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所作所为，从文化层面讲，就是侵略文化使然_风闻

中美关系，双方同为大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国际关系。言其重要，这是因为：两国的政治、经济、贸易、军事、文化关系，对于全世界的稳定与发展十分重大。

中美关系，双方同为大国，又是全世界很难处理的国际关系。这是因为：两国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和文化上具有明显的对立性，一个是秉持和平文化、信仰共产主义、主张平等、互惠的国家；另一个则是秉持侵略文化、信仰帝国主义、沉迷侵略、掠夺的国家。

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和平主体中国不爱好拉帮结派，缔邦约盟，喜欢交真成朋友，做好自己的事。而侵略主体美国老喜欢专管、爱管他国事情，不是这里插个桩桩，就在那里横个杠杠；同时还爱大搞结邦约盟。

在国家经济方面，和平主体中国喜欢利用、引进外资，务实地从事国家建设，而侵略主体美国更愿意输出资本，精于去算计他国，攻股市、控期货、击基金、宰利（汇）率，以虚拟手段获取财富。

在价值观方面，和平主体中国人讲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安宁的生活即可；而侵略主体美国总是高亢地鼓吹“自由、人权、民主”。

在消费方面，和平主体中国人总是勤俭持家，勤俭节约，勤俭建国；侵略主体美国人却是贷款消费，提前消费，或者什么AA制。

……

中美关系，双方同为大国，还是全世界最敏感、棘手又难以处理的国际关系。这是因为，侵略文化文明主体的国家总是要时时、处处为难和平文化主体的国家，即美国国家战略智库所认为的，中国为其战略对手——敌手的一种晦称。故而，在“台独”、“港独”、“疆独”、“藏独”祸乱国体问题上给和平文化主体中国制造麻烦；或者是在贸易、关税、汇率多方面压制。

这是因为：曾经不可一世的侵略主体美国，自1776年建国后，在战略上立足美洲，再踏平欧洲，碎片化伊斯兰后；再进军亚洲，意欲肢解中华和平文化主体。同时，其侵略实力的发展从横霸全球的霸权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国家恐怖主义——侵略文化发展末路，中华和平文化主体的发展之势锐不可挡，而侵略主体美国则盛极转衰，其霸权被全世界热爱和平的力量一天天的削弱，虽然其有超越全球的硬、锐、软三大实力，也难以促成霸权的回归。

 一

从人性的角度解释，侵略，是人类贪婪、自私、寄生恶劣本性的集中表现形式。

在理论层面，侵略，是扩张主义概念的核心与全面表现；从人类有史以来数千年文明发展史中，有史籍可考的侵略历史超过五千年之久。人类最早的侵略，发生于公元前3000年今伊拉克东南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居住着最早的苏美尔民族。“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之上也就是一部印欧人入侵者和闪米特人入侵者为争夺这块肥沃的两河流域地区而展开的长达数千年的斗争史”。[1]这里所说的“入侵”，即是侵掠，也是侵略。

从历史的表现来看，“侵略”的简单定义，就是一个社会群体对其他社会群体发动有组织的杀戮与财物抢劫行为。

而现今国际公认的“侵略”，其定义，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以及财富掠夺。

由于人作为高智慧生物，存在与一般动物所截然不同的思想、精神活动；在远古时代，人们对于上天、土地、大型森林动物、飞禽以及人的自身的了解十分有限，在群体性生产、劳动、甚至侵略、掠夺的过程中，产生了若干的原始崇拜、原始图腾——原始宗教的稚形。在侵略行为中，原始宗教在侵略主体以及侵略客体中，都发生着凝聚力的作用。

人类“侵略”的产生，缘起有二：一、以掠夺食物为主要表现，即以动物和动物群体最基本、最原始的本质属性体现。

二、当人类群体社会化，产生一定的宗教信仰后，从信仰征服方面而引发侵略。即信仰征服成为侵略的强力助推。

人类侵略史，自公元前3000年时期，印欧人和闪米特人侵略美索不达米亚为表现，是最早的人类侵略活动。主要是在苏美尔地区建立侵略者政权的萨尔贡一世。那是带有兽性的贸易、抢劫、争战且长久持续的掠夺历史。

