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是“三千年变局”的局中局_风闻
蓝色的海湾-黑夜过后是阳光2020-09-18 07:28
中美关系和百年变局是当前时局的两大决定因素,但实际上,这两者又是二而一的关系,是一回事。
百年变局的局就是指近代以来的中西关系,“变局”是中西之间强弱格局发生变化。以前是西强中弱,现在是即便不能说是中强西弱,但是中国的硬实力也迅速赶上来了。如果只看老牌的西方列强英、法、德,在综合实力上的确是中强西弱。目前西方优势唯一体现在作为西方后起之秀的美国身上,唯有美国尚还在苟延残喘,有能力与中国抗衡。这样中西关系就化约为中美关系,解决了美国,就解决了西方。
“百年变局”的说法,又衍生自李鸿章的“三千年变局”。这样,又将当前的时局,当年的中美关系,纳入整个的中国历史框架。“三千年”是虚指,有时李鸿章还用“数千年”,所指是中国周期性遭受蛮夷入侵的历史期限。因此,理论上,“三千年”、“数千年”的历史起点,应该是从中国第一次遭遇蛮夷的入侵开始算起。这些说法都是来自李鸿章给慈禧太后的奏折,都是为实际的洋务项目所辩护,争取以慈禧为首的朝廷的支持,无暇也无力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
尽管洋务运动失败了,李鸿章也因为主持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国人骂为卖国贼,但是“三千年大变局”的说法,却不胫而走出奏折,流行开来,成为概括中国近代史的经典名句。这是中国“不因人废言”文化的体现。这句话的确说的好,很有洞察力,说到中国老百姓的心里去了,取得了中国人的一致认可,成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共识。
“三千年变局”实际上有两层含义:历史的连续性和历史的变异性。“三千年”是历史的连续性,“变局”是历史的变异性。
先说第一层含义,历史的延续性。这个历史就是中国周期性遭遇蛮夷入侵的历史,近代西方入侵是这个历史的延续,是一个新的历史周期,西方列强不过是新一代蛮夷。
从经典文献看,蛮夷的概念形成很早,至少在尧舜时期就有了。但是对蛮夷入侵中国,以及中国抗击蛮夷的明确记录相对较晚,出现在西周时期,最早的当属周穆王西征,到1840年,已有2800多年,可能李鸿章据此说“三千年”。
无论如何,遭遇蛮夷的入侵,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很早,而且此后周期性出现,已经有“三千年”、“数千年”了。在这数千年中,周期性遭遇蛮夷入侵,周期性地抵抗蛮夷,周期性地复兴,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惯常操作。这样,“数千年”以来,中国与蛮夷关系问题,就成为中国历史的主轴之一。在学术上就形成“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基本文化理念和史观。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基于“三千年”、“数千年”的“华夷之辨”思维,很自然地将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纳入中国-蛮夷关系的历史框架,将西方列强视作蛮夷。事实上,“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对中国抗击蛮夷的历史总结,是中国面对和对抗蛮夷的基本模式和方法。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不过是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践展开,两者都是基于中国-蛮夷的历史框架和“华夷之辨”思维。
“三千年变局”的第二层含义,是历史的变异性。尽管西方列强也是蛮夷,与历史上的历次入侵中国的蛮夷并无本质不同,但是,这个新一代蛮夷,的确在入侵方向上,技术上,甚至文化上存在过人之处,与历史上的蛮夷又迥然不同。
李鸿章不仅看到历史的延续性,也看到历史的变异性,因此他提出“变局”、“奇局”的说法。但是,李鸿章所看到的历史变异性,看出的西方列强作为蛮夷的特殊性,还更多地体现在入侵方向上,以及技术能力上。
