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隆德沙塘北塬遗址生业经济研究_风闻

**摘要：**为了深入认识公元前2000 年前后旧大陆食物全球化背景下牛、羊、麦类作物等外来的驯化物种的传播对于宁夏南部地区生业经济的影响，本文以宁夏隆德县沙塘北塬遗址为研究对象，对遗址出土的人骨与动物骨骼开展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沙塘北塬先民主要以粟和黍以及用粟和黍饲养的家畜为生，且动物资源在人群食物结构中的比重较低。大部分猪和狗的食物基本来自粟黍的秸秆、谷糠以及人们的残羹剩饭等生活垃圾，而牛和羊则基本呈现出C3/C4混合型的食物结构，且以野生的C3植物为主，这代表了以放养为主的饲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少数羊的碳同位素值显示它们基本以C4类食物为食，即人们用粟和黍的谷糠、秸秆对其进行饲养。由此，本文认为沙塘北塬遗址先民的生业经济以粟作农业为主体，以牛、羊为放牧对象的畜牧经济虽已出现，但在生业经济中的贡献较低。

一、前言

公元前三千纪前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发生，近东地区起源的冶铜技术、驯化的农作物小麦与大麦、驯化动物黄牛和绵羊等在欧亚大陆传播，并于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前后广泛出现于黄河流域，这被视为跨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Tran-Eurasia Exchange），或称之为青铜时代全球化。青铜时代全球化与中国新石器时代传统核心区域的文化衰落、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几乎同时发生，这一现象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并对如何理解这一过程对东亚地区史前文化的考古学文化格局与社会发展进程产生的影响产生了争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除了针对人群迁徙、物品与技术传播开展系统研究之外，显然还需要分析传播对于东亚地区包括生业、文化与社会在内等各个层面的影响程度。

青铜时代全球化过程中，农作物和家畜的传播又被视为史前食物全球化（Food Globalization in Prehistory），其中便包括粟和黍的西向传播、麦类作物与牛羊的东向传播。外来作物和家畜的传入会打破中国北方地区传统的生计方式和生业经济状况，从而对石器、骨器、陶器等与食物生产、消费、存储、分配有关的考古遗存的风格乃至聚落形态产生影响，甚至会导致土地利用、人力资源配置乃至社会发展方向的调整。例如，甘青地区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牛羊畜牧业的不断发展成为导致本地考古学文化的逐渐分化与文化向心力的趋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中原地区在大力发展粟作农业的同时，更加充分地利用土地资源发展畜牧业，从而为早期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物质基础。因此，相比粟和黍的西传，麦类作物与牛羊的东渐及其对东亚地区早期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更受关注，而研究旧大陆食物全球化过程及其对我国境内不同地区文化和社会产生的影响时必须要科学评估各种食物生产方式在各区域生业经济系统中的地位。

宁夏南部地区处于半湿润-半干旱过渡带，地貌上沟壑纵横，丘陵沟壑、阴湿山地、梁峁台塬、河谷川道交错并存。过渡性的气候条件、复杂的地理状况，给本地区的史前文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据目前的资料，新石器时代以来本地区就成了关中地区与西北地区、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与人群交流与融合的角力场。然而，截止目前我们对公元前2000年前后东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麦作农业、牛羊畜牧业的东渐对于本地生业经济、文化格局和社会形态影响程度的认识还是空白。鉴于此，本研究以宁夏隆德县沙塘北塬遗址为对象，系统采集近年来发掘出土的人和动物的骨骼开展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在复原先民和动物食物结构的基础上，结合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等相关信息，重建沙塘北塬遗址的生业经济，以便更深入地理解当地公元2000年前后的文化与社会。

二、材料与方法

（一）遗址简介与样品选取

沙塘北塬遗址（35°35'21.8"N,105°59'18.2"E），位于宁夏隆德县沙塘镇渝河北侧的塬地上,现存面积约3.5万平方米。2013年、2015年、2016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三次发掘，揭露面积约2325平方米，清理出了一批房址、灰坑、陶窑、墓葬、灰沟等遗迹，出土大量陶器、骨器、石制品等遗物，以及十余具人骨和较多动植物遗存。根据对出土遗存文化特征的初步研究，发掘者认为沙塘北塬遗址遗存的地域性特征明显、文化内涵较为单纯，属于齐家文化早期阶段遗存，绝对年代大约为公元前2200～前1900年。本研究选取沙塘北塬遗址样品84例，包括人骨（Homo sapiens）7例、猪(Sus scrofa)27例、狗(Canis lupus familiaris)5例、牛(Bos sp.)17例、羊(Ovis aries/Caprahircus)21例、马(Equus sp.)7例。其中，人骨均出土于墓葬，动物骨骼出土于灰坑、地层和陶窑填土。样品出土单位与相关信息详见表一。

