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经贫困|扶贫三州三区，为什么公益机构也不选散装卫生巾？_风闻

【文/观察者网 徐书婷】如果不是因为一条微博，很多人想不到，会有人用不起卫生巾。这件与世界一半人口形影不离的事儿，长期处于隐而不宣的状态。

观察目前国内卫生巾市场，头部企业占约50%市场份额，集中在一二线城市。但在各种报告和报道中，国内卫生巾覆盖率已达100%。如果这是真的，那头部企业不关注的50%市场，处于什么状态？我的同事大橘正在研究。

那么，在市场的触手抵达前，“补偿性”手段能否发挥作用？

我在微博上找到了专门针对贫困地区女童扶贫的“爱小丫基金”。2013年，国家发起“善行凉山”行动，一批媒体人和企业家以志愿者身份探访，看到当地大量儿童没有基本的生理卫生习惯，“小丫包”的设想就此诞生。“小丫包”是一份生理卫生礼包，包涵内衣裤、卫生巾、洗衣皂和知识漫画等物品。截至2020年7月，小丫包累计发放 近10万份，触及国家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

张茹玮是“爱小丫基金会”的负责人之一，长期接触中国最贫困地区的儿童，尤其是女童，帮助孩子们建立基本的生理卫生意识和习惯，是她工作的目标。

通过长期观察，她认为“经期贫困其实是一直存在，但是经期贫困的问题不只在于经济贫困，它还在于一种意识上的不认可、不认知、自卑、羞耻……”

但相关企业并不常愿公开捐赠卫生巾，因为头部企业“面对的是比较高端的群体，这跟企业的市场定位也有很大的关系……公益的部分跟它的业务挂钩其实是最可持续的。”

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选择“散装卫生巾”，背后有公益采购的复杂性：

“我们采购散装的，一定会有人过来说你们采购散装的不按质量标准来，你们怎么能给孩子用这样的产品；然后我们采购一些高端品牌的时候，其实企业也是半买半送，大家又会说‘你们买这么高档的孩子们用得起吗？ 有必要采购这么高档的吗？’”

那能否通过政府推动-企业接单-公益落地等形式，创造一种不同于美国垄断式的市场模式？张茹玮说，公益人一定希望能通过行动推动政策关注，最终在法律或者政策层面倾斜。他们也在通过创新性实践，慢慢推动政府关注这个问题。她认为，起码这次由“经期贫困”引发的各种讨论，已经是一种社会层面的讨论了。

（采访约6000字，阅读大约需要5分钟）

受访者：张茹玮，爱小丫基金会管委副主任兼秘书长

观察者网：“爱小丫基金会”是什么样的****组织？主要工作是什么？

张茹玮：爱小丫基金从2013年就已经开始做了，2017年之前大家都是凭着一腔热情，以志愿者的身份在推动这件事情。然后最早2013年做的时候，我们是因为那时候，国家也在倡导“善行凉山”，然后我们几个原来的创始人，有好多也是企业家，也有还有媒体人，我们就一起去凉山探访，去那边做公益，然后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我们无意中发现好多女孩以及他们的弟弟妹妹们都没有穿内衣裤的习惯。当时我们挺震惊的，因为我们都虽然知道那边的贫困山区的卫生条件很差，卫生意识也很差，但是都没想到他们连普通的内裤都不穿。在我们看来这是第一层的屏障，所以我们最早的时候就是从给这些贫困的女孩送内衣裤开始的。这是爱小丫基金的起源，2017年之前大家都是凭着一腔热情，以志愿者的身份兼职做这件事情。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被侵害的女生和未婚妈妈。对于女生尤其是贫困山区的女生，家庭地位是更低的。大家觉得如果家里只能负担一个孩子上学，首先辍学的肯定是女孩。同时，她们的很多因为生理问题身体构造原因（所发生的状况），也容易被家庭忽视，包括这次散装卫生巾引发的关于月经贫困的讨论。这种情况在农村，尤其是在我们资助的那些三区三州的偏远地区特别常见，所以我们就从内裤开始，帮助大家养成卫生习惯，细致到甚至要告诉她们勤洗勤换，不要正面穿完直接倒过来反着穿。在这其实是要告诉她们，被遮盖的部分不能被侵犯，这是意识的灌输。

