首次见面。但他们的合作关系却可以追溯到一年前。

1944年范旭东经人介绍认识了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龚饮冰。龚饮冰知道了范先生战后的十大厂计划之后，非常为之鼓舞。组织研究后认为，哪怕赔钱也要支持范先生的事业。

1944年6月，龚饮冰以个人名义成立了建业银行，中共为之投入资本1000万法币，以此银行为途径投资范先生的事业。

然而有件事情让龚饮冰也没想到。范旭东先生的永利久大集团在精盐业和制碱业上打败了外国人，在爱国群众和实业家之间名声非常之好。冲着范旭东先生的名声，建业银行的业务也非常之好。本来预计会赔钱的业务反而赚了钱。

毛泽东与范旭东寒暄之后，对他说，“等国内实现和平后，欢迎您到解放区办工厂。”

范旭东先生办厂30年，遇到过的有军阀的绑架，盐商的威胁，北洋官府的强行摊派，国民政府财政部的拖延和巧取豪夺。没想到这样一个据说是“杀富济贫”的“泥腿子党”愿意挤出钱来支持他，愿意帮他办厂。范先生感到了难得的温暖，他跟身边的人说：

“中国的未来，看来只有靠中国共产党才有希望。”

只可惜，这一见是两人之间的永诀。范旭东与毛泽东会见的时候，毛泽东刚到重庆来，范旭东逝世的时候，毛泽东还没走。

1945年10月21日下午3点，重庆召开范旭东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前往，手书“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幛，悬挂在范先生遗像对面。

毛泽东去了，蒋介石也跟着去了，他也写了挽联。

其实他大可不必去：只需要他大笔一勾，放过永利的1600万美元贷款，范旭东的宏图大志得以伸张，就算死不是也能含笑九泉了吗？

范旭东逝世后，他的合作伙伴侯德榜万念俱灰，“悲恸三日，足不出户”。追悼会之后，永利首席协理、天津和南京两处分厂厂长侯德榜恳辞总经理的职位，最后因为众心所向，不得不履职。

他当时大概没想到，自己还有当上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化学工业部副部长和中国科协副主席的一天。

他也没能料到，自己一直处在构想和作坊生产状态的“联合制碱法”，在1964年投产的大连化工厂终于得以实现。

颇有些人为范旭东在大陆的“籍籍无名”鸣冤叫屈——不肖子孙从来都是在老人生前想方设法谋取财产，老人死后则崽卖爷田心不疼，不过在别人面前提起老人的时候，他们哭嚎的最大声。

世代豪商怎样成了红色资本家

国民政府的关怀不止是范旭东先生承受过。中国最著名的红色资本家荣氏家族也差点被收拾了。

其实荣家比共产党资格还老多了，他门在晚清已经是大商家，那时候还没共产党。1933年荣宗敬六十大寿时，荣家已经是面粉业和纺织业的超级巨头。老爷子不无自豪地说：“如今中国人，有一半是穿我的、吃我的。”

荣家“面粉大王”、“棉纺大王”的称号早已传遍大江南北，而当时的共产党还在钻山沟，当“山大王”。

不过，这两伙“大王”倒有一个共同点，都在遭受国民政府的围追堵截。

1934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陷入困境，荣家的申新纺织公司也遭遇资金危机。

荣德生向南京政府求援，希望允许申新发行500万元的公司特别债券，由政府保息。 时任实业部长陈公博提出了条件，政府给300万银元债券获得申新所有权，鲸吞申新9000万资产。荣家自然不能接受这个条件。

然而情况已经十分危急：荣家无力偿还英国汇丰银行的200万元到期借款，汇丰也不含糊，直接将抵押物——拥有5.6万纱锭、3000多工人的申新七厂公开拍卖。

1935年3月26日，申新七厂被日本丰田纱厂以225万元竞得，当时抵制日企风潮此起彼伏，此事一经披露后群情激奋。申新工人跑到南京政府请愿，还用高压水龙冲跑了前来接收的汇丰和日企代表。加上全国实业界集体支持荣家，最后拍卖被解除，汇丰将这笔贷款延期到1940年底再还清。

荣宗敬没办法，想起了故交宋子文。

1935年4月荣家向宋子文求助。五个月之后，宋子文答复：要求中国银行将申新九家纱厂全部并购，并自派总经理，然后发行公司债券，以新债还旧债，荣家欠银行及钱庄利息全部可由1分减半至5厘。

这手比陈公博狠多了，陈公博最多是想要申新纱厂，宋子文这一手干脆要让荣家倾家荡产。

1936年2月12日，宋子文图穷匕见，在家中召集申新三大债权人开会，就吞并申新最后摊牌。

债权人之一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看不下去了，他派代表否决宋子文的各项提议，荣家死里逃生，获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1936年秋天棉花丰收，价格终于回落。市场日渐兴旺起来，申新各厂陆续复工。荣家在时年10月1日与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订立“委托经营签约书”，总算保住所有权。到底还是家大业大，没被逼死。