与此相联关的问题则是：犹太人的祖先“亚伯帕底赫（Abdi-Hepa）的名字来自西闪语族（米特族）——闪族人或闪族语是许多中东民族与语言的通称”。[2]能够初步肯定：闪米特（族）人某一支应为犹太人的祖先，从而说明：早在公元前30世纪时候，古犹太人就是一个具有侵略性的民族。从侵略的意义出发，可以得到进一步说明：古犹太教以及衍化出的基督教，具有侵略性，就不足为了怪了。

以公元纪年为界，公元以前远古时期的大侵略以攻城、杀戮、并灭、略地为主要表征。

从公元纪年开始，较完整意义的西方宗教——基督教产生，自产生的时候起，便参与到侵略战争之中。古典时期的侵略，是侵略的发展阶段；除以攻城、杀戮、掠夺、并灭、略地为根本表现之外，更重要的，是人类创立的文化方面的宗教成份，作为侵略战争的“软武装”方式，也即攻击思想、信仰、精神的“武器”，直接参与到侵略战争之中，诱使侵略客体降低抵抗，即假托“上（天）帝”之名，以此来降低侵略成本，获得更大侵略利益。

    细查远古或古典时期的侵略，其盛行和猖獗的地区，多存在于海岸不远的、且存在城邦、商品贸易的地区。

居集于内陆山川的陆地国家，其文明创造群体，所创造的文明带有以土地为根本生产资料的内陆农耕文明；反之，居集于海洋的岛国、半岛国的文明创造群体，所创造的文明则带有浓郁的海洋特质。

内陆文明的特质与海洋文明的特质存在很大的分野，该分野主要存在于：内陆文明的全部文明创造群体，多注重于内部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安宁，经营的重点往往在于劳动者与土地之间的和谐关系处理方面。

海洋文明的全部文明创造群体，多注重于外部环境与资源的探索，经营的重点往往在于探索对外界的获（索）取，显现掠夺方面。

从人性的角度而言，侵略、杀戮、掠夺、贪婪这类恶劣本性对于内陆文明全部文明创造群体而言，具有较大的摈弃性；反之，侵略、杀戮、掠夺、贪婪这类恶劣本性对于海洋文明全部文明创造群体而言，则具有较大的发挥性。

起于公元至中世纪古典式侵略活动，所具有的特点：范围广、烈度强、杀戮众，宗教开始介入侵略活动之中。

起于公元15世纪而开始的现代式侵略，是历史侵略的变异性发展与侵略文化的集大成。这个阶段以麦哲隆、哥伦布远洋探索性侵略，到直接性大侵略为开端。

所具有的特点：范围更广、烈度更强、杀戮更众、殖民地扩展甚多、奴隶贩卖，宗教侵略成为侵略军队的次先锋。

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所著《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时代》，对比了郑和与哥伦布的航海，但却忽略了航海的本质问题，那就是郑和的航海，与哥伦布、麦哲伦等海上强盗们的航海所存在的本质区别问题：郑和的航海，无论航行到哪儿，所传播的都是馈赠与入贡，友谊与和平；而强盗们的航海所传播的则是侵略与仇恨、杀戮与掠夺！

西方的“文明”人不可能深入了解古华夏不追逐利润背后的文化因素，以及对外航海侵略、掠夺的不道德根源。由此可见，西方人、特别是他们的学者，对于中华文化的知晓与了解，浅薄得可怕。

与古典侵略所不同的是，除宗教侵略方式介入之外，随着文明的发展，其他如经济、贸易、货币、文化方面，均成为大侵略者综合运用的侵略方式而实施侵略。

在人类存在的数百万年生存与发展史中，对于人性本性的改造与放纵一直交织而存在着。

侵略文化的形成源自于两个方面的交织：其一，宗教文化的转化。其二，在实施持续、长久的侵略行为中形成。

本著认为，所谓侵略文化：文明体系和平文化的对立成份，指在创造文明以及传承历史的进程中，基于发展的文明主体（国家）对非文化趋同性或同一性的其他文明主体（国家）施以有组织、有目的、有步骤地持续侵占领土，掠夺、抢劫财富，奴役或杀戮被占领地人民的国家武装犯罪行为，籍此在文明主体内所形成并延续的思想传统与行为传统。

