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喊打“狗不理”, 郑永年: 问题究竟出在哪? | 文化纵横_风闻

✪ 郑永年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

［导读］5月狗不理集团终止挂牌，相关门店陆续关闭。本想维续运营，上周狗不理包子又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中国新闻周刊评论，“再热的包子也会凉“。不止是包子，网友纷纷跟帖，国有老字号就是“不行”了。

     郑永年先生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势在必行。关键在于，国有企业该怎么改。面对“重温荣光“的呼声，他认为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不意味着能解决问题。他也抨击了全面私有化的提议。他指出，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扮演一个比发达国家更为重要的角色，唯有国家扶持，中国企业才能在国际上具备竞争力。面对种种提议，他认为国企需要进行深化改革，从管理入手培养“企业家人才“；并撤出非垄断领域，将发展空间让渡给国企；最后要建立完善的监督制度，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才能迫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本文节选自“IPP评论”和“中国新闻周刊”，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思考。

“面子和里子” （图源网络，侵权删除）

最近，狗不理包子摊上事了。

上周二，某微博博主发布一期北京王府井狗不理包子试吃视频，他花38元购买一笼猪肉包，平均每个4.75元；另花60元购买一笼酱肉包，平均每个7.5元。对比市场价1-3元每个的包子，价格翻了两倍以上。博主品尝后称：“吃完那包子觉得挺恶心的“。两天后，王府井狗不理发布声明，将依法追究侵犯餐厅名誉权的责任，同时宣称已报警。

事件不断发酵，不少网友对博主的试吃经历感同身受，倒觉得王府井狗不理处理太过。民不畏威，狗不理集团不得不“壮士断臂”，昨日凌晨宣布与王府井狗不理餐厅解除合作。

解决制造问题的加盟餐厅，显然没法解决问题。网友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字打头的老字号餐饮，“狗不理忘了自己只是个包子，就像全聚德忘了自己只是个鸭子”，连带着上海的老半斋，杭州的楼外楼，都成了网友吐槽的对象。

其实在这件事爆发的一个月前，全聚德刚宣布下调菜价、并取消令人诟病的“强制小费“，总经理周延龙表示，“我们不能成为消费者的敌人”。没想到还是慢了一步，成为连带躺枪的对象。

作为国字招牌，中华老字号企业享受了国家的扶持和政策红利，却成为社会公众抱怨的对象。国企领导学不会做企业，有坚守却没了技艺，将老字号的名声过度消耗，这是怎么造成的？

郑永年教授从80年代的国企改革讲起，系统地讲述了朱镕基总理任职期间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法及相应的成果。在此基础之上，他论述了当前国企发展的瓶颈及为何“遭人抱怨”原因。他认为国企全面私有化或回归计划经济都是不可取的，唯有深化改革、建立完善的监督制度，才能焕发活力。

▍八十年代的国企改革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仍然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但是，近年来，国有企业越来越成为社会公众抱怨的对象。公众对国企的不满有其深刻的原因，因为国企的行为在很多方面，对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和政治带来了极为负面的影响。国企的进一步改革不可避免，不改革，国企不仅无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会对执政党的合法性造成巨大的冲击。

国企改革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了，在很多方面都作了尝试，但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并没有找到改革的突破口。真正的突破口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是在朱镕基任副总理和总理期间。当时政府的做法主要有三：

一是国企的法人化和企业化。此前，国企很难说是企业，因为其承担了很多非企业的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每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小社会，不仅有经济功能，而且也有政治和社会功能。这种形态的国企当然和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吻合的。20 世纪 80 年代所做的只是放权让利，即政府把更多的利益让渡给企业，使得企业有动力去追求利益。这期间政府实行的法人化目标，是要把国企转型成为真正的企业。这个目标可以分解成不同的方面，目标的达成也需要一些时日。当时的改革强调的是把诸多社会功能从国企分解出来，这方面也的确做到了。

二是引进竞争机制。国企最大的难题就是缺失竞争机制。在 20 世纪80年代，在国企之外开始产生一个非国有部门。但这个非国有部门并没有对国企构成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到 20 世纪 90 年代，大多数国企，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处于亏损状态。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对中小型国企实行“放小”政策，即民营化。民营化过程尽管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等在内的问题，但方向是对的。没有这个过程，很难想象那么庞大的国企能够走出亏损的困境。民营化大大提高促成了企业之间的竞争。更为重要的是，民营化对中国整体国民经济形态发生了结构性的影响，即达成了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之间的大体平衡。而此前，国企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这种力量的平衡也反过来促成了两个部门之间的竞争。

三是组建大型国企集团，即“抓大”战略。“抓大”就是在关键的领域，通常是对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通过组建大型国企来强化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扮演一个比发达国家更为重要的角色，尤其在国际经济领域。因为全球化，中国企业成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但在关键的领域毫无竞争力，国家因此意图通过组建大型国企来参与国际竞争。

通过这些改革之后，国企已经今非昔比，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企已经挣脱了改制前的亏损局面，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国企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就规模来说，国企可以和全球最大的企业媲美。实际上，国企已经是海内外各方“倾心”的对象，纷纷想和国企“攀亲”。近年来的“央企化”（即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地方国有企业都想和国企发生关联，不管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现象很能说明问题。

▍国企为什么遭社会抱怨

既然取得了那么多成就，国企为什么遭社会抱怨呢？首先是国企开始偏离原来组建大型国企集团的目标。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是国企进入非垄断领域。原来的设想是要国企在一些关乎国家战略利益的领域实行垄断，并发挥作用。但近年来尤其是 2008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以来，国企大扩张，其触角已伸展到非垄断领域，国企大肆进入民营企业领域，占据了民营企业的空间，很快改变了原来国企和民营企业两个部门相对平衡的状态。因为国企都是大型的，它们空间的扩张表明中小型企业空间的缩减。如此，国企已经造成了中国经济结构的失衡。

