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新疆，瘟疫为何如此盛行？_风闻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二度“光顾”新疆，实属令人意外。不过好在，目前新疆疫情已得到控制，人们的生活得到逐步恢复。至于原因，地域面积广大人口稀疏和及时有效的防控措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新疆并不能借这两个条件躲开所有灾祸。比如几十年前的民国新疆，就目睹了另一番残酷的景象……

复杂的自然环境

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地貌奇特多样的新疆大地上生活着各种野生动物，这些野生动物一方面为新疆的生态环境平衡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也为疫病的滋生和传染提供了疫源的媒介。

新疆虽然是一个身处内陆相对封闭的区域

但一来范围相当巨大，而来环境多样丰富

内部联系和交通其实很紧密

（底图来自：NASA）▼

就以鼠疫传染源的重要存储宿主旱獭属为例，它为松鼠科中地栖类型啮齿类，在我国共有四种，新疆境内就有三种（灰旱獭、红旱獭、喜马拉雅旱獭），广泛分布于全疆各山地之中。而这三种啮齿动物，也都是新疆鼠疫自然疫源地区的主要贮存宿主。民国时期新疆地区多次爆发的大规模鼠疫，都与新疆鼠獭分布有着直接的关系。

可爱归可爱，但当时人们主要是贪旱獭的皮毛

对旱獭的捕杀遍布俄国和亚洲内陆

东北的鼠疫惨剧就与此有一定关系

（图片来自：dreamstime / 图虫创意）▼

除了野生动物，作为民国时期牧业大省的新疆，由于各种牲畜在饲养过程中的大量养殖及管理不当，也为一些人畜共患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提供了条件。民国时期新疆的狂犬病、炭疽等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就与此有关。

而且动物对于新疆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生产生活工具

但很多传染病往往当地人有一定免疫力

一旦新的交通通道出现反而会大规模爆发

（图片来自：茶店子咯叽 / 图虫创意）▼

新疆的气候环境也是造成传染病流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地处亚洲大陆腹地的新疆，海洋暖湿气流很难进入（少部分大西洋暖湿气流可以沿着西疆一些断谷进入准噶尔盆地），所以新疆气候为干旱、半干旱类型，干燥少雨，降水时空分布不均。降水少，蒸发量大则成为了新疆气候的典型特点，人类逐水而居，水在这里就成为了宝贵的资源。

虽然新疆也有众多河流，人口密度也没有很高

但却是很多人生活在极度缺水地区

而且由于过于偏远，缺少建设，水质较难保障

（沙漠中的达里雅布依乡，图片来自：google map）▼

民国时期，新疆部分地区缺水期长达半年之久，许多地区的人畜饮水没有保障，在农村的人们多半夏天喝河水、井水，冬天喝雪水、冰水。这种没有净化过的水直接饮用，非常不卫生。

同时为了贮存水源，当春夏水流充裕的时候，人们会在地上的低洼处挖上一个大坑，把水引入坑中，等枯水期来临时再引用，这就是涝坝水。这种水由于水质极差，会让介水传染病就此流行。

看上去雪是纯天然。但还是正规水厂出来的最无害

（图片@图虫·创意）▼

多次到新疆探险的斯坦因和斯文·赫定就都认为民国初年新疆南部瘟疫的源头就是涝坝水，同时解放前新疆曾多次爆发流行性水致传染病，也都是由饮水不健康引起的。

此外，新疆昼夜温差大造成的寒暖不均，也是导致流行性传染病多发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民国时期，新疆疫病集中在春秋两季。

还有一个推动因素是，清代以来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的农牧业开发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当地自然环境的恶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自然界对人工污染的自净能力。

