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视觉：为什么不大胆进行科学创新结构体系再构建？_风闻

       今天，两则新闻引起了我的思考：

       新闻一：“得知获奖后的王振义首先表示，“心情好的坏的都有，好的一方面是觉得我们国家重视科学，做了研究工作对人民有益处就受到表扬和奖励，我作为受奖者非常高兴。”但他随后表示，“另外一方面我非常忧愁，这个奖为什么给一个年纪大的人，我96岁了，你为什么不奖励年纪轻的人？我们年纪轻的人难道没有科学家了？难道他们没有创新吗？””（如图一）

         新闻二：三年发16篇SCI，这名应届硕士生被建议破格授予博士学位。（如图二）

       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揭晓，88岁的张亭栋和96岁的王振义摘得“生命科学奖”，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迟来的荣誉，但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是否是对科学创新最佳年龄鼓励的否定呢？

       三年发了16篇SCI的应届硕士没补中国大学授予博士学位，却被瑞士等离子体中心录取为博士研究生，这是否表明中国的大学晋升及评级门槛太古板，以至于又一名优秀学生被外国大学吸收过去，这是否也是中国大学在研究领域落后的本源之一：没有充足数量的优秀研究生源群体所致？

       再加上前段时间一直讲的沸沸扬扬的，尤其是被人诟病的武汉疫情爆发初期，中国疾病应急管理中心的领导高某第一时间将其发现发布到国外那个“自然”平台（没时间细究是哪个平台，以正式公布的平台名称为准），让影响中国的重大事件不显于国内，却在国外引起轰动，这对中国自己的应变、响应及整体专业体系的学习及处理显然是没什么益处的。那么，中国的研究群体为什么喜欢将论文第一时间发表于国外的平台，让中国最新的思想充斥于外国平台，使得其中思想效应不直接显现在中国自己的研究人员生态圈，让中国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态圈始终无法壮大呢？为什么中国的科学评估体系那么简单的就采取引用国外的标准，以所谓引用数简单的进行评估呢？单纯善良？大脑缺筋还是屁股本来就歪了？

       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我们国家的科学管理建构体系是否值得再创新？本人不是该体系内行人，但却斗胆提出自己的某些看法，欢迎批判！

       第一：建议对现有的学位与职称、职务及薪酬评定经济利益挂钩体系进行再构建。

       现有的学位为什么一定要与职称、职务及薪酬体系简单挂钩呢？能不能设想一下，将它们之间的联系半脱钩或者全脱钩？学位评审、评分时加以更多的诸如工作实践（如工龄、成绩、计件能力等）、学术成果、论文水平、社会实践效益等多重指标的加权性评估再挂钩？简单的说就是引入更多的可变量考核标准，这样孙光宇现象就不会存在了，就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能有科大少年班一样，为什么就不能有普通按部就班之外的可评定型操作呢？

       美国的大学是宽进严出，中国的大学是严进严出（好像有点宽出），所以美国大学是毕业隆重，而中国大学却是入学隆重，倒过来的？

       能否设想一下，学位在保持现有晋升体系之外，逐步弱化其中的利益因素，将真正的利益标准引入到工作实践的能力系数上？毕竟对比上世纪，现在的学士学位随手一把抓，而硕士学位也已经随处可见，博士学位的量也已经上来了，凡事也要讲求与时俱进，能否，甚至可以考虑对某部分学位体系的相对宽出，只有关键的博士及博士后等学位体系进行严出，让这类群体的数量大幅上升以弱化社会对其的盲目依赖，逐步脱离学院学位与社会实践能力的评判出现相对距离，保持其中的弹性及可塑性。当然，也宽出对应的是对假、抄、虚的行为的严重打击，也就是以信用先行，事后严究。

       毕竟当今社会对学位的盲目崇拜实在有脱离科学本义的范畴，让社会出现了相对数量级的脱离实际的空间与现实错位，不利于社会阶层的流动能力，现在中国社会已经出现相对固化的风险，这与经济能力直接挂钩而出现的复杂生态，学位的直接经济利益挂钩也是其中之一。