度过了抗战之后，荣家的心思又活动了，打算借着抗战胜利的东风让老朋友帮忙扩大产业。1945年10月，荣德生次子荣尔仁向行政院递交一份接收日商纱厂名单，建议将其分配给战时受损失并在后方作出贡献的工厂。

此时宋子文正忙于筹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对此置若罔闻。一个月之后，宋子文就宣布敌伪纱厂全部收归国营，荣家在战时被日本人强占的申新一厂、四厂、八厂被并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福新三厂、六厂倒是还给荣家，可粮食部特派员却提前将仓库卖掉，只留下两座空厂房。

被老朋友捅了一刀还不算完事，1946年4月24日上午，荣德生居然遭人绑架，此案轰动一时，各大媒体纷纷报道。在被关押的34天里，绑匪并未虐待荣德生，只图财而不害命，最初开价勒索百万美元，他宁死不从，后来减半至50万美元仍不动摇，他甚至立下遗嘱：“如果拿出赎金将影响企业生产，宁可牺牲个人来保全事业”。

后来才知道这起绑架案根本就是上海警备司令部策划的。荣德生被释放后，荣家先后给上海警备司令部送过60多万美元，由申新各厂分摊支出。经此一难，荣德生身形消瘦，精神不振，在家静养。

1948年，蒋经国上海打老虎，9月4日以“私套外汇、囤积居奇”拘捕荣宗敬长子荣鸿元，荣家前后花费约50万美元才将荣鸿元“捞出来”，但还是被羁押77天，直到11月18日正式宣判：“判刑6个月，缓期2年”。

牢狱之灾令荣鸿元灰心丧气，不久便远走香港，荣家长房的资产几乎随之全数转移。

就在荣鸿元被判刑的半个月之前，蒋经国的“打老虎”行动查到表弟、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头上就戛然而止，“清算豪门”失败，建丰同志于11月2日狼狈离沪。

噩运至此并未完结。1949年4月，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因“侵占公有财物、不计调换折扣的耗损侵蚀利己”等罪名被监察院起诉。

荣家自1946年11月开始为国民政府政府储军粮并运往北方战场，运输途中各路官员轮番调包掺假，以次充好，优质米面到士兵手中已发霉变质。国民政府便指责荣家输送霉烂面粉，造成东北战场失败。

5月25日，“军粉霉烂案”正式开庭，可是东北战场的责任还没厘清，沪宁杭战场的形势也糜烂了——恰好在这一天，解放军攻入上海，“军粉霉烂案”不了了之，荣家幸运脱困。

感谢百万雄师摧枯拉朽，不然荣毅仁怕是要把命赔上。

世代豪富的大商家为什么会跟世交的宋氏家族决裂，反而跟“泥腿子”混在一起？——知道了这些，还不明白吗？

“一穷二白”的中国真相

被国民政府这么对待的民族资本家可不是一个两个，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上海永安纺织印染公司都遭遇过。在近代主权残破的中国，民族资本不但要应对外来的虎狼之师，还要应对背后的刀子。

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有不少实业家，科学家，工程师和工人都付出了艰辛，也取得了些成就。然而他们大多和范旭东，荣德生一样，错判了形势，把抗战的胜利当成了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契机。

其实这却是灾难的开始。

日本投降后，天津沙船鞋厂的经理刘景荣很想大干一番，他特地从北京邀来做男女皮鞋的师傅三十多人，扩大业务。这时，每天已可生产皮鞋六，七十双，基本产销平衡，营业尚好。可是半年过后，进入一九四六年，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业务显著下降。一九四七年，情况更坏，多数正当的工厂、商店明盈(钞票多了)暗亏(货物少了)，摇摇欲坠，沙船鞋厂也不例外，皮鞋日产量由八十双减到四十双。

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发行金元券，同时限制物价。有一天，国民党经济警察在沙船鞋厂门市部查获一双涨价五角(金元券)的皮鞋，立即把沙船查封，传讯经理，指控破坏限价政策，并下令强迫沙船把当时库存的四千多双皮鞋，按限价的价格，在三天之内拍卖一光。卖鞋所得货款，沙船不敢存放，拟买皮革却无货源，只好买了煤炭，大米、面粉，小米等囤积起来。这些东西合计不过值一千袋面粉钱，可是四千双皮鞋应值一万二千袋面粉，由于物价飞涨，转手之间，一万一千袋面粉不翼而飞，把厂子的积累赔进百分之九十。从此，沙船鞋厂一蹶不振。

