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 若知识精英也“婆罗门化”, 谁为底层发声? | 文化纵横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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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之元 |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导读】此前因《21世纪资本论》受到全球关注的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继续在其新著《资本与意识形态》中探讨当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不平等问题。崔之元教授从该书的三个关键概念切入，分析了皮克迪“参与式社会主义”方案对解决当前人类困境的参考意义。

据皮克迪对80多国数据的分析，收入上，过去近40年全球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增收情况，高于全球收入下端50%的人群；而财产分布上，全球最底层50%的人拥有的财产比例，几乎一直没变。皮克迪认为，西方底层民众经济状况之所以难获提升，是因为各国左翼政党和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也较高的知识精英，已捆绑在一起，却和弱势的底层民众失去联系，由此出现了“婆罗门左派”现象。婆罗门左派和工商右派交替执政，成为过去40年西方各国政治常态，以至于底层看不到希望。这也是近年来西方底层转向右翼民粹主义的根源。

为疗愈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经济不平等痼疾，皮克迪提出了“参与式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包括发展公私混合经济、以“公民资本禀赋”促进资本代际流动、发展劳资共决的企业制度、加大公共教育投资、以“民主券”取代政治献金，等等。他还设想构建国际“社会联邦主义”，以防国际避税天堂架空上述主要面向国内的改革方案。

 本文原载《经济导刊》2020年第7期，转自“实验主义治理”，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位参考。

大象曲线、婆罗门左派和参与式社会主义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于2020年出版了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的英文版。本文仅就书中和当前全球政治经济有直接关系的三个概念——“大象曲线”，“婆罗门左派”和“参与式社会主义”做些介绍。

“大象曲线”最初由C.Lakner和B.Milanovic于2015年提出，皮克迪根据他和全球100多位学者合作搜集的80多国的数据，对其做了更全面和精致的描述。如下图所示：

此图表明，在1980到2018年间，在全球收入下端50%的人群的购买力有60%-120%的增加，在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的人群的购买力有80%-240%的增加，而在全球收入中端的人群的购买力增加值则小于最低端和最高端的人群的增加值。

之所以叫做“大象曲线”，是因为“大象鼻子”所代表的全球收入最高端的1%的人群的收入增长高于全球收入下端50%的人群的收入增长。

这一“大象曲线”比较符合我们的直觉：全球价值链生产的外包效应，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和发达国家的上层阶级获利，但后者获利更多得多（1%顶层人群的收入增加快于50%底层人群的收入增加），而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下层则收入增加较小甚至下降。皮克迪进一步给出了2018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分配图示：

此图表明，在2018年，10%最高收入人群占国民收入之比，在欧洲是34%，在中国是41%，在俄国是46%，在美国是48%，在撒哈拉非洲是54%，在印度是55%，在巴西是56%，在中东是64%。

下面是皮克迪提供的被广泛认为比较平等的瑞典的财产分配在1780-2015年间的演变数据：

此图表明，在1780-1910年间，瑞典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总财产的84%-8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80年代，瑞典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的总财产下降到50%，但受益者是是处于财产分布50%到90%间的人群，而财产分布最底层的50%的人拥有财产比例则几乎一直没有变化。其它国家的财产分配不平等程度比瑞典有过之而无不及。

换言之，财产分配不存在收入分配那样的“大象曲线”。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直观地理解：农民工虽然收入有所增加，但他们的生活基本上还是“从手到嘴”，储蓄增长速度不快，离在大城市买房还差十万八千里。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处于收入和财产的最低50%的人群没有通过民主政治来改变这一局面呢？

这就涉及皮克迪书中另一个关键概念：“婆罗门左派”（Brahmin Left）。“婆罗门”是印度历史上的种姓制度中最高的等级，皮克迪用“婆罗门左派”来描述当前西方的教育知识精英阶层。他认为，欧洲和美国1980年代以来政治的一大变化是“婆罗门左派”的兴起改变了1950-1980年间的阶级投票模式。皮克迪提供了如下法国选举中投票行为变化的轨迹：