       第二：建议对职称、职务体系的评定与晋升再构建。

       职称与职务分离已经在现实中了，这里不再多评述，但建议学术权威不再直接进入行政职务领域，同时分离行政职务领域内关于学术方面的职权归于学术权威管理组织，行政职务领导只有平行参与权，而学术权威有组织的拥有建议权及一定否决权。如两弹一星的体系就分工得很好，钱学森任副院长，但主导学术方向及决心标准，但又不能独断。

       毕竟不是专业体制内人员，个人以为，现有的职称、学位等可能主要通过论文数量，引用数量进行简单的评价，这个太容易被导入现有西方知识生态体系内。同时由于学术论文评定水平难以评定的现状，建议在肯定现有的标准体系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扩大，引入社会实践效益、原创性（即0－－1的标准）、专业及相关专业最优秀人员群体的信用推荐（如院士级别推荐，最高学术组织推荐等）、相应时间段学术论文国家课题优先方向，甚至密级评定等其他指标，消除国内外刊物发表的差别对待（甚至某些特殊时期优先国内权重），优化评分权重体系，即应该建议学术成果的社会实践效益、原创性、相应时间段学术论文国家课题优先方向的评分权重大于专业及相关专业最优秀人员群体的信用推荐，专业及相关专业最优秀人员群体的信用推荐的评分权重大于论文引用数，论文引用数的评分权重大于论文数量的体系。 

       第三：建议对学术评奖体系进行再构建。

       未来科学大奖的设置是一个很有益的尝试方向，但应更系统的约束资本对学术评奖方向的影响。因此建议中国的国家科学技术评奖可设定为两大方向，一是上至国家最高科技评奖机制为主的现有的国家各级科学成果评奖体系，这个体系是以现有的，可验证的、已实践的科技成果进行评奖，这类评奖的时间跨度可以更加广泛，即像本文引用的“88岁的张亭栋和96岁的王振义摘得“生命科学奖””等可以进入该类奖励评选体系。二是以未来科学大奖为主要形式的，对创新型科技思想，学术体系，具有科学要素的科研成就、方向，但尚未完全验证、实践的学术内容，进行预先的奖励评定，这类奖励是以原创创新、未来应用方向为主要指引，完全可以允许科研将来会被验证错误的，鼓励大胆创新的，并可以再被引入国家现有的学科成果评奖体系进行二次、甚至三次评奖的成果。

       当然，如果有必要，为鼓励科研成果的产学研的转化应用，可以以各行业资本对最新应用型成果再专门设立类似鲁班奖的，行业化、甚至汇总为全国性的，以各行业资本为主导的第三类奖励体系，鼓励科研向社会实践的应用方向，但还是与上述两个体系有一定的冲突，因此如何平衡其中的奖励生态圈就更为重要了。

       当然，也不能缺了日益显得重要的职业技术工匠奖励体系，这对中国未来长远发展同样至关重要，这里就不多说了。

       第四：建议对国内学术、科普生态圈创新再构建。

       中国的5G及移动互联网应用已经到全球领先的今天，现有的基础已实现更为充分的生态，更有利于形成以国内学术、科普为主体的生态圈再构建。

       建立由专业理工科人员为主形成新的国内学术、科普生态圈，加强学术、科普生态生圈领域内的专业性及通俗性，保留适当文科人员作为文字校稿的作用，加强建立学术生态圈围绕各学术团体、组织、协会的捆绑衔接，建立充分结合现有移动网络生态的技术结合度。就上述平台的建立、发展，还可大胆考虑引入市场化经验的专业人员进行平台项目组织、策划与引领，勇于创新超车。

       加强管理机构的确实支持。如由上文中的学术评奖体系再构建中的一定时期内，优先扩大国内学术平台的论文发表、引用数的权重程度。又如加强科普生态圈与实际学习机构及社会、市场实践操作机构的结合与互动，加强各类科普的分组、分级服务体系建立，加强科普内容标准化操作与制作，界面友善性、专业性与通俗性的充分结合。

