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源椋 | 抗战时局变迁中的政学关系_风闻

摘要：云南大学从私立到省立时期，始终因办学经费困顿而发展受限。自1935年蒋介石巡视云南大学，中央政府始对其提供经费补助，此后，校长何瑶提出省改国立议题。由于云南地方势力对云南大学的控制以及云南政府和中央政府于抗战前夕保持着“互不介入”的政治态势，导致云南大学屡次申请省改国立皆遭到中央政府的否决。抗战爆发以后，在云南成为战时大后方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立即决议改云南大学为国立。在抗战时局变迁中，外力打破了中央、地方与大学三者间的原有格局，政学关系逐渐由对立走向统一。

　　作者简介：邹源椋（1986-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育史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等教育史。本文发表于《学术探索》2019年第10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大学国家化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内容之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开创了高等教育政治环境的新时代。[1]伴随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大学国家化成为一种历史趋势。南京国民政府对全国统一的名不副实，致使在大学国家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关系的亲疏远近成为影响这一进程的重要因素。诚如田正平等所指出的那样，“中央政府与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关系通常表现为，前者考虑更多的是收权并控制地方，以实现国家统一，而后者却千方百计的保存自己的实力，试图独立或抗争于前”[2]。南京国民政府的前十年，是大学国家化进程的缓慢发展时期，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大学国家化进入相对集中时期。可见，抗战时局的变迁是影响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因素，而云南大学从提议到实现国立的进程于此联系紧密。云大校长熊庆来曾表示：“国立云南大学是国难中的产儿，受政府及各方面的爱护，应在此艰苦中挣扎，仰体政府敷教之至意，追随先进大学，担负培养建设新国家及促进西南新文化人才”[3]，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30年代初期，云南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来说可谓鞭长莫及，国民党在云南设立的党部名存实亡，南京派往云南的各种视察团体也是来去匆匆，对云南的影响甚微。随着抗战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内地，云南和中央政府的关系也就发生了实质性的根本变化。[4]本文围绕抗战全面爆发前后省立云南大学改国立事件的来龙去脉，通过考察云南大学省改国立的动因、困境及实现，来探究抗战时局变迁中错综复杂的政学关系。

　　一、战前云南大学提议省改国立的动因

　　1935年9月4日，时任云大校长何瑶在新学期的例会上提出“以后并拟援省立湖南之例，进行改省立为国立，以便充实”[5]43的想法，这是云大首次正式提出省改国立的议题。办学经费长期窘困的现状是云大想改为国立的原因之一，另外，云南省主席龙云与蒋介石于四个月前围绕云大的“相互示好”也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一）办学经费长期困顿

　　云大的前身为滇系军阀唐继尧于1922年创办的私立东陆大学，在私立办学时期，办学经费来源的主要渠道包括省政府拨款、学费、工商业界募捐以及对机关公营企事业进行摊派，[6]基本上形成了以省府拨款为主，云南各地方政府及企业赞助为辅的经费筹措机制。此机制以唐继尧对云南统治为前提，政局一旦有变，办学经费的筹措就难以保障。私立东陆大学成立不久，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唐继尧趁机进攻两广地区，繁重的军费支出使云南省财政连年赤字，云大的办学经费入不敷出。1927年云南发生“二六”政变，结束了唐继尧对云南的统治，此后两年内各方势力相互兼并，政权最终归于龙云。在此期间，东陆大学因经费无着面临停办的命运。为维持学校正常办学，时任校长董泽向省主席龙云请求经费补助。龙云在回复董泽时表示，“经费困难，诚不可不有相当之补助。至补助数目，……校中每年可靠之收入不过三数万元，本年添招附中学生，每月开支从简，约犹不下八九千元。按诸本校实况每月至少须补助五六千元，方不致捉襟见肘”[7]9，最后省府决议每月补助九千元，其中三千元由个碧铁路公司及锡务公司设法筹措。翌年，龙云将私立东陆大学改组为省立东陆大学，在进行资产清查和交接时，通过一张经费清单足见办学经费面临的窘境[7]309：