（二）实验方法

每例样品取约1g样品，机械去除样品表面的污染物后，加入0.5mol/L盐酸于5℃下浸泡，每隔2天换新鲜酸液，直至样品酥软无气泡为止。去离子水清洗至中性，置入pH=3的溶液中，70℃下明胶化48h，浓缩并热滤，离心收集>30kd的胶原蛋白分子，冷冻干燥后即得胶原蛋白。最后称重，计算胶原蛋白得率（骨胶原重量/骨样重量），列于表一。

样品胶原蛋白中C、N元素含量和稳定同位素的测定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同完成。测试仪器为Elementar Vario元素分析仪串联Isoprime100稳定同位素质谱仪。C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以相对美国南卡罗莱纳州(Caroline)白垩系皮迪组箭石C同位素丰度比(PDB)的δ13C表示，N同位素的分析结果以相对氮气（N2，气态）的δ15N表示。样品的C、N含量以及C、N稳定同位素比值皆列于表一。

三、结果

（一）骨骼污染程度评估

骨骼遗存埋藏过程中，由于受到土壤环境中温湿度、pH值、微生物等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的影响，导致骨骼原本的化学成分发生改变，从而会造成骨骼的污染。实验表明，当哺乳动物的骨胶原产率、碳含量、氮含量与碳氮摩尔比值分别介于0.5～22%、15.3%～47.0%、5.5%～17.3%、2.9～3.6之间，可以认为骨骼胶原蛋白仍保留其原本的化学组成，可以反映个体生前的饮食信息。实验过程中，STBY04、06、25、26、41、62、85未提取出足够的胶原蛋白，STBY24、46、72、73、77碳氮摩尔比值超出未污染的范围。其余70例样品可以用于食物结构重建。为了便于观察数据分布，我们将70例样品的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按照种属分类制作散点图（图一）。

（二）遗址食性分析研究背景

食性分析方法自1984年应用于中国考古学研究以来已有多位学者作过综述，此处仅作简单介绍。食性分析方法主要是基于生物体相关组织的稳定同位素组成，探讨个体与群体的饮食状况，并通过分析植物、动物类食物资源进入人类社会的方式来探讨先民的生业状况。通常，骨胶原δ13C用以评估人和动物食物中C3与C4植物的大致比例，如以陕西白水河流域史前粟、黍δ13C的均值-9.5‰，以扣除Suess效应后C3植物δ13C的均值-25.0‰作为沙塘北塬粟类食物和C3类食物δ13C的平均值，再考虑到从食物到骨胶原大约5‰富集，那么分别100%以这两类食物为食的人和动物的δ13C值应该分别为-5.5‰、-20.0‰左右。骨胶原δ15N值可以用来评估个体消费动物性食物的程度，这是因为营养级每升高一级，消费者身体组织的δ15N值会增加3‰～5‰。需要注意的是，δ15N值还受到施肥、代谢异常、吮乳效应等因素的影响。尽管如此，将碳、氮稳定同位素比值结合起来可有效揭示古代人与动物食物结构状况，进而探讨先民生业经济与家畜驯养等一系列考古问题。

沙塘北塬所在的隆德县地处黄土高原西部，域内地势上东高西低，沟壑纵横。气候属于温带季风区半湿润向半干旱过渡性气候，东部高寒阴冷，为半湿润高山森林气候，西部温和干燥，为半干旱草原气候。年降水量400～600毫米，降水多发生在夏秋季节，冬春季节则低温少雨，年平均气温5.6℃左右。古气候重建表明，公元前1500年前后六盘山地区的气候转向干冷但相对比较稳定。据研究，黄土高原地区自然环境中C3植物比例较低，且低温气候条件不利于C4植物的自然生长。因此，可以认为本地自然环境中主要生长C3植物，而通过δ13C值的分析则可推断粟黍这类北方地区的传统农作物对于沙塘北塬遗址先民生业经济的影响。

