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传奇的葡萄牙航海探险_风闻

法西斯竖起的纪念碑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发现者纪念碑

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有一座船型的宏伟石碑，正式落成于1960年，纪念有“航海家”之称的15世纪葡萄牙王子恩里克逝世500周年。沿着石碑两侧的船舷有人体雕塑，伫立船首的正是倍受通俗读物称颂的恩里克，身后跟随着32位其他为航海探险立过大功的人物。去葡萄牙的游客，一定会听人提起里斯本这座名为“发现者纪念碑”的标志性建筑。

旅游手册却多半不会提到1960年的葡萄牙仍然是法西斯当政。一战结束时，欧洲的封建贵族退出政治舞台，许多国家尝试民主共和，却无法应付党派对立与经济危机带来的动荡。到二战爆发前夕，民主实验多半以失败告终，葡萄牙与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东欧许多国家一样，落入法西斯或是威权统治。这些政权又大多在二战之中被推翻，只有在伊比里亚半岛上未直接卷入二战的葡、西两国，法西斯政权得以延长至战后，冷战时期成为美国的盟友。

战后的葡、西还与英、法一样，都面临着如何处理海外殖民地的难题。经过两次大战，大量轻重军械扩散到世界各地，被殖民的亚非国家已经有受过现代战争洗礼的民族武装，局面早已不是十九世纪末那样，挥舞大刀、土枪对付西方人的大炮、机关枪。欧洲国家虽然在装备与组织上仍然占着巨大的优势，但是以武力围剿争取独立的游击队却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法西斯统治下的葡萄牙，维护殖民地最为坚定，建造发现者纪念碑，追溯海外殖民漫长的历史，为的是唤醒拥有帝国的荣耀感，给当局的政策鼓劲。只是，曾经作为殖民先锋的葡萄牙早已失去当年的荣耀，沦为欧洲最为落后的地区：政治上反动，外交上孤立，经济停滞不前，工业化迟迟未能展开，以其国力难以承担维护殖民地的代价。到1974年，不愿再为殖民地流血的葡萄牙青年军官发动政变，终于推翻长达41年的法西斯统治，海外殖民地相继宣告独立。发现者纪念碑的意义不在，时至今日成为不明就理的游客玩自拍的热门景点。

当然，石碑的来历并不能否定十五世纪葡萄牙航海探险的意义，它的确是历史上的一道传奇：一个贫穷偏僻的小国，不但打开欧亚之间的直接贸易，还促成美洲的发现，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近些年的中国，甚至时常有人将此当着开拓精神的典范，从中寻找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但是如果说航海探险是一个里程碑，其背后却还是有一段凡人的历史，基于当时当地的实际考虑，有着相应的风险与利益算计。十五世纪航海的葡萄牙人，并不清楚其后的历史影响，目的也不在于为后世谱写浪漫传奇。后人回头读这一段历史，不应该只是对着石碑按快门，而是应该了解其进程的曲折，时代的局限与环境的制约。

葡萄牙的位置

欧洲的南部有三条伸入地中海的半岛，从东至西依次是希腊、意大利与伊比利亚。东边的希腊在历史上多半不属于西方的范围，到十五世纪更是落入穆斯林统治之下，属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中海东部地区，香料与丝绸之路的终点。中间的意大利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月，东方的香料进入欧洲基本上都要经过意大利航船的转运。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的经济基础，正是香料转手贸易赚得的财富[[1]](https://undefined)。西边的伊比里亚却离中东太远，而葡萄牙更是面向大西洋，只有运货前往北欧的意大利商船从那里经过。

十五世纪中期伊比里亚半岛的格局

伊比里亚半岛上多山，15世纪分裂成几个势力范围。北边三国卡斯提尔，阿拉贡与葡萄牙都是天主教地区，三者之间的王室既有婚姻往来，也时常为领土与王位的继承打打闹闹。15世纪下半叶，卡斯提尔与阿拉贡通过联姻变成西班牙，而葡萄牙则是偏居一隅。在卡斯提尔南边还有一个格拉纳达，是穆斯林留在半岛上的残余势力，1492年才被西班牙征服。

半岛的南边其实还有一个面积是欧洲三倍的非洲大陆，历史上却多半是将欧洲人挡在地中海以北的巨大障碍。非洲北端有一个连贯东西，面积达到920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大沙漠，快赶上中国的国土范围。大沙漠北部的人口基本分布在两个地区，有海洋气流湿润的北非沿岸，与靠尼罗河浇灌的埃及。论外表特征北非人与欧洲人相似，历史上曾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公元七世纪穆斯林兴起将东罗马肢解，北非成为信伊斯兰教、讲阿拉伯语的地区。大沙漠以南才是我们通常概念之中的黑非洲，拥有广大的热带与亚热带地域。大沙漠的阻隔使黑非洲与北非之间风土、人种很不一样。有大沙漠与穆斯林的双重阻挡，中世纪欧洲对黑非洲的了解很少，形成一堆错误的概念，以为非洲在赤道以北，非洲与印度相连，还以为尼罗河的发源地在亚洲。

