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节选）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教育，中国、苏联和西方的区别_风闻

8月26日，中国内蒙古教育厅发布新政策，要求自2020年秋季学期起，蒙古族中小学的语文、道德与法治、历史三门科目，逐渐转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

此次内蒙教材改革，虽有强化公民认同的用意在其中，却并非如某些媒体所用的“禁绝蒙古语”、“文化灭绝”等耸动标题般夸张，也绝非如外界臆想：蒙古族意欲保存，北京竭尽全力要摧毁。

首先，由地域分布观之，锡林郭勒盟东乌穆沁旗（牧区）等地的蒙语通行情况较好，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半农半牧区）等地则相对稀疏，大城市则汉语通行比例较高。**汉语的使用人口在一定程度上与都市化呈正比，**揭示出经济与语言分布的相关因果。

如今的内蒙人口中，蒙汉双语使用者的比例逐年上升，这并非国家刻意打压蒙语教学，而是蒙古族家长在就业前途考虑下，倾向让孩子接受双语教育之果。

在蒙语通行度高的牧区，约有30.1%的人口认为孩子应用蒙古语接受教育，有54.9%的人口认为孩子们应用蒙汉两种语言受教育，另约有9%的人口认为孩子应用汉语受教育；在半农半牧区，上述三种民意的数字分別是23.6%、67.1%、11.5%；城市则是22.8% 、63.6%、13.6%。上述数据既显示少数民族面对市场的生存之道，也解释了此次罢课何以未在蒙古族家长间全面引爆。

此外，在中国的蒙语教学有一特征，举世唯一，那便是保存了具有800年历史的回鹘式蒙古文书写系统，并以其作为官方蒙语教材、出版品、行政公文的正式文字。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虽源于苏联，但两者有明显区别。苏联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在斯大林上台后，便成为力促少数民族斯拉夫化的国家机器。

十月革命结束时，列宁曾奉国际主义之名，致力推动苏联各民族的文字拉丁化运动，1935年起斯大林推动“泛斯拉夫化运动”，1941年蒙文的拉丁字母正式被西里尔字母所取代。内外蒙古在文字上成了两个世界，直至今日。

**苏联解体后，蒙古人民共和国意欲褪下斯拉夫的文化枷锁，却难竟其功。**1990年，2003年、2010年、2014年、2020年出台废弃西里尔字母的相关政令，但不论是以回鹘式蒙文或拉丁蒙文相替换，皆难撼动西里尔字母累积70多年的语言惯性。

俄罗斯境内的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则维持西里尔字母的书写系统，蒙语的听说读写能力（卡尔梅克语、布里亚特语皆为蒙语方言）远低于内蒙。10%至20%的卡尔梅克、布里亚特人认为，俄语才是自身母语。

内蒙630万蒙古族，其中近500万人使用蒙古语；俄罗斯的布里亚特人约有46万，却只有将近一半的人口能使用布里亚特语，且多为中年以上。

在全球高度交流、互赖的今日，弱势语言的消亡远比工业革命前迅速；民族国家崛起的历史趋势下，少数民族的语言存续与“国家”形成微妙关系：**国家需借统一的语言文字形塑集体认同，少数民族则有赖政策扶持母语生命，**双方互有所望、各自妥协，以求在当代民族国家的体制内共生。

中国此次内蒙教材改革风波，西方媒体一面倒地贴上“文化灭绝”、“种族同化”标签，但批评者几乎无人反思，为何西方少有类似争议爆发？

**中西之间，光是在民族政策上，立基点便有天壤之別。****中国的民族政策在民族身份识別基础上，施行区域自治、财政补贴、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等政策，与美国等号称“大熔炉”式的民族图景本就有所不同。前者长期实施，固化了少数民族的身份意识；后者则未对少数民族施以民族文化与语言教育，放任其遭强势文化吞噬。**换言之，多数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在类似争议中独善其身，不似中国动辄得咎，是因为缺乏保护的少数民族文化与语言早被市场机制残酷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