　　计开现款：（1）存滇票三千一百三十九元一角七仙。（2）存沪币五元五角八仙，合滇票三十八元五角。（3）存铅一千觔（合滇票一千五百元，此柱因退还学生赔偿准备不敷，以铅一千斤作抵）。以上共合滇票四千六百七十元六角七仙（此款作退还大学及附中学生赔偿准备费之用）。内欠外款：（1）应退大学本科学生赔偿准备费一千二百五十二元四角二仙。（2）应退大学预科生赔偿费三千三百五十六元八角。（3）应退附中学生赔偿准备费六十七元三角八仙。（4）欠唐筱蓂法币三千元（此款系十七年一月二日向唐君借用）。（5）欠租户押垫二百一十五元（前董校长移交册漏列）。外欠内款：存财政厅欠发民国十八年十月份至十二月份，计三个月补助费，合九千元。

　　从这份资产清单不难看出，作为云南省的最高学府，其经费不仅现款不足万元且已资不抵债。同时，省财政厅尚欠九千元补助，也间接反映出内乱刚刚平息后龙云政权财政的空虚。1934年龙云将校名从省立东陆大学更名为省立云南大学，这一变化意味着云大的经费来源彻底摆脱了私立时期的痕迹，转而由省府全面接管。龙云自主政云南以来，尤其重视教育的发展。他强调：“要做救国工作，人人都应负责任，尤其是教育界更应当特别努力。……不能不对教育特别注重，单以教育费一项而言，……只要地方财政不大变动，政府当惟力是视。……以后凡对教育有应当尽力的地方，自己总要尽力，以策进行，希望同人努力共勉”[8]。据龙云长子龙绳武回忆，“当时云南省政府的收入少，在教育经费方面非常缺乏，后来就加征特种消费税，对外国烟、酒及化妆品课税，这笔税完全提拨为教育经费”[9]。尽管如此，近代以来文化和经济全面落后于内地及沿海地区的边省云南，对云大的经费投入仍不足以支持其向更大规模发展。何瑶曾亲赴南京接洽中英庚款补助事宜，并致信陈立夫请其帮助云大申请中英庚款委员会拨款补助，他在给陈立夫的信中提到：“滇居边徼，教育落后，对于各种建设人才，异常缺乏，本省政府，爰有大学之设立。创办以来，虽已历时多年，而以地当边远，经济拮据，校内设施，往往心余力缀。……此事关于本校之发展至钜，弟忝长校务，亟盼能如愿做到”。[10]77但中英庚款董事会以年度中英庚款利息为数甚少，且请求庚款补助的大学数量不在少数为由，搪塞了何瑶的经费申请。1935年何瑶在受到蒋介石单独召见后，中央政府陆续向云大提供经费支持，使得何瑶似乎看到云大发展的希望，他亲自制定云大五年扩充计划书，并提出提高教职员待遇与增加经费等要求，[11]36但这些计划仅以云南财政实力难以支撑，需改国立方可实现。可见，何瑶提出改国立的议题，仅意味着教育者从大学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考量的结果，而在省主席龙云看来，大学是培养政治人才和专门人才的场所，培养出来的学生政治上若不为己用，就会为他人所用。[12]所以，在何瑶提议改云大为国立时，不仅没有得到龙云回应，“反而招致了龙云对何瑶产生不信任感”[11]35。

　　（二）围绕云大“做文章”：地方与中央的“相互示好”

　　1935年蒋介石以亲自到滇、黔两省督战“剿共”为名，解决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力量，实现了对贵州的控制，随后开始对云南进行巡视。龙云对于蒋介石在贵州的改组心存芥蒂，因此，他对蒋介石此次巡视云南非常重视。为了“示好”中央，省政府决议对昆明市内自机场到蒋介石行辕途径路线的街景进行隆重布置。凡途径的民宅、商铺皆悬挂彩灯，得胜桥头的石头路也重新修缮，近日楼旁的扶栏亦重新粉刷，小西门外篆塘边的马路由市政府迅速整理。为了迎合蒋介石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近日楼的墙上还新刷了新生活运动的盾形标志。[13]1935年5月10日，蒋介石抵达昆明巫家坝机场，昆明市民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家家户户悬挂国旗，自机场至行营沿途扎有牌坊，上悬‘雄才大略’四字”，其他街景和牌坊上悬挂的标语还有“党国柱石”、“群情爱戴”、“蒋委员长是我们唯一的革命领袖”等。[14]

　　龙云将云大会泽院设为蒋介石行辕，并耗费重金进行装修。以云大为蒋介石行辕，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云大做为滇省的最高学府，与龙云省政府距离十分接近；一方面可以向其展示云大学生良好的精神面貌，使蒋介石对云大产生良好印象，对于云大今后向中央政府争取经费补助发挥积极作用。为此，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做了充足的准备，专门制定了蒋介石在云大期间本校学生的管理细则[5]37：

