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半导体四十年，多少英雄书写传奇_风闻

来源：内容来自半导体行业观察（ID：icbank）原创，作者：亚亚君，谢谢！

目录

一、1979年

二、英雄不问出处

三、向更上游进军

四、那些未提及的故事

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现在看这个圈，生活在深圳的人们一定以为这是一个锣，到处都在“当当当”。而关于集成电路（IC），深圳多希望这是一个晶圆。在深圳改革开放40年里，多少IC制造前道工序项目曾经让深圳夜不能寐，而最终深圳变成了全国最强IC设计城市。

这一圈深圳IC舞台，就是一个江湖，你方唱罢我登场。南海边的这个圈，更好似一桌宴席，还是流水席。

一、1979年

1979年，深圳全城人口不足3万，5层高的楼房只有一幢，与电子工业相关的厂只有一家，就是深圳无线电厂，生产农用黑光灯、单波段收音机、扩音机、调压器与电子式水下诱鱼器。年产值121万元。

包玉刚，世界八大船王之一，1979年这一年，旗下拥有船只200多条，总吨位高达2100万吨。

当时香港的招商局相形见绌，破旧码头空荡荡，总资产只有4000多万港元。

这一切都被时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的袁庚看在眼里，他于1975年10月来香港深圳调查，深受触动，1978年一纸报告递给中央，深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性，将宝安县蛇口半岛的2.14平方公里划给香港招商局，创建蛇口工业区。

“面向海外，冲破束缚，来料加工，跨国经营，适应国际市场特点，走出门去做买卖。”

1979年初，国务院批准广东省撤销了宝安县，成立半地级的深圳市。在7月份，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两省报告，同意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加工区”，这也是“经济特区”的前身。

图注：1979年建市前的深圳，是宝安县的一个小镇，只有两条水泥路穿过小镇，一条是人民路，一条是解放路，全长不到2公里。

嗅觉灵敏的人闻到了1979年的深圳充满机遇，第四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兼国家计算工业总局局长李瑞一个电话打给第四机械工业部计划司规划处处长谌观礼，下达明确指示，以第四机械工业部的名义给王震副总理写一个关于香港深圳分别建厂的报告。

香港投资500万美元，建一座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公司，同时在深圳建一家检测与封装厂。

该报告很快被批准，1979年12月8日，第四机械工业部750厂派出精兵强将，组建爱华电子，是深圳第一家重量级的电子公司，在深圳电子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也标志着深圳“出口加工区”得到了中央政府的首肯与赞同。

其历史地位不仅如此，当时中国在引进国外技术的这条路上，遭遇了“巴统”的阻截，巴统即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简称，正式名字是“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于1949年11月在美国的提议下秘密成立的，因其总部设在巴黎，通常被称为“巴黎统筹委员会”。而香港制造集成电路，深圳组装加工的方式，可以用地域优势来打破“巴统”限制。

“三来一补”的方式给深圳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其中“三来”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补”指外贸补偿，外商提供设备，以生产产品作为补偿。

嗅到商机的不仅第四机械工业部，粤北大山深处三家电子军工厂也鼻子灵敏，1979年10月，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刘忠山，杵着拐杖来选三个厂的迁址地，最终选择了福田区一片山坡。次年，三厂组建了华强电子工业公司，军工使命结束，转向民用，具有划时代意义。

1980年8号台风袭击深圳，本就简陋的厂房更加简陋。当时有个传闻，刘忠山多次向省政府申请经费485万元，未果。一天，刘忠山将一绳子系在腰间来到副省长办公室：“如果再不拨款，就吊死在办公室”。副省长深知这是位血性汉子，当即同意拨款。

故事真假无从考究，但“华强牌”收录机的诞生，让人看到生的希望，刘忠山也出任华强电子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

1980年3月末，国务院在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工作会议，研究并提出了试办特区的一些重要政策，并同意把原拟的“出口特区”名称改为“经济特区”。

深圳这个舞台的好戏，也才刚刚开始。

二、英雄不问出处

“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

这句话出自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之口，此话不假，1979年，全国财政收入1146亿元，财政支出高达1281亿元。没钱但是赋予了经济特区许多优惠政策，尤其在税收方面。

国务院对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实行减税，征收所得税的税率为15%，当时香港也为15%，而特区以外国有企业为33%。此外，还有“两免三减半”政策，也就是前两年免征，后三年减半。优惠政策对电子产业推动力极大，吸引了一批外商以及国有企业在深圳建立电子厂。

1983年，国际巨头看中深圳这块宝地，动起了投资心思。日本三洋电机株式会社就是其中之一，次年与深圳华强电子公司合资，成立了华强三洋电子公司，这对华强电子来说意义非凡，同样对深圳电子产业一样具有重要意义。