此图表明，在1950-1970年间，法国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少和财产较少的选民倾向于给左翼政党投票。例如，在1974年法国总统选举中，左翼的密特朗在第二轮选举中以49%的得票率败给德斯坦（得票率51%）。密特朗在财产分布于底层90%的选民中的得票率为52%，但他在财产分布于顶层的10%的选民中的得票率仅为27%。当时教育程度的分布和收入与财产分配是一致的，即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也拥有较少的收入与财产。

但从1990年以来，这个模式发生了变化，左翼政党变成了教育程度高的选民的投票对象，即所谓“婆罗门左派”， 尽管教育程度高的人群并不是收入和财产也最高。皮克迪发现，“婆罗门左派”的现象不仅出现在法国，而且整个欧洲和美国都大同小异地出现了“婆罗门左派”。例如，美国民主党1948-2016年的得票情况如下：

此图表明，在1948年时，美国民主党在教育程度最高的10%选民中的得票率低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90%选民中的得票率，两者之差为21%；而2016年特朗普当选时，美国民主党在教育程度最高的10%选民中的得票率高于在教育程度最低的90%选民中的得票率，两者之差是23%。换言之，在1950-1980年间代表底层工人阶级（教育，收入和财产都低）的左翼政党已经变成代表教育程度高的人群的政党，虽然这些教育程度高的人群还不是收入和财产也最高的人群。

皮克迪认为，“婆罗门左派”和“工商右派”在1980-2020年间的西方主要国家交替执政，使得收入，财产和教育程度都低的50%的民众看不到希望，是2016年英国公投退欧和特朗普靠打白人工人阶级牌当选美国总统的深层原因，说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已经在其发源地受到重创。

那么，西方左翼政党（美国民主党，英国工党，德国和北欧的社会民主党以及法国社会党和共产党等）“婆罗门化”的机制是什么呢？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种族歧视的本性造成的。在皮克迪看来，这种解释过于依赖美国1960年代中期以来的民权运动的经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1968年的竞选采用了“南方战略”，把大量美国南方不满意民主党支持黑人公民权的白人工人阶级从民主党争取过来。

但皮克迪指出，这种解释预设白人工人阶级比教育程度更高的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有更强的种族歧视倾向，而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更关键的是，左翼政党的“婆罗门化”在欧洲很多相对没有美国那样大的种族问题的国家（如北欧）也出现了，可见“婆罗门化”有更深层的长期社会结构演变的原因，很可能和公共教育投资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仍然人均投资严重不平等有关。

皮克迪认为，不是底层50%的人群因为种族歧视而抛弃了左翼政党，而是左翼政党日益代表教育程度高的阶层而放弃了改善底层50%人群的社会经济纲领。皮克迪特别强调指出了西方左翼政党在二战后的三大思想失败：没能发展出关于更加公正的财产权的理论，没能应对教育不公平的挑战，没能建立新型的国际主义。为了纠正西方左翼政党的失误和激发起超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公共讨论，皮克迪提出了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 participatory socialism) 的经济、教育和政治改革方案，其基本要素包括：

01 建立“混合经济”

对中国读者而言，皮克迪改革方案最有趣的一点是他认为目前世界上只有中国是“混合经济”，即公私所有制共存的经济体制。西方国家因为净公有资产（公有资产减去公债）基本为零（5%以下）或为负，实际上已经不能被称为“混合经济”。如下图所示：

此图表明，西方国家在1970年代还可以称为“混合经济”，但1980年代开始大规模私有化，已经使得净公有资产的占比下降为零或负。皮克迪指出，2013年，西方国家中还只有意大利的净公有资产为负，但到2019年，美国和英国的净公有资产也为负了，上图显示为在-5%和-10%之间。上图还表明，中国的净公有资产占比从1978年的70%演变并基本稳定在目前的30%左右。

02 建立“公民资本禀赋”和 “公民基本收入”