在这个定义中，言其有组织、有目的，就涉及到社会的宗教文化因素及其转变，在古代，以宗教来组织群体力量，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无论在任何国土，侵略文化的产生，不可否认，是基于人性幽暗、贪婪、享乐、自私的恶劣本性而来，但并不能肯定地说：是那些作为文明创造群体之中、曾经的社会政治文明导向群体群员们的贵族、权臣、纨绔子弟们，基于人性的贪婪、罪恶、丑陋、自私自利而刻意“创造”。

侵略文化的本质特点：

首先，侵略文化在社会逻辑行业领域存在的本质特点：

第一、侵略文化在政治上具有极大的反动性。

第二、侵略文化在经济上具有极大的垄断性和掠夺性。

第三、侵略文化在军事上具有强烈的霸凌性。

第四、侵略文化在文化上具有极大的摧残性。

对于秉持侵略文化的文明主体——文明创造群体的文化意义方面表现出的普遍特性而言，主要具有的本质特点：

第一、侵略文化对于文化非同一性的异族、异国具有强烈的排斥性。

第二、侵略文化具有强大的野蛮扩张性，即国家霸权主义。

第三、侵略文化具有极大的国家犯罪性，即国家恐怖主义。

第四、侵略文化具有群体寄生性。

侵略文化的发展性 具有三方面的表现形式：

一、改进远古的、传统的又显性的杀戮、侵占、掠夺方式，为武力恫吓或小规模、少死人的局部战争，来替代传统的大规模战争侵略方式。这是基于人类、文化素养提高、进步的压力所迫使；绝对不能看成是传统侵略者们在修正其历史祖先的罪恶之上，进行改正。

二、传统侵略方式退却，取之而代的是新生性又隐性的、即以更隐蔽、更表现柔和，也更易于为被侵略客体人民接受的现代方式进行侵略。

三、侵略文化发生变异转化。侵略文化主体发生变异转化，是指曾经受侵略文化主体过于深重的灾难，唤起侵略主体及其子孙们自身潜在的良知或认知，反过来促使侵略主体子孙们发起对历史祖先大侵略行为的深刻自省与检讨，以此来促成子孙后代对于侵略文化的摈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就是这样）。

侵略文化存在两种形成形式：原生性侵略文化和文化异化性侵略文化。

原生性侵略文化，是指未受到其他外来文化的重大影响或不良影响，多以原住民为基础，而自然萌发的侵略思想，以及该思想指导下的侵略行为——财富掠夺、土地侵占，以此形成的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原生性侵略文化的文明主体，主要有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比利时、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原生性整体移植）等，而其中以美国为侵略文化的集大成，并将侵略文化发展为霸权主义和国家恐怖主义。

文化异化性侵略文化，是指某一文明创造群体在汲取其他文明群体所创造的文明成果和文化成份后，发生异化性改变而形成的侵略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文化异化性侵略文化仅古倭寇日本所独有。

宗教参与侵略，是中东与西欧宗教产生的政治性所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东与西欧、西方的宗教，并不是准确的精神文化，而是表现为社会政治的附属物而产生的，即不为煽动社会的精神而产生，而是为社会的政治所产生。

“‘为基督征服世界’的口号是十九世纪末美国准备向东方扩张所发出的一个信号”。[3]

这样的扩张信号，既表现为宗教的扩张侵略性，即侵略主义。同时，又体现为侵略者们发动大侵略，以宗教来美化侵略行为、遮掩侵略行为，使宗教成为大侵略的装饰品。

西方侵略宗教——基督教自产生的那一天，便产生了两个重要特点：

其一，与古犹太教发生对立。这可能是因为：耶稣创立的基督教，源自古犹太教，对于犹太教而言，存在一种另立门户式的背叛之缘。

其二，生活于凡尘的耶稣，暴力相伴，其死亡经历，更是血腥相随，变种血腥容易演化成仇恨的伏因。

公元6世纪再产生的伊斯兰教也是如此，具有强烈的侵略性，而且政教合一。

此外，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自其产生的时候，就具备了不可调和的世仇对立，其根本原因是，它们同时都是具备政治性和侵略性的宗教。

西方宗教——基督教及其分支，导致了人的信仰狂热与精神病态，脱离了理性的支配，助长了强烈的侵略性。

在宗教学领域，侵略，又是宗教群体力量以脱离宗教根本的教旨、教义，所表现的异化性使用结果。

宗教的政治性，则是群体（个人）精神、心理、思想在虚幻的寻求中未能得到的安慰、解脱与满足，从而使人性贪婪本质：财富、安逸、寄生、私占、远离病痛、逃避生死又发生现实化的结果。