（三）动物的食物结构

马（n=5）的δ13C值分布范围是-20.1‰～-18.9‰、平均值是-19.5±0.4‰，表明它们基本以C3植物为食。马的δ15N值分布范围与平均值分别是5.4‰～6.6‰、6.1±0.5‰，呈现出比较典型的温带草原食草动物的δ15N值特征。牛（n=13）和羊（n=19）的δ13C值分布范围分别为-21.3‰～-15.3‰、-20.6‰～-9.1‰，平均值分别是-18.1±2.3‰、-16.3±3.4‰，二者的δ15N值分布范围分别为4.2‰～10.5‰、4.8‰～13.4‰，平均值分别为7.4±2.5‰、9.0±2.5‰。整体上看，牛和羊的食物都以C3植物为主，但个体间食物结构有差异，其中羊的差异更大一些。

猪（n=25）的δ13C值与δ15N值的分布范围分别是-18.7‰～-7.6‰、5.7‰～9.8‰，平均值分别为-10.5±3.3‰、8.3±0.9‰，说明猪群中不同个体食物结构差异比较大。结合图二并检视数据可知，大多数猪的同位素比值分布在图的右侧，δ13C值介于-13.3‰～-7.6‰之间，它们应以C4类食物为食，如粟、黍的秸秆、谷糠等农业副产品以及人类的厨房垃圾、粪便等。其余3例猪的δ13C值介于-18.7‰～-18.4‰之间，说明它们应以C3类食物为食，如自然环境中广为分布的野生植物、昆虫等。4例狗的δ13C值与δ15N值分布范围分别为-18.7‰～-9.5‰、8.7‰～9.9‰，平均值分别为-11.7±4.8‰、9.2±0.5‰。具体来看，虽然δ13C值分布范围较大，但除STBY83外，其他狗的δ13C值则介于-10.0‰～-8.5‰之间，说明它们的食物基本来自与粟作农业有关的农产品或日常生产于生活废弃物，STBY83（δ13C值为-18.7‰）则基本以C3类食物为食。就δ15N值而言，狗略高于猪，说明其食物中动物性蛋白略多一些。

（四）人的食物结构

5例人的δ13C均值和分布区间分别为-8.2±0.5‰和-9.1‰～-7.8‰，说明总体上粟和黍等C4类谷物以及与之相关的家畜是其食物的主要来源，比如δ13C值分布特征与人类较为相近的猪等家畜，而与δ13C值偏负的马、牛、羊等动物则不会被人类经常食用。人的δ15N值的分布区间为9.2‰～10.7‰，均值为9.8±0.6‰，整体上比同样以C4类食物为主食的猪和狗分别高1.5‰、0.6‰，比食草动物（n=37，包括牛、羊和马）平均值8.0±2.5‰高1.8‰，说明人类主要依赖植物性食物为食，食谱中动物性蛋白相对较少。也就是说，沙塘北塬墓葬为代表的人群主要以粟、黍等农作物为生，且食谱中的肉等动物性食物较少。

四、讨论

（一）人群的食物来源

从沙塘北塬5个墓葬出土人骨的δ13C来看，粟和黍以及用粟作农业副产品饲养的家养动物显然是人们的主要食物，包括麦类作物、野生动植物在内的C3类食物资源对人群食物结构的贡献极其有限。由上文的比较可知，人的δ15N值仅略高于他们主要的肉食来源家猪（1.5‰）。考虑到一般情况下作为人类食物的小米的δ15N值比作为家畜主要食物的谷糠整体高2.2‰~2.3‰,我们认为遗址先民的肉食消费程度应较低，动物产品在人类食谱中的比例远低于谷物。由于δ13C值与δ15N值差异都非常小，我们认为个体间的饮食结构没有明显差异。这些推断也可以得到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资料的验证。根据尹达的研究，沙塘北塬遗址浮选出的炭化农作物遗存中，粟和黍占绝对优势，总数超过4万粒，炭化小麦仅发现了4粒，其他植物遗存和农田杂草的数量也远远少于粟和黍。我们通过现场对沙塘北塬遗址出土动物骨骼的观察也发现了大量的猪骨，以及羊、牛、狗、鹿等动物骨骼。然而，相对于植物遗存来说，动物遗存不需要炭化即可保存下来，而且埋藏学的各种营力对其影响较植物遗存小之又小。这种保存偏差所带来的误导需要我们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多加注意，并选择适当的分析方法予以消减。当然，由于样品数量有限，这一结论仍需要今后更多的工作加以验证，尤其是不同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组合的个体间是否会表现出饮食结构的差异。