2017年之后，我们整个团队更加专业，来了很多专职的同事。我们把整个小丫包升级，分成“姐姐包”跟“妹妹包”。“妹妹包”主要针对小学生，主要以内衣裤为主；然后“姐姐包”针对初中生，因为女生到了初中已经开始发育了，所以就增加了卫生巾这样的物品在里面。更多的我们还是在引导和教育孩子，教育女孩，去引导她们养成最基础的生理卫生习惯，还有向她们传递初步的性知识。

观察者网**：您刚刚讲的一系列计划和措施，****是指“女生加油计划”**吗？

张茹玮：对，女生加油计划就是小丫包。 我们还有一对一助学计划，叫女生扶持计划，资助这些女孩能上初中的上初中，能上高中的时候，上大学的上大学，陪伴她们一路走下去，坚持把书读下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想做的越来越多。缺乏生理知识和性知识，甚至穿不穿内衣裤，缺不缺卫生巾这些情况，只是这些贫困女孩面临的困境当中的一部分，这可能是习惯问题，也可能是经济原因造成的。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她们继续读书，重建自信，让她们在比较复杂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中，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所以我们后来增加了一对一的助学，还有请俱乐部什么的。**我们认为从基础的身体认知和保护，再到学习知识，再到重建自信，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这是一个完整健康的女孩成长应该经历的阶段。**爱小丫一直在深耕困境和弱势女童的这个领域，帮助她们陪伴她们成长，这是我们的愿景。

观察者网**：这次的新闻出来，**筹款有没有明显增长？

张茹玮：话题最热的那三天，大概从淘宝、微博、腾讯筹到的筹款有120万。同时也有比我们做的晚的一些筹集卫生包的项目（也增长了），我们估算了一下，全网大概有500万的捐赠规模。在这个话题之前，爱小丫的筹款并不好。虽然做了这么多年，也一直不停的呼吁，不停地去找资源，甚至找艺人，找企业去谈卫生巾的这种企业资助，去跟厂商谈，但其实如果不是这次的一个热门的话题，大家还不会把这件事真正地摆到台面上，讨论得这么激烈。

**在这次话题中，有人评论说，像你们这种基金肯定好多企业会愿意给你捐钱的，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我们过往的谈判特别难，现在的一些定向的非定向的捐助企业，都是我们以前的创始团队的这几个企业家的企业，他们零零碎碎给我们捐的。去每次去谈新的企业，都面临很多很多的困难，我们甚至一度觉得我们是不是不会跟企业谈判。

观察者网**：从你的介绍里感觉企业并不是很热衷。你们接洽的卫生巾企业的态度往往****是怎样的？因为什么样的理由不太愿意合作呢？**

张茹玮：我觉得这个是多方面的，不只是卫生巾的问题。这不像衣服，谁都可以制作，我们要定制我们公益的标准。像洗衣液、卫生巾这种只能依托一些品牌企业，咱不能随随便便去加工。这种情况下我们跟企业去谈。

企业一般喜欢捐库存，而且也不喜欢直接捐钱，我们去跟他们谈的时候，企业更多考虑的是今年的整体情况，有没有能力来做这件事。所以我们采购的卫生巾，几乎基本上每年都会有变化，我们都没有固定采购一个品牌。因为随着市场的波动，企业每年在公益上支出的预期会有一些调整，所以我们用过Free，用过倍舒特、用过高洁丝，今年的佳期是通过其他公益组织的的朋友推荐给我，他们给我们的价格更低，我们就又采购了佳期。虽然卫生巾的品牌在不断的去调整，但整体的原则都是为了能够最大程度范围的节省。并且在我们的小丫包里面其实小丫包里，内衣裤是主要物品的，其次然后是卫生巾，且然后它只是在姐姐包里有，而然后我们支出的预算必须要控制在10~12块钱，保证她一个月的用量。来采购完至少她这一个月的量。

**有很多人问我们说你为什么不捐一年，捐两年三年。**但可能我们团队也比较单纯吧，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引导和意识的教化。**对于这些女孩来说，你送她卫生巾一年，甚至送到她成年，这些孩子若走不出大山，这些孩子依然面临社会上生存的困难，她依然实现不了卫生巾自由。 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首先你要有这个意识，然后你能有更多的能力，将来能够有独立养活自己的自信。**我们一直是这么想的，其实做公益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年支持了孩子，明年如果断了怎么办？ 这个是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其实我自己有本职的工作，但是为什么爱小丫到现在我都一直在做，是因为我每次觉得特别累的时候，包括这段时间的质疑声，我每次都会想说我今年资助这孩子，明年没有支持了怎么办？这个孩子，她要么就是临时再找别人去资助，但这种情况下你能保证一定会有人资助她吗？首先她的信息得被传递到公众的眼前，他才可能被被资助，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