　　学生应一律穿制服，夏季制服应每人加缝一套，以便换洗；除星期例假及星期三课外假外，一律不准外出；加添卫兵二人，由军训教官商同训委员、庶务课指挥，每夜分班认真巡查；整理消防器用；训导人员轮流值日、值宿；每晚电灯按时启闭；每晚熄灯前点名一次；内务检查自下星期起改于星期一上午七时；详细训管办法由训委会、军训部、庶务课会拟，核定后呈报政府；各系主任每晚轮一人到校视察。

　　蒋介石对龙云此番精心筹备也颇有感慨，他在日记中写道：“官民热忱，令人更增敬畏之心，小子籍党国与祖先之余荫，及上帝之保佑，得此光荣，可不诚敬自勉”。[15]与蒋同行的陈布雷在回忆录中也提及此事，“蒋公对龙主席亦备极称许，谓其坦易而明大义”[16]112。

　　5月15日，蒋介石在云大会泽院召见了昆明市各中学校长、教务长及国民军训导主任训话，下午四时单独召见云大校长何瑶，并对云大的学生、办学设备和经费等情况进行了解。蒋介石表示,学校设备关系学生学业，大学专门尤为重要，今后应从质的方面力求充实，又问云大每年经费若干，有无庚款补助，何瑶表示无补助后，蒋允诺待回去后请中法庚款补助云大。[17]在蒋介石离开昆明后不久，云大即收到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补助，《云南民生日报》刊登了这条消息：“贵校前请补助设备讲座等费一案，业经本会决议，补助申币一万元，充添购理化仪器药品之用”，而此前何瑶赴南京请中英庚款未成，对比请款前后的变化，在蒋离滇后，中央确实给予云大以补助。此后，何瑶又数次请求中央经费资助，也得到有效回应。例如1936年5月16日，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在给何瑶的回信中表示，“贵校扩置理工科，已由省府博卡建筑，内部设备所需尚多，拟分年向中英庚款委员会请求补助……尊处既已备具请款书寄会审核，当能酌定”[10]79。另外，在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回复何瑶的信函中也体现出中央对云大的“关照”。中央政府在对云大申请经费支持上的态度转变，让饱受经费困顿之苦的何瑶萌生将云大改为国立的想法，并于校例会上正式提交讨论。

　　二、云南大学省改国立的尝试与困境

　　继何瑶首提改国立提议后，1936年初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再次提出改云大为国立的想法，他表示：“自民国二十五年度起，请年拨中英庚款八万元，补助省大理工学院之设备费，继续补助三年。中法庚款五万元，补助省大医学院之建筑及设备费，继续三年。……但请求庚款，早已为有力者捷足先得，且大都有继续性，后来者纵使请准，为数自不能多。……以一省立大学，请此区区之款。即能如愿相偿，尚不足以言充实。……本人因向教部建议，请援河南大学先例，改省大为国立，……又国立川大，曾蒙中央允拨巨款，为之建设校舍，本省似应援例，向蒋院长力请为宜”[18]。龚自知是云南省府中龙云最为信任的要员之一，他在教育部办理公务时表达云大由省立改国立的想法，标志着龙云对云大省改国立的态度转变。在以云南一省之财力难以支撑云大的扩充和发展的条件下，龙云深知将云大改国立后在得到中央经费支持的同时势必为中央政府向云南渗透政治势力提供机会。但中央对云南地方实力派屡次拉拢都收效甚微且龙云自信对云大的全权掌控。因此，他寄希望于中央经费来助力云大发展，为自己的统治培养人才。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龙云虽然名义上接受南京政府的统治，但国民政府任命的云南省政府委员接连受到排挤，“除云南籍者就要受到排斥，例如，粤籍委员曾三省，赣籍委员刘家树，到职不久即辞职而去，以后陆崇仁、龚自知等任支委，亦只奉龙命，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取决于龙”[19]。有时，不受龙云信任的云南籍委员也会遭到排挤，如吕志伊任职不到三个月即被解除职务，“吕志伊其实是云南最早一批加入同盟会的人士，其资格比李根源还老。辛亥革命后，他在南京临时政府工作，只是没有在云南任过职。国民政府以吕老资格兼滇籍人士的身份派回云南任职，照样拒之门外”[20]。除国民政府委任的委员被排挤外，蒋介石对贵州采取的行动在云南却未得逞，1935年蒋在南昌对陈布雷言道，“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21]。事实上，“龙云以圆滑老练的手段顶住了中央的压力”。因此，对于中央尚处于鞭长莫及的云南来说，断不会批准龙云改云大为国立的申请。1936年2月18日，龙云亲自向蒋介石致电[22]：