不久，天津警备司令部又把沙船鞋厂经理刘景荣叫去，命令他给军官们定做进口皮的皮鞋。刘景荣说鞋厂一张皮子也没有了，他们不信，查帐查仓库，证明经理的话是真实的，这才作罢。

从抗战胜利开始，国府治下的工厂就开始纷纷倒闭。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天津市共有工人58.5万余人，至当年底就有22.9万人失业，占工人总数的39％。

抗战结束时时上海原有工厂4050家，到1946年底，已经倒闭了3160家，青岛 700余家民营工厂全部歇业，广东400家工厂剩下不足100家，沈阳3000余商号倒闭2000多家。

1946年上海、南京、北平三地有失业人员和无业人员260万。到1947年，仅上海一地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就超过了200万，连公教人员和学生都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在1946年，仅上海一地有记载的罢工和劳资纠纷争议就达1716起；到1947年，该一数字更加上升到到2538起。

最为神奇的是，原本应该在日本投降后长江航道打通中收益的西南工业，他们挺住了日寇的肆虐还是没顶住国府的祸害。国营重庆钢铁厂在日本人投降之前还能生产，在日本人投降后不到一个半月，9月底停炉中断生产。

在湖北棉花丰收的同时，10万担棉花被作为敌产扣押在仓库里面。四川棉纺织业在日本人占据湖北的时候还能搞到原料，在“光复”后却因为国内棉花不得调运而停产崩溃……

1946年2月，昆明工业企业停产关闭90%。

把皮鞋工厂搞的没有皮子，把螺丝钉工厂搞的不能产螺丝，火柴工厂搞的没法生产火柴也是不在话下的。

如果说旧中国1840年以来中国还不到一穷二白的地步，不过在1946-1949经过国府三年时间的努力，确实不剩什么了。

抗战前，1914年前后，上海大隆机器厂开始仿制美国的单级离心泵。

1934年上海华通电业机器厂（现上海华通开关厂）生产出国内第一台电冰箱。

抗战后，1949年解放军进上海前夕，上海通用机械制造产业基本只余修理能力。

抗战前，至1924年，上海有11家机器厂制造机床。1936年，明精机器厂（现上海第二机床厂）开始仿制天轴传动皮带车床和牛头刨床，因做工讲究，质量好，销路很畅。“明精机床”成为当时的名牌产品。。

抗战后，1949年，上海全市1000多家机器工厂中能够修机床的只有42家

抗战时，1940年前后内迁的庆茂昌五金螺丝厂（现上海远东标准件厂）生产的螺钉还远销印度、缅甸、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及南洋群岛。

抗战后1949年能够生产螺丝钉和紧固件的生产厂家基本破产，连工人都没有了。

抗战前，1936年，天津卷烟产量154092箱。

抗战后，1949年，天津烟草公司基本停工，工人基本解雇。在职的也发不出工资，改由积存的纸烟代替，市面抢购美国与上海烟。临近解放时，因为交通受阻美国纸烟绝迹，上海纸烟也无法运来，这就给天津各烟厂一个复活的机会，可是没有烟叶原料，各烟厂还是无法恢复生产，只有等死。

国民政府的神奇操作

那么国府究竟干了什么能做到这等效果呢？其实也不复杂：

首先是复数批次的接收大员来回扫荡。在上海至少有十多个机构在贴条查封敌产，分属海军司令部，驻防第三集团军，战区总司令部，国防部办事处，经济部办事处，粮食部办事处等等等等……

基本上是有枪的直接冲过去抢仓库甚至互相大打出手，没枪的就争车倒运。上海闸北警察局长亲自带着一群警察，从一座仓库里面抢走50袋白糖倒卖了，基本上能卖出钱来的什么都没放过。

在抢夺完成之后自然就是销赃，由于各种工业原料和生产原料都抢完了，基本上抢来的机器都无法开工，最后这些机器就化整为零甚至重新回炉回收，最终出现在各地的修理铺或者五金店里面。湖南公路局报告称从战时运输管理局接收1000辆日伪汽车“拆的失去了汽车的本来模样”。最后只有六七十辆汽车能开。

而东北地区作为当时中国重工业最发达地区，虽然经历了日本人战争末期破坏，又被苏联人拆走了部分设施。但是经过清点，抚顺煤矿百分之八十的设施未遭破坏。鞍山昭和铁厂留下的设备每月能造3辆火车头和100个车厢，炼钢设备原封未动，锦西工业区原封未动。辽阳各个棉纺厂也具备生产能力。水力发电设备基本完好。