（二）家畜的饲养方式

就δ13C来看，大部分猪和狗的δ13C大于-12.0‰，它们主要以与粟作农业有关的食物为食（如秸秆、谷糠，以及人们的残羹剩饭等生活垃圾），这说明这些猪和狗的饲养受到粟作农业的影响颇深。与此同时，仍有STBY33、18、19、27这4头猪和1只狗（STBY83）的δ13C较低，分别是-13.3‰、-18.4‰、-18.4‰、-18.7‰与-18.7‰。如果它们都是家养动物，这意味着沙塘北塬遗址先民允许猪和狗在遗址周围自由活动、自主采食，人们较少甚至基本不给这些动物提供食物。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个别猪和“狗”是野生动物的情况（比如野猪和狼等形态上很难与家养种区分的野生动物），尤其是考虑到STBY18、19两个个体δ13C与δ15N与呈现出基本以野生植物为食的饮食特征。

根据δ13C和δ15N的大小可以把牛分成两个组。A组包括8例个体，具有较高的δ13C（-18.5‰~-15.3‰）和δ15N（6.8‰~10.5‰），呈现出C3/C4混合型的食物结构，并以C3植物为主，C4植物的比例不同个体略有不同。我们据此认为沙塘北塬的人们主要以放养的方式饲养家牛，并为其提供粟作农业的副产品，较高的δ15N值可能与它们经常在施肥的休耕农田里采食有关。B组包括5个个体，δ13C分布范围为-21.3‰～-20.1‰，表明它们的食物来自C3植物，基本不食用C4植物，较低的δ15N（4.2‰～6.0‰）与温带地区森里地带的原始牛一致，暗示了这些个体可能是野生的牛亚科动物。

羊的δ13C和δ15N将其分为三组。A组3个个体，以高δ13C为特征（-9.9‰～-9.1‰），δ15N的分布范围是8.1‰～8.8‰，与猪的平均值非常接近，说明这几个个体的食物均以粟类谷物的秸秆、谷糠等农业产品为食，代表了圈养的羊的饮食特征。B组13个个体，δ13C和δ15N分布范围分别是-19.0‰~-15.4‰、7.8‰～13.4‰。其中，三个羊为幼年个体，M1尚未萌出或刚开始萌出，年龄应小于六个月龄，属于幼年个体，较高的δ15N（12.6‰～13.4‰）应为母乳效应导致。其余羊的食物结构与A组牛类似，即食物基本来自野生的C3植物，人们可能偶尔为其投食粟和黍的秸秆和谷糠，较高的δ15N可能与经常在休耕的农田放牧有关。C组羊包括三个个体，δ13C和δ15N分布范围分别是-20.6‰～-20.0‰、4.8‰～5.0‰，呈现出明显的以C3植物为食的特点，考虑到宁夏南部、甘肃东部等史前考古遗址出土有较多与绵羊/山羊形态相似的野生的盘羊、岩羊、黄羊等羊亚科和羚羊亚科的动物骨骼，我们也不排除它们是野生食草动物的可能。

（三）沙塘北塬的生业经济

遗址的资源域分析可以通过特定遗址周边自然资源的调查，分析资源获取的方式与人群的日常活动范围，以此来考察文化行为与自然环境的关联。我们将借鉴资源域分析方法，结合上文讨论的结果与遗址的相关资料，尝试重建沙塘北塬的生业经济。

沙塘北塬遗址2013年植物浮选结果发现，农作物中粟和黍最多，绝对数量占炭化种子总数的96.2%，仅发现数粒小麦。此外，还发现狗尾草、糠稷、野燕麦、牻牛儿苗、苔草、大戟科等常见的旱地杂草，以及一些藜科种子、藜、猪毛菜、野豌豆、草木樨、胡枝子、糙叶黄耆等。据现场对动物骨骼的初步观察，种属包括猪、狗、黄牛、羊、鹿科动物和马。其中，猪和羊的数量较多，狗与黄牛其次，鹿和马的骨骼和牙齿仅有零星发现。根据沙塘北塬遗址简报中公布的资料，各类石质、骨质、陶质遗物占大宗，还发现少量蚌器、玉器。由陇山沿着渝河河谷冲刷下来的砾石为人们制作石刀、石铲、石斧、石凿、石镞等各类石质工具提供了材料。玉器的出现可能代表沙塘北塬人群与外部世界的存在交流，这是遗址人群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途径。考虑到牛和羊驯化于西亚地区，在距今4000年前后广泛出现于黄河流域。我们推测沙塘北塬人群与外部世界的交流过程中得到了家养的牛、羊，并学会了饲养、照料牛羊的技术。

