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上海基金公司的集体逆袭之路_风闻

曲艳丽 | 文

十年前，有一个议题时常见诸报端：“上海的基金公司为什么长不大？”、“上海滩基金圈为何无大佬？”

当时，上海的基金公司有30家，数量占全国的一半，总规模却不足1/3，众多而且面目模糊，缺乏大型基金公司。那时候，三地基金公司的薪酬，深圳第一，北京第二，上海第三。

十年后，不知不觉间，上海基金公司群体悄然逆袭。

2019年，基金公司偏股型基金规模前20名中，上海的基金公司，包括汇添富、富国、兴全、华安、东证资管、国泰、中欧、交银施罗德、华泰柏瑞等，占9席。

它们的形象也不再模糊，各有各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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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添富是目前上海规模最大的基金公司，全国排名第6。(2020年上半年，剔除货币基金和短期理财债券型基金规模，choice数据，下同) 汇添富拼劲十足，一位多年前离职的老员工回忆起自行业二梯队冲向一梯队的情景，用了“心潮澎湃”一词。

同样一直在走上坡路的是富国基金，全国排名第7。在2019年度新发基金规模排行榜中，前述两家分列第一名、第三名，极其勤奋。

华安基金，十年前是上海当之无愧的老大，早年间遭遇些波折，近年来排名在悄悄回升，目前排名13位。

交银施罗德也走了同样的“复兴”之路。十年前，莫泰山带领交银冲到行业前十名，只花了四年。中间消沉过一段，近年来，“交银三剑客”再度崛起，骨子里有权益投资的基因。

中欧基金，特立独行、很有个性，做很多事的出发点和路径与别家不同，且出了一批明星基金经理。

此外，上海诸如华宝基金的科技ETF、国泰基金的证券ETF，凭单只产品就弯道超车。“市场给予每一点点风口的回报都是很大的，你只要做对了一件当时可能看起来很小的事。” 某公募人士点评道。

以及不能忽略的，兴全、睿远、东方红等很早就因价值投资而声名鹊起的，在业内以口碑著称。

与十年前籍籍无名的上海基金公司群像相比，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逆袭。

2

“这种结果，是由市场风格变化带来的，与三地经济属性有关。”上海某资深公募人士认为。

通常认为，北京有强烈的政策氛围，诸如创新产品等，是有政策优势的；深圳敢想敢做，市场化程度最高。

而上海，处于二者之间，两边不靠。

在2009年第一财经日报的一篇报道中评价道：上海基金业中一些公司的“不思进取”，被外界认为是其发展不快的文化原因…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上海基金公司的市场化程度依然不高，不及广深地区的同行敢闯敢拼。

上海本地常年笼罩着一种合规、保守、谨慎的氛围，各行业皆是如此，被批评错失互联网也因为这种市民文化氛围。

“所以，上海的金融机构，只能采取一种政治正确、且价值正确的路线。” 前述公募人士称。

“上海证监局是全国最严格的，没有之一。” 上海的一位公募人士佐证了这一观点。

“在那个年代，做大做强，只有北京模式、深圳模式两条路可以走。” 前述公募人士称，在那种市场氛围下，上海路线显得很拧巴。

过去两三年，监管大环境逐渐趋紧，原本被视作过度保守的上海基金公司，劣势反而转变为了优势。

肉眼可见的趋势是，上海的基金公司规模越做越大，业绩越做越好。

在2012年东方早报对当时的富国基金总经理窦玉明(现中欧基金董事长)的一篇专访中，窦玉明说道：

“上海不太适合的地方在于，信息上明显弱于北京和深圳…上海知道事情总是会慢半拍，而做投资信息是很重要的。” “实际上这一点不是基金公司特有的现象，保险、银行、地产，深圳的发展都比较快而且靠前，北京更不用说了，资源大。”

A股进入结构性行情之后，宏观层面的判断开始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自下而上的视角、从产业和公司的微观角度出发去选股，越来越成为主流。

此外，互联网逐渐消弭了信息获取的不对称。从信息优势上看，上海的劣势没有那么严重了。

3

一位大型公募的中层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

北京的大基金公司，距离监管也更近，现在，当整个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在变高的同时，政策带来的优势正在慢慢减弱。

同样的道理，十年前，渠道为王，银行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

在2010年中国证券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基金公司在发售新基金的同时，都需要搞定银行总行、分行、甚至某些支行的负责人员，银行的三个环节显然都需要“打点”。

而银行的总部多在北京，北京的基金公司当然近水楼台先得月。“以前，银行的产品准入，关系占大头，业绩反而占小头，比方说，总部定了谁就是谁。” 前述公募中层称。

十年后，整个市场都变得更加市场化了。银行之间的竞争压力很大，都要来抢大零售这块蛋糕，这时候，投资业绩变得更重要了。

基金公司的准入，开始正面比拼投研实力，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公允的阶段。

“银行渠道依然非常重要。不一样的点在于，银行会有专门的团队负责准入，做产品调研、产品研究。”前述公募中层介绍道。

“渠道和十年前完全不一样，非常专业，有一套选基金的方法。” 某基金经理称。

蚂蚁财富、天天基金网等互联网渠道的崛起，银行的优势地位也不再那么绝对了。

对于大公司的超级基金经理而言，银行和基金公司之间的地位甚至有些逆转。

渠道依然非常重要，但“渠道为王”这个词语已经很少在报端看到了。

此外，投资者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保险、社保、年金等大机构投资者入市，他们考察产品的维度，更多是投研、业绩，甚至于背后的公司的整个管理能力、投研架构、决策流程、风控等。