非洲大陆及与其北邻的地中海地区。

在地中海与伊比里亚半岛上没有多少角色的葡萄牙，正是在对过的非洲找到舞台，其航海探险摸索的是非洲西海岸。从地理上说，这是在家门口前边的捣古，能称其为探险又是因为大沙漠的缘故。撒哈拉的大西洋沿岸不但没有降雨，甚至都没有多少湿气，人烟稀少。从地中海进入大西洋的船只自古就有，却基本上都是转北走向欧洲，很少有人往南走。

占领休达带来的问题

葡萄牙波尔图市圣本笃火车站内，一幅描绘攻打休达的瓷砖壁画。

葡萄牙将目光投向非洲始于1415年对北非港口休达的奇袭得手。策划袭击的葡王若昂一世，原本是没有王位继承权的私生子。他的同父异母兄长斐迪南得到王位之后，却没活到四十岁，去世时将王位传给女儿。只是若昂的这位侄女当时已经嫁入卡斯提尔王室，不少葡国贵族将她当外人，转而支持私生王子若昂起兵夺位。其后不免是一场近三十年的争斗，要到1411年葡、卡之间达成和平协定，若昂才将王冠带稳。

战事结束之后，若昂手下有一帮桀骜不驯，久经沙场，又无事可做的贵族骑士，得为他们寻找用武之地[[2]](https://undefined)。刚与卡斯提尔达成和平之后，不好在半岛上挑起事端，于是选中隔海相望的摩洛哥古城休达作为下一个目标。经过数年谋划，1415年夏天葡王指挥200艘战船与五万人马对休达发起突袭。守城的摩尔人（北非穆斯林）完全没有料到葡萄牙会如此莽撞，被杀了个猝不及防，不到一天就弃城而逃。

与伊比里亚半岛相比，摩洛哥的地中海沿岸种植条件优越得多，罗马时期曾是帝国的粮仓。在贸易上说摩洛哥也更为发达，通过地中海可以到达埃及、叙利亚，甚至印度，通过骆驼商队也与黑非洲有往来。葡萄牙并没有征服摩洛哥的实力，占领休达之后只是得到一座城堡，没有捞到多少好处，却得驻兵把守，费人费力又费钱。

葡萄牙能做的是以休达为基地，派船只袭击防守较为薄弱的摩洛哥西海岸，找城镇或货船抢一把，或者绑架摩尔贵族、富商赚赎金。也就是说，休达被葡萄牙占领之后成为海盗巢穴。葡王若昂并没有探险的企图，更没有通往印度的想法，只是想着守住休达与抢劫摩尔人。在沿海寻找袭击目标的过程之中，才顺带摸索大西洋海域，航海探险其实是当海盗的副产物。

家门口的折腾

在大西洋中跑船与地中海内的航行不大一样。地中海是内海，航船多以划桨为主，风帆为辅。风帆的使用受老天爷的限制，依风向而定。顺风时挂上四角帆，就是一帆风顺。逆风时比较辛苦，得挂三角帆，走之字路线曲折前行，也就是俗称的“打戗”。划桨更为主动，只是船舱要装上许多淡水与粮食，沿途必须不时停靠补给。好在地中海周边不难找到港口，风向不顺时可以在港内停泊等待，迷失方向之后漂几天也不难找到陆地。

在大西洋中探索的船只却要面临更大的挑战。大沙漠的西岸荒凉，没有补给的港口，靠桨手划船完全不现实，只能靠风帆，而且肯定躲不过逆风航行的海域。为此得使用阿拉伯人发明的三桅帆船，中桅与前桅挂四角帆，后桅挂三角帆，依据不同风向进行调节。为了找到有利的风向，帆船不时要远离海岸，茫茫大洋之中很容易迷失方向，需要学会使用指南针，天文星盘，四分仪等等来估算船的位置[[3]](https://undefined)，相应的技术也是在十五世纪前后才被欧洲水手掌握。

三桅帆船的模型

探索摩洛哥西岸此前就有人零星做过，尝试者包括穆斯林，加斯提亚人，甚至葡萄牙人自己，但是有价值的发现不多。沙漠西岸太荒凉，反倒是大西洋之中的亚速尔、马德拉、加那利等等群岛有荒地，可以交给商人承包开垦，种粮种果[[4]](https://undefined)。这在摩洛哥或卡斯提尔来说价值不大，对经常闹粮荒的葡萄牙却是有所收获。

