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前消息》观后感：加税是一件大事_风闻

马前卒和他的《睡前消息》节目以提倡用收税来解决社会问题闻名，被冠以《“税”前消息》的别名。尽管节目将这一逻辑演绎的完美、简练，但收税毕竟不是一件易事。这从围绕该节目的诸多争论中即可看出。

1640年英国革命、1775年美国革命、1798年法国革命，三场革命的爆发莫不与税收紧密相关，都是“专制”君主为解决对外扩张与对内奢侈享受导致的债务危机，不得不向其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寻求财源，最终双方矛盾不可调和爆发战争。除美国革命因其殖民地身份直接选择了武力对抗外，英、法革命都遵循相似的路径，即“专制”君主召开议会讨论加税，资产阶级借机提出政治改革，“专制”君主拒绝妥协，革命爆发。

历史地看收税从来不是一件易事。试问谁能心甘情愿地把钱掏出来呢？这是世上最难的事。一旦宣布为公共建设或其他任何原因加税立马就会跑来三个人。第一个人只是不断重复一句话，你凭什么拿走我的钱？他表示除了自己的线包，对为什么加税毫不关心。第二个人说他理解加税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是就是不愿掏钱。很明显只想享受公共建设的好处而不愿付出。第三个人说他的钱只会用到自己身上，绝不会为其他人出一分钱。涉及到切身利益，没有人会轻易松口。假设我们通过一些办法，做了许多工作说服大家愿意多缴税支持国家发展、公共建设，这笔钱是不是就能顺利用出去呢？并不。他们会提出两个新的要求：一是因为这是他的钱必须知道钱要用到哪里去，这是在要监督权：二是因为这是他的钱怎么用必须有他点头，这是在要财权。这就是资产阶级的税收观点，纳税者现有权力，要保证我交出去的钱能变成更多回到我的口袋里。毕竟实现自我增值是资本的首要目标。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代议民主制以保证他们的这两个要求得到满足。

自然三、四百年前的西方国家不可与今日中国同日而语，不过和今天的西方国家比比还是可以的。因为税收往往是一国财政收入的支柱，比较不同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能较好反映一国的税收水平。欧洲因为普遍的福利制度，该比例一般超过40%。美国有美元霸权债务无上限，加上对国民福利相对模式，该比例也在18%上下。我国则长期在维持10%，近几年才大幅提升，现在勉强达到美国的水平。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要同美国竞争，要向世界第一发起冲击，要向科研、国防、关键产业不断长期大规模投入，加上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环保、养老几个无底洞，还有一些地方为了发展不计成本地借债。目前的财政水平是不可能都满足这些要求的，我们确实有加税的必要。此时此刻我们的资产阶级、“企业家”们在干什么呢？他们已经在政协坐了很久，鼓了太多掌，不少人想去人大坐坐，一些地方也敬其为上宾，拼命为其鼓掌、喝彩。他们呼唤心目中的“改革”已经呼唤了几十年。在他们看来今天的中国是不合理的。他们带来了投资，拉动了经济，保障了就业，为地方贡献了GDP、政绩，上了最多的税，就应该享受所有这一切投入的利益，就该享有与之相匹配的权力。他们难道是你说一句话就同意加税的人吗？

2012年，中央领导人向全社会推荐了一本书《旧制度与大革命》讲的就是那场震惊欧陆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实这本书的观点并无新意，作者只是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似预言家一般对过去横加批判。他对“专制”君主说，只要你坚定改革，多向资产阶级妥协，不但无损荣光，亦不会发生革命。作者又对资产阶级说你们所求的不是已然到手就是在赶来的路上，那些不属于你的即便发动革命也注定得不到，也就不必发动革命。这样一本书放到现代中国有何意义？我认为这既是教育主政者务必坚持改革，也是提醒呼吁改革者切勿激进，就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曾说过的：“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

回到我们议论纷纷的主角马前卒和他的《睡前消息》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加税以发展经济，解决社会问题，同时建议人大积极发挥对财政预算的监督作用。他带着他的解决方案就这样一头扎进矛盾斗争的正中间。可这方案却似为跳出几十年来和平演变的窠臼。当然不莽又何成键政，哪来暴论呢？只不过当我们开始考虑用加税来解决问题时，那个不断做大蛋糕就能让所有人幸福的时代就注定离我们而去了。新的时代，新的斗争在等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