西方的基督教及其衍生的若干教派，虽有广泛的信众，但却很难从宗教本义上给人以心灵上的慰藉：超脱尘世，与世无争，获得心灵的清静，修炼自我。反而成为侵略、杀戮的兴奋剂。

侵略性的宗教与和平性的宗教，通过宗教的政治性在社会生活中直接表现。即存在政治性的宗教必然具有侵略性，反之，不存在政治性的宗教具有和平性。

在这里，有必要对比一下中国宗教与西方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所存在的几点根本不同：一、中国宗教，含中国道教、中国化的佛教，其起源的根本教旨、教义方面，尤其注重个人的思想、心灵的“修炼”，这种“修炼”通过具体的行为：打坐、参禅、悟道、云游来体现，既有个体独自的行为表现，也有出行、接触社会的群体表体，而且不存在丝毫的强迫性，所以从宗教产生与传播的那天开始，就不具备、或言摈弃了宗教的政治性。

二、中国道、佛宗教与经济、掠夺、侵占无关，教徒多自称“贫道（僧）”，以真情坦诚获得别人施舍，与抢、盗、掠关联甚远。

西方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之相反，从产生的开始，群体的政治性便随着产生了。它注重的是以期达到群体的某种共同性：普世（适）。大家都是“上帝”的“子民”，以此来进行各种群体活动或行动，就是群体最大的政治性表现。形成了群体大凝聚，从事所谓的“以上帝之名”抢劫、掠夺、杀戮便显得理直气壮、理所当然。

西方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另有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带有强迫性划诱使性的皈依，无论对群体，还是个体。这种强迫性质，也为日后宗教内部发生群体分裂与群体对立、或者引发群体冲突种下始因。

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存在政教合一的近似之处，罗马时代，基督教终成其“国教”，与社会政治亲密无缝；而伊斯兰教则不须说：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极大地强化了宗教本不应具有的社会政治性，对于全部文明创造群体侵略欲望的激发，必将发挥极大的蛊惑作用。

关于社会精神充实、慰藉的宗教，本不应该与社会的政治性搭界、纠缠，但宗教群体的本身就显现为一个社会，个人更是存在于社会（群体）之中，社会的现实决定并支配着社会的精神。因此，当群体（个人）的思想、心理，很难实现精神化的慰藉与寄托——纯粹意义的宗教时。反之，将群体（个人）的思想、心理，在做到精神化的慰藉与寄托的同时，更是回到现实社会的不当索取——宗教的政治意义就产生了。具体则体现为：丧失群体（社会）基本公平正义的抢劫、掠夺——侵略。不论原始侵略、还是成形宗教，都是一样；当宗教群体的侵略行为发生以后，又反过来推动宗教的发展和信众群体的扩大。

当以宗教群体为实力的而组建成的军队，或以传播宗教为名，或直接对外发动大侵略时，宗教，就成了彻头彻尾的侵略性宗教。其宗教文化也转变向侵略文化改变、发展。

在巴勒斯坦，上千年以来，依然发生若干起阿拉伯伊斯兰宗教群体与犹太人（希伯来语：יְהוּדִים‎, Jews, Yhudim）之间的群体冲突，死伤无数。犹、阿两族的宗教仇恨过于深厚，化解太难。

这种表现，不仅限于不同的穆斯林国家，即使在同一国家内部，只要存在几种不同宗教的信众，也是矛盾重重，积怨难解。

从政治学说方面，如果说军事进攻、战场撕杀是刚性的政治；那么，宗教的怀柔与利诱，所产生的皈依，则是柔性的政治表现。

1943年，黎巴嫩即将独立，对于国家权力，不同的教派进行激烈的争夺，其妥协结果是：总统和军队总司令职位归属由基督教马龙派人士，议长和总理分别归属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人士，议员和各部部长则按不同教派的人口比例分配。随着人口结构与数量的变化，国民中伊斯兰教信众增多，穆斯林成员又要求扩大权力范围，并成为宗教群体斗争——国家内斗的导火索。

