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抗战的历史修正主义应当终结_风闻

德不孤-新闻搬运工2020-09-17 22:46

2020-09-17

来源：历史评论作者：耿志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

缺少中国抗战史的二战历史记忆，是不完整、不真实的。正视和肯定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际贡献，不仅是对中国人民的尊重，更是对全世界投身反法西斯战争的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关于中国抗战的历史修正主义应当终结。

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官方纪念文章充斥着浓厚的历史修正主义色彩，较之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美国国防部官网刊发的纪念文章《欧洲胜利日：庆祝与思考的时刻》(Victory in European Day: Time of Celebration, Reflection)，认为二战“始于德国和苏联入侵波兰”，颇有将苏联与法西斯德国并列为战争责任国之意。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官网文章对于东方战场的表述，也完全是一派美国本位主义口吻：“美国及其盟友仍在冲绳、菲律宾以及其他地区与日本进行战斗。”而对作为东方主战场、与日本展开14 年举国血战的中国战场，只字未提。

对于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要贡献，西方社会几乎从未给予过客观公正的评价，中国抗战被排除在欧美二战史主体叙事之外;即便对中国战场有所提及，对他们而言，中国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且是心意不决、贪污腐败的盟友，对最终消灭日本法西斯贡献不大”。更有甚者，某些学者公然无视历史、颠倒黑白，将英美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惨败归咎为上了“中国人低估日本战争能力的当”，称“中国战场简直是日本军队的练兵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借以积聚与西方抗争的实力的地方”。对于这样的偏见，正直的西方学者也不满意，英国学者拉纳·米特就承认：“几十年来，我们关于那场全球性战争的理解一直未能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即使在中国被考虑在内的时候，它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一个在一场美国、苏联和英国扮演主角的大戏中跑龙套的小演员。”

事实上，中国抗战绝非“微不足道”，而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性意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从1931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长达14年之久，在此期间中国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与日军陆军主力浴血鏖战，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国力和军力。据统计，日本投入中国战场的陆军步兵师团数曾一度达到其陆军师团总数的94%(1938年末)，而日本投降时，侵华日军仍有100余万人。仅在全面抗战的8 年间，日本在中国战场共消耗军事力量455万人(包括毙、伤、俘、降)。而美英在太平洋战场消灭日军约124.7万人，其中有16 万余人是在印缅战场与中国远征军共同消灭的。换言之，在东方战场上，中国消灭日军总人数是英美消灭日军数量的三倍有余。可见，无论是抵抗时间、对敌规模以及给敌人造成的损失，中国战场都是当之无愧的东方主战场，是促使胜利天平倒向反法西斯阵营一方的重要砝码。

其次，中国坚持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走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军民的不屈不挠，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和“以战养战”的战略企图。日本军政首脑为摆脱国内威信扫地的窘境而加紧损害西方国家在华权益，挑战美国门户开放政策，对英美在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施加压力并制造事端。这一系列举动，加速了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决裂。与此同时，中国的顽强抵抗，一方面使得日本国内部分势力对卷入新的冒险行动持谨慎态度，反对加强同欧洲轴心国的联系，避免卷入欧洲战事;另一方面使得奉行日耳曼白人种族主义的纳粹德国认为，深陷中国战场的日本不是一个得力盟友，从而增加了德日之间的不信任，削弱了德国与日本的战略协同，降低了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难度。例如，1938—1939年，日本拒绝与德国、意大利签订承担对英法作战义务的同盟条约，德国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及发动苏德战争事先未告知日本，日本偷袭珍珠港也未事先告知德国，双方不得不设法应付对方为自己制造的被动局面。尽管后来日本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及相关军事协定，但“德国和日本都选择了单独进行战争的做法。两国都各自走自己的路，追求自己的目标，很少关心其盟国在做什么以及自己的行动对盟国的利益影响如何”。

再次，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的战略支点，为西方战场的决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就西方战场而言，中国对日本的战略牵制，一方面缓解了苏联远东地区的防卫压力，使其得以全力投入卫国战争;另一方面为美英集中力量首先粉碎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提供了战略支持。此外，中国对日军陆军主力的牵制以及对日本国力的消耗，有力支持了美英在太平洋战场的战略部署和反攻。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与欧洲战场相比，中国抗战之艰苦卓绝与战略贡献之重大，更加凸显中国战场的战略意义。一是敌我力量之悬殊超过欧洲战场。从综合国力上看，英法美苏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德意法西斯及其仆从国;而中国则远逊于日本，只能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战略。这意味着中国不仅要付出巨大的人员牺牲和财产损失，而且本就相对薄弱的近代化生产力几乎丧失殆尽，这对抗战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二是中国获得的外来战略援助远远低于英法苏等国。仅以美援为例，截至1945年10 月1 日，中国获得的美国租借援助物资，折合美元共计6.31509 亿元，尚不足法国(14.066 亿元)的一半，而英国则为302.6921亿元，苏联为108.01131亿元。显然，战时中国获得的外来援助，与中国战场承受的压力、发挥的作用和作出的牺牲极不相称。就此而言，中国抗战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贡献也是不容抹杀的。

