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贞晔 | 全球正进入“动荡变革期”，中国如何找准方位与出路？_风闻

当今世界处于全球经济政治发展大变局之中，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呈现前所未有的大转折。全球大变局中我们身在何处？又将走向何方？时代的大变局、大转折呼唤我们理性的认知和进取的变革精神。

全球大变局中我们身在何处？

环顾当今时代的全球大变革，我们身在何处？全球体系结构和世界发展结构发生巨变，西方世界在全球体系中的传统主导地位面临全新挑战，新一轮工业化进程颠覆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核心-边缘”区位，全球化发展出现大翻转，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国家主义治理范式强势回归，中美关系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和历史性转折，等等。如历史惊雷般的大变局和大转折，等待着我们以超级理性的态度来把握和定位。

（一）全球体系结构和世界发展结构的巨变

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大变局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全球体系巨变。这一巨变体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全球体系发展总体趋势的巨变。有研究认为世界经济的重力点在1820 年之前一直在亚洲，但是之后经过一百年的历程转移到了欧洲和大西洋，现在世界经济的重力点在2010 年左右又重新回摆到亚欧边界，大约到2025 年左右回摆到亚洲大陆腹地。

图表来源：Richard Dobbs et al., Urban World: Cities and the Rise of the Consuming Class,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Report，June 2012，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urbanization/urban-world-cities-and-the-rise-of-the-consuming-class.

二是经济总量的结构性变化。根据世界银行2018 年7 月发布的2017 年世界各国GDP 总量矫正数据，按照万亿美元为单位进行统计，排名前11 位的国家分别为美国19.39，中国12.24，日本4.87，德国3.68，英国2.62，印度2.60，法国2.58，巴西2.06，意大利1.93，加拿大1.65，俄罗斯1.58。回望2007 年的世界经济，中国经济总量仅相当于美国的23.7%、日本的75%。而十年之后的中国经济总量则增长为美国的63.1%、日本的2.51 倍、德国的3.33 倍，以及分别相当于英国、印度和法国的约4.7 倍，巴西、意大利的约6.1 倍，加拿大、俄罗斯的7.4 和7.75 倍。同样引人注目的还有印度和巴西经济总量在十年内迅速上升为世界第六和第八。按照世界银行统计，2007 年世界经济总量为57.6 万亿美元，美国约占24%，中国仅占5.7%。但十年之后的2017 年世界经济总量约为80.68 万亿美元，美国所占比例基本没变，仍约为24%，中国的比例则大幅上升为15.2%。

三是国际组织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如果按照世界银行制定的购买力平价指数（PPP 值）计算的话，到2014 年，美国经济总量可以说是自1870 年以来首次被其他大国超越，这个超越美国的就是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则声称，从2014 年到2022 年，中国的经济份额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将由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6% 快速上升到超过20%，而美国则会下降到仅占14%。其他衡量世界经济权力结构变化的指标还包括，到2013 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物进出口贸易大国，网络用户和电子商务交易量世界第一大国，等等。

四是全球发展领域的结构性变化。第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的57%，占全球经济增长的2/3 以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开始成为全球发展融资、基础设施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第二，发达国家在经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提供援助的能力不断下降。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占全球发展援助的比例维持在95%以上，但近年来持续下降。2014 年OECD 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支出仅占其国民总收入的0.29%，远低于自身承诺的0.7%目标，也低于上世纪90 年代的援助水平，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下降，其中2014年的援助支出就比上一年减少了16%。第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资金来源已经彻底改变了对发达国家援助资金的依赖。在上个世纪70 年代，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资金几乎相当于外商直接投资的4 倍，可以说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援助具有绝对依赖性。但是到2015 年这种依赖关系彻底翻转，外来直接投资额已经超过发达国家提供的援助资金额4倍以上，由此带动的对外贸易额更是高达官方发展援助额的43倍以上，外来直接投资已经在绝对意义上替代发达国家的援助，成为发展中国家获得发展的根本推动力。

