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史料中的“国府的抗战”——“四强”之三打一_风闻

“四强”之三打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的强国有：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苏联，亚洲的日本和北美的美国。二战中，德意日三国组成法西斯轴心国对英法苏美作战，法国惨败向德国投降，反法西斯阵营方面只剩下美、苏、英三个强国。二战后期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重大决策皆是这三国决定的。

当时，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尚未独立，仍然属于列强的殖民地。中国虽然积贫积弱，在列强的压榨下丧权辱国，但在名义上，至少还是独立的国家。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已经打了十年，日本大部分军队被拖在中国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世界反法西斯阵营而言，中国战场愈加重要，而中国也是排在美、苏、英后第四个有实力的国家。1942年元旦，美、苏、英、中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宣言》，签字顺序中国位列美、英、苏之后，排在第四位，而其他国家则按字母顺序排列，中国俨然是四强国之一。蒋纬国在《抗日御侮》称：“此时中国之国际地位，不仅与各国完全平等，且跃居世界四强地位。”[①]

但是，美、苏、英三个老牌强国对中国成为四强之一却是各具心思的。

美国力图把中国扶持成四强之一，“罗斯福采用的亚洲战略是着重把国民党中国抬高到‘大国’的地位”。[②]对美国的意图，1943年罗斯福对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将中国包括在四大国之内……是极为重要的。”“中国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而将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③]但英国则认为美国扶持中国成为四强之一目的是为自己培养在亚洲代理人。1942年10月21日，丘吉尔就英外交部草拟的一份关于战后世界设想的文件写信给外相艾登，在谈到中国时说：“我不认为重庆政府能代表一个伟大的世界强国。美国方面肯定会用‘收买无资格投票人，使他具有选民资格，来为自己投票出力的办法，瓦解不列颠的海外帝国’。”1943年5月22日，丘吉尔访问美国，在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晚宴上，丘吉尔发表关于战后国际机构的谈话：“如果美国愿意把中国包括在这三国的联合组织之内，他并不反对，但是，不管中国多么重要，它不能与其它三国相比”。[④]1943年8月，第一次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终于说通丘吉尔，丘吉尔放弃了反对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立场，同意“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的建议，但是，实际上“英国总是不愿意中国成为强国”。常在美国的宋美龄也感受到英国的轻视，1943年6月25日，她致电蒋介石称：“邱心目中仅有英美俄三强国，将中国摒于门外。”[⑤]

苏联也对美国企图在战后控制中国、并进而控制远东的政策进行抵制。1943年10月，美国军政领导在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即将召开之前，开会讨论可能遇到的问题。会议前夕，美国代表赫尔向苏联代表莫洛托夫转达了魁北克会议中英国同意“战后以美、英、苏、中为中心，设立国际和平机构”的建议后，遭到了苏联的反对。10月19日，美、英、苏三国外长举行莫斯科会议。会上，赫尔提出应由四国签署宣言，而莫洛托夫则坚持只讨论三国宣言。赫尔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宣言不以四国的名义签署，美国绝不会在一份三国宣言上签字。在美国这种强硬态度下，苏联被迫改变了主张，赞成以四国名义发表宣言。30日，中国外长傅秉常与美、英、苏三国外长共同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四国宣言上签字。这个就是后来被称为联合国组织最初蓝图的《普遍安全宣言》。

莫斯科外长会议结束后，美国既然促使英苏至少在形式上接受了它的政策，下一步就是把蒋介石拉进四国首脑会议了。

筹备四国首脑会议时，因苏联尚未加入对日作战，不便与中国同席讨论对日问题，这样一来，四国首脑会议只好分两段进行：首先在埃及的开罗举行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会议，称开罗会议；然后在伊朗的德黑兰举行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会议，称德黑兰会议。

1943年11月22日至26日，开罗会议举行，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来中国政府首脑第一次参加最高级国际会议。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对蒋介石优礼有加，蒋介石非常清楚英国和苏联是不赞成把中国作为四大国之一的，因此，对于美国为提高中国的地位所作的努力，蒋介石非常感激。开罗会议结束，在蒋介石从开罗启程回国时，宋美龄给罗斯福留下一封亲笔信，其中说：“委员长要我告诉您，他对您为中国所做的和正做的一切是多么感激。今日下午他向您告别时简直找不到言词表达他的感情和心情，无法充分感谢您的友情……他希望您把他当做一个可以信赖的朋友。”[⑥]

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三强美、苏、英在黑海北部的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格局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首脑会议。四强之一的中国没有成为利益的分配者，而是成了三强所分配的利益。

三强参加会议目的有同也有异。英国的意图主要是：推动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用某些义务约束住莫斯科，以限制苏军在东欧和西欧的进军。苏联与会的主要目的是：获得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利作为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美国主要考虑是争取苏联早日参战，以便尽快击败日本，减少美军损失。美国政府为罗斯福参加雅尔塔会议准备的备忘录中写道：“为了击败德国，我们应该有苏联的支持。在欧洲结束战争后，为了同日本作战，我们更是绝不可没有苏联。”[⑦]