太多人在网上说，你们怎么就一个月的量，为什么不两个月三个月？我再增加预算支持几年，这个孩子没有建立卫生习惯和这种意识，她依然是没有办法去承担这部分的费用。

观察者网**： 你刚刚提到小丫包里的卫生巾，主要通过低价购买的方式获得。企业主动把捐库存的概率还是比较小的，对吗？**

张茹玮：这得看企业每年的经营状况。比如说我们今年年初还跟一个美国品牌又聊了一下，然后反正人家就说今年没有，好像也有其他的人在找他。我觉得也挺能理解企业的，今年上半年的情况，因为疫情需要口罩口罩的原因，熔喷布有了问题，尿不湿和卫生巾的库存全都没有了。等等这些，这是会受市场影响的。

某卫生巾广告（图文无关）

所以我们在不断的调整，每年其实小丫包都有优化。其实今年我们也吃了亏。昨天我还专门去找了采购和供应链这条线上的采购专家。因为公益产品的这种采购面临的问题会更多，比如说我们了解到在雅安地震时的时候，有一批捐赠是充电宝，充电宝上面标的是1万毫安，但实际据说也就几千毫安，基本上充一次电也就结束了，灾民就觉得这给我们的是什么质量，但是说实话，公益机构也是被骗了。

这个里面就会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会去做竞价，做比较，做竞标等等这些。但是在材质的定制方面，我们还是不够专业，所以我们也在微博上公开去征集一些解决方案。几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做公益的人，比如说我是媒体出身，我们同事都是社工出身，我们确实没有采购的专家，昨天我还专门去找了采购和供应链这条线上的采购专家。所以这次事情也是在提醒我们，不能只是一腔热情的在做，要想着尽量地做得专业。

观察者网：**市场上几乎所有的调研报告都说中国的卫生巾产品覆盖率已达到****100%，但同时还有这么多“经期贫困”者，**你怎么看所谓覆盖率100%的数据，认为里面有水分吗？

张茹玮：我觉得这个概念首先它就不严谨，所谓的这种卫生巾覆盖率，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覆盖率。因为我们重点都是在山区，可能是从省会出发，也得几百公里才能到的地方，很多地方也不通车，这几年算是还不错，好多地方的水泥路已经修起来了。我们最早去的地方好多都是那种山路，我们光探访的路上可能就得走一整天，甚至一天多的时间中间还要休息一下。即便是这样的地区，乡镇上村里的小卖部里也是有卫生巾可以买的，如果说非要讲它的终端其实是可以买的，对吧？ 但是里面的情况是，这些品牌好多真的是我们都没有见到过的品牌。

观察者网：有散装的吗？

张茹玮：我们当时就在一线，去了这么多地方，见到过很多大透明袋子，就是塑封的这种。我们也看了一下，反正品牌不认识，但是最基础的人家上面有个小标，是说自己有一个出产的合格证什么的，然后这种我们是见过的。但是孩子们会不会散装去买，我们确实没有问过。这次事件之前，我们已经跟北师大的社会公益研究院合作做调研问卷，针对老师和当地社工执行机构做过一轮调研，结果要年底才能出来。但没想到在我们调研报告出来之前发生了这次讨论。但是也没办法，因为我们9月份才会去现场实地去发问卷。

观察者网：是针对贫困地区卫生巾使用情况的****调研吗？

张茹玮：卫生巾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更多是对小丫包项目的整体评估。我们会针对一个地区会连续发放三年，因为三年是养成习惯和意识（所需要的基本时间）。 从2017年到2020年，正好有一个三年的大考，包括小丫包的使用率，内衣裤穿戴率，还有卫生巾使用情况。因为这次的事情，我们又在给孩子的调研问卷里，多增加了几条关于卫生巾的使用的内容。这是爱小丫的一次大考，看这三年我们持续资助的孩子，通过小丫课堂的上课，到物品的使用，有没有在家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大家只关注到月经贫困这一个点，其实我们资助这些孩子面临的困境，真的不只是买不起卫生巾，还面临很多问题。比如说你就算把钱给她，首先是她能不能买到好的卫生巾？其次她有没有这个意识认为自己配不配用更好的卫生巾，而不是单纯的用块布。