　　窃查国家兴学育才，所贵平衡发展，使边远地方，亦得均沾教育机会。尤以大学教育，应由国家负责统筹，庶几声教所被，无间遐迩。伏见京沪平汉，国大林立。教部近在西安，筹设陕西国大。湖南原有省大，蒙准改为国立。具仰树人早定大计，文教可望遐敷，边远闻风额手称庆。滇省僻处西南，内绾黔康，外通缅越。为育材升学计，设有省立大学，规模粗具。徒以不属教部直辖，监导难周，加之地方财力所限，改进綦难。钧座巡滇驻节，目观该校实况，屡蒙面饬改进。筹思再四，计惟将该校改办国立一途，伏恳饬下教部，迅赐接收改组，俾该校可望发展，蔚为西南学府。影响所及，远逾湘大。百年利赖，岂独滇人。

　　尽管龙云信函中措辞恳切，但蒋介石以中央年度预算不足为由予以回绝。鉴于此，龙云再次致电并表示：“……窃查云大改国立事，据闻已蒙中政会提案通过，交行政院核办，刻尚悬而未定。拟恳钧座正式提付院议决定。即于本年度将云大名义改称国立，其经费暂由省款开支”[22]，翌年再由中央拨款，而中央政府始终未给予明确答复。尽管龙云及教育厅长龚自知为云大改国立均与湖南大学、河南大学、四川大学等省立改国立的例子试图说服中央政府，但战前中央与云南地方的特殊关系使云大改国立始终不可能一蹴而就，双方围绕云大的博弈一直持续，云大发生“驱何”风潮就是最好的证明。1937年4月2日，云大发生易长风潮，此前与中央互动密切的何瑶被驱逐。云大“学生组织之校务改进会轮派学生守卫大门，拒绝教授到校上课，并停止内外交通，拒绝学生会客，表示将以罢课手段，以达到驱何目的”[23]。云大学生在致何瑶的公开信中表示[24]：

　　先生长校以来，于兹五载，对于本校各种设施不特不能仰体。政府兴学旨意，求其日益完备，使本校发扬光大，成为西南数省唯一之最高学府，反而，……致令本校前途之发展无望，已具之雏形日堕，……生等为本校计，为西南教育前途计，不能不起而谋有效之改进，爰经全体自动集议经呈请政府另委贤能接办，特决议公请先生急流勇退，早避贤路，以免风潮扩大，如企图恋战，则生等亦绝不惜任何牺牲，相于周旋，不达目的，誓不中止，扩大学校破坏，则其责任当由先生负之也。

　　面对学生的指责，何瑶并未与学生进行正面争辩，他表示：“瑶任职以来，各种设施不能尽如人意，致见责于诸君，殊深引咎，现觉万念俱灰，当即呈请政府撤职查办。明日即不来学校，校务由校务会议维持，瑶个人不足惜，惟望诸君保存大学现有声誉，明日照常维持秩序，则不特大学之幸，亦本省教育界之幸也”[25]。云大易长风潮发生后，省政府迅速介入。龙云指派杨副官长接见学生代表并宣布主席批示，随后又在云大礼堂召集全体学生，勉励学生服从命令，严守纪律。此后，龙云亲自到云大对学生训话时表示，“何校长虽然被你们呈控，但是事实还没有查明，不能弃职。……至于校长问题，政府自有全权处理，学生不得过问”[26]。最后，云大风潮以省政府接受何瑶辞职渐趋平息。

　　事实上云大学潮的发生并非偶然事件，1936年云大土木工程系学生不满何瑶曾一度发生风潮，虽很快平息但学生仍在暗中活动。何瑶做为龙云亲自任命的校长，其执掌云大期间，在经费有限的条件下努力聘请名师，积极扩充院系，建立医学专修科和云大天文点。何瑶与中央政府的频繁互动引起了云南地方势力派的不满，“种种迹象表明，何瑶被‘倒’是当时地方派系势力内部、地方势力与中央势力之间争夺云大复杂斗争的反映”[27]。何弘德对此事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他撰文称“叔父知其真相，……便毫不犹豫的上书，坚决请求辞职”[28]。诚如，在跟随蒋介石第一次巡视云南后，陈布雷会有如此评价，“余等居滇，亦多与文化、建设方面之人物往还。……各厅长过从较密者为建厅张西林、教厅龚自知及省委兼富滇银行长缪云台诸人，而缪君之言论识见，尤有过人者，民厅长丁兆冠思想稍旧，财政厅陆子安则极深沉而不多言，然省府人之意志一致，则非四川之可比云”[16]112。