2月8日，斯大林与罗斯福会谈时，提出苏联参战的政治条件。斯大林强调说：“显然，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得到满足”，他们将“难以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俄国要参加对日作战”；“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能得到满足，人民就会理解这是涉及国家的利益，而且非常容易将这项决定向最高苏维埃解释”。[⑧]实际上，斯大林所要求的参战条件早在1944年12月就已经向美国提出。1944年12月14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与斯大林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进行商谈时，斯大林拿出一张地图指着说：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应归还苏联；希望中国租借大连、旅顺和周围地区，以及中东铁路；并希望承认外蒙古的现状。[⑨]此时，美苏已经在出卖中国的利益上达成一致。

1945年2月10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将苏联起草的“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草案”提交给美国。当日经过罗斯福和斯大林会晤审议，作了若干修改后，成为协定正式文本。2月11日，罗斯福和斯大林邀请丘吉尔共同在协定书上签字。英国方面没有参与这个文件的制定，被要求在文件上签字时，英国外长艾登曾力主英国不要签字：“这里是一个将来国际上的是非窝，因此目前还是以小心从事力避对俄国承担义务或表示鼓励为宜。”但丘吉尔却认为，不管英国是否喜欢该协定，如果不签字，“英帝国在远东的整个地位就有危险”，“在远东的威信就势必受到影响，因而将失去今后参与讨论远东问题的资格”。[⑩]实际上，丘吉尔曾多次向斯大林表示支持苏联租借旅顺港，丘吉尔如此热心，是希望以此换得斯大林对其保有中国香港权益的支持。

三强还一致同意，对中国严格保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直到1945年6月14日，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才指令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对自己被出卖早有预感，1944年10月14日，驻英大使顾维钧就从美国军方获悉，苏联打算在战后获取中国旅顺这一不冻港，而英美很可能赞同。[11]雅尔塔会议后三强发布宣言，只字不提远东问题，欲盖弥彰让蒋介石担心中国被出卖。2月8日，蒋介石记下了自己的判断：“今日见罗邱史黑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罗其果与英俄协以谋我乎！”[12]11日，蒋介石又猜测：“罗邱史会议宣扬尚未发表，未知其结果究竟如何。惟此会对于我国之影响必大，罗其不与英俄协以谋我乎？”[13]1945年2月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研究黑海三国会议宣言，俄国独得实利，美国惟得虚名，而英国毫无所得，余以为其惨遭失败矣。宣言中对于远东问题丝毫没有说明，颇令人疑惧。”[14]

为弄清楚雅尔塔会议情况，蒋介石四处打探消息。2月19日，蒋介石委托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带信给罗斯福，询问雅尔塔会议。蒋介石还命外交部长宋子文、驻英大使顾维钧、驻苏大使傅秉常和驻美大使魏道明等人，通过各种渠道打听雅尔塔会议情况。很快，顾维钧和傅秉常得到雅尔塔会议的确有密约存在，罗斯福也向魏道明透露了部分密约的内容。3月12日，魏道明致电蒋介石报告获知的消息并传达罗斯福的意见：（一）维持外蒙古现状，主权仍属中国，似无问题；（二）南满铁路要在主权属于中国，但中美苏三方管理；（三）军港问题是一个新问题，由中苏协商。[15]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深受罗斯福重用的赫尔利决定以私人身份向中国透露雅尔塔密约的内容，5月22日，蒋介石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赫尔利以私人身份向蒋介石报告雅尔塔密约的内容。至此，作为四强之一的中国才得知雅尔塔密约的内容。

苏、美、英三强签订的《雅尔塔协定》全文是：

苏、美、英三强领袖业已议定，苏联于德国投降后之二、三个月及欧洲战争结束时，将协助中国对日宣战，其条件为：

（一）外蒙人民共和国之现状应加以保存；

（二）苏联应恢复以前俄罗斯帝国之权利，此权利因一九〇四年日本之诡谲攻击而受破坏者：

甲、南库页岛及其毗连各岛应归返苏联；

乙、大连商港应开为国际港，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旅顺仍复为苏联所租用之海军基地；

丙、中东铁路以及通往大连之南满铁路，应由中苏双方共组之公司联合经营，苏联之优越权利应获保障，中国对满洲应保持全部主权。

3.千岛群岛应割于苏联。

惟上述关于外蒙、旅顺、大连以及中东、南满两铁路诸点，必征得中国蒋主席之同意；罗斯福总统将依据史达林元帅之意见采取措施，以获得蒋主席之同意。三强领袖业已决议，苏联所提要求于日本被击败后必予实现，苏联则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中苏友好条约，俾以其武装部队协助中国，解放中国所受日本之束缚。

                                           罗斯福

                                           邱吉尔（签名）

史达林[16]

对雅尔塔协议，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帕顿·戴维斯在其回忆录《抓住龙尾》一书中评价：“雅尔塔协议及其附件是一笔交易，美国人是交易的始作俑者，使俄国人同意了参加对日作战。为了酬答这种效劳，美国人承担把账单交给中国人，由他们向俄国人付账。始作俑者期望得到的好处就是快些打败日本和节省美国人的生命。”[17]