与中国作出的巨大贡献不相称的是，西方学界对中国抗战的历史贡献往往持漠视乃至贬低态度。如英国学者利特尔·哈特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虽名为“世界大战史”，但论及中国战场仅是只言片语;美国学者威廉森·默里和阿伦·米利特的《必胜之战：第二次世界大战1937—1945》，将东方战场的叙事重点置于太平洋战场，反指责中国抗战不力;英国学者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的《国际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虽述及中国对日本的战略性牵制，但同时认为所谓贡献也就“仅此而已”。那么西方漠视中国战场贡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笔者认为有三方面原因。

其一，对“先欧后亚”战略的偏颇理解。1941 年1—3月，美英军方代表在华盛顿举行“ABC”参谋会谈，确立美英联合作战的总体战略——“先欧后亚”战略，或称“德国第一”、“大西洋第一”战略，即先集中力量对付德国，在击败德国之前对日本采取牵制性的消耗战。此后，美英将主要战略力量和资源优先投入欧洲战场。在看待这一战略选择时，欧美学者往往将纳粹德国视为二战的主要敌人，将欧洲战场视为二战的主要战场。因此，中国在东方战场上对日本的战略性牵制和消耗，自然是“跑龙套”的“小角色”，中国作出的贡献自然是“微不足道”、“仅此而已”。实际上，“先欧后亚”仅是从当时的战略局势作出的一种策略安排，所谓“先后”并非“主次”。更重要的是，“先欧后亚”恰恰证明了中国战场对于世界战场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因为在英美无力东顾的情况下，中国以举国之力对日本的战略性牵制和巨大消耗，才使得“先欧”成为可能，进而为“后亚”及整个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二，意识形态的潜在影响。首先，西方特别是美国，一直存在不愿意承认或有意无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历史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倾向。这种自冷战以来持续至今的倾向与西方中心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社会在历史文化领域的“双重标准”，即突出有利于自身的历史记忆，无视乃至贬低非西方或与西方意识形态相左的政党或国家的历史作用。其次，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观念。这种观念在英美对待中国抗战乃至整个东方战场的态度和策略上有鲜明体现。面对九一八事变之后10年里孤军奋战的中国，美英等国未采取切实有效的阻止措施，反而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绥靖日本。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美英开始援助中国抗战，但不仅规模远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美国的对华援助还需其在华监理人分配使用。美英普遍对中国不同程度地抱有种族主义偏见和歧视，比如轻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认为中国军队体制还停留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水平;将中国排除在美英联合参谋机制之外;罗斯福与丘吉尔及其下属的美英官员背地里时常使用Chinks、Pigtails、Slopeys 等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词汇称呼中国人。甚至在一些西方人看来，太平洋战争是一场不同种族之间的战争，他们为白人丢失在亚洲的优势地位而忧心忡忡。战后美英等国对中国抗战贡献的漠视，实际是这种观念和思想的延续。

其三，美英军队未大规模开赴中国战场，缺乏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直观了解，无法形成完整、深刻的历史记忆。战争期间，除少数军事顾问、特种作战人员、工程部队和空军作战力量外，美国并未向中国战场投入大规模地面作战力量，英国仅在东南亚和印度部署少量军队。因此，无论是战时官兵还是后方民众，英美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之惨烈鲜有身临其境的观察与刻骨铭心的感受;双方的同仇敌忾主要体现在战略层面，并未形成广泛、直接的战场或战壕友谊。

不可否认，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不可替代的贡献。正如米特所言：“如果没有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中国早在1938年就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那将给日本控制整个亚洲大陆提供有利条件，加速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扩张。一个屈服的中国，也更有利于日本入侵英属印度。没有‘中国的困境’——这个由于中国拒绝停止反抗造成的困境，日本帝国主义的野心将更有可能实现。”然而由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偏见，中国对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历史贡献长期遭到漠视和贬低，成为“被遗忘的盟友”。特别是近年来，美国以冷战思维处理对华、对俄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等重大历史问题上大打历史修正主义牌，我们对此要充分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