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边境冲突会升级吗？ 预测和分析需要共情，认知和代入_风闻

一个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研究问题首先需要什么能力？是烂熟国际关系理论吗？错。首先，要有共情能力，充分理解现实中的中国社会，其次要有相当认知本质能力，能把握国际上各个国家的本质特点。再次，要有足够的代入能力，深入理解所谓国际关系理论以及专有名词背后的历史时空和政治逻辑。

有些伪专家喜欢吓唬人，一张嘴就是一套舶来品名词定义，从塔西佗陷阱到修昔底德陷阱再到金德尔伯格陷阱；或者脱嵌，利益相关者，公共产品，错配，结构性矛盾，非传统安全。不能预测，只是解释而已，用名词来加持。其实这个世界最不值钱的就是解释，因为解释者会修改事实，会削足适履。结果已经发生，一切解释都是容易的，解释不值钱。

擅长解释的往往不能预测，不能打，没什么用处。

遗憾的是，或许因为中国过于复杂，能够深刻理解现实中国的学者寥寥无几。举个例子，我在三月份提到一个现象《为什么体制外的自干五越来越多》。这个现象，其实是不为社会学家们所观察和认知的。尽管大家都混迹于一个社会中，一个网络下，但是在广大精英的角度，他们实实在在真不知道，身边的中国普通人的真实情绪和态度。再比如，随着疫情形势的好转，党和政府的威望达到极其高水平，关于这个现象，如果仅仅停留在简单的了解知道的层面上，而不去仔细想想这意味着什么，会导致什么，那简直不配研究社会学。因为缺少共情能力和接近社会的有效方法，导致自命不凡坐而论道的高学历高见闻无知学者越来越多，纸上谈兵，难堪大用。

关于域外国家的本质研究，必须要有合适的工具以超越庞杂的所谓信息而把握关键点，比如，有人说，当下美国是治理危机的问题，而不是政治制度危机的问题。这种论断其实毫无价值，因为治理危机与政治制度危机，是普遍联系，互相转化的。今日之治理危机导致他日之政治危机进而演变成政治制度危机并不鲜见。咬文嚼字无助于认识世界，从名词出发而不是从使用出发，是学者与实践者的本质区别之一，前者只能讲课而后者才能服务于实践。认知本质的能力来自于能动思考而不是单纯占有观点或者现象。不能从庞杂的现象中找出有意义的规律，反而满足于传播现象的简单解读，这是学者的大忌。

没有代入能力，因此只剩下一些想当然的概念。举个例子，当你阅读抗美援朝的史实，想象一个昨天还不配吃大米，刚刚能吃上饱饭的不识字的翻身贫苦农民，在战争中看到武装到牙齿富的流油的美国军人举手投降，他内心的感受会是何等的豪迈和得意？你无法想到这个，你就无法理解五六十时代的中国军人和中国政治家何以敢于喊出“人在阵地在”“人定胜天”，无法理解钢少气多，你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勇气。你体验过匮乏，才能代入贫穷的无奈逻辑中感受为什么会有人自杀会有人造反，你了解了宗教，体验了有神论者的生活，你才能代入理解何以意识形态可以造就一个新世界或者摧毁一个旧世界。你经历过恐惧，才能意识到为什么会有乌合之众的形成和瓦解，会有内战和屠杀。你体验过今年疫情，你就能理解何以中央决策之英明。代入是政治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根本能力，而历史，恰恰是国际关系学者的基本功。代入能力来自天赋而不是单纯的资料占有，因为你没办法做到体验一切。深入理解这个世界需要丰富的阅读和提问，占有史实和丰富的阅历经历以及天赋。拿着政治学学历可以找到好的工作，但是十之八九未必能够胜任。只有代入，才能找到历史逻辑，才能形成观察直觉。这是前提。否则，就会误会历史，误会当下。

我以前讲过，如果国际关系专家不能预测或者不愿预测，那就是尸位素餐，就是渎职。这是职责。你得告诉这个世界你的看法，告诉人们会发生什么。

面对未来新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在问，会怎样，然后才是为什么。因为这是身家性命所在，恒问恒新。无法求人，只好求己。这就是成长。

当我们观察时事，试图找出某种确定性时，我们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基本前提，那就是追求熟悉研究对象。这里的熟悉不是简单的了解和接触感受。这里指，你一定要充分的建立对研究对象的决策逻辑和行动逻辑以及执行逻辑的相对足够的认知。你可能很熟悉某个社会，但是因为你不研究这个社会的决策行动执行逻辑，你建立的只是一些感性认识，这些认识无助于你判断它的下一步行为，反而可能干扰你的判断结果。