往南的探索走过加那利群岛已是却步不前。那一带沿岸更为荒凉，时常刮北风，洋流也不好掌握[[5]](https://undefined)，南下容易北归难。几经摸索才搞清楚北归时需要驶离海岸近一千公里，才能在大洋之中找到顺风。还有中世纪流传的各种传说[[6]](https://undefined)，也造成不小的心理障碍：号称越往南走天气越热，在赤道附近有一个“酷热地带”，热到鱼虾都会被煮熟，根本无法穿越；赤道以南则更加可怕，有狗面人身的怪物，有前额长着一只眼睛的独眼巨人，还有个头不大，只有一条腿配上一只大脚丫，可以撑起来当伞用的独脚人。踌躇不前的水手们花了近二十年，才跨越西撒哈拉的博哈多尔角，从葡萄牙南端算起也就一千五百公里。相比一万公里之外的南非好望角与两万公里之外的印度，这并没有走出多远。

中世纪欧洲人想象之中，居住在赤道以南的怪物：狗面人身，独脚人，以及独眼巨人。

三位王子角色不同

家门口的折腾却产生一位青史留名的人物，有“航海家”美誉的王子恩里克，但是现代史学研究认为他名不符实。若昂攻打休达的时候，带着三位成年不久的王子，获胜之后随即举行仪式将他们封为骑士。封建欧洲遵从长子继承的规矩，三兄弟的角色得根据长幼之序来安排。大王子杜阿尔特文弱，却必须承担王位继承的使命。二王子佩罗德文武双全深得父王赏识，就王位来说却是“备胎”，只是享有更多的行动自由。休达战役后佩罗德外出，一走就是十年，期间不但周游欧洲列国，还走访过中东的埃及、巴勒斯坦。

恩里克是三王子，与王位有相当距离，出路在教会。中世纪有许多田产掌握在区域主教或是修道院主持手中，他们名义上是罗马教宗手下的高级教士，实际上却多半是王公贵族家中排行靠后的孩子。担任教职算是“出家”，理论上说要过清贫的生活，不能成婚。相应的安排多半不是基于孩子个人的意愿，而是基于巩固王朝势力的政治考虑。出家之后，贵族子弟私下时常过着奢华的生活，私养女子也是大有人在，只是由此产生的私生子没有名份。

伊比里亚半岛曾经经历穆斯林统治，在基督教光复过程之中，由习武的修士组成的骑士团起过重要作用。在葡萄牙南部骑士团算一大势力，不但有教堂、田产还有武装。恩里克年纪轻轻就被安排担任其中之一的基督骑士团的总领，管理新征服的休达，统领摩洛哥周边的袭击与探险。以通常的标准，打劫绑票属于土匪行径，但是在教会眼里这却是“圣战”，因为受害者是信伊斯兰的摩尔人。袭击摩洛哥由恩里克统领顺理成章，相应的侦察与探索，也是由他出人保护。

占领休特之后葡国上层一直存有争议，一派主张以袭击摩洛哥的圣战为重点，另一派则希望探索海域。圣战是骑士的本职与爱好，但是征战费人费钱，吃力不讨好，满足的只是骑士的虚荣。探索则属于经济开发，倡议者主要来自商人阶层，对国家有益处却难以引起王公贵族的共鸣。恩里克属于圣战派，对航海探索并不热心。

若昂一世于1433年去世，大王子杜阿尔特接过王位，却在五年之后也离开人世，王位因此传给他只有六岁的儿子，阿方索五世。在外游荡的佩罗德应召返回里斯本，担任辅佐侄儿的摄政王。他见过世面，眼界更为宽阔，对圣战没有那么热心，反倒对探索更为支持[[7]](https://undefined)。他的摄政因此带来袭击与探险之间优先秩序的调整。

发现者纪念碑上位置排在很后边的佩德罗雕像。

于此期间葡萄牙帆船已经走到西撒哈拉境内，沿岸虽说是不毛之地，间或却会遭遇小股黑人游牧部落。他们人少势单，很容易被葡萄牙人捕获，运回里斯本当奴隶贩卖，总算带来一些种地之外的收入。游牧部落知道葡萄牙人不怀好意之后向南躲避，促使帆船进一步向南挺进。到十六世纪，里斯本的黑奴数目要达到当地人口的10％以上。就奴隶制度来说，中世纪的葡萄牙其实要比近代的美国南方文明一些，没有基于种族肤色的歧视。黑奴后来逐渐溶入葡国人口，而不是像美国那样被压成下等阶层。