（二）西方世界在全球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面临挑战

自1500年以来，西方世界裹挟着工业化和军事征服的优势，一直推动着世界沿着西方中心化的趋势演进，但是这一趋势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应对战略，如亨廷顿提出了保持自身文明独特性的文明孤立对策，基欧汉提出了维持制度霸权的战略，米尔斯海默提出了全球均势与遏制战略，等等。但这些战略对策好像都不能够有效应对这种全球性大变革带来的挑战，其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于这种挑战的非对称性。

首先，这种挑战主要是非军事性的。当前，非西方世界的崛起既非搞军备竞赛，也非与体系主导大国争夺势力范围，更没有哪个新兴崛起国提出争夺世界霸权的主张和行动。因此，西方体系主导大国的遏制策略较难找到用武之地，当然也就难以取得政策效果。

其次，这种挑战更像是一种非对称性经济挑战。新兴崛起大国与体系主导国和发达国家集团在人均GDP水平、人力资源禀赋、工业化主导性内涵以及商业模式竞争方面都不在一个竞争轨道上，但是却对发达国家和体系主导国形成了挑战。主要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在人均GDP水平和人力资源禀赋方面总体上大大低于西方国家，但是却具有大量充足的制造业劳动力资源和非常低的福利支出压力的优势，使之能够在投资竞争和制造业竞争中获得超过西方的优势。在工业化内涵方面，发展中国家接过了转移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快速走上了制造业工业化的道路，其低成本优势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造成了极大冲击。再有就是新经济和新商业模式在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创新性成长，给发达国家传统商业模式带来巨大竞争压力和挑战。如中国的传统服务业本来就不发达，电子商业模式带来的冲击在经历一定的阵痛期之后已经慢慢被消化，进而西方国家具有优势的传统商业模式在中国很快就被新兴电子商业模式击溃。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商业服务业占到国民经济的总量的70%以上，甚至更高，新兴电子商业模式被人为抑制而难以获得发展的政策空间。于是，西方世界在新兴商业模式竞争中还没有感受到真正的挑战，就已经落伍。

再次，西方世界面临的挑战不是体制外对抗，而是来自体制内挑战。当今的主要新兴大国全面加入了西方世界主导的全球贸易体制、金融体制和全球资本交易体制，以及全球气候变化控制等各种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西方主导性大国不是在与新兴大国的对抗中，而是在合作中迎来了新的挑战。

（三）新一轮工业化进程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核心-边缘”区位的颠覆

按照沃勒斯坦的“核心-边缘”理论，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控制了生产、资本、技术和贸易，因而处于主导地位，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区，发展中国家则成为依附于发达国家的边缘区，以便从核心区获得生产、资本、技术和贸易。但是今天非西方世界持续性发展和崛起为沃勒斯坦的理论带来了不同的解释：西方发达国家拥有太多的过剩资本需要寻找投资机会，其制造业因高昂的人力成本和福利成本需要产业转移，其发达的技术需要找到市场以换取市场价值，贸易商也需要找到贸易商机。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一轮工业化浪潮恰好提供了这些机会和条件：

图源：新华网

首先，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之后，经过几十年的国家建设走向了政治稳定，并能够提供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比如义务教育和交通等最起码的基础设施。合格而又廉价的劳动力只有在新兴工业化国家才能够找到，这是制造业和生产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原因。

其次，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机会和广阔的市场需求，特别是工业化带来了庞大的资本需求、生产（原料、能源、设备、技术）需求、基础设施需求、贸易需求。尽管发展中国家的新一轮工业化主要还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但是其所具有的人力优势，工业化起飞所造就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需求优势，工业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优势，等等，将发展中国家打造成了世界经济中新一轮工业化的核心区、动力源、世界生产的核心需求区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核心区。

放眼全球经济，世界发展的工业化任务，包括制造业工业化的任务远未完成。目前，世界各国中除了OECD国家、部分实现了工业化的非OECD经济体和俄罗斯等少数转型国家之外，有130多个发展中国家，其国土面积和人口均占到世界的70%以上，它们亟待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和摆脱贫困。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估计，发展中国家每年工业化所需资金缺口高达1.9万亿至3.1万亿美元，其中仅基础设施投资缺口每年就高达1.6万亿至2.5万亿美元。