然后这些设施和工业区在国府统治下不到一年就全部成了废铁。这个能力绝对是叹为观止。

光国府自己的官员的破坏力就如此之强大，加上美国货物对中国市场的冲击，和货币光速等级的贬值速度。工业萧条商业破败的结果也就不出意外了。

“一穷二白”下的起死回生

国府为了把中国搞成“一穷二白”的贡献简直罄竹难书。遗憾的是解放军当年打的不够快，让这群祸害带着搜刮来的227万两黄金还有其他珍宝拍屁股去了台湾。

而新中国这里，据《广州地方志》，广州市1950年合计收兑到的，纯金不足万两（9580.774两）、纯银不足7万两（65034.13两）、甲、乙类银元共487658枚。整个广州省统计加在一起收兑的黄金不超过14吨。整个中国1950年的外汇储备不过1.57亿美元，不够国府带走的黄金价值的六分之一。真的是一穷二白。

唯一的好处也就是国府滚蛋了，共产党虽然没有某些谣言里面变出200多吨大金矿的能耐，至少是正常人。

国府用不到三年时间祸害个遍的工商业，在3年经济恢复状态普遍产值增长3倍以上，产能增加5倍以上。单机床产量从理论上的年产690台提升到3789台。

一旦政府发挥正常的调配职能，提供所需的社会服务。而不是像旧中国专注于吃拿卡要和抢劫，民族实业也就能飞速的发展起来。

正如荣毅仁的回忆中提到：

“谁来建设独立强盛的国家呢，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是共产党。解放前夕，我们一家对于共产党的到来是感到惶恐的。我们几个兄弟中，有的跑到泰国去办工厂，有的躲到香港去了。我的父亲因为恨透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坚决不愿意离开祖国，我也不愿做白华，和他一道留了下来。我们企业的流动资金当时已经枯竭，解放以后又受到美国和国民党的封锁和轰炸。这个时期申新能够维持生产，全部依靠爱护民族工商业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贷款，加工和收购，依靠职工群众的团结和积极生产。政府帮助我们建立了总管理处，统一领导过去分散 经营的各个工厂，并且指导我们逐步改进经营管理。生产因此得到发展，纱锭的生产率提高了 40% 以上，1951年起盈利逐年增加，1953年的盈利就达到了资本总额的 1/4 以上。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就使我们的企业完全摆脱了解放初期的窘迫局面，而我们的弟弟在泰国办的工厂却破产了。”

不管荣毅仁到底有什么想法，他对比一下解放前和解放后的情况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

从晚清开始，民族资产阶级就被封建行商帮会，北洋军阀官僚，国府买办银行，洋行外商汉奸这么转圈折腾。拿着草纸一样飞速跌价的金圆券还时不时被抢劫。

到建国后，见识了共产党才知道，政府除了收税是不能随便要钱的，警察除了保护是不能进来放火的，工人积极生产是不会被莫名其妙的外来人打死的。中央银行给贷款是用不着送股份的。金融市场不是用来破家打劫的。

将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解释为是“抢劫资本家”的人，恐怕没法理解民族实业家们对改造的支持：因为这些人是见识过国民政府真正的抢劫。

老电视剧大宅门里面，白七爷看见共产党的干部来给自己送驴的表情，很能体现所有民族实业家的想法

中华民族从来不缺少仁人志士，他们为了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付出了无数的艰苦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然而他们的理想在惨白的底色上一再地遭到挫败和践踏。

最后证明：只有底色改变了，一穷二白的面貌才能改变，在红色的底色上，民族资产阶级也化成了一颗金黄色的星星。

网友评论：

现时代民族资本家还愿意化为红底黄星嘛？不会了，因为他们没见识过“国府”和四大家族的手段，毛主席说过：不知道过去的苦，就不知道现在的甜，还会把甜误认为苦。

那篇烂文又有人翻出来了？当年在超大就评论过：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的成就是事实，建国初的一穷二白、洋钉洋火也是事实，这两个事实间发生的事情，是问题的关键。

文史资料文集里有关于永利，包括国府时代国民资源委员会的回忆材料，以及其他各方材料，读完就一个感觉…蒋的国府抗战后飞速失掉各界民心倒台…一点不冤…

谁让旧中国这么穷？我是重庆人，州县下面的，民国时期，我大爷爷二爷爷那时都是土匪强盗头子，到处抢劫。关键在于我祖祖还是县里当差的头儿，我很难理解那时当警察的老子，几个儿子却都是土匪的社会。我爷爷说那时地方政府都是假的，什么也管不了，人们的生存环境就是谁强谁有理。那时根本不是个国家，地方上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人死如草芥，没人管得了。不过到我爷爷就好了，他说他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

我只真诚地希望在这里替民国辩护的评论者，你（们）家上3代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或者官僚。否则，就像王绍光说的：民国好不好，和你一毛钱关系都没。因为如果不是推倒民国，压根就可能没有你，即使有，你也没能力、没资格、没机会在这儿敲键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