皮克迪“参与式社会主义”改革方案的一个新颖之处是他提出还需要“公民资本禀赋”（universal capital endowment）。

皮克迪进一步提供了全欧洲财产分布的演变：1900-1910年间，欧洲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总财产的80%-90%，而2010-2020年间，这一比率下降为50%-60%，尽管这个数值其实还是很高的。但关键在于，这一 “小改善”主要被财产分布位于50%-90%之间的中产阶级上层所获取，他们的财产占比从1900年的10%上升到2020年的30%-40%。而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财产占比则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变化，一直是5%-10%。

皮克迪认为，这非常不利于占人口总量的50%的人民的自主创业，也完全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推崇的“机会平等”精神背道而驰。因此，他建议用“年度财产税”和“遗产税”来给每个年满25岁的公民一次性发放“公民资本禀赋”。这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化的遗产继承制度”或“土地改革的普遍化”（土地改革旨在使土地占有更平等化，但皮克迪认为其逻辑不限于土地）。

具体来说，“公民资本禀赋”的数额可以定为成年人平均财产的60%，目前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成年人平均财产是20万欧元，所以每个年满25岁的公民可以获得一次性“公民资本禀赋”12万欧元。这是使资本社会化和临时化，加强其在代际内和代际间的流动性的重要步骤。

皮克迪建议，“公民资本禀赋”的资金来源是累进年度财产税（占GDP的4%）和累进遗产税（占GDP的1%），而“公民基本收入”的来源则是累进所得税（其中包括社会保障税和碳税）。所得税占GDP的45%，其中5%用于支付连续性月度发放的“公民基本收入”，40%用于 “福利国家”的公共卫生，教育和养老等开支。

具体来说，“公民基本收入”的额度可定为平均税后收入的60%，随着公民其它收入的增加，“基本收入”的发放额会相应的，但按较低比例减少（例如，其它收入增加10欧元，基本收入减少发放2欧元）。经过计算，皮克迪认为实际上获得“基本收入”的人将是总人口的30%，用当年GDP的5%即可以发放。至于税率，皮克迪的方案是，对于高于平均值10倍的财产，遗产和收入，税率为60%-70%；对于高于平均值100倍的财产，遗产和收入，税率为80%-90%。详情如下图所示：

03发展“劳资共同决定”的企业制度

皮克迪十分赞赏德国和北欧国家企业中的“劳资共同决定”制度。德国公司法中的“共同决定”制度出现于1945-1951年间。该制度的理念可以追溯到德国1919年的《魏玛宪法》，其中明确写入了“经济民主化”条款。

1951年，德国首先在煤钢生产领域推出劳资共决制。按照《煤钢共决法》的规定，当企业工人达到1000人以上，企业最高决策机构——监事会（或称为监督理事会）做出决策时，要实行对等共决制， 即雇员代表和股东代表之间各占一半的席位。1976年的《共决法》规定工人人数超过2000人的企业，要适用“准对等共决制”。这是指当劳资双方代表在监事会表决时，如果出现表决结果各占50%的平局，股东选任的监事会主席有权投出决定性的一票来做出最终决定。

皮克迪认为，“准对等共决制”还是有着偏向资方的局限。他建议从两方面来改进。第一是“公民资本禀赋”将使得职工有购买本企业股份的兴趣和能力，从而可能使职工作为股东在资方代表一方也有发言权。第二是改革“一股一票”体制，对投资超过企业总资本10%以上的股东，其投票权将是其股份的三分之一。这样一来，职工参与企业发展大方向讨论的民主权利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从皮克迪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改革方案既注重“公私混合经济”，又注重“劳资共决制”来看，他实际上创造性地综合了德国，北欧，法国和英国（甚至包括中国的“混合经济”）的社会主义探索。尽管他批判西方左翼政党在二战后的三大思想失败和“婆罗门化”，皮克迪在“经济民主”纲领上显然还是继承和发扬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传统。

