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89周年：凤凰涅槃的中华民族_风闻

　　大凡我国的纪念日，不管洋的，还是中国的；不管是耻辱的，还是喜庆的，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只有符合商家需求的，才会有那么一点波澜。所以，“九一八”周年在鸦雀无声中过去，也就顺理成章了。此时此刻，我的耳际回荡着《义勇军进行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是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殊死搏斗的时刻发出的最强音，让我们牢记历史，我们不但要牢牢记住这个国耻日，更要知道这也是中华民族复兴之始。在抵御外侮的烽火中，中华民族激发出强大的民族潜能，完成了凤凰涅槃的重生，铸就了伟大的抗战精神，站在了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起点。

　　今天的国人，很难想象“九一八”事变之前我华族屡次临近亡国亡种的危险，那个时候，中国是亚细亚的弃儿，正如姚晨所言，成为难民的机会确是很大的。甲午战争之后，谭嗣同已经在谋划中国亡国后的计划，可见当时形势之险恶。但最险恶者，莫过于七七事变之后，平津重镇轻易的沦陷。在当时，“三月亡华”论，并非夸大，而是军事专家的共识。

　　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缺乏团结与共识之待毙的民族，日本人相信，中国人最多的心力，都会摆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内讧之中，内斗里非要拚得你死我活不可。同时日本人也认为，当时的中国贫穷又落后，定会有许多的人，禁不起威胁利诱，而会成为与日本进行合作、出卖民族的打手。所以日本的军政领袖均认为，只要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中国在遭到几场严重的败仗之后，中国人就会放弃团结一致长期抗日的暂时共识，而会争相的投靠日本；中国人最多会有短期激情的反抗，绝对没有长期抗战的能耐。这就是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民族劣根性，“一盘散沙”与“五分钟热度”，所以并不担心中国会以长期抗战，让日本陷入战略泥沼的原因。因为当时日本的“中国通”，的确已找到不少忘却国家民族大义，设法投靠日本权势与利益的汉奸，这些汉奸们在日本的武力、压力与利益的引诱之下，争先恐后的出现，甘心为日本效力并奴役中国。而满洲国、蒙古国与冀东反共自治政府的成立与汉奸们的投靠，也都是很令日本相信，中国已经是一个没有民族主义的国家了。这个全面落后的中国，又失去了民族主义的共识，哪里还能与先进的日本国，进行历史的决战呢？日本已经建立将中国大分八块的“构想”，以利其操控宰割。一个分裂的中国，正是日本能够强盛的历史机遇。

　　的确，由于当时的中国，即缺乏自我认同的国家共识，也更无对抗日本侵略的国力，在尚未做好准备之前，中国就要孤独地面对世界级强权的全力打击，其中的困难与考验，实为人类史上一个民族国家所面临之最为严重的难关与考验了。因此这不是每一个的中国人，都能熬过这种比地狱还要艰难的过程，有人当了范跑跑，有人当了带路党，也有人（如鲁迅之弟周作人）为了得到一张平静的书桌，而出卖自己的良知与民族。因此在无数中国人以鲜血与泪水支持的抗日史实中，也有部分人背弃了国家民族的大义，成为投靠日本的汉奸。

　　但是日本人还是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低估了中国的民族性。日本人相信他们这些“科学”与“数量”的作战能力对比，没有办法了解我华族所产生的那种死里求生的牺牲精神。在日本“以战养战”的战略取代了速战速决的战略之后，寻求能够协助日本控制占领区的地方的政治人物，就更为急迫。日本先后看中的政治人物有唐绍仪（出任过北洋政府的内阁总理）与吴佩孚（曾经是战功显赫的军事强人），虽然唐有合作的意愿，但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在上海被爱国志士刺杀身亡；吴佩孚则是一直不愿成为日本所控制的傀儡，结果离奇死去。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终于攻占了中国的地缘与战略的心脏武汉三镇。日本举国同欢，因为他们误以为，日军在攻克武汉之后，中国即将向大和民族完全的屈服。但是日本人错了，中国没有因为武汉的陷落，而向日本屈膝，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国战略空间的泥沼之中，从此日军必须要维持从东京到武汉两千多公里的补给线，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中国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虽然她的工业地带与对外联络信道都遭到切断或摧毁，使得中国即将面对更为艰苦的生活，但是中国军民却决心以无比坚忍的力量，熔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这场历史的大决战。中国人是决不屈服的。

　　后人虽可指责国民党军作战不力，令中国遭到严重的战场挫败，但也要承认，正因为蒋介石就是不肯屈服，因此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指导原则，根本就失去了作用。在这种情形之下，日本在国策上面临了非常重大的选择：一则以极大的决心，与中国进行谈和，以撤出在中国的日军，减少战争实力的消耗；在和谈失败之后，只好全面地动员，继续深入中国的内地，以攻占中国更多的领土、截断中国对外的交通补给线，以及摧毁中国所有的抵抗意志与作战力量，最终只能将战火烧到美国，从而导致战败。

　　百年来中国被列强讥为东亚病夫，中国在抗战初期的失利，也为西方看不起。但二战全面爆发后，日本的南方军，在百日之内，就横扫盟国在亚洲所有的据点与要塞。珍珠港一役，美国太平洋海军几乎全军覆灭。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英军在香港向日军投降；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五日，英国马来亚最高司令珀西瓦尔，率领十万部队，在新加坡向日军山下奉文投降；三月五日，荷兰在印尼守军司令载帕尔，向日军今村均中将投降；五月七日美军司令官温立特中将（麦克阿瑟仅以身免）在菲律宾向日军的本间雅晴中将投降。西方国家的军队，在被日军击败之后，才真正知道中国军队的作战实力，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落后的中国能够单独地对抗日本如此之久，实在是有着过人的能耐。因此中国艰苦抗战多年后，总算是真正得到国际上的援助了，中国也立即跻身成为抵抗法西斯轴心的主要盟国。

　　历史多次证明了，不到最后的关头，中国不会轻言战斗。我们不轻言战争，不仅是因为我们热爱和平，也是因为中日之战，只能徒令西人快意。而且，我们确实也还没有做好准备。但是，一旦中国退到忍无可忍的阶段，那么中国民族主义的力量就会发出无可想象的历史能量，支持全体的中国人，不惜付出一切的代价，来面对历史的危机。正如邱吉尔曾说过：“日本永无止境的侵略中国，终于刺激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这是当时中国人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而中国的苏醒，将会改变人类的历史。”

　　不管是国共双方，都在抗日中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他们都是我们的先辈，都值得我们去缅怀和致敬。我们纪念历史，不是要延续仇恨，冤冤相报。经历过深重苦难的中华民族，是一股从五千年的岩层中，喷发出来的炽热的熔岩，是一团谁也不能阻止的怒火，是一个永远向上的传说！

　　这一史实，或者可以使旧日百般图谋亡我种族的盎格鲁撒史逊人，以及今日形形色色蠢蠢欲动的日韩、印度诸国，对华族的韧力有所了解。今天的中国，虽然远不能称为盛世，但比之抗战前又如何？且莫叫嚣印度已不是1962年印度，中国也早已不是89年前的中国了！（本文出自百韬网，转载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