战争的胜利者，往往会从失败者那里割得土地。沙俄就是因此从清政府那里割走中国一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俄战争中获胜的日本也从沙俄割取了库页岛的南半部。如今，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之一就是从日本那里拿回南库页岛。可是，作为二战的战胜国、四强之一的中国，却再一次屈辱地丧失了外蒙古一百五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外蒙古事实上的独立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逐步实现，但并未被中国的中央政府所承认。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爆发起义，外蒙古趁机宣布独立。11月30日，在沙俄的支持下，外蒙亲俄分裂主义分子杭达多尔济等人以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的名义宣布“外蒙独立”， 12月16日，“大蒙古国”成立，哲布尊丹巴为“皇帝”，年号“共戴”，杭达多尔济任“外交大臣”。为支持外蒙古独立，沙俄向外蒙古提供了快枪四万支，子弹四千箱和大炮八尊。外蒙古军队数次向中国内地进犯。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致电外蒙古，表明新政权的立场：“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俄人野心勃勃，乘机待发，蒙古情形，尤为艰险。……祈将区区之意，通告蒙古同胞，戮力一心，共图大计”。[18]袁世凯上台后，也于3月25日发布《劝谕蒙藏令》对外蒙古分裂势力进行规劝：“现在政体改建共和，五大民族，均归平等。……务使蒙藏人民，一切公权私权，均与内地平等，以昭大同而享幸福。”[19]同时致电哲布尊丹巴：“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万无可分之理，……各蒙与汉境，唇齿相依，犹堂奥之于庭户，合则两利，离则两伤，……此外若有要求，但能取销（消）独立，皆可商酌”。[20]在对外蒙古分裂分子规劝的同时，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3-4月间，在东路由黑龙江，在西路由新疆向外蒙调兵，但沙俄公开声明予以干涉，逼迫北京临时政府只好下令终止了军事行动。

1912年11月3日，沙俄与外蒙古当局签订了《俄蒙协约》，协约规定：俄国扶植蒙古自治，帮助蒙古练兵，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华人移殖蒙地，蒙古无论与何国订立任何条约，未经俄政府允许不得违背本约及附约内之各条件。《俄蒙协约》签订后，北京政府声明：“蒙古为中国领土，现虽地方不靖，万无与各外国订立条约之资格，兹特正式声明，无论贵国与蒙古订立何种条款，中国政府概不承认。”[21]但是，袁世凯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于1913年5月20日与沙俄达成协约草案六条：“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分，尊重中国旧有权利，中国不更动外蒙古历来之地方自治制度，许其有组织军备警察之权、拒绝非蒙古籍人殖民之权，俄国不派兵至外蒙，不办殖民，中国以和平办法施用其权于外蒙古，中国同意《俄蒙协约》所给予俄国的商务利益。”[22]但该草案被参议院否决。1913年11月5日，中俄双方正式签订《中俄声明文件》。

文件规定：

1、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之宗主权；

2、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

3、中国承认外蒙古自行办理内政并整理本境一切工商事宜之事权，不驻兵，不派驻文武官员，不殖民，俄国亦担任不派兵、不干涉外蒙内政、不殖民；

4、中国声明承认俄国调处。按照上述各条及俄蒙商务专款明定中国与外蒙古之关系；

5、凡关于俄中两国在外蒙之利益及发生之问题均应另行商订。[23]

《中俄声明文件》的签订，使中国除了保有一个空洞的“宗主权”外，丧失了对自己的领土外蒙古的其他一切权利。

1915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在恰克图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协约》共二十二条，内容包括：外蒙古承认《中俄声明文件》，承认中国宗主权；中、俄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外蒙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与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外蒙使用民国年历，兼用蒙古干支纪年；中、俄承认外蒙办理一切内政及与各国订立关于工商事宜条约之专权；中俄不干涉外蒙现有内政之制度；中国商民运货人外蒙不纳关税，但须交纳已设及将来添设之各项内地货捐；凡关于中蒙、中俄人民诉讼事宜，均由中蒙、中俄双方会同审理，《俄蒙通商章程》继续有效等。《中俄蒙协约》将前此沙俄获得的各项侵略权益确认并加以具体化。[24]虽然前清相比，中国在外蒙地位削弱，但从独立到取消独立，北京政府外交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中俄蒙协约》签订的当天，袁世凯宣布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所有外蒙王公喇嘛的爵职名号一仍其旧，赦免所有参加独立之人。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于6月9日致电北京政府取消“独立”及国号年号，北京政府于库伦设办事大员公署，任命都护使，于恰克图、科布多、乌里雅苏台设佐理专员公署，任命佐理员，中国对外蒙恢复了名义上的治权。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沙俄政府垮台。外蒙古当局失去了沙俄的支持，财政顿陷困境，又面临着苏俄势力的威胁，不得不重新谋求中国的保护。1918年9月14日，北京政府派出的骑兵抵达库伦。1919年6月，觊觎蒙古的白俄“西伯利亚军团长”格里戈里•米哈伊洛维奇•谢苗诺夫试图武力进犯外蒙，库伦当局大为恐慌，要求北京政府派大军入蒙。以车林多尔济为代表主张取消自治的外蒙王公与都护使陈毅达成《改善蒙古未来地位的六十四条》，但是被由喇嘛控制的“议会”否决。外蒙古王公遂单独组成请愿团，进京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请愿，要求立即将外蒙撤销自治，1919年8月14日，外蒙古王公声明愿取消自治，服从中央。

