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注定是王健林的水逆之年_风闻

撰文**/**陈邓新

编辑**/** 黎文婕

“首先，有钱。”

这是2015年王健林赴哈佛大学演讲时，坦承财大气粗是万达展开一系列海外并购的竞争力，五年过去了，王健林却陷入频频筹钱的困局。

2020年，万达先后抛售世界铁人公司、宝贝王、位于芝加哥的房地产项目等价值超70亿元的资产，而万达电影也在资本市场定增43.5亿元。

不但外延业务受挫，就连万达的“现金奶牛”商管业务也黯然失色：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双双大幅下滑，更为糟糕的是缺钱了，2020年4月~7月万达商管发行了四笔中期票据，面额为50亿、20亿、50亿与35亿元，而9月4日正式发布公司2020年第一期公司债募集说明书，面额为45亿元。

这意味着万达商管在短短5个月募集200亿元资金，而2018年~2019年其总计募集不过15亿元，呈现冰火两重天的反差。

万达商管为何如此差钱？又该如何突围？从商管剥离出来的地产业务，能否成为下一个“现金奶牛”？

2020年，注定是王健林的水逆之年。

三大经营危机压顶

“王健林的牌越打越薄。”某私募投资部经理陈听涛如是说。

盈利稳定、现金流充沛的万达商管，在王健林商业帝国中长期发挥着基石的作用，支撑着万达商业体系正常运转，也是王健林父子敢于浪的底气所在。

然而，这一切却在悄然生变。

万达商管2020年中报显示，实现营业收入172.75亿元，同比下降47.73%；净利润63.9亿元，同比下降36.2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主业）净利润18.1亿元，同比下降59.23%；公司有息负债规模为1817.79 亿元，其中一年内到期为656.97亿元，偿债压力颇大，对此大公评级认为：“短期有息债务规模仍较大，仍面临一定偿付压力。”

万达商管2020年中报数据

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双双大幅下滑，究其原因为受疫情的“长尾效应”影响，导致租金收入锐减、商铺难以销售而资本开支依旧，叠加之下万达商管遭遇寒冬也在情理之中。

有知情人士于网上透露：“上半年万达商管收取的租金约130亿元，而去年一年租金收入是450亿元左右。”

而公开资料显示，王健林的预期是每年开业40~50 个万达广场，截至2020年6月30日有24个万达广场在建，不过如今王健林的打法是“轻资产”开发模式，也就是投资方出钱、万达提供品牌、招商、管理等，租金收益双方按比例分成。

对这个突围方向，也有市场人士表示质疑，譬如资深地产专家薛建雄公开表示：“这几年整个市场严重供过于求，万达广场也没有什么优势了。”

此背景下，万达商管1.16亿元的现金流就格外令人瞩目。

需知，2017~2019年的现金流分别为255.84亿元、293.00 亿元与168.05 亿元，这意味着万达商管现金流出现断崖式暴跌。

“万达商管的现金链处于紧绷状态，考验着万达商业体系的稳定性。”陈听涛表示万达商管200亿募资的背后是居高不下的负债压力与经营压力，“现金好比企业的血液，一旦处于贫血或失血状态，不利于企业健康发展。”

更为糟糕的是，在疫情之前万达商管的净利润就呈现增长乏力的格局，万达商管2012年以来净利润几乎没有增长，在200亿元~330亿元波动成为常态。

陈听涛进一步表示，万达商管诺将于2023年10月底前实现上市，然而缺乏盈利成长空间，无法提供想象力，又凭什么取悦资本市场？

剥离而出的万达地产能破局吗？

万达商管走到悬崖的边缘，而2019年年底从前者剥离出来的万达地产能接棒、撑起王健林的商业帝国吗？

“万达玩的是空手道，一分钱不出就能挣钱。”王健林曾在一次公司年会上毫不掩饰地道出经营之道，“什么清华北大，都不如胆子大。”

万达创始人王健林

凭借敢打敢冲，王健林在地产界名声鹤起一度荣登中国首富，之后向文化方向转型，地产业务也年年缩水，最终放弃住宅地产、专注商业地产。

2019年万达地产，全年销售566.8亿元，位列行业第59位，与6000亿元级头部房企相比掉队明显。

如今，地产集团与文化集团、商管集团并列，王健林将突围的希望寄托在万达地产身上，定下1000亿元的KPI目标，意图重回TOP 20。

为了实现1000个“小目标”，万达地产不断开疆拓土，2020年上半年注册了28家地产公司，拿下来28宗土地，58.07%的土地性质为“居住、商业”，40.91%的土地性质为“商业”，1.02%的土地性质为“文化设施”。