有很多极端的案例。比如说父母跑出去打工，或者是妈妈跑了，只有父亲带孩子这种情况。本来这件事情她就不好意思说，她还要在这上面每个月跟父亲去要钱，然后告诉他我要去买这个（卫生巾）。甚至自己的贴身衣物都跟爸爸哥哥的堆在一块儿；到年龄段了还不分床睡；还有好多孩子因为撤点并校，上学路上要多花30几块路费都不舍得，却要她每月却要平均花十几块钱到二十块钱来购买卫生巾？在家，她还不好意思把内衣裤晾晒在公共区域的范围之内，只能放在屋里阴干。这种情况很多很多。所以我认为经期贫困其实是一直存在，但是经期贫困的问题不只在于经济贫困，它还在于一种意识上的不认可、不认知、自卑、羞耻……

观察者网：经过一到两年的干预，孩子们有什么变化呢？

张茹玮：至少在我们发过小丫包的班级，等我们第二年再去回访，80~90%肯定是穿内衣裤。从孩子的嘴里我们听到的，确实是唤醒了，因为我们的小丫包里面都会有个漫画告诉她，你要分清正反面穿，你要放在阳光下去晒等等，而且要坚持穿，使用率肯定是提高了。

观察者网**：接触过这么多企业后，企业有动力或者没有动力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

张茹玮：我们也经常跟企业去打交道，我觉得这里面各种因素都有的，其实还挺看领导人的。如果这个leader他本身就是一个挺有情怀的人，比如有说我们也接触过企业，是女性高管，她就觉得女孩太需要被关注了，但是从企业的市场部，或者是从CSR(企业社会责任)的部门去出，这笔钱也不好出，她自己会通过做员工公益的形式去做募集，然后每次给我们捐个两三万块钱。企业领导人她本身自己就有这种初心和认知，我觉得每个企业的情况跟他的领导人的关系特别大，这是第一位的。

捐赠肯定是要有钱的。从钱的角度来看，有些企业认为可以搭配的市场活动来做的话，这样可能会有一些捐赠进来。对于公益组织来说，企业给我们捐赠，我们能给人家提高点美誉度，大家双赢的事我们肯定是愿意做的，也愿意去提他们。

还有一些企业关注的重点不一样，它可能就比较关注自己的方向。 比如说阿里，比较关注教育跟环境等领域。好多企业的CSR部门，都会跟自己的业务方向去做一些挂钩。

观察者网**：有非头部企业在探索四五线城市以及需要公益捐赠的这部分人群的市场空间吗？**

张茹玮：这个真的跟企业自身的情况相关。如果企业本身面临最大的问题是生存，那它也无暇顾及公益了。公益这件事情，说白了，哪怕它做公益营销，也就是赚个名声，它不可能捆绑销售。所以这是看企业自身对公益营销的一个定位。有很多基金会，包括我们是都拒绝捆绑营销式的这种公益营销的，比如**“我买一袋你捐一块钱捐一分钱”这种形式，我们一般都是会拒绝的。** 除非是企业会有一个保底，不然的话，比如说今年你说会卖100万包，但实际你只卖了10万包。但是对于我们的受益人和公益组织来说，我们既然说了这个话，我们肯定要去执行相应的一些项目成果。再一个，不保底的跟销售捆绑式的捐赠是不稳定的。如果你最后真的一包没卖出去，这个项目我都喊出去了，我要不要执行？ 我肯定要对公众负责，因为毕竟你都看到了说买一包捐一块钱了，所以一般这种需求我们会特别的谨慎。

观察者网：接下来会不会考虑采购一些散装****卫生巾？我在某品牌的淘宝官方店上看到，散装价格比带包装的大约便宜一半。

张茹玮：这是个特别尴尬的问题。前面一直提到的公益采购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采购总有人觉得说有问题。比如说我们采购高洁丝的，企业是按成本，不包括什么货架进货什么等等这些，按完全制作成本来给我们的，远远低于市场的价值，包括像佳期、七度空间什么的。我们没敢把品牌的成本价报给大家，我们也不可能得罪企业捐赠方，他们是不愿意让我们把这种成本公布出来的，因为觉得说会影响他们的市场定价。说现在大家好多话题又引到卫生巾的生产厂商了，说你成本这么低，凭什么卖这么贵，你赚好多钱。但是从企业角度来看，它还要上货，它还要推广，它还有其他渠道等等这样的费用，其实整体来说它的价格就高了，它说我其实赚不了太多钱。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说哪个品牌成本价是多少。