04发展公共教育投资和升学机会的公平化

皮克迪认为，西方左翼政党在1980年代以来的“婆罗门化”和教育机会不公平有着密切关系。他提供了法国2018年时公共教育投资不平等的如下图示：

此图说明，对所有2018年20岁的法国青年，他或她享受的平均公共教育投资大约是12万欧元，即平均15年求学期每年8000欧元。但其中有10%的人16岁就结束了学校学习，他们实际上只享受了65000-70000欧元的公共教育投资，平均每年6000-7000欧元。而对于25岁才完成高级学位学习的10%的人而言，他或她实际上享受了20万到30万的公共教育投资。

皮克迪承认，“教育公平”的概念十分具有争议性。他认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是：让16岁就结束学校的人可以在工作生涯中的任何时点自主选择继续间断性学习，直到他或她实际上享有和25岁才离开学校的人同样的公共教育投资。同时，皮克迪强调，高中和大学的录取标准应该考虑学生的家庭背景。这一考量可以用两种方法：一是把父母的收入作为录取打分的因素，二是把学生的居住地作为打分的因素。皮克迪认为自己不能提出一劳永逸地解决教育公平的方案，而是希望他提出的初步的教育改革设想能够激发更广泛的公共讨论。无论如何，他认为目前法国高中的录取公式算法和大学录取公式算法仍然是“国家机密”，是很不应该的。

05用公民“民主劵”克服富人“政治献金”

皮克迪深知，如果不改变目前西方国家选举中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实际上已经破坏“一人一票”的民主原则的状况，他的上述改革设想不可能被提上政治议程。因此，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方案中提出用公民“民主劵”（democratic vouchers）克服富人“政治献金”。给每个公民发放“民主劵”的设想，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开源软件法律问题的莱西格教授于2015年提出的，2017年在美国西雅图市的选举中被正式采用。

西雅图市的每个公民在选举注册时自动收到4张面值25美元的“民主劵”，他们用来自由支付给自己支持的候选人。选择接受“民主劵”的候选人必须严格遵守竞选支出限额和不得在“民主劵”之外获得个人超过250美元的捐款。对于选择不接受“民主劵”的候选人，也不得获得个人超过500美元的捐款。西雅图“民主劵”实践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突破了美国1976年首次投入使用的“总统选举公共基金”的若干规定。

“总统选举公共资金”的本意是克服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每个美国公民在报税时可以在税表“你是否愿意在你的纳税额中划给总统基金3美元”一栏中打钩。这3美元不是额外支出，而是在纳税人本应缴税的额度内。但公民不能指定这3美元划给具体哪个党的总统获选人。1976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卡特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福特被划拨给同样的2180万美元的竞选经费。这是用公共资金替代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的重要进展。

然而，“总统选举公共资金”的具体设计上存在严重漏洞。第一，由于纳税人在报表中不能指定自己偏好的政党，导致很多人对在报表中打钩不感兴趣，从来没有超过35%的纳税人这样做，虽然3美元并不是个人的额外支出；第二，尽管竞选支出限额是必要的，但美国没有与时俱进，支出限额一直停留在1976年的水平上，而竞选中电视广告等费用不断上升；第三，总统候选人有不使用公共资金的选择权，从而也不必受竞选支出限额的限制。

有些令人吃惊的是，一直力主用公共竞选资金克服富人和大公司的“政治献金”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却在2008年成为了1976年以来第一个选择不使用公共竞选资金的总统候选人，而当年他的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仍然使用公共竞选资金。奥巴马的初心是他可以利用众多支持者的小额捐款，从而不必受使用公共竞选资金的支出限额的掣肘。不料, 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在 “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一案判决中，肯定大公司，非盈利机构和工会的政治捐款都是“言论自由”，其额度不能受到限制。因此，从2012年以来至今，所有美国总统候选人都选择不使用公共竞选资金，使得“总统选举公共资金”名存实亡。

总结世界各国的建立“选举公共资金”的经验和教训，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的茱莉亚·卡热 (Julia Cage) 教授在 “民主的价格“ 一书中提出了在法国实行 “民主平等化劵”的设想。皮克迪完全同意茱莉亚·卡热的“民主平等化劵”设想，认为在年度报税时意向明确地使用“民主平等化劵”实际上是一种“软召回公投”，即公民不是非要等4到5年才能在选举中表达政治态度，而是年度性的对各个政党和政治运动进行评价，这将有助于各政党和政治运动展开和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对话，而不是仅仅倾听富有的个人和大公司的意见。