在这种强大的工业化需求下，过去的十几年里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迅速增长，其中仅私人资本的投资就增长了三倍以上，2013年达到3277亿美元。.近几年来随着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大规模海外投资和印度等新兴大国积极开展的南南合作，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更是增长迅速。这充分说明，由中国等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所引领的新一轮工业化，正在由新兴工业化国家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持续扩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世纪以来在发展中国家兴起的新一轮工业化范围之广，规模之大，程度之深，远超原发工业化和后发工业化时期，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范围的群体性工业化和群体性崛起，也必将带来更根本意义上的全球大变革。

（四）国家主义治理范式的回归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成为国际国内治理的潮流，但是当前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大变革中，国家主义治理的回归已经成为其中的一个突出特征。

首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主要是国家战略驱动的工业化，其不同于原发性工业化国家几百年所经历的自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主的市民社会驱动的工业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具有强政府驱动的典型特征，有些国家甚至是以国家资本和政府部门为主导力量推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主义的治理特征最为典型。

其次是全球治理向国家治理的回归。在许多关键性全球治理领域，全球治理对资金的需求非常庞大，而治理投资的最大受益方仍是各个具体的主权国家。如全球气候治理要求有巨额资金推动国民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这种谁投资谁受益的巨大利益链条最终推动了《巴黎协定》的国家治理方案的生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15 年后发展目标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发展、消除贫困和低碳减排为核心任务，兼顾了国家发展目标和全球共同利益诉求，但是显然各个主权国家是最主要、最直接的受益者。因此，无论千年发展目标还是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都是以国家方案为全球治理的核心方案。况且，全球气候治理和全球发展议程所要求的援助资金与需求之间有天壤之别的距离缺口，即便是那么微小的援助额要求，也始终没有得到落实和兑现。因此，全球治理回归国家治理方案也就势所必然，这正应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世界上没有救世主，一切全靠自己！

再次，国家治理能力成为理论上和现实政治生活中被问责的对象。在理论上，弗朗西斯科·福山近年来的长篇巨著持续地问责国家治理职能和能力，指出国家治理能力不足和国家治理职能错配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繁重负担的主要根源。.在实践上，全球治理的任务最终要在国家治理中“落地”，.国家治理能力既决定了自身的发展能力，也决定了全球治理的成效和目标的实现程度。更重要的是，2008 年金融危机的到来更是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检验，全球范围内对国家应对金融危机责任的苛责，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的内向化”——各国只愿意关注和履行与自身国内治理议程相重合的全球治理责任。

由此，国家主义的治理在当今世界强势回归。

（五）全球化的大翻转

当前的全球大变局中最引人瞩目的可能就是全球化的翻转，各种逆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在这场大变局中竭尽能事，全球化的发展的确面临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波折。甚至当我们在回顾第一次全球化高潮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打断时，会不自觉地怀疑这一轮全球化大翻转会否走向全球化的终结。

首先，这次全球化的逆转主要是来自全球底层和边缘“革命”的推动。经济全球化经过几十年的长期发展，在金融危机中其负面影响在某些国家内部被空前放大和扭曲，各种民粹主义、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仇外排外主义纷纷出笼，全球化的确在逆转。

其次，全球化长期发展所积累的矛盾必然要有一个调整期，这个调整期在遭遇全球金融危机时就变得异常激烈。其中，全球化发展不平衡、全球贸易不平衡等矛盾更为突出，中美贸易不平衡和当前中美贸易战更是这种激烈调整的典型写照。

再次，这次全球化的翻转因蔓延全球的极端反全球化政治思潮、政治运动和极端的国家去全球化政策叠加而显得更加激烈。本轮反全球化潮流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将从根本上否定全球化的思潮与极端民族主义政治运动、政党政治、政治选举和国家的去全球化政策与行动（如英国脱欧）整个地贯穿起来，演变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全局性政治大变动。这必将对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走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六）中美关系发展的巨大不确定性和历史性转折

2018 年可以说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大转折元年。这一大转折以两个重大事件为标志：一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掀起中美贸易战，开启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矛盾的强制性调整。二是中国国内发展道路和战略的清晰化，以2018 年全国人大会议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开启了道路自信的新探索。中美经济总量相加占到世界经济总量约40%，贸易量占到世界贸易总额的20% 以上，中美两国又分居世界其他国家贸易伙伴的前两位，可以说中美贸易战直接影响到世界所有国家，成为影响全球化发展和世界贸易的关键性影响因素。中国国内发展道路和战略的清晰化，一方面将继续深刻影响中国国内政策的走势，另一方面也必将深刻地影响美国战略界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判断，进而引发中美大战略上的合作还是对抗的较量。