美国文明，首先，从地域环境对于文明形态形成的影响而言，属于海洋文明体系；而且是属于侵略主体英国的侵略文化，在北美大陆生根，与母体的侵略文化并无二至。

其次，从文明体系内部包含的社会宗教特点而言，属于基督教文明。

其三，从文明体系内部包含社会发展性质而言，属于先进的科技文明，其存在已长达数十年，并引领着全球科技的发展方向。

其四，从文明体系内部泛文化性质而言，属于以侵略文化为内核所形成的社会文明。

其五，从文明体系内部所包含的社会政治文化（明）成份而言，属于社会政治文明导向群体自我鼓吹、自我标榜的“自由”、“民主”、“普世（适）价值”社会文明。

就现今侵略主体美国，其国家有良知的学者，都觉得美国是“超级帝国主义”、“金融帝国主义”、“货币帝国主义”、“霸权帝国主义”、“流氓超级大国”……可能是因为对于侵略主体美国在其国内自身矛盾重重的情况下，依然对世界行使横蛮霸道的国家作风，甚至对全球施以国家恐怖主义，而引起反感的缘故。[待续]

 二

       传统军事武装侵略，在时段上起于古典时期后期，中世纪前十字军东征的宗教大略时期，而且一直持续着。在这种大侵略活动中，宗教参与侵略是其重要特点与表现，而且，经历了一个从高亢到衰落的历史过程，在20世纪中期开始，不同的大侵略活动中，宗教介入的侵略近于绝迹。

        与此相应，宗教退出传统侵略行列之后，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奴隶贸易、货物贸易、货币、资本输出、军事霸凌等方式为表现的侵略。

        公元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大帝侵略中亚、印度，是人类文明史上发生的较早的大侵略。与19世纪英不列颠侵略印度、南亚，成立东印度公司，同为侵略，在目的方面却存在很大区别。这种区别在于：

        一、根本目的的不同。亚历山大的侵略在于妄想进行从版图到思想的大一统，掠夺的性质相对弱化。而东印度公司，妄想的是建立海外殖民地，并实现对殖民地在财富、货币、资源、劳动力掠夺的同时，扩大侵略主体产品销售渠道，开辟并拓展市场。

        二、侵略方式的不同。亚历山大以征服、杀戮，使对方屈服为主；而东印度公司除征服、杀戮之外，更有掠夺、建立殖民地方式。

        三、前者属国家扩张主义，后者为资本扩张主义。

而英国侵略文化移殖美洲后，侵略主体美国的社会群体层次大体可以划分为：资本控制者、白人、旧白奴（契约奴）、土著印第安多种族、旧黑奴五个层次。且奴隶非常多。“到1708年时，有白奴一百二十人，黑奴四千人，和印第安奴隶一千四百人。据估计，英国各殖民地的黑奴有1714年时为六万人，1760年时为三十一万人，1775年时约五十万人”。[1]这都归于罪恶的、产业化的奴隶贩卖。

        除奴隶贩卖之外的另一罪恶，对于在独立建国与立足北美的过程中，施行大屠杀：“在墨西哥湾一线，杰克逊在亚拉巴马的马蹄湾打败了克里克人，屠杀了557名印第安人，逼迫印第安人割地求和……”。[1]“（美国的侵略）扩张是通过这样一个顺序——先是对于土地的饥渴，然后是宗教的狂热，最后才是军事武力——来实现的。土地开拓者与宗教狂热分子的人数大大超过士兵的数量……屠杀印第安人的战争无疑是残酷的”。[2]

“‘殖民地是用火和剑取来的，殖民地居民受着残酷的虐待，他们遭到了各式各样的剥削’。掳掠、奴役、屠杀、甚至种族灭绝”。（侵略者，即）“殖民主义者毁灭了多少殖民地的古老文明，殖民征服的历史，每一页都充满着血腥的味道。马克思曾借用威·豪依特的话，谴责万恶的殖民制度：‘所谓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措施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3]这就是侵略者们殖民的罪恶。