1919年10月1日，陈毅派人将与外蒙代表商定的《外蒙取消自治后中央待遇外蒙及善后条例草案》送至北京。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借协约国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的机会，派遣西北筹边使及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率兵进入库伦。

1919年 11月17日，外蒙官府、王公、喇嘛联名正式向北京政府宣布取消自治。22日，徐世昌正式批准外蒙取消自治，并将该请愿书公布于世。徐世昌以《中华民国大总统公告》下令取消外蒙古自治，恢复旧制；同时取消《中俄声明》和《恰克图协定》。12月1日，徐世昌任命徐树铮以西北筹边使督办外蒙善后一切事宜。

1920年8月底，被苏俄红军击败的白俄恩琴残部在苏俄红军的追击下侵入外蒙古。在日本和蒙古分裂势力的支持下，恩琴的部队于1921年2月3日打败中国驻军，攻陷库伦，2月9日，恩琴扶植的库伦活佛成立“大蒙古帝国”，活佛为皇帝，恩琴被册封为“双亲王”兼四盟将军，独揽大权，成为蒙古的实际统治者。

1921年5月30日，北京政府颁布“征蒙令”，任命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出兵收复外蒙，但是张作霖无心征蒙，却利于这个机会，将自己势力扩大到热河和察哈尔两省，还新编了6个混成旅的军队。与北京政府无所作为相反，苏俄积极行动，2月18日，苏俄的远东共和国拟出兵平定库伦。

1918年末至1919年初，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蒙古先后成立了两个秘密革命小组——牧民出身的达木丁•苏赫巴托尔领导的库伦小组和霍尔洛•乔巴山领导的领事坡小组。1920年6月在苏俄的帮助下两个小组合并组成统一的革命组织。1921年3月1日，在恰克图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正式建立牧民阶级的革命政党——蒙古人民党，3月13日，宣布成立蒙古临时人民革命政府，4月10日，请求苏俄红军援助。6月28，苏俄红军进入蒙古，消灭了恩琴的白俄部队，于7月6日占领库伦。在苏俄的扶植下，7月10日，蒙古人民革命政府成立。7月12日，外蒙古向苏俄提出“在完全消除共同的敌人威胁解除之前，苏军不要撤离蒙古领土。”双方签订苏蒙协定13条，在法律上互相承认为唯一的合法政府。对此，北京政府发布声明，谴责外蒙古企图分裂中华民国的行径，不承认外蒙古的独立。1924年4月17日，蒙古君主哲布尊丹巴活佛逝世。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与苏俄政府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中国之一部分，尊重中国主权，但是苏军并没有撤出外蒙古。

之后，由于中国陷于长期内战和抗日战争，蒙古问题搁置下来。

在得知《雅尔塔协定》内容后，“我政府当局至感痛愤，终为顾全大局，不愿伤害美国情谊，只希望约束苏俄的侵略及力图补救而已。”[25]蒋介石希望美国能出面抑制苏联。5月2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让宋子文面陈美国总统杜鲁门，请求杜鲁门在与斯大林会面时候，向斯大林表示美国会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不受损害。5月26日，宋子文向蒋介石呈报：“美国在罗总统时，原期中国陆军对击溃日军能负大部责任，但以去年我国军事失利，罗感觉我国力量不够，美国舆论又不愿见大部美国士兵牺牲，故罗转而盼苏联能参加远东战争。”美国认为，苏联也知条件不合时宜，希望中国佯作不知，或许“苏或不致提出”。[26]

5月27日，美国总统特使霍浦金斯访苏，应斯大林要求，转知中国政府准备在7月1日以前指派特使到莫斯科，与苏联缔结实行雅尔塔密约之协定承诺。[27]这似乎是在对附庸国下达通知。

6月9日，宋子文会见杜鲁门，美方将雅尔塔密约文本正式提交宋子文。接文本后，宋当即郑重表示：“吾人所付代价甚高，如何决定乃系吾人之事，因此吾人之意见，必须为决定一切之准备。” 亦即表示对雅尔达密约内容不能同意。杜鲁门向宋子文说:“美国政府已经答应支持现有的协定。”宋子文答说：“问题是你同意支持的正好是些什么?”之后，宋子文曾私下向美海军上将威廉•李海表示：“中国不能照雅尔塔密约规定，让俄国达到控制东北的程度，一旦有此力量，中国宁愿以军事行动，解决此一争执。” 李海上将问：“你认为何时才能这样做？”宋子文回答：“在未来五百年内，任何时间都有可能。”[28]

6月15日，杜鲁门将《雅尔塔协定》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之条件函》的名义正式通知国民政府，并按照协定的规定，敦促国民政府接受苏联的条件。“由于雅尔塔密约中，允诺对外蒙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应予维持，并允许苏俄在我国取得旅顺、大连港与东北铁道之特别权益，以为苏俄参加对日作战之交换条件。身负国家重任之蒋主席为之悲愤不已！谓此实足以置我于万劫不复之境也！”[29]