　　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前，云南地方与中央保持着“互不介入”的局面，做为滇系势力中重要的一支力量，龙云考虑最多的是力图自保，[29]而云南地方势力对云大的全权控制和中央政府尝试拉拢云大未果，成为改国立进程中难以逾越的困境。云大“驱何”风潮平息后，滇籍清华大学教授熊庆来担任云大校长。因不久前云大发生“驱何”风潮，熊庆来在赴任前特别向龙云提出两个条件：一则省府不得干预云大办学；一则为云大今后发展，省府需助力云大改为国立。在得到龙云的允诺后，熊庆来于1937年6月由北平启程返回昆明，其启程后不久发生“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三、抗战全面爆发与云南大学改国立的实现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日本人很快占领了人口稠密、相对发达的省市，而这些地方是中央政府政治和经济的立足之地，云南随之成为中央政府通向外部世界的主要门户。因此，云南在国家政治中开始扮演重要的角色。1937年8月，龙云再次向中央政府提出云大改国立的请求，与战前屡次以各种托词回绝不同，国民政府行政院于8月24日召开例会，包括何应钦、王世杰、陈树人、刘瑞恒等出席，会议议程第一项便是云大改国立。此次例会当即决议即刻改云大为国立，由教育部派员接办并任命熊庆来、蒋梦麟、梅贻琦、龚自知、陆崇仁、张邦翰、缪云台、任可澄、李书华为国立云大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以熊庆来为主任委员，从事改国立的筹备工作。此前，蒋介石以1937年中央经费预算已空为由回绝云大改国立的申请，因此，云大当年经费先由云南省府拨付，待1938年正式改为国立云大大学再由中央政府拨款。

　　中央政府于抗战全面爆发前后对云大改国立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除军事上云南成为战略重地外，“大多数沦陷区的高校都因为遭到日寇的疯狂破坏而被迫停顿、内迁甚至停办”[30]也是关键因素之一。据1938年相关统计，失学的大学生总数已达四万余名。[31]为抗战建国培养人才和保存高等教育事业，大批高校开始向西南和西北迁移，中央政府需要做为抗战大后方的云大担负起接收失学学生的任务。抗战爆发以后，云大明确表示：“凡在国立或曾经教育部立案之大学修业一年或二年之上学生，经审查可插入相当班次报名”[32],另外，迁往昆明的诸多大学的安置和重建也需要得到云南省政府和云大的支持。

　　尽管中央政府批准云大改为国立，但此时中央政府、云南政府和云大三者之间依然保持着微妙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校长人选和办学经费两个方面。

　　早在南京政府成立前，1924年教育部颁布的《国立大学校条例令》中就曾明确规定：“国立大学校设校长一人，总辖校务，由教育总长聘任之”[33]。中央政府为整顿和控制国立大学，国立大学的校长人选往往“得政府信任通过”[34]，而且“越是距离中央较远的大学选派校长，必须选派与党有历史且对中央忠实的人”[35]。云大既已改为国立，教育部有机会通过任命云大校长以实现对云大进行控制，但陈立夫最终同意由熊庆来继续担任云大校长。龙云在致电陈立夫时表示：“校长熊庆来硕学闳通，历年在清大大学任教，去岁由弟邀约回滇，任职以来，萃集精神，不辞劳怨，殊为难得，今浚学校前途关系益大，校长一职，若骤易生手，诚恐多所窒碍，迪（弟）意仍以熊君继续担任”[10]104。从龙云的言辞中可见，他一方面历陈熊庆来的学识和从教经验，一方面提醒陈立夫如果教育部更换云大校长可能引发冲突。素来以强硬手腕著称的陈立夫能够批准龙云的申请，主要因为中央政府在抗战全面爆发后节节失利的时局下，同意云大改国立实为中央以退为进的策略，从陈立夫任命程天放为四川大学校长事件的比较上即有所体现。