1872年,李鸿章给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1874年李鸿章给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的《筹议海防折》:“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1880年李鸿章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妥议铁路事宜折》的附件《议覆张家骧争止铁路片》:“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愤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
近代以来的“三千年大变局”,有历史的延续,也有历史的变异,唯有对两者都有正确的认知,才能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有正确的认知,才能对当下时局有正确认知。
然而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人们,并没有做到对历史延续性和历史变异性的兼顾,导致对近代史,对时局的认知是偏颇、偏激的,是错误的。甲午战争之前,人们偏重历史的延续性,而轻视甚至无视历史的变异性。甲午战争之后,在惨败给日本的刺激下,人们又迅速滑向另一个极端,轻视甚至无视和否定历史的延续性,而只关注历史的变异性,辛亥之后尤为如此,直至当下。
一定要在“三千年变局”的框架中谈“百年变局”,一定要认识到“百年变局”不过是“三千年变局”的局中之局,才能真正理解“百年变局”;一定要知道“三千年变局”中包含着“三千年”和“变局”两重要素,即历史的延续性和历史变异性,才能真正理解“三千年变局”。
尽管李鸿章是 “三千年变局”的提出者,但是,其中深刻的历史内涵远远超越其视野和理解能力。事实上,他更是一个狭隘的投机官僚,其目的不过是兴建一些洋务项目,以维护以慈禧为首的摇摇欲坠的清廷的苟延残喘,维护自己的官位,而拒绝进行任何的深层的制度性变革,完全没有民族大义、国家大义的情怀、谋略和担当。这是李鸿章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的根本原因所在,也他后来被国人所不耻,身背卖国贼之千古骂名之原因所在。
甲午海战之前,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认知,都是有“三千年”,而无“变局”,只知历史的延续性,而不知历史的变异性。基于传统的“华夷之辨”思维,简单而机械地将西方列强视作蛮夷,只知其技术上的领先,而不知其文化上也有先进性。
另一方面,则不知清朝文化中的落后因素,不知清廷制度中的落后因素,譬如皇帝的世袭和独裁制,儒学“三纲五常”中的专制因素,四书五经中的宗教迷信因素等。而是一股脑地把清朝现有的学术和制度当成是“中学”,并提出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完全错误,也不是完全正确,而且需要修正一下才正确,应该修正成“中学之体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之中,也是有体有用,中学的伟大和先进之处在其体,糟粕和落后之处仅仅存在于在其用中。而西学则整个是无体的,唯有用,西学的精华也只存在于其用中,但并非所有用都是精华。中学和西学的根本差异就在有体和无体上,中学有体,西学无体。
中学之体是什么?是心性、义理。心性是人一切思维、情感活动的发出器官,即孟子所说的“心之官则思”。这个器官是功能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是虚拟的、抽象的,而非具体的生理器官,不是心脏和大脑。
心性作为一个器官,很类似一个电脑软件,一个APP,他们的功能是独立的,也是虚拟和抽象的,尽管其基础的运算是依赖CPU等硬件的,但是,对于用户完全感觉不到硬件的存在,而只知软件的界面和功能。
心性是思考器官,或者是思考功能本身,而义理则是心性的天然、本然、自然的基本属性。心性在思考和判断选择时,心性的基本属性构成判断和选择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和标准,这就是义理。因此,义理和心性实则是一回事,这就是宋明理学所总结的“心即理”、“性即理”。
中国文明在文明形成伊始的伏羲时代,就意识到人的最重要的活动是思维活动,人会思考,有情感,并根据自己的思考和情感进行判断和选择,然后付诸行动。人心是个人的主宰,也是社会的主宰,人的外在活动,不过是人心思维活动的展开,社会现象、历史现象也是人心活动的展开。
也可以说,中国文明出现的标志,就是出现心性突破、义理突破,形成独立的心性、义理概念。认为人生的意义,社会的意义,就是在维护心性的独立和自由、义理的独立和自由。