        一般认为，西方侵略文化推动扩张主义产生的根源：

        一、城邦集中居住形式产生，这种现象的产生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以前。

        二、而在公元10世纪以内，西欧的古罗马、古希腊地区以及非洲的埃及地区，商品交换产生，以金银为形式的货币和商业贸易出现，重商主义产生，并得到社会的广泛响应。

        三、城邦加商品交换，贸易加金银货币，促成了扩张性宗教的产生。

        相比之下，在古华夏地区，公元前10世纪前后，没有城邦出现，只有游移状态的牧（渔）猎。

        公元前的西周时期，商品交换已经出现，却只是限于以物易物的交换，缺少严格意义的金银质稳定货币。而代货币形式的刀币、铜币也是战国时期（前221～前47）才出现；战国末期的秦国嬴政完成大一统，才统一货币。

        重农并抑商的社会共识深入人心，也算重农主义，散居状态的封建农民“一夫授田百亩“，没有闲暇的时间从事思想、观点、价值、生命等各种内容的交流，不具备产生宗教的条件，从而屏蔽了群体可能产生的侵略、掠夺思想。

        这就是外国人所认知的“在中国，商贾低人一等，不被尊重，在服饰衣着、携带武器、乘坐车辆和占有土地等方面都受限制。往来于各地之间运输商品的工作，被认为非生产性的和寄生的”。[4]

        与此相应的是，侵略主体美国立国后，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军事建设多方面，均对其父代侵略主体英国进行了全面的传承，传承以后在侵略实践中求变求新。

        在其立国早期以及侵略发展的前期，其侵略方式：奴隶贸易、攻城略地、殖民地开发均极大程度地保留。

        在政治方面，推行两党轮流坐庄制。虽然其建国之初，两党政局并不十分稳健和巩固，但两党轮流执政格局并无改动。

        在经济方面，大资本财阀阶层、种植园主、奴隶主，是作为政府的后台存在的，对内从事盘剥、压榨的同时，又对外发动侵略。

        如此国度，曾有榨取奴隶血汗的几任总统，来标榜自己的“人情味”，过于苍白无力。在当时的立法体系内，黑人在部分条件下，几乎与奴隶身份不存在区别。“在美国统治之下，路易斯安那保留了婚姻中的这个‘共同体财产’（community property）的原则。但是自同黑人的地位却遭遇了直线衰退。当地的立法机构通过了南部最为全面的奴隶法典之一，禁止奴隶们‘奢望他日与白人是平等的’，限制他们获得释放的机会和进入法庭的通道。路易斯安那的奴隶在西班牙暴政统治下享有的自由要远远多于他们成为钟爱自由的美国人之后所享有的自由”。[5]

        侵略扩张，无疑也属“自由”范畴，“美国人对北美大陆的占有权来自于美国拥有的历史使命，即要扩展自由的疆界”。[6]在奥沙利文的文章里，大肆鼓吹自由扩张，美国人应该“遍布和拥有整个大陆”，它“是上苍赋予我们用来进行关于自由的伟大实验”，而且任何人不能阻挡。所以，“美国自由既是一种‘现实的思想’，又是一种‘神秘的思想’——它意味‘一种行动和运动的自由，美国人则得上用这种自由在上帝赋予他的这片广阔领土大肆扩张，并将其征服为自己所用’”。[7]

        从1776年建国后，美国便成为一个秉持并极力弘扬、发展侵略文化的国家。承袭其父代侵略主体英国的侵略文化之后，为了侵略利益，又与父代侵略主体的英国、法国、西班牙发生侵略利益的持续争夺战争，从而使侵略利益在美洲大陆逐步扩张。先后驱逐了西班牙、法国、英国的侵略势力，并谋求控制海洋运输、贸易，与此相应是的建设强有力的海上专职军事力量，对于这方面，侵略主体美国超越其父代英国，军事理论家艾·塞·马汉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海洋控制理论——海权论。开启了传统武装侵略、以侵略方式发展己方文明主体的国家发展道路。对外推行侵略、掠夺的武装大侵略，常以“自由、人权、民主”一套虚幻的价值观理念到处鼓吹。

        从门罗主义到“一战”、“二战”，都是侵略文化美国在强大自身的立场上，所进行的最捷径、又最有效的军事冲突战略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伍德罗·威尔逊（英语：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第28任总统）和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英语：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第32任总统）二位都是侵略文化霸权主义的战略家。