　　中央政府在云大校长人选上对地方政府的让步，使前者在云大办学经费方面予以应对。云大改国立后，中央政府决议云大办学经费为每年五十万法币，中央与地方各负担其一半。由于省立时期龙云每年拨付云大二十五万法币，现云大虽改为国立，实际相当于中央政府每年仅拨付云大二十五法币而已，这引起了云南地方的不满。时人评论称：“为滇人所最迫望者，即大学虽改为国立，而经费则半出自地方。地方之于大学，自应有其特殊关系。川大先例具在，可复按也。笔者绝无地方主义思想，但认为滇省人才不多，参与中央机关之机会太少，云大担负培养及扶植人才之责，故同一工作，凡滇人所能为者，均应尽量网罗，使其得有服务桑梓的机会。”[36]做为国立大学，云大所得经费与其他国立大学比较相去甚远，又因抗战全面爆发后教育经费较战前缩减了近六成，其中高等教育经费支出所占比例从1936年的3.9%逐步下降到1945年的0.52%。[37]因此，在战时国难之际，云大对中央政府的经费决议只能接受。

　　尽管云大从中央政府所得经费不多，但既已实现了从省立向国立的转型，过去一切为省为本位的就不得不向以国为本位转变，云南地方报纸也提出了对云大的期望：“当此抗战正在紧张、国库需款浩繁之际，教部不惜巨款，改云大为国立，其重视云大，可以概见。而云大当此抗战期间，在西南所处的地位，亦可不言自喻了！此后应如何担负起他在西南教育文化上所应负的任务，才不负教部‘百年树人’的苦心，才不负西南人士的期望，此为吾人所急切注意者。……此后的云大，既已改为国立了，无疑的，一切都须有国立的规模。并且我们是在严重的国难当头，我们的教育亦应与实际的抗战需要相配合，以适应云南对抗战应赴的事功，以肩负教育对国家的重任”[38]。

　　总之，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云南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内最重要的省份之一，它是中央政府人力、财力、和物力的关键产区。因此，中央政府行政院立即批准了云大改国立的申请。在云大省改国立的背后，可以窥见抗战时局变迁中政学关系的变化。自辛亥革命以来的军阀割据，形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地方与大学间的格局，尤其是距离中央政府较远的边疆省份，地方政府的强势直接影响着大学国家化的历史进程。抗战爆发以后，外力的侵入打破了原有的格局，加速了大学国家化的步伐。虽然，在云大改国立以后，中央政府和云南地方的博弈仍旧存在，但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中央政府和云南地方都以培养抗战建国需要的人才为宗旨，为云大的办学发展给予了充分的空间，在全面抗战时期，中央政府、云南政府和云南大学三者间保持了相对统一的政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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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云南省教育厅长龚自知谈赴南京办理教育公务[N].云南日报,1936-1-18(6).

　　[19]昆明市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长编(卷十)：近代之五[Z]1983:225.

　　[20]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上册)[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5:356.

　　[21]晏道刚. 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编审组.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原国民党将领的回忆录(上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11.

　　[22]龙云电函蒋介石.云南省档案馆藏,档案号:106-3-105.

　　[23]省大学潮已平息,学生已遵令上课,主席派杨副长官前往训导[N].新商报,1937-4-7(2).

　　[24]同学致何校长函[N].云南民国日报,1937-4-4(3).

　　[25]何校长复函[N].云南民国日报,1937-4-4(3).

　　[26]主席昨对省大学生训话[N].义声报,1937-4-8(3).

　　[27]云南大学历史系校史编写组.云南大学校史（1923-1949）（讨论稿）[Z].云南大学历史系校史编写组编印,1983:19.

　　[28]何弘德.回忆我的叔父何瑶[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云南省昆明市委员会.昆明文史集萃（第八辑），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10:4216-4219.

　　[29]谢本书,牛鸿宾.蒋介石和西南地方实力派[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26-134.

　　[30]余子侠,冉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教育研究[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5:120.

　　[31]教部发表全面抗战后大中学失学人数[J].教育季刊,1939(1):63.

　　[32]省立云南大学招收二三年纪转学生及一年级新生[N].申报,1937-8-16(4).

　　[3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立大学校条例令[G]//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165.

　　[34]王世杰.王世杰日记[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18.

　　[35]罗家伦.上蒋主席书[G]//罗家伦先生文存编委会.罗家伦先生文存（第七卷）.台北:党史会,1988:111-112.

　　[36]今后的云南大学（短评）[N].云南日报,1938-10-20(3).

　　[37]胡国台.抗战时期教育经费与高等教育品质（1937-1945）[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90(6):450-451.

　　[38]所望于云大者[N].云南日报,1938-10-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