可以说，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性转折和巨大不确定性，已经成为当今全球大变革中的最巨大的系统性影响变量，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根本走势。

全球大变局中我们又走向何方 ？

面对全球大变局和世界发展大转折，中国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又如何理性应对其中复杂的国际国内变动因素，进而制定恰当的战略策略以实现自身的发展？大致说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思考：

（一）保持战略定力，不犯方向性错误，中国的发展就不可阻挡

发展是头等大事，发展是硬道理。没有发展，社会主义就是死路一条。任何事业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发展为代价。有段时期舆论上出现个别声音，认为发展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的过头了，牺牲了其他方面的建设。总结改革开放 40 年建设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可以明确地得出结论，中国 40 年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的成功经验就是紧紧抓住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较好的发展；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恰恰就是没能把经济建设好，苏联国家政权的核武库超级强大，国家安全组织“克格勃”也极为发达和健全，但是却没有能够保住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很好地实现经济发展。因此，扭住发展这一核心任务不放松，执拗一点，顽固一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就。

当然，在今天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着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挑战，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我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事业的干扰并没有止步，各种意识形态上的敌对势力也并没有放弃对我国国内的各种渗透。但是只要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得好，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战略扭住不放并取得发展成就，只要我们的发展能够不断地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期待，那任何势力和干扰因素都动摇不了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基和决心。因此，作为一个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居世界前位的社会主义大国，只要我们在战略上不犯方向性错误，特别是只要我们不主动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战略，世界上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干扰得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

（二）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坚持多边主义和互利共赢的外交合作道路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 40 个年头，总结 40 年来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就是我们顺应了国内国际发展大势，在国内搞改革，在国际上搞开放，把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统筹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立足点。这其中，对外开放具有重要的导引作用，通过对外开放我们引进了先进技术，学到了先进管理经验，学会了在文化上吸收借鉴和更加包容，确立起了互利共赢的外交合作路线。总结这 40 年的对外开放历史，成功的经验有很多，最宝贵的至少有两个方面：

　　这是2019年4月12日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用无人机拍摄的点亮灯光的莲花塔。科伦坡莲花电视塔项目是中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合作项目。

一是对外开放是一个学习和吸收借鉴的过程。通过对外开放，我们学习了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学会了文明互鉴和多样包容。可以不夸张地说，我们 40 年的改革开放成果，是在学习和吸收了人类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达到的文明高度！没有对外开放，没有向一切优秀的人类文明成果学习，我们就很容易陷入自我陶醉、故步自封、盲目自大的境地。

二是在对外开放中确立了和平、发展与合作的外交路线。通过对外开放，我们更加坚定地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国际革命为纲的外交路线，走上了理性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长期并存、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与合作的外交路线。在今天，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将其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方略。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必须为内政服务，为我国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任务服务。如果我们坚持以国际革命和斗争为纲搞外交，那就没法真正搞对外开放，也就不能为国内经济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40 年对外开放的经验说明，对外开放具有学习的功能和合作的功能，目的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向谁开放这一问题上，我们是吃过苦头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我们向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向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优秀成果学习。本着这样的先进理念，我们在40 年的对外开放中，学会了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学会了与所有发达国家以及主要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多边组织开展合作，学会了在不同的意识形态竞争中理性应对其中的复杂矛盾和挑战，而没有走回头路。

今天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越艰巨，就越需要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外交路线，越需要坚持倡导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只要我们坚持对外开放，就会不断地向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学习，就会博采众长，吸收和借鉴到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能够站在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最高峰取得新成就。

