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了解真相：人类信息传播简史，后真相时代的信息解读， 与贝叶斯的启示（二）_风闻

导读：上一篇文章我们梳理了人类信息传播简史，了解到传播技术怎样决定了社会的文化认知方式。而社会的文化认知方式，会进一步对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造成影响。这一篇我们来说说，我们现在所处时代的信息传播。

印刷术时代持续了几百年，一直都没有出现一种新的颠覆性的传播方式，直到互联网出现。互联网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人类信息传播的新时代，而“后真相”（post-truth）则成为了这个时代信息传播的鲜明特征。

“后真相时代”是什么呢？其实“后”这个字，常常被研究社会的学者们连在一个词上，用来说明原先的词所代表的的状态被颠覆了。比如说“后现代”就是说“现代性”的一些东西被颠覆了。而“后真相时代”无疑就是在说“真相时代”被颠覆了。

对于世界来说，真相无疑是存在的，但我们每个人能否获得真相却是不一定的。实际上，对于很多事情，我们永远无法确定我们得到的是否是真相。比如说历史书上的东西，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去考证，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再比如，一些并不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可能只有当事人知道真相，但是当事人可以选择是否对社会说真话；也有可能，当事人自己也并不了解事情的全貌，而只了解自己角度看到的东西。

虽然我们不一定能够知道真相，但一定程度上，当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都对一件事情的真相产生共识的时候，我们往往就会认为这个共识是事件的真相。这是因为，社会对于真相的共识往往是在考虑了各种可能性之后，做出的对信息最可靠的选择；另一方面，当我们默认这是真相之后，我们大家对于如何面对这个真相带来的结果，也会形成共识，换言之，我们会对我们心中的真相做出反应。

所以，当我们说真相存在的时候，其实我们想表达的就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对于一件事情的真相，是有共识的。

在印刷术时代，我们每个人所接触的大多数事情都是确定的，我们基本上可以对真相达成共识。

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能够获得信息的来源是有限的——因为印刷术时代，真相的载体，印刷品，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创造和传播的。一般来讲，只有少数专业做新闻、出版等等的机构可以发行出版物，而一个普通的个人，却很少有机会对别人表达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我们获得的信息来源是有限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被较为专业的人证实过（意味着一些不合逻辑的、明显错误的谣言通常会被筛选），同时我们也比较容易从若干个信源中作出选择。

而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颠覆了这个过程。

互联网出现的早期，它还没有对信息传播方式产生明显的冲击。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入了互联网，类似于博客形态的东西产生了，人们发现自己只要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在互联网上发表自己的想法，而且可以让很多人看见。这种事情在印刷术时代是很难的，假设你是印刷术时代一个想要发表自己想法的人，那你可能需要向报社、向出版社投稿，经过层层审核，你的声音才有可能发表；如果不是这样，你想要直接让别人看到你写的东西，那你可能得自己掏钱印一万份，然后跑到街上去分发，或者挨家挨户往门缝里面塞。但无论如何它能触及到的人群都是极其有限的，不仅数量有限，地理范围也很有限。更重要的是，你这样给别人发，别人可能根本不会看，因为谁也不知道你是谁，谁也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比较可靠的信息来源。

但博客出现之后，任何想要写东西的人，只要你写的东西好，那么就会有人看。你不需要经过编辑审核（只要你没有触犯法律和平台规则），也不需要自己掏钱去打印，而且你的受众数量是不受印刷数量限制的，而且在地理上是分布在五湖四海的，只要能够接入互联网的人都可以看到你写的东西。

随着博客和互联网而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论坛、小组，到了今天，微博、微信公众号、知乎、豆瓣、贴吧、抖音、B站，国外的Facebook, Twitter, Quora, YouTube 等等已经全面代表了 UGC (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产内容) 的模式。**随之而来的就是，现在我们所能接触到的绝大多数信息都是来自社会四面八方的个人的信息。**读者可以回想一下，在你一天的阅读或者看视频的时间里，有多少比例是来自于传统意义上我们认为“权威”的来源？恐怕非常非常少。

当然，这并不是后真相时代的全部特征。在《后真相时代》一书里面讲述了很多当今时代不同传播机构操纵真相的方法，这些方法都可以让真相变得难以获取。我在之前写的一篇《从财新与方方说起：“媒体中立”真的存在，还是一场操纵游戏？》中也对此做过一定的梳理。但我这里想要讲的，还是由传播技术改变而直接带来的，印刷术时代所没有的、由于互联网时代每一个人都是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而带来的信源混乱，进而产生的后真相现象。