中国社会的逻辑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要说身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即使很多日常研究中国的内部专家也没有建立足够的认知。那么，当时代演变的时候，就一定会出现误判。我们内部很多行政官员在面对实际工作的时候，会在根本性的原则问题上犯错误，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认知。当你习惯于以行政方式推进工作，你就面临法律和道德上的风险。当你过于强调个人的利害，你就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这些都是人们习以为常的，但是很少有人专门去思考。海外学者了解的中国是片面的，那么他就会在预测的时候陷入一个主观陷阱，当实际表现不同于他的预测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困惑，进而影响他的下一步判断。当下有个更麻烦的现象是，大量的学者其实是围绕饭碗而不是求真在工作，那么，理性人的选择就决定这样为了发表意见存在的专家自动变成伪专家。

中国的政治决策逻辑是，坚持党的领导，也就是坚持党领导社会。党对社会的领导不是通过协商来完成的，是通过至高命令的形式来进行的。它的领导有两个特点，一是绝对权威二是通过党组织推动。它和社会的其他意识形态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党高于其他实体力量，这是百年政治斗争博弈的结果。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这句话除表面意思外，还有一层，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建设中国。救亡图存，其实一直在路上。中国的近代史为救亡图存提供了绝对合理性。从上到下，绝大多数人都会本能反对资产阶级多党制和议会民主道路，因为这一定会带来分裂和内战。香港和台湾的民粹政治就是明证。在内地人民心目中，香港和台湾已经从正确的明星落成了反面典型，这一点，这两个地方的人民和精英，以及海外的精英根本没有认知到，也无法认知到。这就埋下了误判，也就是玩火自焚的危险。

中国的行动逻辑是，以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为中心，以国家繁荣强盛为目的，以促进社会团结为前提，积极主动对标。无论是向内还是对外，这个逻辑是指导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还有一个特点是，除非火烧眉毛，否则不会主动追求过大的行动。也就是说，凡是行动，一定是反复酝酿的补救之举。当一件事情在中国得到快速推进的时候，往往不是基于预期，而是为了补救。比如，体现在互联网金融上，当政府主导推进的时候，是为了补救传统金融不能服务于小微毛细末端的弊端，但是当互联网金融失控的时候，取缔和打击就是为了不得不回应社会关切。这时的行动逻辑突出强调回应人民关切，但是本质上是维护社会团结。中国善于长于面对问题想办法，找对策，解决问题。

中国的执行逻辑是，高度一元化的垂直体系为主，每个时期围绕一两个目标，也就是，一个时期内一个环境下只追求一两件事，务求成功。资源，时间，精力基本集中在少数事情上。集中力量做大事不仅仅是一个宣传，其实也是一个基本方法。科层和集中之间，效率和目标之间，经常是按照目标的重要性展开逻辑的，所以，中国党和行政体系内的各层轻易不会发表超出个人职责和地位的指示，看上去显得缺少个性和能力，其实恰恰是一种本能的政治自觉，是一种特有的觉悟。在执行中，强调唯上和服从。追求也能做到政令统一，这是典型的行政逻辑，这个是特点。

回到国际时事观察，任何一国，外交当然是内政。但这句话未必能被人正确理解和认识。针对不同的对象国，或者不同的历史时空，这句话的内涵和外延大不相同。

以中国为例，建国初期的外交具体就是为团结人民，提高士气，争取中国生存空间为重点。因为在外部敌人远远多于朋友，国家实力有限，所以表现就是，强调尊严和意识形态，是以外部对抗为目的展开工作，是内部政治驱动。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外交就由一个高度专业化垄断化的事业流变成了泛泛的存在。专业人员的来源和工作范围以及工作内容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外交不再单纯是内部政治，而是内部利益驱动。简单来说，当外交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外交的对象，内容和目的就发生了变化。

这些讨论意在说明，不能脱离历史时空来研究历史，也不能脱离时空逻辑来使用抽象总结性结论。你得有意识，有办法回到历史之中去。

我们来看看当下美国的内政和外交

美国立国以来，外交始终在流变，可谓是典型案例。提请各位注意，国务院和国务卿的概念。

如果扯到美国外交历史，这个话题太大，我表示苍白无力和懒。

我在这里简化为，当下美国政府的政治逻辑，行动逻辑以及执行逻辑。还加上一个，那就是美军的行动逻辑和执行逻辑。

只有建立对这四个方面的足够认知，才能得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你不能只围绕唯物主义辩证法，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本家来讨论问题，那个不是国际时事观察者的具体工具的全部，你还得有其他一些趁手的方法和思路以及角度。好比，你想知道微观世界，除基本只是外，你得有并且掌握电镜的使用，当然，它也可以帮助你成为大学校长和一代宗师。没有电镜，你无从讨论微观世界是怎么运作的，比如认识微生物。

名词经常变换，这是人类文化学科的特点。无论怎样，名词应该是为实质存在的，而不是为了让人糊涂。有些假说不能拿来直接使用，比如“美国的经济独立于政治和文化以及其他因素之外，具有独立的运行规律，所以疫情影响不太大”。如果秉持这种观点，你就会得出疫情不会打断美国经济的结论，但是显然，这已经被事实证明就是谬误。多说一句，事实打脸，我们就应该能判断出发表这种见解得所谓学者的含金量。其实一般专家学者都普遍接受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但是在具体运用上，经常出现背离或者违反，这是因为大部分学者没有真正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分辨能力，也就是共情，认知本质和代入能力。很多所谓当下智库，其实更像是股票市场上的基金，抱团取暖生存，它排挤散户但是又跟不上国家队。