该公司生产的是当时中国稀缺的彩电、音响、录放机，贴上“三洋牌”商标。这种合资模式点燃了深圳电子产业，但也表达了一种困境，即华强电子只能组装不能设计，设计靠日本三洋，且收取设计费。华强三洋一年生产150万台彩电，要支付450万美元设计费。其中彩管、高频头、高压包等从境内采购，而核心的机芯、芯片等由香港三洋代为采购。

如果把现在“国产芯”常用口号用在当时，就显得非常力不从心，哪怕是时代的英雄，也在为顺应时代做着一些妥协，但妥协背后是一场长远的谋划。

当时在深圳的投资者不断增加，经济也在快速增长。一大难题摆在眼前，通讯技术已经无法适应深圳节奏。1984年前，深圳还在使用手摇式电话，全市电话仅500门，掐着点打电话，而且还要排队。起初，深圳也采取了引进外资的策略，与英国大东电报合作解决燃眉之急。

此时，深圳的舞台上，登场了几位值得一提的人物。

1983年，侯为贵来到深圳，他所在的中专学校转为航天部691厂，时任航天部副部长钱学森视察691厂，表示要做半导体，半导体出身的他显然也知道核心技术的重要性，但资金无处寻，引进半导体技术的愿望受阻。拥有远大志向的侯为贵想要渡过难关，并实现自己愿景。摆在眼前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活下去。当时在深圳怎么活？就是靠“三来一补”，赚加工费。

同时，侯为贵在寻觅合作伙伴，随后联合运兴电子贸易公司、中国长城工业公司深圳分公司于1985年成立中兴半导体公司，中兴二字表面取自合资的两家公司，深层含义则是中国兴盛的愿景。侯为贵出任首任总经理。

“来料加工”不是长久之计，侯为贵想极力摆脱现状，当时程控交换机市场诱人，他力排众议，决定成立8人研制开发小组，自主研发国产交换机，一切从零开始。1987年，研制成的68线小交换机通过原邮电部测试鉴定，还取得了进网许可证。1989年11月，中兴研发的500线数字程控交换机-ZX500，在航天部通过了部级技术鉴定，被认定为国内具有自主产权的第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

1987年是个特殊的年份，深圳市政府颁布《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打开了兴办私营企业的大门。44岁任正非和5个志同道合的中年人合伙，在深圳市南头南海石油A区16栋8-9楼里创立华为，主营业务是代理销售用户交换机。5年前，任正非刚来到深圳，做生意被骗200万元，遭遇人生第一个“冬天”。

华为诞生的地方

当时中国对程控交换机需求巨大，市场却长期被国外巨头垄断，价格居高不下，中国一批企业怀着壮志势要改变现状。任正非就是其中之一：

“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你们另谋出路。”

任正非这句话是在借了一笔“滚刀肉”后说的，“滚刀肉”是民间对高利贷的说法。

1993年，华为推出2000门的C&C08交换机，并在浙江义乌佛堂镇首次开试验局成功，正式进入了电信设备制造商行列。

1998年，华为成功开发出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套商用GSM系统，该年，华为销售额达到89亿元，占据国内程控交换机市场22%份额，一举超过西门子、朗讯等；在接入网市场，华为获得超过50%的市场份额，成为中国第一大电信设备制造商。

在华为成立的第二年，郭台铭租用了宝安西乡一处厂房，开始做电脑接插件的来料加工。深圳富士康的故事也由此开始。

三、向更上游进军

1988年，深爱半导体成立，这是一家与美国IBDT亚洲公司合资的企业。

成立之初，赛格集团投入1500万美元，引进4英寸集成电路生产设备，成为深圳唯一一家集成电路企业，堪称全村的希望。奈何亏到怀疑人生，从1988年一直亏到1996年，美方投资者信心大失，决定放弃投资，深爱半导体处在破产边缘。

“在这个狭窄的地方，凭这些设备、技术，想搞半导体前工序，是异想天开。”

当时众多业内人士也不抱有希望。

赛格8年1500万美元投入，毛都没看到，再投钱就难上加难。

“不上肯定死，上了可能是一条生路。”1996年12月，关键时刻上任的深爱半导体总经理曹明禄依旧怀揣信念，赛格集团批准他的方案，却不给资金。曹明禄一咬牙一跺脚，决定借“滚刀肉”。

此外，曹明禄还大胆启用两位学历不高、但经验丰富的年轻人，一个负责前工序设备，一个负责前工序工艺，不分昼夜调试机器，终于获得成功。一期技术改造投入1800万元，盘活了4400多万元的闲置固定资产，将原设计前工序4英寸芯片月产4000片扩大到12000片。

深爱半导体填补了深圳市半导体芯片生产的空白。

2001年，完成技术改造第三期工程的深爱半导体，前工序月产能3万片，后工序3亿只，一跃成为国内半导体功率器件的重要厂商。

集成电路这件事对赛格本身来说，充满酸楚。

这事从1990年说起，国务委员宋健到广东考察，广东省及深圳市接下了艰巨的任务，办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该项目被称为“广东省赶超亚洲四小龙的最重要基础项目”，对深圳乃至整个广东有非凡的意义。