（三）抓住历史机遇，积极推进新一轮工业化发展

新一轮工业化在范围、程度和规模上颠覆了传统工业化的效应和发达国家在其中的支配与主导地位。有些经济学家把新一轮工业化引发的全球化模型称作“双回路”模型，即发达国家与中国等新兴大国形成了较高技术、贸易和投资合作层级的回路，其中中国处于回路的较低层级。同时中国等新兴大国又与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形成了技术、贸易和投资回路，其中中国处于核心地位，位于较高层级。传统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边缘”格局，在新一轮工业化和全球化中被颠覆和重构，说明了两点：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贸易和投资合作仍然是在工业化中获取自我提升的关键路径；二是中国凭借在新一轮工业化和全球化中所处的位置，已经能够在南南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新一轮工业化不仅仅是所谓的工业化4.0，还有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工业化所需要的传统制造业工业化。中国在与发达国家就工业化4.0做出妥协的同时，还具有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推进传统制造业工业化的巨大历史机遇。只要我们在“一带一路”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建设中，坚持符合我国国力承受能力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需要的合作道路，中国就能够在新一轮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工业化中发挥引领作用；只要发展中国家能够顺利步入群体性工业化道路，在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工业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中，中国的主导作用就是无可置疑的。

当然，中国的这种主导作用和在南南合作中的核心地位，根本上还要靠自身在新一轮工业化中的技术、市场和资本优势，这些优势的获得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贸易、投资合作。因此，我们应该对中国在新一轮工业化和全球化中的重要角色有清晰的认知和定位，即我们的重要角色更多地应体现在南南合作的工业化和全球化中，中国在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合作中仍然是一个学习者、追赶者。

（四）理性认知国家主义的回潮，既要坚定中国国家治理的道路自信，又要对国家主义的走偏保持警醒和警惕

经济学界曾经流传着这样的一种说法，说是大约每隔 20 年左右，就会有一次肯定或者否定国家主义的思潮，可能在冷战之后以华盛顿共识为典型的自由主义盛行太长时间了吧，如今国家主义以凶猛之势席卷而来。概括说来，这一波国家主义的回潮大致包含三股潮流：一是蔓延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和去全球化潮流；二是全球治理向国家治理方案的妥协和退却；三是新兴大国的国家主义治理道路取得成就并产生竞争性效应。在这三股潮流中，中国的国家治理样式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中国在过去 40 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的国家治理呈现出比较典型的国家主义治理样式，吸引了世界上众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赞赏的目光，我们自身也大大增强了道路自信。发展道路本来就应该有许多种，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强行推销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模式，但是这并不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发展需要，中国发展的成就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同的选择。中国的发展经验和道路本应该得到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的尊重和借鉴，而不是贬低和排斥。同理，反过来说，我们也同样应该对自身的国家主义治理范式保持理性认知，在充分肯定自身发展成就和道路的同时，对国家主义可能的走偏保持警醒和警惕。一段时期以来，国内部分学者以“厉害国”文体对国家主义治理模式过度褒誉，盲目排斥其他治理方式的有益经验，甚至出现了否定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这都说明国家主义如果走偏，也必将动摇和破坏 40 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重要成果。从历史上来说，我们几千年的国家治理历史，国家主义的东西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史上，我们也曾陷入全面国家化和高度集权体制的泥潭，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把国家治理从这种泥潭里拉出来，走向一种更加重视市场经济规律和充分发挥民间经济有益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实践上，我们的惯性思维很容易强调把国有经济做大做强，民营经济则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推上“原罪”的审判席。特别是在国际上普遍刮起国家主义和民族保护主义的潮流时，国家主义就与民族主义合流，再加上我们历史上“左”比右好的思维惯性，国家主义走偏的可能性就迅速增大。新中国近 70 年国家治理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对国家主义的走偏保持警惕，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不至于走弯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能走上正途。

（五）理性认知全球化的逆转和进退，积极推动全球化健康良性发展

当今正在经历的全球大变革中，全球化的确正在经历大反转，但是，全球化大潮是否真的在退却，再也不复存在？鉴于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主要是在全球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取得的，我们很有必要对于今天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保持理性的认知和判断，在此基础上坚持积极推动全球化的发展。

对全球化发展的第一个理性认知就是要理性看待全球化发展的动力。全球化发展究竟是技术推动的，还是市场推动的，抑或国家的全球化政策推动的？严格说来这三者都是推动全球化的动力。