当然，美苏也给了蒋介石个人一些承诺，这些承诺都是蒋介石非常需要的，这在1945年6月15日赫尔利递交的杜鲁门总统建议之《中苏协定纲要》中有所体现：

一、彼（斯大林）决尽其所能促进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之统一。

二、战事结束后中国应由蒋委员长继续领导。

三、彼所欲望者乃为一统一安定之中国，并愿中国控制全部满洲，为其领土之一部分。

四、彼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凡苏联部队因进行对日作战而进入中国地区时，彼决尊重该地区之中国主权。

五、彼欢迎蒋委员长派遺之代表协同苏军进驻满洲，俾使中国在满洲之行政工作得以顺利组织。

六、彼同意美国对华之“门户开放”政策。

七、彼同意韩国由中、英、苏、美四国共同托管。[30]

但蒋介石并不甘心，关于协定中外蒙古的问题，蒋介石在6月26日与苏联大使彼得罗夫会谈中阐明：“本人解决外蒙古问题的方针，是赋予外蒙的高度自治领，即其外交军事皆可独立，而宗主权则应属于中国。”[31]当日。蒋介石明确对苏交涉方针：中国为求国家统一，对于全国之军令、政令必须彻底统一，不许具有武力之政党——共产党的存在。苏联对于今日尤在武力割据妨碍中国统一之中国共产党，不做任何国际典论上、政治上或物质上支持，并愿设法劝告中共将武力交还政府。[32]

从蒋介石在谈判前所拟订的交涉方针，可以判断蒋介石对于未来的中苏谈判，着眼点在于国内的政治问题，即中共问题。

6月２７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率领中方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代表团成员包括率傅秉常、胡世泽、蒋经国、卜道明等人。蒋经国的公开职位不高，但由于其与蒋介石的父子关系，成为蒋介石安置在代表团中的一双眼睛，并接受蒋介石的指示，当谈判陷于僵局，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与苏方会晤。宋子文打算携中国最负盛名的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同往莫斯科，但为蒋介石拒绝，顾维钧对此看法是：“蒋委员长可能认为我的反对意见将会给宋的谈判增添麻烦。”[33]

6月30日，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从30日到7月12日，共进行六次会谈。对于外蒙古问题，宋子文提出予以搁置，斯大林答复，不谈外蒙将无法签订任何协定。斯大林以防止日本侵略，威胁苏联远东的安全，坚持外蒙古独立。斯大林还威胁，如果中国不放弃外蒙古，外蒙古将会成为联合所有蒙古人的一个因素。宋子文表示无法向人民宣布放弃蒙古，否则将动摇中国政府。为换取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苏方提出中共问题，斯大林说：“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国民党单独不能应付此局面，如非国民党人士亦能参加政府，而仍由国民党分子领导，实甚有益。”[34]，斯大林十分清楚蒋介石最需要什么。

为使谈判得以继续，宋子文于7月3日致电蒋介石，提出打开外蒙问题僵局之方案：

1、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推其在外蒙驻兵；

2、予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

3、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共和国及英自治领，性质不同。因苏联邦及英自治领，均有脱离母国之权，如予外蒙以苏联邦或英自治领之地位，深恐短期内，外蒙即宣布脱离，故仅限于军事、内政、外交自主。[35]

7月3日，宋子文会晤了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询问美国对于外蒙古问题的态度，哈里曼将此事迅速报告了美国政府。7月4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致电哈里曼，在强调美国政府避免充当雅尔塔协定任何有关条款的解释者的同时，他也指出可“非正式地”告诉宋：就美国方面来说，雅尔塔协定中关于外蒙古地位所用字句的解释，没有任何讨论。既无讨论，那么按照大家对这些写下了的字句公认的意思，就是外蒙古目前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地位应当保持下去。显然，美国的态度是：外蒙古事实上独立，但在法律上仍属于中国。[36]

对此事杜鲁门回忆：“宋后来向哈里曼解释，这是深深嵌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一个原则问题，虽然他们知道中国目前不能对外蒙古行使主权，但假若某个政府永远放弃中国在这个区域的权利，那么人民是不会拥护它的。”[37]

７月４日，宋子文电蒋介石，认为：如果斯大林坚持必须让国民政府承认外蒙独立，则只可中止交涉，并征求蒋介石的意见。7月4日，斯大林接见了蒋经国，向蒋经国重申了苏联在外蒙古独立问题上之坚定立场。会后，蒋经国致电蒋介石，告以“史（斯大林）坚持其对蒙古问题之原意”，“万一因此而不得不停止交涉时，我究应处何种态度？”[38]

为了让斯大林满足自己在满洲和新疆，特别是在中共问题上的愿望，蒋介石最终决定在外蒙古问题上做出让步。蒋介石在日记中云：“余再三考虑，俄对外蒙要求志在必得，决不能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之方式所能餍其欲望。若不允其所求，则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党问题更难解决。而且外蒙事实上已为彼俄占有，如为虚名而受实祸，决非谋国之道。若忍痛牺牲外蒙不毛之地，而换得东北与新疆以及全国之统一，而且统一方略非此不可也。乃决心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也。”[39]