       改革现有学术平台的旧思维运作，加强平台创业创新，加强平台参与各学术实践的报道及跟踪，引入国家科研战略方向，适时提出专题引领、建立桥梁，加强平台论文作者与专业相关阅读者就论文的平台互动操作搭建，建立分级、分权限浏览机制，加强网络平台专业文章投稿的宽进及纸质、专题专刊的严出的多重递进机制，扩大平台的实操应用空间。

       第五：建议对产、学、研体系再优化。     

       由于目前国内已经拉开了加强产学研的优化建设，因此，只想简单讲一点，在我看来，学术研究细分化专业化注定是越分越细的，而产业组织的操作则相反，应该是组织集团的控制能力越强才能操作越复杂的学术转化。因此需要科学的注重产学研的分级管理，比如重大科研项目、复杂科研项目产业转化的系统统筹能力，就像钱学森的系统工程控制论对中国的国防科技支持能力一样，如此才能做到资本、组织、能力、人力与技术充分结合、集约。而另一方面，则是充分发挥市场的自由切入作用，应用于应用型、普及型的科研成果产业化转移，加强灵活度，目前中国深圳的操作模式就很好。

       目前中国落后的领域还有很多，如航空发动机、工程机械、精密仪器、轴承、机床、芯片制造、生物制药、生命科学、新材料等，这么多年，经过市场化的自由操作，哪个领域单纯企业能够自我超车（神奇的华为除外，但看看华为的体量又显得理所当然了）？没有一个能实现，因此，加强资源的优化配置与组织就是当务之急，我们不能以为现在钱多就可以随便浪费。

       第六：建议对国家最高学术荣誉体系再构建。

       建议对国家科学院及工程院院士体系的再优化，确立年龄退休机制的分界，建议建立年富力强的院士体系及以咨询为主的、发挥老龄院士余热的荣誉院士体系（类似80年代的中顾委），利用这两个体系支撑现有的论文评分之信用推荐专业操作体系，发挥这些院士体系对论文、学术成果的评判操作功能。另，如果担心会因此累坏我们的国宝院士们，也可以考虑扩大加入次优一级的专业信用推荐体系人员，如在职专业学术带头人，在职专业学术服务员、在职院校校长等，当然评分权重应当下降一级。信用推荐体系应当严格控制范围，应当着眼真正建立信用机制，杜绝滥用。

       加强最高专业学术委员会的组织与专业、行业深入操作与管理，作为协助国家最高学术荣誉体系下的实操指导。

       第七：建议改革现有的科学管理机构，尤其是关键的学术评级、学术管理与组织的机构职能，加快、坚决、科学的去除唯美论、唯西论的生态空间。

       第八：建议改善现有的涉密技术成果的审核及公布机制。

       上文评述建议过密级评定可作为的学术评分标准，为什么讲到这一点却在这里标明呢？不由想起前些天中科院关于芯片制造的一个科研相关成果的论文（据说有弯道超车之效）引起轰动，却突然就被撤下了。为什么？想来在那样级别平台发布的论文虚假性存在概率是很小的，那么，公布此文后撤下就很可能是由于内容涉及技术泄密，因此密级的快速认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或者如果说，密级确认的严谨性需要，可以有授权的快速评级（或者称暂定密级）。那么，涉密审核的机构或人员直接下沉到学术平台审核机构进行应急评审，甚至下沉到院校等体系中，一旦被评定密级（如果是暂定密级则须约束密级正式确定的效率管控），则可有更优先的学术评分权重比，同时也可以确定论文是否可以公布或者部分公布的处理。这样，我们的研究人员们就不会火急火燎的急于发布而依赖于论文评分了，去除论文发表评分依赖症。

      当然，优化涉密审核，尤其是应急的，须特别强调操作效率、操作主动性，不是衙门。

      本人发表的这些内容，只是粗浅的思考，但强调的是希望中国的科研体制能做到不唯洋、科学性、环环相扣、环环可控、可操作、讲效率、实事求是。

      非专业人发表专业行业的评论，欢迎批评。

                                                                                    平民视觉   王海星

                                                                                    2020.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