时也，命也。

2020年房地产行业也遭遇水逆，虽然局部过热但整体并不景气，公开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TOP 100房企累计实现销售金额5.1万亿元，同比下滑2.7%，而累计销售面积3.7亿平方米，同比下滑2.7%。

有接近万达的人士对外透露，万达地产2020年上半年销售额不足300亿元，全年目标完成率不足30%。

下半年销售形势有所好转，然而又碰到监管层加码。

一是，划下“三条红线”，房企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得大于70％；房企的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房企的“现金短债比”小于1。

假如触犯其中一条，则会被划为黄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10%；触犯其中两条，则会被划为橙色档，有息负债规模年增速不得超过5%；三条都触犯，则会被划为红色档，有息负债规模不得增加。

某公募基金公司执行董事刘旭凌告诉锌刻度：“新规确实从更深层次的报表细节上面限制了地产公司的融资，一改过去模糊的政策限制描述，直接从财务报表中对企业的负债端的三个层次进行了明确和细化，给地产企业的融资，特别是以地产为主体的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和发债的融资带来了限制。”

刘旭凌进一步表示，对部分房企而言，通过融资加高杠杆以谋求高速发展的愿景可能要落空。

二是，2020年9月初住建部再次公开工作要点“坚持房住不炒定位，落实城市主体责任，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事实上已有14个局部过热的城市被住建部约谈。

这意味着，万达地产恐难以完成王健林的KPI考核，从2020年7月6日万达地产总裁吕正韬提出辞职，也可从侧面获得印证。

困境背后，是王健林性格所然？

万达商管受挫，万达地产受阻，王健林为何那么难。

相当长一段时间，王健林好高骛远，频频大手笔并购，涉及影视、文化、海外地产等项目，导致战线拉长，各处战场吃紧，最终于2017年遭遇流动性危机，王健林不得不断臂求生：“2017年是万达集团历史上难忘的一年，万达经历了风波，承受了磨难。”

当下，在万达地产身上依然可以看到熟悉的配方合、熟悉的味道：拿地单价并不高，但总价不低，动辄数十亿元、上百亿元，对现金流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譬如，2020年万达地产欲投资200亿元建设长春国际影都，这是多年以前500亿元投资青岛东方影都的翻版，依然祭出的是“影视拍摄基地+主题乐园+住宅”打法。

然而青岛东方影都的发展并不预期，多家媒体报道，住宅卖的不错，但整体并未盘活，特别是电影拍摄需求不足，不得不向电视剧、综艺需求靠拢，《创造营2019》就是在青岛东方影都拍摄的。

再譬如，2017年王健林宣布旗下电商“飞凡网”要力争在2018年实现盈利，2020年利润超百亿元并实现上市，却不想一年之后业务就基本上凉凉，三年之后正式注销。

风投人士Vesting告诉锌刻度：“电商是烧钱的货，但不是仅靠烧钱就OK的，万达胜在坐拥丰富的线下商业资源，然而挑战在于缺乏电商基因，这不是靠大手笔投入、挖人就能解决的，更为糟糕的是决策层初期目标定得过于宏大，执行时未有变通，不接地气的后果就是耗费巨资引来的流量，难以沉淀下来，主要依赖各种优惠活动维系黏性，从而导致成本越来越高。”

言外之意，管理僵化也是一个败笔。

事实上，万达商管在探索电商化时就受制于权限不足，战略决策、主攻方向等仍需王健林拍板，这与互联网思维格格不入。

万达电商第一任CEO、互联网老兵龚义涛曾委婉地透露：“在万达，通常先用PPT的模式向领导请示汇报，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领导批准才能做，我们互联网企业出身的人没有这个习惯，我们的思维模式是发散型，即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

万达电商第一任CEO龚义涛

王健林在影视、电商、教育、体育、地产、商业等多个赛道不顺，或多或少都有好高骛远、管理僵化的影子，未来能否走出阴影仍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健林的“冬天”还未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