7月6日晨，蒋介石回电宋子文，决定放弃外蒙古：“宋院长：外蒙独立问题关系于我国前途之成败，实等于我东三省无异，若我国内（包括东北与新疆）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主权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时，则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以扶助各民族真正独立乃为我立国主义之精神也。”并强调：“东三省之领土、主权及行政必须完整；新疆之伊犁以及全疆各地被陷区域完全恢复，中苏双方边境匪患，应照前约互助协剿，阿尔泰地区应仍属新疆范围；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40]下午，蒋介石召集孙科、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诚等人商议。“立夫、辞修等以外蒙为俄所得，则东北与新疆皆入其囊中为虑”，但蒋介石认为：“只要能保全东北与新疆之主权与行政之完整，则外蒙之形势似为我所控制，而且事实外蒙已为其所占有，并视此为其东方之命根，非得不可，故决心准予外蒙之独立。”

当天蒋介石的日记云：“今晨四时醒后，考虑外蒙与对俄问题甚详。五时起床，朝课后得手拟子文霞电千余言，决照所定方针，决心约其待中国完全统一以后，即可由我政府自动提出外蒙独立方案，期待正式国会通过后乃得批准之意示之……对俄交涉，俄坚持外蒙独立之要求，余乃以要求东三省、新疆之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以及其不再支援中共为条件也。五时后，召集党政军干部会商对俄交涉方针。众意见纷歧，最后余示以拒绝与接收二种方案，以及利害得失与进行方略以后，众乃一致决定照余提议，准由我国自动提出蒙古在战后独立方案。”[41]

在王世杰当天的日记也记载：“子文有电来，谓史坦林对东三省问题尚可让步，但对承认外蒙独立一节则坚持。子文谓史、罗协议亦只云外蒙问题维持现状；史则云该协议会有承认外蒙独立之意。史谓只要中国政府应允承认，则先成立密约，于战后公布亦可。子文来电请示。蒋先生询予意见，予谓东三省等问题如确能得到不损领土主权之解决，则承认外蒙人民于战后投票自决亦尚合算，因外蒙实际上已脱离中国二十余年。午后蒋先生约孙哲生、邹鲁、戴季陶、于右任、吴稚晖、陈辞修诸先生商议。”[42]

慎重起见，7月7日，蒋介石连续两次致电宋子文，重申了上述三项交换条件，并特别强调：“对苏联不支持中共与新疆匪乱，必须确切明白，毫无隐饰与之谈判，而得有具体之结果，否则应作断然终止谈判之准备也。”[43]

当天的会谈中，宋子文仍坚持“维持外蒙古现状”。宋子文向斯大林表示：“吾人不能承认外蒙之独立，其理由至为简单，自存为第一自然法，任何中国政府倘签订割让外蒙之协定，均不能存在，但吾人同意维持现状。”斯大林问：“阁下对现状二字了解如何？”宋子文回答：“亦即今日之现况。”斯大林道“现状即为正式承认独立。”宋子文提出：给予外蒙以高度自治，享有军事、外交自决权，必要时苏联军队可进驻外蒙。但是，斯大林的要求是中国政府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独立，斯大林重申：如若外蒙不能独立，苏联军队进驻外蒙缺乏法律依据，会成为将来中苏冲突的根源。此次会谈，双方互不让步，谈判陷入僵局。[44]

对于宋子文的坚持不让步，蒋经国不以为然，他很清楚战后中国在东北问题上，尤其是在中共问题上有求于苏联，也深知蒋介石的谈判目标是什么。赫尔利曾对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表示：蒋经国与宋子文之间在外蒙古问题上存在分歧，宋子文不赞成中国在外蒙问题上让步，而蒋经国是真正希望中苏谈判成功的。[45]

7月8日，在蒋介石的指使下，蒋经国访问了彼得罗夫大使，恳请彼得罗夫理解蒋介石目前不能承认外蒙独立的立场，“因为这种承认将大大削弱中国政府的地位，并激起中国社会舆论十分强烈的反晌。”彼得洛夫表示理解，但他希望蒋经国能说服他的父亲对苏联所提承认外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建议持明智态度。当晚，蒋经国致电蒋介石，报告其与彼得洛夫的晤谈情形：（一）苏方认为史氏之坚持外蒙独立是为求中苏问题之彻底解决与战时及战后之诚恳合作；（二）史氏认为我国目前承认外蒙如有困难，则可于抗战胜利后宣布其独立；（三）苏联在海参崴以北地带将开始建筑军港，约在四十年内可完成，在此期间愿与我国订约共同使用旅顺大连及经营中东南满铁路，将来可全部退出东三省；（四）协定成立后，苏方决将帮助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并巩固其政权。以上四点，谨呈大人参考。[46]

发出之后，蒋经国又想起斯大林曾表示支持国民政府之意，于是又去电提醒蒋介石，告以“史曾谓中国如能与苏联订立同盟条约，则任何人将不敢动摇国民政府之政权。儿意此点至堪注意，谨呈参考”。[47]

７月９日，蒋介石再次指示宋子文承认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在收到蒋介石关于外蒙问题的指示后，同时由于苏联在外蒙问题的坚定立场，外蒙问题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于当晚９时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三轮会谈中，将蒋介石的指示原原本本地翻译给斯大林。斯大林对中国在外蒙问题上的让步很满意，他在中共问题上也作了令国民党满意的答复：“史认为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国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48]斯大林并且同意中国所提的关于外蒙独立程序的安排。随后，双方就外蒙疆界问题进行了讨论。中方提出应以原疆界、中国旧地图为准。但由于中国对外蒙问题准备不足，未带地图，双方最后约定组织“划界委员会”解决这一问题。