由于每一个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加上我们所接受的信息也越来越多来自于普通大众，就导致了我们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呈现出多面化的特征。在以前，我们所面对的真相可能只有一个或几个，比如对于同一件事，不同的媒体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描述，但是总的来讲主要的内容还会是接近的。当然，也有可能出现后来的媒体在深入调查之后，补充了之前媒体所没有涉及到的细节，甚至颠覆了以前媒体所披露的一些内容。但不论如何，我们对于一个事实的了解总是来自于有限信源的，即使我们后来看到的信息颠覆了原来的信息，其实这些信息之间的关系也更多是一种“回合制”，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把它们进行对比，并得到我们对于一件事情可以得到的所有信息。

但到了互联网时代，当每一个人都成为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时候，信息就爆炸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有限的精力来说，互联网呈现给我们的关于一件事情的信息几乎是无限的。原来我们只面对几条信息，现在我们要面对一千条，一万条信息，而这些信息可能呈现了很多不同的视角，甚至常常是相互矛盾的。这时候，真相就开始变得扑朔迷离，产生了现实意义上的“罗生门”或者金庸笔下《雪山飞狐》里每一个人叙述的事实都有矛盾，但每一个人其实又都代表了部分真相的一种“后真相”状态。

当信息爆炸时，信息之间的矛盾几乎是必然的。有以下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互联网时代的特征使我们更容易相信来自普通人的信息。

我们前面说过，在印刷术时代，大多数能够被传播的信息，是需要有编辑、出版、发行等等过程的，这就决定了只有相对专业和权威的、被赋予了传播责任和权力的机构可以扮演传播的角色。在那个时代我们普遍相信权威媒体，如果一个普通人告诉你一个什么信息，却没有经过权威媒体去证实，那么我们会本能地觉得这是“小道消息”，它的可信度是非常低的。虽然大众对于权威一定程度上的恐惧和怀疑，会使得小道消息永远有它的市场，但总体来讲，小道消息的可信度还是远远无法与权威渠道比肩的。

而到了互联网时代，一切都改变了。这种改变并不是因为来自于普通人的信息变得更加可信，而是因为来自普通人的信息占据了互联网的大部分空间，从而成为了主流，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忽视它，我们必须从这些来自大众的传播渠道中获取信息，除非我们选择封闭自己；另一方面，在互联网的赋能下，很大程度上来说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信息确实也有了一些无可比拟的优势，比如说可以通过熟人链条传播、比如说更高的时效性（因为不需要走传统媒体的流程）。如果我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却仍然只看权威媒体，不去看来自普通人的社交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传播，那我们就会失去互联网上的绝大多数信息。

但这同样带来了无法避免的问题：来自普通人的信息必然是鱼龙混杂的，我们选择了接受更多信息的同时，就接受了无法确定真实性的信息来源，而对于大多数来源不明的信息，我们是很难辨别其真伪的。

其次，每一件事本身就有不同角度的真相。

就像成语“盲人摸象”一样，一件事情往往多有很多的角度的真相。社会上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背后可能有着各种原因，而事情发生也会造成各种不同的影响。我们大多数人都会根据自己的视角和经验所限，从某一个单一的角度看问题。加之，人的思维是倾向于把问题简单化的，大多数人往往只需要他们看到的一个单一角度，就可以被说服，就认为这是真相的唯一一面，而无意中忽略了每一个真相的复杂性。当互联网时代每一个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时，这些不同角度的真相一股脑涌来，就会给信息的接收者，也就是我们，带来困惑。而且，它通常不是以一种相互补充的方式，而是以一种相互矛盾的方式涌来的，因为每一个角度真相的描述者，往往都认为自己看到的才是真相，别人看到的不是真相。

所以当我们接触到这么多种不同版本的真相时，它们已经是被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戴着有色眼镜筛选过的，往往带着强烈的主观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专门受过思维的训练，很难把这些不同角度的真相理解为同一个真相经过夸大了的不同角度，反而成了一件事似乎有好多种互相冲突的说法，完全无法判断真相到底是哪一个。再加上我们后面要说的，有谣言混在里面，事情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我们还得去分辨哪些是谣言。

再次，对于同一个事实，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和观点。

解读和观点是主观性的，它与真相的不同角度不同，即使所有人获得的真相是同一个，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也会有不同的解读。最明显的例子是，我们国家现在经常把新提出政策的征求意见放在网上供大家提意见。政策的条文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不同人，因为他们的经历不同、他们的立场和利益不同，所以当他们看到同一个政策的时候，他们的关注点就会不同，并且提出不同的解读。