　　2018年11月10日，参观者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参观。 

第一，技术动力层面。技术进步使得全球互联成为可能，无论是全球互联网还是全球交通技术，都推动了全球性联系。特别是全球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向深度发展的情况下，全球化也随着技术进步向深度发展，网络和智能技术将每一个具体的网络使用者变成了一个个全球化的微观终端，全球化在终端层走向了个体化，个体终端汇聚成了大数据，个体成了全球大数据的一个个最微小的节点，这也可以简称为全球化的“个体化”。

第二，市场动力层面。全球市场借助国际分工和贸易将全球所有国家联结起来，更深层面是全球价值链将全球生产链条和销售链条跨地区跨国家链接起来，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全球化由国家间的全球化向深度拓展到跨国公司间的全球化，进而再深化到跨国公司内部的全球化！全球价值链的产生是由跨国公司的利润最大化、经营成本的最小化和一系列市场要素的价格成本以及组织成本决定的。市场以看不见的手在推动全球价值链向深度拓展，从而推动全球化向着公司内部的全球化深度拓展。

第三，国家的全球化政策层面。国家的全球化政策既受到国家自身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损益判断的影响，也受到国内利益集团政治压力的影响。特别是在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化弊端充分暴露，全球金融危机到来并没有一个全球政府进行整体性治理和施救，危难之中的国家只能靠自身施救，因此国家主义回潮就成为各国救治危机的必然反应。反思国家在全球化中穿上的“金色紧身衣”，重新找回经济治理政策的合法性和自主权，这是当今时代国家主义回潮和去全球化政策盛行的最重要原因。当然，西方主要国家由反思全球化弊端走向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乃至仇视全球化，进而推行极端的去全球化政策，这是与技术和市场推动的全球化总体趋势相逆而行的。

另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时代的动力。今天的全球化发展还恰逢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工业化浪潮。众多发展中国家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纷纷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工业化推动了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新兴国家引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借助全球化力量走向高潮。因此，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沿着群体性工业化的道路，向着紧密的全球化方向拓展。

在以上四个方面中，除国家政策层面之外，其他三个层面都在继续推动全球化向深度拓展。在理性认识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站在全球化发展的历史大趋势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推进全球化发展。

对全球化发展的第二个理性认知就是战略上藐视各种去全球化政策，战术上重视其带来的挑战，积极应对，以推进自身的改革，化解风险。

以美国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新一轮去全球化政策者，其实并不是真正地反全球化，而是要推行由其主导的全球化，其在美墨加自贸协定和美韩自贸协定中推行的高标准市场规则，给我们很多非市场化领域带来了新的规则挑战。在挑战面前，我们既要坚持自身的制度自信，但也要顺应大势，站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总规律角度重新审视自己，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深层改革。必须承认，改革开放40 年来，很多积疴难改的领域已经日益固化为部门利益和特殊利益的堡垒，对这些领域的改革就是一场革命。多年来我们期待能够推行改革的强有力政治权威，期待最高领导层能够有魄力强力推动改革的顶层设计。改革之路如逆水行舟，我们不能等到沉疴蔓延，个别利益部门和特殊利益团体的逆改革病变为大面积的逆改革，一旦到那时，改革的推行就更加困难了。由此，改革更需要我们奋发有为地推行下去。

（六）积极发挥自身在发展领域的优势，着力推动构建发展能力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在今天全球大变局和世界发展的转折时刻，发展问题要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引人注目。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被西方世界界定为是一个民主化问题，是向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靠拢并趋同的问题，发展中国家也大都采用了西方式民主政体。但是发展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复杂工程，西方式民主化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只有靠自己结合自身国情不断探索，才能够找到自身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40 年来，中国将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了传统制造业的工业化，并奋力挺进到新型工业化的进程之中。政府主导的国家治理进程，通过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对外开放实施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战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设施先行，工业化园区建设，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展的发展投资与发展合作，等等，这是40 年来中国发展的主要经验和取得成就的主要秘诀。今天我们通过倡导“一带一路”建设和建立新型发展融资机制，将自身的发展经验和发展能力与世界各国分享，通过各种形式的发展融资和发展合作，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结成发展能力共享的共同体；甚至通过平等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与发达国家形成发展能力共享的命运共同体，真正推动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发展、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