1992年，广东赛格微电子成立，由7家股东组成，总股本2亿美元。另一方投资人是意法半导体，属于高技术输出方。

1993年，马福元率团赶赴意大利，与意法半导体签署合资兴建大规模集成电路意向书，意在突破“巴统”封锁，前工序放在香港，后工序封装放在深圳。

关键时刻，出现变数，导致项目悬了许久。

一番曲折后，赛格承办该项目，独立承担1.12亿美元投资。与意法半导体的合资公司名为赛意法微电子公司，选址深圳福田保税区。1996年11月落成，1997年投入试生产，当年检测与封装各种芯片1.28亿块。

2009年，赛意法日产量超过2200万只，最高日产量达到2500万只，成为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封装测试工厂之一。

此事还是有所遗憾，赛意法有后工序封装，却没有前工序设计和生产。虽然相关方面高层也为此做过努力，并且意法半导体非常满意赛意法的业绩。但最终又兴建了一座后序封装厂。

当时，深圳集成电路产业也遭到热议，尤其上面所涉及的项目，评论褒贬不一，这里不多赘述。

到了2000年，深圳集设计、制造与检测、封装于一体的企业只有一家，那就是深爱半导体。芯片的检测与封装的规模企业只有一家，就是深圳赛意法微电子公司。深圳各类芯片设计公司不到20家，专业设计人员不足千人，具有一定规模的约为10家，如华为，于1991年成立芯片设计部，后独立为海思。如中兴，于1996年成立集成电路设计部。

2000年又是一个特殊年份，国务院18号文给深圳的芯片业带来了新的气息。次年，深圳决定成立深圳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化基地领导小组，协调处理和研究决定产业化基地建设的重大问题。

深圳IC设计业各有各的传奇，前有中兴华为，后有一批国外留学生意气风发，势要改变深圳芯片业，取得不小成绩。美芯集成、芯邦微、汇顶等都是知名企业。这一年，深圳还建立了国家集成电路设计深圳产业化基地，为中国8个国家级IC设计产业化基地之一。

到了2003年，深圳薄弱的制造业又遇转机，北大方正集团在深圳投资一家能制造6英寸晶圆的企业——深圳北大方正微电子，这是深圳第一条6英寸芯片生产线，于2006年投产。

2004年，比亚迪成立比亚迪微电子公司，建立了从设计研发、晶圆制造到测试的完整产业体系。

2008年6月21日，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深圳）有限公司成立。2014年，在深圳的200mm晶圆厂正式投产，这也标志著中国华南地区第一条8英寸生产线投入使用。

“深圳是中国积体电路产业的重镇，作为国内制造企业龙头，中芯国际的加入将发挥重要的基础性支撑作用，完善深圳的半导体产业链。同时，深圳厂的投产也进一步完善了中芯国际在产能和地理上的布局。我们很期待能与当地的上下游产业链企业合作，优势互补，达到效益的最大化。”

这是中芯国际当时的CEO邱慈云博士在投产仪式上所说的话。

关于中芯国际在深圳的12英寸厂，当时也被公司高层提及，如今在坪山区人民政府网站的2020年7月13日最新消息显示，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深圳）有限公司12英寸集成电路项目废水深度处理工程顺利完工。

项目场地总体鸟瞰图

四、那些未提及的故事

深圳经济特区成立的这40年里，有太多的故事，每个故事足以撑起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稿。

比如成立于1983年的天马微，从香港引进的一条液晶生产线，也是中国大陆的第一条液晶生产线。

比如，1992年4月13日，深圳赛格达声在深圳证交所上市，代号007，是中国电子工业第一家上市公司，背后的故事也颇为传奇。

比如，深圳大族激光创始人高云峰的故事，也精彩纷呈。

再说上一段华强北的故事，就会变成一部电视连续剧，人来人往，民间英雄辈出。如果再加上软件产业，如腾讯、金蝶等，你一定会惊讶于深圳这块宝地的人才为何源源不断。

“没有钱，你自己去找资金。”这是我扒拉深圳故事，看到最多的话。没钱汉子难，英雄造就了时势，反过来说，因为改革开放自由的气息，时势造就了英雄。

据深圳市半导体行业协会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深圳市共有230家集成电路企业，2019年集成电路产业总体年销售收入超过1400亿元人民币。

在去年深圳出台《深圳市进一步推动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3 年）》和《关于加快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中，有一个宏伟目标：到2023年，集成电路产业整体销售收入突破2000亿元，设计业销售收入突破1600亿元，制造业及相关环节销售收入达到400亿元。显然，深圳集成电路产业的传奇故事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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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深圳电子三十年》，主编：钱汉江《十字路口的深圳》，老亨、金心异、我为伊狂 等《深圳奇迹》，主编：张军《华为研发》，张利华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