至此，中苏谈判中关于外蒙古独立的问题以中方的让步结束。对于中方的过度让步，杜鲁门致电蒋介石表示：“我请您执行雅尔塔协定，但未请您作出超过那个协定的让步。您若同斯大林元帅在雅尔塔协定的正确解释上持有不同意见，希望派宋回莫斯科继续努力，以便达到完全谅解。”[49]对杜鲁门这一指责，蒋介石感觉是“可说侮辱已极。余对雅尔达（雅尔塔）会议并未承认，亦未参加，毫无责任，何有执行之义务？彼诚视中国为附庸矣。”[50]

因不愿意承担出卖外蒙古的历史责任，7月24日，宋子文辞去外交部长，由王世杰继任。王世杰在其日记中清楚地说明了宋此举的原因：“蒋先生亦促予兼任外交部长，蒋先生说，子文因中苏谈判涉及承认外蒙古战后独立之事，颇畏负责。其所以先行返渝，亦正为此，由此可见，子文之意在觅人与之共同负担此次对苏谈判结论之责任。”[51]宋子文也曾向赫尔利提及“对中苏协定负责的人，在政治上将受到此协定之害。”[52]可见，宋子文出于对自己政治前程的担忧，辞去了外交部长一职。

1945年8月14日，在日本投降的前一天，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分别由王世杰、莫洛托夫代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附件。这些附件是：《中苏关于苏联只援助国民政府、尊重东北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问题的换文》、《中苏关于外蒙古独立的换文》、《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大连协定之议定书》、《中苏关于旅顺日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协定之附件》、《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队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

其中《中苏关于外蒙古独立的换文》为：

中华民国政府文

“部长阁下：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

部长阅下：核准阁下照会，内开：“兹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之愿望。上开之声明，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四日签订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批准后，发生拘束力。苏联政府对中华民国政府上项照会，业经奉悉，表示满意，兹并声明苏联政府将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53]

对于国民政府同意外蒙古独立，1945年8月24日，蒋介石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临时联席会上特别解释道：“外蒙自北京政府时代民国十一年起，事实上已完成其独立的体制，如今已届二十五年。当此世运一新之会，正重敦旧好之时，我们必须秉承国民革命的原则，和本党一贯的方针，用断然的决心，经和平的程序，承认外蒙之独立，建立友好的关系，使得这个问题能够完满的解决。否则将使中国与外蒙古之间，永无亲善之可言，其对于国内安定与世界和平，更将因此而发生重大的影响。”在这次会上，蒋介石还谈到西藏问题，他说：“西藏民族的政治地位，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本已决定予以高度的自治，扶助其政治之进步与民生之康乐，我可以负责声明，如果西藏民族提出自治之愿望，我们政府亦必本我一贯之真诚，赋予高度的自治，如果他们将来在经济条件上，能够达到独立自主的时候，我们政府亦将与对外蒙古一样，扶助其独立。”[54]

蒋介石在自己这一周反省录写道：“研究实现民族主义与断然放弃外蒙古之讲稿，实为革命历史中一大事，非有高见远识者，自不能了然其意义之所在也。”[55]此时，他可能已经忘记他在4月5日所记：“无论外蒙、新疆、或东三省被其武力占领不退，则我亦惟有以不承认、不签字以应之。盖弱国革命之过程中，既无实力，又无外援，不得不以信义与法纪为基础，而不能稍予以法律之根据。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要在吾人此时坚定革命信心，勿为外物胁诱，签订丧辱卖身契约，以贻害于民族，而得保留我国家独立自由之光荣也。”[56]说得很对，不怕东西被强盗抢走，怕的是承认东西归强盗所有，承认强盗所有是将非法的抢劫行为合法化。但是，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终归是将外蒙的非法独立合法化了。

1945年10月20日，外蒙古举行决定是否独立的公民投票。内政部次长雷法章率领由蒙藏委员会、军政部和内政部官员组成的代表团，参观投票过程。12月10日，国民党第十六次中常会决定承认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公告：

外蒙古人民于民国卅四年十月廿日举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内政部次长雷法章前往观察，近据外蒙古投票事务人员之报告，公民投票结果，已证实外蒙古人民赞成独立，兹照国防会最高委员会之审议，法定承认外蒙古之独立，除由行政院转饬内政部将此项决议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

对于外蒙古的独立，国民党内外都曾有强烈的批评，1947年3月2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对此作了专门解释：“最近听说我们同志间有以外蒙古版图变色，来责备我们外交当局的。这件事完全是本人的主张，也是我一生对国家唯一-应负责的一件大事。外交当局不过是执行了我所决定的政策而已。这个政策是前年定下的，当时的目的是要以外蒙古的独立来换取我们整个东北的主权，使东北主权的接收，不致遭遇外交的阻碍。而且当时我们是主张‘外蒙独立’，不是使外蒙古沦为人家的保护国。虽然现在事实的演变不合于我们当时的想象，外蒙在去年一月五日离开中国，陷于似独立非独立的局面，而同时东北主权，尚有北满与旅顺、大连未能收复，然而我一定毕生为此理想一收复东北主权， 与促成外蒙独立一而奋斗, 而且我确信我这个理想必有实现的一日。”[57](1)