但是这个里面有刚说到的问题，就是我们采购散装的，一定会有人过来说你们采购散装的不按质量标准来，你们怎么能给孩子用这样的产品；然后我们采购一些高端品牌的时候，其实企业也是半买半送，大家又会说你们买这么高档的孩子们用得起吗？ 有必要采购这么高档的吗？所以我们今年选了佳期，也是考虑到它的价格也确实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佳期和七度空间，其实我们去农村的时候，发现它的终端做得还是不错的，孩子们日常也能买着。这种可能更适合，至少而且他还有品牌背书。我们原来有这种没有品牌的，别人就说你给孩子用什么野鸡品牌，你质检报告合格吗？ 我们要求的至少它得是国家承认的正规的的质检报告。

观察者网：这次通过讨论，大家也知道可以监督要求散装卫生巾符合卫生标准，也是安全的。

张茹玮：我原来只是吃瓜群众，但这次轮到自己头上，我发现确实会有很多人她不明就里就过来质疑问你。比如说好多人连看都不看，就说：“你们你们88元就买了两三包卫生巾，是良心被狗吃了吗？” 我们当时真的委屈的不行，评论我们还评论不了，还没法给自己澄清。实际上就这些人他都没有看，说包里还有内衣裤、洗衣皂、漫画、头花头绳等等，他不看。大家只看负面消息，不会再来看你的公示过程。这种质疑可能会长期都存在，也导致了现在公益项目挺难做的。不管你说什么，都有人觉得都是错，觉得你在利用公益赚利润。我说实话，我有时候情绪都有点忍不住。

**所以我们现在也号召大家提供让大家说你有更好的渠道，**都可以过来告诉我们，我们愿意去接洽，我们直接去联系都没问题。

观察者网：指责的人只提诉求很简单，因为活不用他干。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总希望你可以做得更好**。**

张茹玮：对，我们可以改正。大家所有的留言我们都看，而且都回复。有一些什么卫生巾厂商要加我，说要给我们捐，我们都加了。我跟同事因为这件事情大概接待了十几家卫生巾的企业，好多都是地方的，才知道有好多地方的不是很有名的卫生巾企业。但是有些微博留言然后说是捐赠，加了微信之后又说可以成本价给我们。

这里面就有几个问题，比如能不能提供正规的质检报告，再比如还有一些是为了宣传新产品上市，然后才可以捐一部分给我们。至于说所谓的成本价给我们，这里面也有问题：大家又会问你为什么采购这个不采购那个，为什么成本跟成本之间差了一两块钱，你选了另外一个等等这些，我们又得再解释半天。

观察者网：公开的数据很明确，一片卫生巾的成本可能就是在1~2毛之间，但公众不太了解，他会想象里面可能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尤其是大牌卫生巾价格中的附加成分太多，比如广告、储运、销售…

张茹玮：对，但是企业现在也很头疼，我们其实找了几家企业问能不能出来给我们澄清一下，人家都不愿意接受采访。就觉得说他们也说不清楚。

观察者网：有没有政府部门牵头，通过比如说定向采购等形式，与企业和公益组织合作

张茹玮：其他项目是有的，比如免费午餐，它属于解决吃的问题，最基础的生存问题，所以也比较直观。这种项目，政策会更好推动一些。其实所有的公益项目、公益机构在做的事情都是想弥补政府所未顾及到的细微之处，弥补一些政府可能顾及不到的社会问题。最后大家一定都想达到的目的，就是我推动政策关注，变成能够在全国引起关注，甚至在法律或者某些政策层面倾斜的事。

有人说：“你们用得着自己去讲课嘛，老师在课堂不都有生理卫生知识课。”但真的不是这样的，很多生理卫生知识课老师不会讲，也讲不好，甚至这个课就不上，这种情况特别常见。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创新式的尝试，慢慢推动政府关注到这个问题。包括这次大家都在讨论经期贫困，然后说到卫生巾的纳税高，说到卫生巾卖的贵，说要不要发什么卫生巾券等等这些，我觉得都已经是一种社会层面的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