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仙白居易与乾隆：写诗都易懂，然而大不同_风闻

白居易是当时钦定的诗仙——李白则是生前被称为谪仙人，被称为诗仙，是后来的事了。

唐宣宗写白居易的：

“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白居易的诗老妪能解，众所周知。

这说法出处，是宋朝僧人惠洪的某段话，想吐槽唐末诗风太通俗。

“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降，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也。”

同时代，苏轼一度也觉得元轻白俗，但苏轼晚年品出白居易的味道了，觉得真香：

“东坡云：‘白公晚年诗极高妙。’余请其妙处，坡云：‘如“风生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此少时不到也。’”

白居易哪怕浅白通俗，也是返璞归真的好。

苏轼这种大才，都需要点时间来品味的。

当然，白居易的妙处，不只是平易近人。实际上连他的平易近人，都是自己着力追求的。

毕竟一个人如果只会写大白话，是没法成诗仙的。

元稹了解白居易，他夸白居易，那是样样都行：

“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戒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词、策、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

白居易的境界高到什么地步呢？

他知道怎么写能让人喜欢，知道怎么写能让人叹好，但他对诗的眼光极高极宽，不想那么狭隘。

他的平易近人，是故意的。

他的《与元九书》里，倾诉过自己的理想：

以前的诗很宽宏，到周衰秦兴，诗歌不能用来补察时政描述人情了，就变成伤别怨思了，后来也不过沉溺山水风花雪月罢了：太小众了。

所以我不能这么肤浅啊，我搞新乐府讽喻诗，我搞闲适诗，我搞感伤诗，我搞杂律诗。讽喻诗要兼济天下，闲适诗要独善其身。

我也知道喜欢我诗的，许多也就是喜欢杂律和《长恨歌》。可是大家喜欢的，反而是我不喜欢的。

我也知道我的讽喻诗太质朴太直白，闲适诗太迂阔，这些也就你（指元稹）喜欢了，不知道以后人喜欢不喜欢，也就你知我的心了。

以白居易的大才，要写出让学者诗人们赞叹的玩意，简直随心所欲。

但在他眼里，诗不该只是风花雪月山水怨思，而该是上下相通的东西。不该是一部分人的玩物，也可以是人民的艺术。

所以他是以大才子的身份，尽量写点大家都能读懂的玩意，以便扩大诗的影响力。

是所谓诗歌界的人民艺术家。他的通俗易懂是刻意的，而且如苏轼们所欣赏的，其实并不影响他的高妙。

说一个反例：乾隆。

乾隆写诗很多，许多也是大白话。当然，不是他想写成大白话——是他只能写出大白话。

金庸先生曾引周作人和稻叶君山的说法，说乾隆的诗妖异在：

——编不出字来，就用虚词垫字。

——编不出典故来，就自己捏个典故凑。

比如乾隆南巡至海宁，有诗云：

“安澜易旧名，重驻跸之清。

石径虽诘曲，步来哪用寻？

无花不具野，有竹与之深。”

——“重驻跸之清”是什么鬼？

“步来哪用寻”确定不是打油诗？

乾隆写海宁的柴塘：

“北坍南涨嗟烧草，水占田区竟变桑。”

——烧草不知道是什么鬼。

变桑是啥意思？沧海桑田？

“伍胥文种诚司是，之二人前更属谁？”

——第二句这个之字，是编不出来，硬凑一个字平衡字数吧？

“当前也觉有奇讶，闹后本来无事仍。”

——本来该是“闹后本来仍无事”，但因为事字不合辙，乾隆就任性了，“无事仍”。

“南坍与北涨，幻若谷和陵。江尚岸之近，楼如舫以乘。”

——与、和、之、以这四个字全是虚字废话。如果把这四字去掉，本诗变成：

“南坍北涨，幻若谷陵。江尚岸近，楼如舫乘。”

好像根本不影响嘛……

所以平易近人，也分不同。

像白居易，不是只能写大白话，他能写各种体例风格，只是他希望将诗歌拓宽，于是刻意为之，是所谓诗歌界的人民艺术家，仙人下凡尘。

需要的时候，《长恨歌》、《琵琶行》、《游悟真寺诗》这样的大长篇，也是张嘴就来。

而乾隆的诗易懂，是他只能写大白话，乱七八糟凑几句假装韵脚，就好像是诗了——还自己编点典故来假装很深沉呢。

大概类似于：都是说大白话，老舍先生、汪曾祺先生的小说语言，就堪称艺术作品。我小学教导主任的发言稿，就很容易让我睡着。

更进一步：

白居易是可以“扪萝蹋樛木，下逐饮涧猿。雪迸起白鹭，锦跳惊红鳣。”可以“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群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也可以一口气一百二十句《长恨歌》。

但他还是可以跟咱们“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为普通百姓发声。

乾隆是需要虚字垫字才凑得出来诗，好吹自己的功绩。至于指望他写诗为卖炭翁这样，被宫使欺压的百姓发声……嘿嘿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