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是“三千年变局”的局中局_风闻

中美关系和百年变局是当前时局的两大决定因素，但实际上，这两者又是二而一的关系，是一回事。

百年变局的局就是指近代以来的中西关系，“变局”是中西之间强弱格局发生变化。以前是西强中弱，现在是即便不能说是中强西弱，但是中国的硬实力也迅速赶上来了。如果只看老牌的西方列强英、法、德，在综合实力上的确是中强西弱。目前西方优势唯一体现在作为西方后起之秀的美国身上，唯有美国尚还在苟延残喘，有能力与中国抗衡。这样中西关系就化约为中美关系，解决了美国，就解决了西方。

“百年变局”的说法，又衍生自李鸿章的“三千年变局”。这样，又将当前的时局，当年的中美关系，纳入整个的中国历史框架。“三千年”是虚指，有时李鸿章还用“数千年”，所指是中国周期性遭受蛮夷入侵的历史期限。因此，理论上，“三千年”、“数千年”的历史起点，应该是从中国第一次遭遇蛮夷的入侵开始算起。这些说法都是来自李鸿章给慈禧太后的奏折，都是为实际的洋务项目所辩护，争取以慈禧为首的朝廷的支持，无暇也无力进行更深入的理论探讨。

尽管洋务运动失败了，李鸿章也因为主持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国人骂为卖国贼，但是“三千年大变局”的说法，却不胫而走出奏折，流行开来，成为概括中国近代史的经典名句。这是中国“不因人废言”文化的体现。这句话的确说的好，很有洞察力，说到中国老百姓的心里去了，取得了中国人的一致认可，成为近代以来的中国共识。

“三千年变局”实际上有两层含义：历史的连续性和历史的变异性。“三千年”是历史的连续性，“变局”是历史的变异性。

先说第一层含义，历史的延续性。这个历史就是中国周期性遭遇蛮夷入侵的历史，近代西方入侵是这个历史的延续，是一个新的历史周期，西方列强不过是新一代蛮夷。

从经典文献看，蛮夷的概念形成很早，至少在尧舜时期就有了。但是对蛮夷入侵中国，以及中国抗击蛮夷的明确记录相对较晚，出现在西周时期，最早的当属周穆王西征，到1840年，已有2800多年，可能李鸿章据此说“三千年”。

无论如何，遭遇蛮夷的入侵，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很早，而且此后周期性出现，已经有“三千年”、“数千年”了。在这数千年中，周期性遭遇蛮夷入侵，周期性地抵抗蛮夷，周期性地复兴，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惯常操作。这样，“数千年”以来，中国与蛮夷关系问题，就成为中国历史的主轴之一。在学术上就形成“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基本文化理念和史观。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是基于“三千年”、“数千年”的“华夷之辨”思维，很自然地将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纳入中国-蛮夷关系的历史框架，将西方列强视作蛮夷。事实上，“师夷长技以制夷”是对中国抗击蛮夷的历史总结，是中国面对和对抗蛮夷的基本模式和方法。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不过是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实践展开，两者都是基于中国-蛮夷的历史框架和“华夷之辨”思维。

“三千年变局”的第二层含义，是历史的变异性。尽管西方列强也是蛮夷，与历史上的历次入侵中国的蛮夷并无本质不同，但是，这个新一代蛮夷，的确在入侵方向上，技术上，甚至文化上存在过人之处，与历史上的蛮夷又迥然不同。

李鸿章不仅看到历史的延续性，也看到历史的变异性，因此他提出“变局”、“奇局”的说法。但是，李鸿章所看到的历史变异性，看出的西方列强作为蛮夷的特殊性，还更多地体现在入侵方向上，以及技术能力上。

1872年,李鸿章给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1874年李鸿章给慈禧太后和同治皇帝的《筹议海防折》：“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聚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

1880年李鸿章给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妥议铁路事宜折》的附件《议覆张家骧争止铁路片》：“士大夫见外侮日迫，颇有发愤自强之议，然欲自强必先理财，而议者辄指为言利。欲自强必图振作，而议者辄斥为喜事。至稍涉洋务，则更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不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即于危弱而终无以自强。”