         “二战”行将胜利前夜，投身参与，收得硕果：一是经济上获得了交战国双方难以统计的不当利益。二是，将欧洲列强们各个击破，然后，是对传统侵略方式战略的重大调整：确定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建立联合国，利用货币、利率、汇率、金融、资本输出，对世界各国的财富进行隐性或显性的洗劫与扫荡。

        为了更好地对世界进行侵略，联合了父代侵略主体的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比利时等，诸多劣迹斑斑的侵略文化衰落国家——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父代与子代侵略主体群体力量抱团。抱团的侵略主体或者在世界范围各地颠覆他国政权、发动政变、或扶持反对派力量，或共同发动对其他国家传统的兼有非传统方式的侵略，又共同对付极具有侵略倾向的前苏联。

        为侵略主体美国寻找或树立对手、肢解伊斯兰世界的历史时期。而经济极度虚弱、军事强大的俄罗斯，侵略主体美国从经济下手，进行软侵略对之侵略已无利益可得；而从军事下手，从事硬侵略，核战争风险又无法把控。因此，只能选择不同的制裁方式，以削弱俄罗斯的经济复苏与发展。

        侵略主体美国为确保在中东的石油开采、石油定价与销售的不当利益获取，“二战”结束以后扶持以色列建国就精心布局，具有两方面的表现：

        其一，扶持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打楔子，肢解穆斯林世界，使曾有构建“阿拉伯联盟”的国家摈弃这种幻想。

        其二，通过遍布中东地区的驻军，加以情报人员的渗透，促成中东伊斯兰各国的反政府力量成长壮大，或发展亲美势力，对伊斯兰国家制造混乱、动乱和战乱。

        此两方面的背后，是为了控制中东地区的巨额石油资源，确定由侵略主体美国操纵的石油定价。在侵略文化思想指导下，先粉碎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开始。接着搞乱黎巴嫩，后又向叙利亚渗透多年；同时威慑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埃及等国。当使用霸凌式侵略不能发挥很好效应之时，借题发挥，扯出若干侵略幌子，诸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人道主义灾难”、“疑似化学武器”等，对可怜的伊斯兰国家直接发动多种方式的侵略，促成其政权更迭的同时，制造国家重建的灾难。

只要简单回顾一下二战及战时将参选的侵略主体多任总统，可以肯定的是，战时参选连任的总统，得票率较高。以反击恐怖主义发动颠覆伊拉克战争的小布什，连任时的支持率一度高达95%，还有罗斯福、奥巴马等。其背后的主导因素，就是侵略主体的社会政治文明导向群体，利用选举大肆美化侵略战争，淡化反人类的掠夺，对普遍文明创造群体群员们进行战争的“爱国”蛊惑，使其成为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和核心组成，形成全民性因侵略战争而产生“爱国”传统。

        侵略主体美国支持战时总统的连任，不遗余力地宣传“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以及美国的战争对手“威胁”着世界“和平”，以及美国的利益，蛊惑形成了文明创造群体侵略性的 “爱国”热情，故而战时总统易获连任。如二战期间继任、又发动朝鲜战争的杜鲁门，侵略伊拉克时期的小布什；侵略伊拉克、阿富汗时期的奥巴马……表明美国的文明创造群体大多数，都支持美国对外侵略。

        美国建国时间虽短，但是在英国侵略文化基础上加以弘扬而建立的侵略主义国家。其对全世界的武装侵略、经济侵略、文化侵略，超越了世界文明史上以往的任何大侵略，将侵略文化思想发挥到极致，代表人最衰朽的文化思想——侵略主义也发展到盛极必衰的境地。

[1]《美国史纲》[苏] 阿·符·叶菲莫夫 著 庚生（苏更生）译  1972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38页

 [2]《美国军事史纲》陈海宏 著 1991年长征出版社97页

[3]《巨人—美国大帝国的代价》[美] 弗格森 著 李承恩 译 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0页 

[4]《菲律宾史》金应熙 主编 1990年河南大学出版社87页

[5]《全球分裂 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迟越 王红生 等译1995年商务印书馆 27页 

[6][7]《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美] 埃里克·方纳著 王希 译 2010年商务印书馆381、420页

[待续]

[1] 《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第七版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 著 董书慧 译 2005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59页

[2]《耶路撒冷三千年》[英] 赛门·蒙提费欧里 著 黄煜文译 2013年台湾究竟出版社49页

[3]《传教士与近代中国》顾长声 著 198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