不同的解读背后，是各种不同的出发点。有些人是因为受到认知的局限，只能片面看待问题（而片面又会有很多不同角度的片面）；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自己的利益，选择为自己的利益说话。举个例子，“摆摊经济”的提出，在互联网上有很多对立的言论，不同的人因为自己的认知角度不同，对于摆摊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它好，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它不好；还有很多人则是在为自己的利益去表达，比如说，“摆摊经济”在给一些下层人民带来价值的时候，自然就会从其他一些人手中夺走他们手中的蛋糕，而后者为了自己的利益，自然就会去找出种种理由来反对摆摊经济。

实际上不同的认知背后往往一定是有着不同的利益，简单来说，比如我这个人就是非常喜欢街边大排档撸串的生活，所以我觉得摆摊经济给城市带来了烟火气，这是我的认知角度，同时也是我的利益所在（因为我想要去街边撸串）；又比如说我这个人开车，经常经历街边摊贩带来的交通拥堵，那我可能就不希望他们摆摊，这是我的认知角度，同样也是我的利益所在。只有很少的人，可以在自己的利益之外，想到其他人的利益，比如自己虽然是一个已经有稳定收入的社会中上层，但却愿意为底层人民考虑，这样的人在众人中少之又少（而我们的政府则必须扮演为全国所有不同人，尤其是我们平时看不到的那些底层人考虑的角色）。而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各种解读和观点，绝大多数都是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当然，没有人可能做到完全的客观，但互联网上大多数的言论，甚至都不愿意追求相对的客观），这正是因为这些信息生产者和传播者，各自有着不同的认知和利益诉求。但我们第一眼看到的信息，并不是这些认知和利益诉求（因为这些东西是隐藏在信息背后的），我们第一眼能看到的只是相互矛盾和对立的真相解读。

**最后，当信息量很大的时候，必然会产生谣言，而谣言往往是戏剧化和危言耸听的（没人会发一条平平无奇的谣言），即使很少的谣言，也会起到很大的效果。**谣言的产生往往会带来两个后果：第一个后果，就是人们相信了谣言，甚至谣言传播很广，结果导致人们对真相作出了错误的判断。有些谣言可能及时被澄清了，但实际上谣言带来的危害也已经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而有些谣言，在它被澄清的时候，这些谣言的关注度已经过了，不再有人在乎这些谣言是否被澄清，因而事实上这些谣言也就伴随着大多数当时相信这些谣言的人，成为他们认知的一部分潜伏了下来，并可能会在未来影响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决策的考量。

谣言的第二个后果就是，当人们已经慢慢了解了在互联网上处处都是谣言的时候，这个“狼来了”的游戏就会导致人们开始很难相信，开始怀疑所有的信息。现在，我们在互联网上已经太经常经历事实的反转，以至于即使有一个完全的真相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有可能产生习惯性的怀疑。进一步，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反转了可能再反转，我们发现不管一个事情进行到了哪一步，哪一个渠道向我们发布信息，我们都难以相信，这时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已经无法获得真相了。

由于上面这些原因，在后真相时代，想要像互联网还没有出现时那样获得真相，已经几乎是不可能。

当然，理论上来讲，我们还是可以获得真相的。如果一个问题真的事关重大，我们自然可以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去寻找这个信息最初的来源，并且通过多方面的调查，找出事实的真相。每一个网络热点事件发生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不同的人试图用他们的方式来寻找真相。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很多事情的真相会越来越明显，最终归于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但是，别忘了互联网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接收到的信息实在太多，我们不可能这样去调查清楚每一件事情的真相，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事情来讲，我们是没有办法通过调查的方式去获得真相的。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还有可能获得真相吗？还是我们只能选择举手投降，以一种一切都无所谓的态度，不再在乎真相是什么呢？

其实，很多事情的答案，往往隐藏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一个学科的问题，可能可以通过另一个学科的知识而豁然开朗。没错，关于真相的问题，有一个数学家曾经给过我们一个精彩的启示，这个数学家叫做贝叶斯。至于贝叶斯到底如何解决真相的问题，让我们下次再聊。

参考书目：

《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李晓鹏著

《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彼得·弗兰科潘著

《哈佛中国史》，卜正民主编，陆威仪、罗威廉、迪特·库恩等著

《全球通史》，斯塔夫里阿诺斯著

《娱乐至死》，尼尔·波兹曼著

《西方哲学十五讲》，张志伟著

《基督教会史》，布鲁斯·L·雪莱著

《欧洲文化简史》，邵嘉骥著

《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著

《后真相时代》，赫克托·麦克唐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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