动植物考古的研究恰好佐证了我们基于碳氮稳定同位素结果对沙塘北塬生业经济的认识，即遗址先民主要以包括粟、黍以及用粟作农业副产品和生活垃圾饲养的家畜为食，牛羊这类家养食草动物和鹿、马等野生动物仅作为人类食物的补充。由此，我们可以勾勒出这样的生业景观：生活在渝河北侧台地的沙塘北塬先民，利用周围的黄土地带作为农田；农作物耕种、收割过程中一些农田杂草会被有意无意地带入遗址，它们与农作物秸秆、谷糠等副产品，可以作为猪、狗的饲料，也可以用于饲养牛羊等草食性动物；人们在渝河河谷及沿岸放牧牛羊，而栖息于遗址北侧缓坡山地的鹿科、马、羊亚科等野生食草动物以及南侧渝河中的鱼、蚌等水产生物成为了餐桌上的肉食补充。由此可见，就沙塘北塬遗址目前出土的遗物来看，遗址先民经济上可以实现简单的自给自足。

（四）时空背景下沙塘北塬的生业与社会

宁夏南部呈现出过渡性的气候条件和复杂的地理状况，这为不同文化和人群的生息繁衍和迁入传出提供了舞台。自仰韶时代开始，宁夏南部地区开始受到关中地区考古学文化影响，于仰韶晚期又吸收了来自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部分因素，并通过一系列文化整合发展出具有强烈自身特色菜园文化、常山下层文化，以及与甘青地区有着明显区别的齐家文化或“页河子类型”。先周和西周时期，此地曾被戎人占据，并成为戎人与周人、戎人与秦人激烈碰撞的重要战场。考古学文化的演变伴随着生业经济的发展。从隆德沙塘北塬、页河子、海原菜园等遗址发表的相关资料表明，新石器时代以来宁夏南部生活的先民的主要生计方式为农业，粟和黍广为栽培、猪和狗被大量饲养，另兼有狩猎采集活动。公元前2000年前后，麦类作物和草食性家畜牛、羊也传入本地，沙塘北塬遗址恰处于这一重要阶段，因此该遗址生业经济的研究为认识新的食物生产方式的出现对宁夏南部生业的影响提供了参考。

为了更加深入地认识沙塘北塬遗址生业经济，我们搜集了同处于生态交错带的陕北神圪垯梁、木柱柱梁，甘肃齐家坪、磨沟、下海石、西城驿等具有代表性的遗址已经发表的同位素数据进行比较，结果如表二和图二。这些遗址与沙塘北塬时代相近、地域相邻，通过这种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不同环境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先民在受到旧大陆食物全球化冲击时的生存方式。

从表二和图二可以看出，δ13C表现出牛和羊在沙塘北塬（牛，-18.1±2.3‰，n=13；羊，-16.3±3.4‰，n=19）与陕北神圪垯梁（牛，-14.7±1.4‰，n=6；羊，-16.0±0.9‰，n=11）、甘肃下海石（羊，-13.9±2.5‰，n=2）、齐家坪（牛，-16.2±1.8‰，n=6）与西城驿（牛，-14.4‰，n=1；羊，-17.0±1.6‰，n=14）都呈现出C3/C4混合型的食物结构，且大多数牛和羊以C3植物为主要食物来源，而这些遗址的猪和狗则基本以与粟作农业相关的食物为食，这说明这些地区人们已经开始通过放养的方式管理牛和羊，也意味着畜牧经济的出现。这种情况与处于典型的粟作核心区的陶寺遗址既有共性又有不同，共性体现在对猪、狗和羊的饲养方面，不同主要是对牛的管理，陶寺遗址可能使用圈养的方式饲养黄牛。如果我们继续比较人群的δ13C与δ15N会发现，沙塘北塬（-8.2±0.5‰、9.8±0.6‰，n=5）与粟作农业核心区的山西陶寺（-7.8±2.6‰、8.9±1.3‰，n=17/7）、以及同样以粟作农业为主要生计的陕北木柱柱梁（-7.8±1.3‰、8.7±0.6‰，n=7）和神圪垯梁（-8.5±1.8‰、8.8±1.4‰，n=28）、甘肃下海石（-7.6±0.4‰、8.2±0.9‰，n=9）、齐家坪（-8.9±1.1‰、9.8±0.9‰，n=42）与西城驿（-9.0±0.6‰、11.7±2.1‰，n=4）基本相同，这意味着齐家文化时期，整个西北地区虽然已经出现了黄牛、绵羊，宁夏与甘青地区的一些遗址中还发现了麦类作物，此时这些地方的居民仍延续着粟作农业传统。值得注意的是，年代略晚的磨沟（δ13C与δ15N平均值分别为-14.4±1.7‰、9.3±1.2‰，n=85）与其他遗址相比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先民食谱中C3类食物的重要性可与C4类食物平分秋色甚至可能还略高。考虑到磨沟的遗址多数单位已经进入半农半牧的寺洼文化，人群食物结构的变化应该是草原畜牧在生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升高的表现。