近代以来的“三千年大变局”，有历史的延续，也有历史的变异，唯有对两者都有正确的认知，才能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有正确的认知，才能对当下时局有正确认知。

然而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的人们，并没有做到对历史延续性和历史变异性的兼顾，导致对近代史，对时局的认知是偏颇、偏激的，是错误的。甲午战争之前，人们偏重历史的延续性，而轻视甚至无视历史的变异性。甲午战争之后，在惨败给日本的刺激下，人们又迅速滑向另一个极端，轻视甚至无视和否定历史的延续性，而只关注历史的变异性，辛亥之后尤为如此，直至当下。 一定要在“三千年变局”的框架中谈“百年变局”，一定要认识到“百年变局”不过是“三千年变局”的局中之局，才能真正理解“百年变局”；一定要知道“三千年变局”中包含着“三千年”和“变局”两重要素，即历史的延续性和历史变异性，才能真正理解“三千年变局”。

尽管李鸿章是 “三千年变局”的提出者，但是，其中深刻的历史内涵远远超越其视野和理解能力。事实上，他更是一个狭隘的投机官僚，其目的不过是兴建一些洋务项目，以维护以慈禧为首的摇摇欲坠的清廷的苟延残喘，维护自己的官位，而拒绝进行任何的深层的制度性变革，完全没有民族大义、国家大义的情怀、谋略和担当。这是李鸿章和北洋舰队一败涂地的根本原因所在，也他后来被国人所不耻，身背卖国贼之千古骂名之原因所在。

甲午海战之前，中国对西方列强的认知，都是有“三千年”，而无“变局”，只知历史的延续性，而不知历史的变异性。基于传统的“华夷之辨”思维，简单而机械地将西方列强视作蛮夷，只知其技术上的领先，而不知其文化上也有先进性。

另一方面，则不知清朝文化中的落后因素，不知清廷制度中的落后因素，譬如皇帝的世袭和独裁制，儒学“三纲五常”中的专制因素，四书五经中的宗教迷信因素等。而是一股脑地把清朝现有的学术和制度当成是“中学”，并提出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是完全错误，也不是完全正确，而且需要修正一下才正确，应该修正成“中学之体为体，西学为用”。中学之中，也是有体有用，中学的伟大和先进之处在其体，糟粕和落后之处仅仅存在于在其用中。而西学则整个是无体的，唯有用，西学的精华也只存在于其用中，但并非所有用都是精华。中学和西学的根本差异就在有体和无体上，中学有体，西学无体。

中学之体是什么？是心性、义理。心性是人一切思维、情感活动的发出器官，即孟子所说的“心之官则思”。这个器官是功能意义上的、逻辑意义上的，是虚拟的、抽象的，而非具体的生理器官，不是心脏和大脑。

心性作为一个器官，很类似一个电脑软件，一个APP，他们的功能是独立的，也是虚拟和抽象的，尽管其基础的运算是依赖CPU等硬件的，但是，对于用户完全感觉不到硬件的存在，而只知软件的界面和功能。

心性是思考器官，或者是思考功能本身，而义理则是心性的天然、本然、自然的基本属性。心性在思考和判断选择时，心性的基本属性构成判断和选择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和标准，这就是义理。因此，义理和心性实则是一回事，这就是宋明理学所总结的“心即理”、“性即理”。

中国文明在文明形成伊始的伏羲时代，就意识到人的最重要的活动是思维活动，人会思考，有情感，并根据自己的思考和情感进行判断和选择，然后付诸行动。人心是个人的主宰，也是社会的主宰，人的外在活动，不过是人心思维活动的展开，社会现象、历史现象也是人心活动的展开。

也可以说，中国文明出现的标志，就是出现心性突破、义理突破，形成独立的心性、义理概念。认为人生的意义，社会的意义，就是在维护心性的独立和自由、义理的独立和自由。

人是一个思维主体，人的本质在思维，在心性和义理，进而人是一个心性主体、义理主体，人是“心性人”、“义理人”。人的独立和自由在心性独立和心性自由，在义理独立和义理自由。