06新型国际主义——社会联邦主义

皮克迪的“参与式社会主义”改革方案，如果仅仅在一个国家内实施，将会遇到很大困难。上文提到，他主张利用累进年度财产税和遗产税建立“公民资本禀赋”和利用累进所得税建立“公民基本收入”，这将会导致富人和大公司把财产转移到别国的避税天堂。皮克迪指出，欧盟内的避税天堂主要是卢森堡、爱尔兰、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四国。

目前欧盟的制度基础是2007年通过的“里斯本条约”，其中明确规定欧盟的共同财政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必须由成员国一致同意，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而有关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和市场规制的政策则可由“有条件的多数原则”决定。所谓“有条件的多数原则”是指需要55%的成员国同意，且其人口达到欧盟总人口的65%。

由于“一致同意”原则，欧盟各国共同的财政和社会政策极难出台。而没有共同的财政政策，欧盟也就不可能逐步消除成员国之间的不平等。因此，很多欧盟国家的普通民众认为欧盟只是“市场联邦主义”，而不是“社会联邦主义”。2016年英国的退欧公投以及匈牙利和波兰等东欧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都说明如果不建立“社会联邦”，欧盟已经难以为继。

为了发展新型的国际主义—“社会联邦主义“，皮克迪等人发表了“欧洲民主化宣言”和起草了“欧洲民主化公约”，并发起了欧盟成员国公民的对公约的签名运动。“欧洲民主化公约”提出建立“欧洲公民代表大会”，其中80%代表来自各成员国的议会议员，20%的代表来自1979年以来普选产生的欧洲议会议员。

“欧洲公民代表大会”将有权批准四项最重要的欧洲范围内的“共同税收”——公司利润税，高收入所得税，大额财产税和碳税，从而克服避税天堂对“参与式社会主义”措施的阻碍。同时，“欧洲公民代表大会”的“社会联邦主义”逻辑不限于欧洲，皮克迪认为完全可以建立“欧盟-非盟公民代表大会”及其子集。他尤其关注非洲联盟2018年峰会已经提出的“非盟共同税收”设想。这样，新型的21世纪“国际主义”初现轮廓。下图皮克迪给出的一般性的“社会联邦主义”图示：

以上是对皮克迪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的简单介绍。也许有的读者觉得他的“参与式社会主义”全球改革方案是“乌托邦”，或者削减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必然带来效率的降低。

其实，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国的人们已经意识到，目前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必须进行深刻的制度变革，不仅许多传统左翼人士这样想，而且许多传统右翼人士也这样想，今年的全球新冠肺炎危机更强化了人们这种认识。

皮克迪说，他的改革设想的出发点类似罗尔斯的“正义论”中的“差异原则”：资源和机会应该平等配置，不平等只有在有利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时才是合理的，否则就应该削减不平等。然而，由于罗尔斯没有对不平等给弱势群体带来的影响做定量分析，导致哈耶克可以声称非常巨大的不平等也是对弱势群体有利的。上面提到皮克迪的定量研究则证明，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财产占比一个世纪以来没有变化，一直是5%-10%，这就说明当前的财产分配状况是不符合罗尔斯的差异原则的。处于财产分布顶层的1%的人群，只要做出完全可以承担的牺牲（皮克迪提出的财产税和遗产税的税率其实和1930到1980年前英国和美国实行的税率在同一水平），就可以大大改善处于财产分布底层的50%人群的人生机会，而多数人的创造性一旦得以发挥，将促进社会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

2020年6月22日，法国开始上映基于皮克迪上一本著作的“21世纪资本论”的电影。“资本与意识形态”可以说进一步大大发展了“21世纪资本论”的论述，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颇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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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经济导刊》2020年第7期，原标题为《“大象曲线”、“婆罗门左派”和“参与式社会主义”——皮克迪新书“资本与意识形态”简介》，篇幅所限，内容有所编删。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