到了这个阶段，就是红海厮杀，业绩说话，谁有本事谁上。

基金圈的明星效应，也和过去不一样。

十年前，王亚伟几乎是唯一的公募基金顶流。在2011年经济观察报的一篇报道在列数了前面五年的市场风云人物后，评价道：至今除了王亚伟…A股再没有真正的明星基金经理。

十年后，好的基金经理仍然是稀缺资源，但相对来说百花齐放。

头部的基金公司每家都至少有两三个明星式的旗帜人物，振臂一挥就是上百亿规模。很多大公司在品牌、人才梯队上的长期积累，开始开花结果。

4

多位公募人士在采访结束时感叹：“长远而言，还是广深的基金公司实力最强。”

在规模前十大中，广州竟然有两家上榜，易方达基金和广发基金。其中，易方达基金自2015年起就稳坐非货币非短期理财规模第一名，各方面优势明显。

一家公司的突出，固然是价值观、愿景、架构、路径、团队等的综合结果，但也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地域因素。

“员工幸福指数很高，拿着行业一梯队的薪水，享受着广州的物价。” 一位基金圈人士说得很直白。

该人士的感受是：易方达和广发都很稳定，易方达的待遇非常好；广发待遇不及易方达，但氛围不错。

雪球大V@肖志刚 是这样评价易方达的：“跟大多数的传统行业类似，小地方容易出大企业。从这点来说，正因为偏居广州，反倒成就了现在的易方达。”

肖志刚是拿上海对比的：“陆家嘴的基金公司多，办公室离得近，跳槽频繁。”

这一点对上海的基金公司来说是双刃剑。

2010年投资者报的一篇报道在当时认为是劣势：“(高管和投研更换)像上海滩这样频繁，实属少见”、“一周之内接到4个猎头的电话，很疯狂”、“(上海基金公司)规模偏小，稍微有些投研经验的都容易变成不稳定因素，是人事变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8年中国基金报的一篇报道又认为是优势：“搬来上海最直接的原因是，这里好招人”、“上海已经形成了一定的集群优势”、“基金公司多，金融人才也多”。

从2010年到2018年，媒体态度的转变，恐怕就是因为上海的中小基金公司们，逐渐找到了自己的路。只有发展，才是把劣势变成优势的唯一方式。

当规模一步步做大之后，上海基金公司的人员都慢慢稳定了下来。

上海绝大部分基金公司的治理结构也在近年来逐渐稳定。治理结构几乎是基金公司的命门，很容易陷入“规模小—>股东对管理层不满—>管理层急功近利—>业绩下降—>规模小”的怪圈。

股东和管理层、以及管理层之间的关系理顺，已经赢在起跑线上。

5

在券商中国的一篇报道中，也提到了上海证券公司的崛起。

国泰君安、申万宏源、海通证券，过去曾经有“沪上三屌丝”之称，因为“公司很大，项目很多，但是钱少”。

2019年证券业成绩单显示，营收规模前十名中，上海有4席，位居榜首。

报道中有一条分析是：上海券商的市场化程度一直在非常有控制的推进，上海深厚的海派文化造就了上海券商深入骨髓的“规矩意识”，也就是现如今监管强调的合规管理…上海券商整体实力自然不降反升。

这种趋势不知道是否是一种巧合。

上海最近三四年，金融机构实力上行、互联网也开始急追猛进、张江的芯片和生物医药在全国遥遥领先，整个城市的竞争力在走上坡道。

或许与房价也有一点点关系。自2016年中至今，上海房价稳中略降，一手房严格限价。房价如果过高，有时候与实体经济是反向的关系，导致产业外流。而房价控制得当，相对于同等级别城市，又会出现人才虹吸现象。

“上海环境舒适、教育资源丰富，对金融人才也有一定的吸引力。” 一位上海行业组织人士称。

总体而言，较十年前，上海的基金公司只能说是迎头赶上。目前，北上广深，三足鼎立。

窦玉明在2012年接受采访时说，基金公司大致是两个方向，一个是做百货店，什么都能做，任何一个投资者到这个地方能买到任何他想买的产品，就像沃尔玛、家乐福；另一个方向就是精品店。

上海的基金公司，整体还是以精品店模式居多，在规模和广度上，大多数尚不及北京和广深的某些基金公司。

一个基本盘是，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正在一个迅速膨胀的阶段，行业空间广大。

很明显的表现就是，机构投资者的品牌和专业壁垒越来越高。在蛋糕在持续变大的过程中，每一个参与者都有无限的机会，抢蛋糕才是正经事。

头部20家公司是马太效应、强者恒强，但还会有洗牌，中尾部公司也未必没有弯道超车的可能。

总体而言，北京的金融机构宏大、全面，上海的精致、有进取心，而广深一带，质朴刚健，有着粤省的实用主义。

群雄逐鹿，十年之后，行业又会是怎样的格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