上面两段意在说明，很多前提，比如基本的思路和工具甚至目的不同，就会妨碍结论。针对有些结论，你必须考虑它是否可以证实和证伪的问题。

在有合理前提的情况下，观察美国，肯定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结论

当下美国的政治逻辑是内部一部分执政者试图全面绑架美国社会，从而实现个人利益。所谓美国再次伟大和遏制中国都是用来打击对手争取选票的工具。

其行动逻辑是利用社会矛盾以及分配不公现象操弄议题，追求乱，为了操弄采取一切手段。

其执行逻辑，也就是执政者领导下的文官政府的行政逻辑是做到表面追随行政领导，饭碗优先于业务和操守，放任内部混乱，自知能力低下而就地卧倒。效率和专业这个时候是放在最后的，因为当下追求效率和专业没有好处只有麻烦。汤事。各个州地方的逻辑这里就不展开了。

美军的行动逻辑是，躲。尽可能地不被政客左右，因为不甘心被人牺牲。这是一个特殊群体，从而其执行逻辑是尽可能以业务的特殊性对抗上级政客以拖延和应付。这个基本上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的主要逻辑。也就是它和政府离心离德，互相角力。美军上层和下层逻辑当然不一样，但是这无助于战略性的判断认识。

有人讨论美国的制度笼子问题，这又是一个人造概念，意思是美国社会的备份冗余度高，容错空间大，弹性大。我个人认为如果这些表现不能上升为一个制度表现或者指向根本特点，那么这个所谓现象仅仅只是一个表面现象，甚至可能是一个伪命题。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容错空间很大，那么应该表现出的是宽容和世俗性，也就是没有过多的政治正确和禁忌，类似中国改开以后的这些年。但实际上，很多人指出美国具有反智和宗教极化的特点。

笔者以上这些观点，肯定存在问题。因为事物在流变，而且人的认识是必然存在局限性，逼近真实是个过程。如果不去考虑观察的具体角度和方法，仅仅从知道和经历这些角度去看，那一定会陷入糊涂。既然有所谓的普世价值或者普世认识，那么，反过来也就有独特的一国只本质特征，认识和掌握这些特征，就是国际社会观察者的当然工作。

接下来我来试着探讨一些具体问题以抛砖引玉，我这个分析绝对是独家的。中美贸易对抗中，美国领导人经常用极限施压把中方逼到墙角，用傲慢和无视来表达决心，以求得到谈判胜利。这种极端做法在中国网民中间掀起了巨大的反感。那么中国是不是会非常重视面子以至于会影响其决策呢？有人说是，有人说否。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如果用上面的逻辑来分析，就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要分阶段看，有时是有时不是。贸易战伊始，中国既有的政治逻辑，行动逻辑和执行逻辑都会把对手的行为和动机割裂开判断处理。因为政治决策逻辑不认为美方是挑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所以会归结为一个围绕双边关系的谈判；因为不认为是一个危害中国根本利益的谈判，所以会以部分让步追求谈判成功；因为尊重上级指示，所以会执行谈判结果。这个时期，是没有面子一说的。但是，凡事都怕但是。但是当美国方面表现出对谈判真实目的的躲闪，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污蔑，对中国发展的根本性危害，对于自身实力的盲目自大。这个时候，中国的政治逻辑，行动逻辑和执行逻辑都会起作用。对美反击也就自然降临。如果，美方继续帮助中国加深这些认识，那么对抗就一定到来。此外，如果美国放弃对中国的全方位经济贸易打击，转而祭出军事威慑，其实是重新开始一轮对抗，围绕这个对抗，我们不妨再走一遍逻辑。南海冲突和中印冲突本身都构不成对中国政治逻辑，行动逻辑以及执行逻辑的威胁或破坏，不会激起中国特别的敌意和反对。台湾独立事关中国的政治逻辑，行动逻辑和执行逻辑之根本基础稳定，中国肯定重拳出击。一旦中国出击，依照其补救性特点，必然会做足做超量。当一件事情发展到构成对执政，行动，执行逻辑的挑战时，中国不止重视自身面子，更重视打掉对手的面子甚至里子。所以，届时这种说中国人重视面子的说法也没有错。其实关键在于，美国领导层是否清楚这个道理，能不能做到玩火而不自焚。多说一句，同理，如果中印之间只是围绕摩擦和纠纷而展开，那么双方关系是可控的。但是如果印度在中国反击美方的极端时刻再大胆进取，那就一定是自求多福了。也就是说，打不打印度，不取决于印度，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冒进。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