心性和义理是人之体，也是社会之体，也是中国文化之体。唯有中国文明实现了心性-义理突破，唯有中国文明存在独立的心性-义理概念，唯有中国文明正确认识人的本质在心性-义理，实现心性-义理的独立和自由。唯有心性-义理的独立和自由，才是真独立和真自由。唯有心性-义理人才是真正的人。

心性是思维、思考活动本身，外物则是心性进行思维、思考活动的结果，这就是心物之辩中心物的区分和界线。事实上，心物之辩、义利之辩、道器之辩、体用之辩，这四大中国传统文化辩题实则讲的是一回事，只是侧重点不同：心、义、道、体所指的是同一个东西，物、利、器、用所指的也是同一个东西。

所有的思考的结果都是物，包括所有的思想、知识和理论体系，所有的学术形态和流派，所有宗教的神学设计和神学理论，所有的制度，所有的物理之物。

从古至今，西方文明从未发展出独立的心性-义理概念，从未实现心性-义理突破，从未实现心性-义理的独立，也从未出现心性-体力的独立和自由。因此，西方文明有物而无心，有利而无义，有用而无体，有器而无道。

因此，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能修正成“中学之体为体，西学为用”，而不能说“西学之用为用”，因为西学中只有用，并没有体，西学的全部都是用，也都是物、利、器。

很遗憾，近代以来，人们对中国文化没有能力做出“心物”、“义利”、“道器”、“体用”的区分，尽管提出了“中体西用”，但是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却是囫囵吞枣，不知“体用”的准确含义，不知“中学”之中也是有体有用，更不知“西学”有用而无体，因此对“中学”、“西学”都无法正确的认知，从而产生了错误的、极端式的判断。

甲午之前，“中学为体”，实则就是以当时整个的清朝文化为体，包括清廷的所有制度，包括“三纲五常”的全部，甚至包括女人裹脚。这样就拒斥任何的深入的体制和思想变革。

甲午惨败给日本之后，画风突变，举国被亡国灭种的恐惧所控制，仰慕日本，急切求变，在日本的影响下而迅速滑入另外一个极端，开始彻底地、全盘地否定中国文化，主张全盘西化。由戊戌变法到鼓励日本留学，由日本留学而导致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

辛亥革命将整部中国近代史拦腰砍为两端，辛亥之前，中国更重历史的延续性，更重“三千年”、“数千年”，辛亥之后，更重“大变局”，并以“大变局”否定过去的“三千年”、“数千年”，即更重甚至只有历史的变异性，只讲“大变局”而不讲“三千年”。

导致中国辛亥前后发生180度大转变的，是1901至1911年这10年之间迅速兴起的日本留学热。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都是这拨日本留学潮的结果。最先彻底否定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是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思想家”，他们的基本原则是“脱亚入欧”。“脱亚”的实质是“脱中”，否定和摆脱中国的儒家文化。为实现这一点，他们系统性对儒家，对中国历史进行了系统性否定和恶毒攻击。所谓的“新文化”实则是那些年轻的留学生搬运至中国的日本脱亚入欧文化。

据统计，从1901年起，每年到日本留学的人数以一倍或一倍以上的速度猛增。1901年为280名，1902年9月为614名，1903年11月为1242名，1904年为1557名，1905年11月猛增至8000名，全年估计为一万二三千名人，达到高峰。据梁启超1902年统计，自费生几乎占据了一半。

晚清人没有能力区分中国文化的体和用，心和物，日本人更不能。当无法区分体和用、心和物时，就会被用和物所迷惑，知用而不知体，知物而不知心，知利而不知义，知器而不知道。这样就看不到中国文化之体，而只能看到中国文化之用和西方文化之用。在当时，拿中国文化之用与西方文化和日本明治文化之用相比较，中国远远落后，然后，就轻率地得出，中国文化远落后于西方文化的结论，甚至落后于日本文化的结论。

总之，中国近代史中在历史延续性和历史变异性上出现极端性摇摆的根源，又在对中国文化认知的肤浅，无法真正理解心物之辩、义利之辩、体育之辩、道器之辩，失去文化辨识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