南疆的大河塔里木河是建立在众多支流基础上的

看上去水源是滔滔不绝

但一旦各个绿洲人口都发展起来，就捉襟见肘了

（底图来自：NASA）▼

封闭与兵灾

今日的新疆已经公路、铁路、航空密布，假使新疆当地对于疫病无太多准备，从内地及时调拨的人员物资也可解决这种困境。

新疆的高铁进程还是很快的，一天横跨全国不是梦

（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但在民国时期，想要进入这片跋涉维艰的地区可以说是太难了，例如自省城向西南到喀什和和田，必须经数月时间方可抵达，这一窘境也导致了新疆医疗卫生条件的落后。

现在是有铁路了

民国时候没有铁路，这可是一段相当长的路程

（乌鲁木齐——和田）▼

当时的新疆医药资源全靠外来，西药全部来自国外，中药多数来自内地。药品输入本省运输十分困难，而且数量并不多，供不应求，价格昂贵。各族人民生活贫困，缺医少药但大部分人都买不起，一旦遇到流行病发生，其扩散便很难抑制。

所以早期的设想还是很切合需求的

不过当时国家能力有限，新疆一条铁路也木有…

（图片来自：《建国方略》）▼

除此之外，新疆本身的医疗条件也极其落后。

民国初年，新疆既没有医疗院校，也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只有一些教会（新教会、耶稣新教、基督教会）为了在新疆传教，曾借医病为名开办几所医院。其设施与器械极其缺乏，总的医护人士也不到60人。

到了金树仁时期，只在专区所在地（相当于今日地级行政单位中心城区）有个别医院、药房充当门面，而下辖各县乃至乡村都普遍缺医少药。

例如民国时期的墨玉县就没有专门的卫生管理机构，一些传染病经常在这里流行蔓延，得不到控制。老百姓一旦患病之后，无法得到有效治疗，除了求助于分散在城乡的草药郎中，只有到和田城里才有医院，然而医院离墨玉最近也有20公里，最远的则达到100公里以上。

在塔里木盆地南侧，在新疆也是很偏远的地方

可能当时当地大部分人一辈子不会去趟省城

（图片来自：google map）▼

新疆地缘的封闭属性，也为民国期间新疆的统治权数度易手，政局更迭频繁，战事频仍创造了地理上的条件。而在社会动荡期间，疫病流行往往一次接一次，疫情十分严重。

频繁的战事严重地破坏了当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致使饥殍遍野，民众体质普遍下降。人民或死于战火，或为躲避战火而出逃他乡，必然严重影响农事和日常生活。

民初的杨增新时期，当局忙于平定全疆的哥老会戕官运动（刺杀官员），社会动荡不安，南北疆疫病连绵不断。

杨增新时期颇为重要

在清朝向民国的转变中，新疆各地出现纷乱

南疆有哥老会和动乱，伊犁也有所谓“军政府”

杨增新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这些纷乱（最后被刺杀而死）

（图片来自：wikipedia）▼

金树仁时期，新疆政局更是不稳，社会矛盾激化，在烽火四起的哈密事件中，一地之变就波及全疆40余县。金在位五年时间，一半是在战乱中度过，疫病流行非常频繁。

国民革命军进入新疆

军阀混战时代的新疆颇为混乱

当地各方势力、北洋政府、苏联都参与其中

哈密事件结束了金树仁时期，开始了盛世才时期

（图片来自：wikipedia）▼

此后，新疆进入了一段相对安稳的时期，疫病减轻。但是在盛世才下台前期，政局波动，疫病在新疆再次流行。就以1944年来观察，春天新疆各县流行斑疹伤寒，2月和5月北疆的博乐和沙湾发生瘟疫，6月南疆的托克逊发生瘟疫，终于在7月省城迪化（乌鲁木齐）发生疟疾流行。

战争在催化疫病发生的同时，瘟疫本身也会对军事力量造成一定的影响。军营就是一个人口相对集中的地方，往往也是瘟疫最易爆发的场所，1944年的英吉沙国民兵军营就曾发生伤寒传染病事件，只用短短几日，受传染者已达百余名。