牛和羊作为食草动物其生理习性、饲养及开发利用方式明显不同于本土驯养的猪、狗。因此，牛和羊这类草食性家养动物的出现以及牛羊畜牧经济的发展无疑将打破中国北方地区传统的食物获取方式和生业经济状况，这对于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意义。畜牧经济的出现一方面可以拓展人群的活动空间，为人们向无法开展农业活动的高原、山地等高寒区和干旱区的扩张作准备，另一方面畜牧经济对社群移动的需求还会促使人群的迁徙与文化交流的频繁发生。这些影响无疑会对聚落的分布、器物的组合、财富与地位表现的方式、人群的文化认同和宗教观念、社群的生产协作与组织结构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影响考古学文化格局和社会发展轨迹。就宁夏南部地区而言，生业经济的变化在新石器时代末期还没有发生，虽然沙塘北塬遗址已经出现了畜牧经济的萌芽，但人们仍延续着仰韶时代以来的以粟作农业为基础的农耕生活。这种情况与同时期的陕北和甘肃别无二致，即这些人群仍延续着农耕经济的传统，牛羊畜牧业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还没有发展起来，仅仅是生业经济的补充。究其原因，或是文化惯性使然，或是基于生业经济基础上的文化认同不允许改变既有的生活方式，或是其他未知原因等待着我们继续探寻。当然，目前宁夏南部地区生业经济研究工作过于薄弱，我们对沙塘北塬的研究只是开始，如何认识本地公元前2000年前后生业经济的变迁及其与文化格局、社会形态的耦合关系还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予以揭示。

五、结论

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流域及北方多个地区在生业、文化与社会层面上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恰好与旧大陆青铜时代全球化事件对东亚地区的影响逐渐加深同步。如何理解全球化事件对于华夏文明早期发展过程的影响，目前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要深入的认识这一问题，除了系统分析人群迁徙、物品与技术传播及其影响之外，还需要从生业经济入手，探讨牛、羊、麦类作物的东传对中国北方不同地区生业经济的影响，以及生业经济的转变对于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考虑到宁夏南部地区生业经济研究相对薄弱，本文便以宁夏隆德县沙塘北塬遗址为研究对象，对遗址出土的人骨与动物骨骼开展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在重建先民食物结构与家畜饲养方式的基础上，分析沙塘北塬先民的生业经济，为进一步研究生业、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提供参照。

我们发现，沙塘北塬先民以粟和黍以及用粟和黍饲养的家畜为主要食物来源，动物资源在人群食物结构中的比重较低，人群内部食物结构可能不存在差异。猪和狗的食物结构呈现出与粟作农业非常紧密的关系。大部分猪和狗的食物基本来自粟黍的秸秆、谷糠以及人们的残羹剩饭等生活垃圾，少数个体呈现出与野生杂食性和食草动物相似的稳定同位素特征，可能是沙塘北塬先民狩猎活动中获取的野猪。从稳定同位素比值上看，大部分牛和羊呈现出C3/C4混合型的食物结构，且以野生的C3植物为主，这代表了以放养为主的饲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少数羊的碳同位素值显示它们基本以C4类食物为食，即人们用粟和黍的谷糠、秸秆对其进行饲养。总结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沙塘北塬遗址人们从事着以粟作农业为主的生业经济，与此同时，以牛羊为放牧对象的畜牧经济已经萌芽。也就是说，从沙塘北塬遗址来看，青铜时代全球化对于宁夏南部公元前2000年左右生业经济的影响还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