在佩罗德支持下，帆船进一步摸到大沙漠南边的塞内加尔境内，又可以看到绿地。那一带有定居的村庄，黑人的王国，抢人已经没有那么容易，但是却有贸易的机会。葡人可以提供马匹，盐巴，谷物，衣料等等，换取黄金与奴隶。奴隶是生意的大桩，最初的价码是一匹马换10到15名奴隶[[8]](https://undefined)。帆船又在外海发现佛得角群岛，再进一步向南走到塞拉里昂。对沿岸风向、洋流、停泊地点、江河入海口的系统记录，也是开始于这一时期。

浪得虚名的航海家

1448年，阿方索成年亲政，葡国宫廷内部出现新一轮权力洗牌，佩罗德被定上叛逆的罪名，在纷争中死于非命。恩里克置身于外，没有支持佩罗德，得以继续执掌基督骑士团。其后不久，皇家档案馆的官员德祖拉拉受托撰写一部非洲西岸探险史。他曾经是基督骑士团的成员，恩里克的下属。佩罗德已经被镇压，航海探险的全部功劳自然是记在恩里克名下，写成一本生动细致的描述[[9]](https://undefined)。

有英雄的故事更为吸引读者，后世的文人难免跟着往上添油加醋，编出什么恩里克喜欢结交学者，支持科学研究，创立航海学校，有打开印度通道的远见等等故事，使其成为“航海家”流芳百世。要到现代的研究才重新审视这些传说[[10]](https://undefined)：葡国的航海的确得到基督骑士团的武装护卫，但是恩里克本人热衷于袭击摩洛哥，对科学、读书、航海、通商都没有表现出什么兴趣，并不是探索的推动者。他的“航海家”称号只是浪得虚名。

佩罗德被杀后，航海派失势，探索陷于停顿达二十年之久。阿方索卷入与卡斯提尔的王位争议，对航海没兴趣。恩里克关注的依然是摩洛哥，直到1460年离开人世。1469年，阿方索干脆将非洲西岸的探险与贸易全都交给商人承包，王宫不再需要出钱费力，每年坐收二十万里斯特许费。以葡王当时近五千万里斯的年收入，这算不上一笔大钱，从中不难看出探险并没有给国王带来多大的甜头[[11]](https://undefined)。不过，葡萄牙的探索岁月已经超过半个世纪，基本弄清北非西岸及外海的情况，虽说非洲西海岸只走了约三分之一。

从占领休特(1415年)到佩罗德被杀(1449年)，早期葡萄牙航海探索北非的进程。

时常有人感叹，怎么是贫穷偏僻的小国葡萄牙率先成为航海先锋？其实就摸索北非西岸来说，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在地理上，做这件事较为便利的只有摩洛哥，卡斯提尔与葡萄牙。摩尔人与中东、黑非洲都有贸易联系，没必要在大西洋里捣腾。卡斯提尔在欧洲诸侯的征战之中角色吃重，也没有粮食短缺的问题，对大西洋提不起兴趣。

葡萄牙会有兴趣，还正是因为其贫穷偏僻。在离岛开荒，在沙漠边缘绑人当奴隶，都不是什么大盘生意，也就是对缺粮、缺劳力的葡萄牙有吸引力。而即使在葡萄牙，王公贵族对探险热心者也是少数，开初的航海不过是圣战的副产物，并非由什么航海英雄推动。把这些摸索上升到“开拓精神”、“战略远见”的高度，是将后来的历史读进前人根本就没有的意图。打通去印度的通道，并不在这半个世纪的考量范围之内。只是无意之间，这些探索打下一个基础，等待着去印度想法的出现。

[[1]](https://undefined) 参见Lisa Jardine, (New York: W.W. Norton, 1998)

[[2]](https://undefined) Bailey W. Diffie and George D. Winius,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49

[[3]](https://undefined) William D. Phillips and Carla Rahn Phillips,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64-75

[[4]](https://undefined) D. Birmingham, , History Today, 38 (1988) 44.

[[5]](https://undefined) C.R. Boxer, , History Today, 11 (1961) 38-47.

[[6]](https://undefined)  A. Peden, , History Today, 45 (1995) 27-33.

[[7]](https://undefined) M.D.D. Newitt,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22-25.

[[8]](https://undefined) Bailey W. Diffie and George D. Winius,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p.98-99.

[[9]](https://undefined) M.D.D. Newitt,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25-27.

[[10]](https://undefined) Bailey W. Diffie and George D. Winius,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7) pp.113-122.

[[11]](https://undefined) M.D.D. Newitt,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