其二就是国企“走”不出去，或者盲目“走”出去。国企的其中一个责任就是“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但这个目标并没有达成，西方各国大都以政治和国家安全为理由，拼命抵制国企的“走出去”行为。但在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等，国企“走出去”又显得不够审慎，这里主要是能源领域。国企的投资很难说具有多大的经济理性，这些地方都是一些不稳定的国家和地区，使得民众有“走出去”了但“走不回来”的感觉。实际上很多国企“走出去”根本就没有经过科学的风险评估。

其次是国企内部变相私有化现象严重。国家管理国企的“代理人”对国企具有无限的权力，国企很容易演变成国企管理者的企业，而和社会甚至是政府无关。很多年里，国有企业盈利了，国企的管理者可以自行支配，进行内部分配。社会上的一些经营群体现在纷纷离开私企，甚至是待遇优厚的外企而进入国企，并非没有道理，即国企内部的待遇已经大大超越所有其他的企业。但若国企发生亏损，却向政府伸手，需要动用纳税人的钱来救济。

即使在“盈利”问题上，公众也并不相信国企真的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利，更多的人相信国企是通过垄断，凭借其行政和政治权力来聚集财富。这种聚集财富的方式已经出现了问题，而国企分配财富的方式更是缺少公众的监督。

也同样为社会所抨击的是国企越来越具有封闭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越来越具有流动性，流动性表明开放性的程度。一个组织流动性越强，开放性就越高。但国企已经在很多方面退回到从前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这尤其表现在员工招收方面。很多国企招收员工都依靠关系（家庭、家族、亲戚、朋友等关系）来进行，很难说是人才。当通过关系而进入国企的平庸员工能够获得巨额经济好处的时候，那些被排挤在外面的社会成员显然就要表示不满。

▍深化改革是国企的出路

国企的出路在哪里？一些人开始谴责改革，开始否认 20 世纪 90 年代所进行的国企改革。国企所面临的问题尽管和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的改革有关，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是单纯地谴责改革，而是要进一步深化国企的改革。就是说，问题并不在改革的方向，而是改革没有得到深化。

如何深化？谴责改革的人很简单，想回到改革前的时代。但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模式已经破产，没有人相信回到那个模式能够解决国企问题。也有些人主张全面的私有化。但私有化既没有政策上的可行性，实际结果也不见得好。这在俄罗斯和东欧的国企转型过程中就可以看到。回到过去和全面私有化这两种选择都不具有现实性。

实际上，我们仍然有很大的空间来深化国企的改革：首先，是进一步的企业化。要搞好国企就必须培养一大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者。企业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只走了一步，即法人化。这方面还需要深入。现在国企的管理者更像政治人物，而非企业家，管理者还是具有行政级别。这种制度安排既是政府控制国企的手段，也是国企行为行政化和政治化的手段。行政级别必须去除，使得企业管理者成为真正的企业家，而非政治人物。政府可以发展出其他的手段来管理国企。

计划经济时代的国企模式已经破产，没有人相信回到那个模式能够解决国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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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需要给国企设定一个边界。这是原初的设想，即国企必须限制在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国企要从那些不具有战略意义和战略意义不明显的领域撤出来，把这些空间让渡给民营企业。国企的边界非常重要。没有边界，国企就会到处扩张。因为国企的特殊地位，没有其他企业能够与之竞争。这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即使国企在边界内，也需要引入竞争来减低其垄断地位和提高竞争能力。国企之间的竞争也不是不可以的。只要是企业，就可以互相竞争。

再次，国企要保持开放性。目前日渐增加的封闭性对国企有百害而无一利。国企要管理得好，就需要同其他企业竞争人才，而开放性是保持和提升人才品质的唯一办法。通过关系网而形成的封闭性只会把人才排挤在外面。越是没有人才，国企越是会依赖其他资源，包括行政和政治权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真正的人才才是国企的竞争力之所在。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国企必须“国有化”。现在国企已经演变成为国家代理人的企业，和社会、公众关系不大。政府必须建立各种制度机制让社会监督国企，让民众参与国企。这在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在很多国家，公共部门的运作具有很高的制度性保障的透明度。可以设立专门的机构监督这个部门，也可以由议会对这个部门的运作进行监督和规制。不管怎么说，公共部门必须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没有这个环节，国企就很难产生出其社会责任来。没有社会责任，这个部门就会成为社会抱怨的对象。

在中国，国有企业并不是现代的产物，早在《盐铁论》中就已经论及国家垄断重要产业的意义，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安全、应付危机和平衡市场。历史发展到今天，所有这些功能还继续需要。实际上，就应付危机来说，这种功能需要不断强化。全球化在大大推进了国际市场的形成的同时，并没有使得国际市场更为强大；相反，国际市场变得越来越脆弱。既然没有国家能够逃避全球化，那么所有国家也要考虑如何应付日益增多的危机。这些都是中国国企的存在的理由。

但是，国企必须改革，如果像今天这样任其发展，就会后患无穷。在西方，当“看不见的手”（市场）占据完全的主导地位，政府缺失规制能力的时候，危机必然发生。中国则相反，当国有部门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而市场无从发挥其作用的时候，危机必然发生。要避免危机，进一步的改革是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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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编自“IPP评论”, 原文标题“郑永年：国企为何成为社会抱怨的对象”。图片来源于网络，侵权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