人是一个思维主体,人的本质在思维,在心性和义理,进而人是一个心性主体、义理主体,人是“心性人”、“义理人”。人的独立和自由在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在义理独立和义理自由。
心性和义理是人之体,也是社会之体,也是中国文化之体。唯有中国文明实现了心性-义理突破,唯有中国文明存在独立的心性-义理概念,唯有中国文明正确认识人的本质在心性-义理,实现心性-义理的独立和自由。唯有心性-义理的独立和自由,才是真独立和真自由。唯有心性-义理人才是真正的人。
心性是思维、思考活动本身,外物则是心性进行思维、思考活动的结果,这就是心物之辩中心物的区分和界线。事实上,心物之辩、义利之辩、道器之辩、体用之辩,这四大中国传统文化辩题实则讲的是一回事,只是侧重点不同:心、义、道、体所指的是同一个东西,物、利、器、用所指的也是同一个东西。
所有的思考的结果都是物,包括所有的思想、知识和理论体系,所有的学术形态和流派,所有宗教的神学设计和神学理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物理之物。
从古至今,西方文明从未发展出独立的心性-义理概念,从未实现心性-义理突破,从未实现心性-义理的独立,也从未出现心性-体力的独立和自由。因此,西方文明有物而无心,有利而无义,有用而无体,有器而无道。
因此,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能修正成“中学之体为体,西学为用”,而不能说“西学之用为用”,因为西学中只有用,并没有体,西学的全部都是用,也都是物、利、器。
很遗憾,近代以来,人们对中国文化没有能力做出“心物”、“义利”、“道器”、“体用”的区分,尽管提出了“中体西用”,但是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却是囫囵吞枣,不知“体用”的准确含义,不知“中学”之中也是有体有用,更不知“西学”有用而无体,因此对“中学”、“西学”都无法正确的认知,从而产生了错误的、极端式的判断。
甲午之前,“中学为体”,实则就是以当时整个的清朝文化为体,包括清廷的所有制度,包括“三纲五常”的全部,甚至包括女人裹脚。这样就拒斥任何的深入的体制和思想变革。
甲午惨败给日本之后,画风突变,举国被亡国灭种的恐惧所控制,仰慕日本,急切求变,在日本的影响下而迅速滑入另外一个极端,开始彻底地、全盘地否定中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由戊戌变法到鼓励日本留学,由日本留学而导致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将整部中国近代史拦腰砍为两端,辛亥之前,中国更重历史的延续性,更重“三千年”、“数千年”,辛亥之后,更重“大变局”,并以“大变局”否定过去的“三千年”、“数千年”,即更重甚至只有历史的变异性,只讲“大变局”而不讲“三千年”。
导致中国辛亥前后发生180度大转变的,是1901至1911年这10年之间迅速兴起的日本留学热。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是这拨日本留学潮的结果。最先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家”,他们的基本原则是“脱亚入欧”。“脱亚”的实质是“脱中”,否定和摆脱中国的儒家文化。为实现这一点,他们系统性对儒家,对中国历史进行了系统性否定和恶毒攻击。所谓的“新文化”实则是那些年轻的留学生搬运至中国的日本脱亚入欧文化。
据统计,从1901年起,每年到日本留学的人数以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速度猛增。1901年为280名,1902年9月为614名,1903年11月为1242名,1904年为1557名,1905年11月猛增至8000名,全年估计为一万二三千名人,达到高峰。据梁启超1902年统计,自费生几乎占据了一半。
晚清人没有能力区分中国文化的体和用,心和物,日本人更不能。当无法区分体和用、心和物时,就会被用和物所迷惑,知用而不知体,知物而不知心,知利而不知义,知器而不知道。这样就看不到中国文化之体,而只能看到中国文化之用和西方文化之用。在当时,拿中国文化之用与西方文化和日本明治文化之用相比较,中国远远落后,然后,就轻率地得出,中国文化远落后于西方文化的结论,甚至落后于日本文化的结论。
总之,中国近代史中在历史延续性和历史变异性上出现极端性摇摆的根源,又在对中国文化认知的肤浅,无法真正理解心物之辩、义利之辩、体育之辩、道器之辩,失去文化辨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