1952年10月10日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再次检讨说：“承认外蒙独立的决策，虽然是中央正式通过一致赞成的，但我本人愿负其全责。这是我个人的决策，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罪愆”。[58]

曾任中华民国驻联合国代表的蒋廷黻在《三年控苏的奋斗》写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五十年前大清帝俄同盟条约太相同了。条约及换文，就全体看起来，是极有利于苏俄的，简直可说是片面的、不平等的。苏俄如严格遵守这条约及换文，于苏俄只有利而无害。任何公平的研究员，不能避免这个结论。”

关于国民政府放弃了对外蒙的主权，顾维钧认为：“我仍然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在莫斯科的代表团认为非得向俄国做出超过需要之外的让步不可。”“即使从英国的观点看来，中国在外蒙问题上是能够不让步的。贝尔纳斯也持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他在1945年9月从莫斯科来参加五国外长会议时在伦敦对我说的。……他问我为什么我们做出了不必要的让步，他指的是蒙古。我虽不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但觉得这个评论进一步证实艾登对我说的话是有理由的。”“我对中国在莫斯科所采取的立场自然是极感失望的。我设想一定有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公开当年我们的重庆政府为什么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与苏俄缔结这个条约的全部理由。”[59]

中国是一个大国，衰弱是暂时的，蒋介石执掌的国民政府，也是希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国的。承认外蒙古独立，等于将强盗的抢劫行为予以合法化，如此，未来强盛的中国也就失去了收回外蒙古在法律上的依据，这个种道理蒋介石也是很清楚的（参见前述蒋介石1945年4月5日之的日记）。

北京北洋政府时期，外蒙古实现事实上的独立，这是中国积贫积弱没有实力的结果，是客观因素造成的，怪不得北洋政府。但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则是主观行为。

1918年3月3日，为了生存，取得政权不久的苏俄政府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割让了大片的领土，但在二战后，苏联拿回了失去的领土。1945年国民政府放弃外蒙古，是否也属于为了生存暂时妥协所采取的权宜之计，是一种策略呢？但历史没有给国民政府证明这是它的一个策略的机会。再者，1945年的国民政府是否真的虚弱到了需要放弃领土求得生存的处境呢？

[①]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0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第297页。

[②] [美]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商务印书馆，1982，第91页。

[③] [英]艾登：《艾登回忆录》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第657页。

[④] [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命运的关键》，南方出版社，2003，第437、626页。

[⑤]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3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666-667页。

[⑥] [美] 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124页。

[⑦] [苏]戈尼昂斯墓等：《外交史》第4卷下册，三联书店，1980，第655页。

[⑧]《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162页。

[⑨] 同上，第233-235页。

[⑩]《艾登回忆录》下册，商务印书馆，1976。第896页。

[11]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539-540页。

[12]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59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639页。

[13] 同上，第663页。

[14]《蒋介石日记》，1945年2月1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

[15]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542页。

[16]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541页。

[17] 约翰·帕顿·戴维斯：《抓住龙尾》，商务出版社，1996，第386页。

[18]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2月1日。

[19]《中国大事记》，载《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1912年5月。

[20] 陈崇祖：《外蒙古近世史》，商务印书馆，1926，第14-15页。

[21] 陈博文：《中俄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8，第83页。

[22] 何汉文：《中俄外交史》，中华书局，1935，第284-285页。

[23]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三联书店，1957，第947页。

[24]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二册，三联书店，1957，第1116-1120页。

[2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182页。

[26]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548页。

[27]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212页。

[28]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九日，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334-335页。

[29]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398页。

[30]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十五日，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第396页。

[31]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571页。

[32] 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下），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第736页。

[33]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册，中华书局，2013，第549页。

[34]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588页。

[35] 同上，第591-592页。

[36]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229页。

[37]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第227页。

[38]《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81。

[39]《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1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337-338页。

[40]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593页。

[41]《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藏。

[42]《王世杰日记》，第五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1945年7月6日。

[43]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596页。

[44] 同上，第599-603页。

[45] 薛衔天：《民国时期的中苏关系史》（中），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第215页。

[46]《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83。

[47]《蒋经国致蒋中正文电》，“国史馆”藏，典藏号：002－080200－00625－084。

[48]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战时外交》（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609页。

[49] 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232页。

[50]《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1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643-644页。

[51]《王世杰日记》，第五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1945年7月25日。

[52] 吴景平：《美国外交档案选译》（下），载《民国档案》，1991年第3期，第70页。

[53]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三联书店，1957，第1330-1331页。

[54]《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第62册，台北国史馆，2011，第320-324页。

[55] 同上，第349页。

[56] 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五卷下册，台北中正文教基金会，1978，第692-693页。

[57] 蒋介石：《最近一年来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之报告》，载于《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二十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第49页。

[58] 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编：《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录》，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1952，第206页。

[59]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册，中华书局，1987，第566-5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