封建迷信太害人

卫生环境较差与毒品侵蚀的民国新疆，再加上人们普遍缺少卫生常识以及不健康的习俗，使得疾病流行大幅度增高。

医药与医师的极度缺乏的同时，神教医病的风气风靡全省，而新疆又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每个民族处理的方式都有所不同。

都知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其实里面还有回族、蒙古、柯尔克孜、哈萨克自治州等

不同民族在旧社会也是有不同的求医问药土法子…

（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图片来自：光影田园 / 图虫创意）▼

汉族人民，患者普遍请道士巫婆，焚香诵经、书符念咒、招魂。

蒙古族人民患病后，则多请喇嘛活佛念经，施舍药物。

维吾尔和哈萨克族人民，除了请阿訇诵经祈祷外，还会通过施舍，请巫人、术士念咒治疗，进行跑绳、燎苇草、点长命灯等迷信活动，尽管这是伊斯兰教明令禁止的。其中的跑绳就是系绳于房屋的中央，绳端下垂，邀请多人强拉病人绕绳飞跑，跑的时候则配以乐鼓，同时并伴以多人歌唱，常常致使一些病人在仪式的过程中就受惊而去世了。

比较知名的就是今天麦盖提县以能歌善舞著称的刀郎人。民国时期不少刀郎人就以祈神治病为职业居多，他们的方式和内地的“师公子跳神”相似，以两手中指打着一种圆而扁的皮鼓，口中哼声念唱，围绕病人跳舞，节奏越来越快，直到头昏倒地为止。

真能歌善舞

（图片来自：行者孤独963 / 图虫创意）▼

自己滥采草药或私自服药也是一大问题。例如当时的维族同胞，不管什么病，直接吃泻药；哈萨克族同胞若患有花柳病，甚至有直接吃砒霜或断肠草根等毒药。

除主动寻求不靠谱的治疗方式外，病人也会受“巴合西”（抓鬼人）的欺骗。

另外，当时民族间的隔阂也导致“民族医术”产生了鄙视链，本民族对其它民族的巫医并不信赖，以致于较为科学医术的到来，仍然不信。

例如民国初年南疆三县疫情发生后，杨增新曾派遣三名医官赴南疆救治患者，然而当地民众依然迷信宗教，对于汉人带来的医药不敢轻信。

这点在牛痘方面更有体现，当时的新疆各大城市都有牛痘局，但是由于交通不便的原因，内地寄来的牛痘浆大多已经失效，而且数量极少，所以各牛痘局只能采用中原古法的种人痘（将天花的花疮痂留作疫苗）。

牛痘病毒(左)与天花病毒(右)

其实是近亲，不过牛痘病毒的致命性比天花低很多

接种牛痘可以起到免疫天花的效果

（左图来自：wikipedia@Dr Graham Beards）

（右图来自：wikipedia@CDC/ Dr. Fred Murphy; Sylvia Whitfield）▼

然而这种方法虽然有一定成效，但由于往往会引起一些其他的杂症，并不为所有人所接纳。同时由于风气的原因，父母认为在臂上刀划种痘，孩子太痛苦，而成效不定，所以宁可听天由命，而不去牛痘局。但还是有一部分汉人选择了这种治疗方式。

还有部分信奉伊斯兰教的同胞，对于出天花往往祈祷安拉也并不服用任何药品。虽然维吾尔族本身有自己的医药，可以对传染病进行抑制，而且《圣训》中也规定教徒需得求医问药才能恢复健康，奈何大多数人信巫不信医，致使当时少数民族的幼儿死亡率比汉族要严重。

传染病的年年流行，病人处于“小病拖，大病挨，重病等死土里埋”的困境，在这种状态下，民国时期的新疆，疫情不定期就会爆发。

参考文献：

[1]陈健.民国时期新疆疫病流行与新疆社会[D].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05.

[2]吐逊古丽·卡热.民国时期新疆喀什噶尔地区自然灾害研究[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2013.

[3]殷杰.新疆七十年前的一场瘟疫[J].新疆地方志,1987,1:67-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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