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八百壮士里的红小鬼，真历史比胡编乱造的电影更戏剧_风闻

湖北有个通城县，武汉有个“老通城”，但此“通城”非彼“通城”，完全两码事。

以三鲜豆皮闻名天下的老通城，其实最初人家叫“老通成”，创始人曾厚诚先生是汉阳县人，跟二百公里外的通城县，毫无关系。

湖北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即便是作为武汉餐饮业的龙头老大“老通城”，也不甘人后。第二代竟然全部参加先后革命工作，大姐曾子平和幼弟曾幼诚都是老新四军，前者是情报战线的巾帼英雄，丈夫是朝鲜籍的敌工部长，入党介绍人却是这位“大小姐”，而后者则是皖南浴血突围出来的钢铁战士。

“老通城”的故事，我们容后再说，今天我想讲一位通城籍“红小鬼”，成为“八百壮士”之一分子的跌宕人生。 位于鄂东南的通城，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处，革命传统相当深厚，曾经是湘鄂赣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25年就建立了党组织，1927年“秋收起义”最早的烽火就是在这里，由罗荣桓同志亲手点燃的，由此拉开了全省，乃至全国农民秋暴的序幕，并建立了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县。随后作为党代表，25岁的大学生罗荣桓，带领农军参加了二十八画生同志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二十九年后，罗荣桓元帅回忆当年，说：

“‘马日事变’后，鄂南暴动，有些党的骨干逃出来了，上海大学、武汉大学的学生，在城市里存在不住的也跑到军队来了，所以一些政治骨干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大学生。党代表有我一个，我是从武汉大学出来的。我搞的通城暴动，当时就是气愤，不服气，搞了几百支枪。”

农军离开通城后，白色恐怖再次袭来，但这并没有吓倒革命者，更不能阻挡革命的火种复燃。 隐蔽在通城岳父家，以挖中药材为名，秘密进行地下工作的原蒲圻县委书记沈国祯，深入到黄袍山区，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并拉起了一支三百多人枪的赤卫队。随后同为湘鄂赣特委特派员的毛贲虎，也来到这里，开展革命活动。

这两位播火者，都是学生出身。

武秀才的儿子沈国祯，毕业于湖北蒲圻唯一的县立初级中学。整个民国，蒲圻没有高中，算上私立的初中，也仅有三所，而且经常因经费无着落而停办；毛贲虎是湖南平江县立中学师范班的学生，平江的教育资源与前者绝对是难兄难弟，虽然后来办了高中部，却也经常停办。

今天我们看他们，不过是边缘化的小知识分子，而在那个每年招生不过百多人的时代，他们绝对是县城里的精英。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将肩负起救亡图存的使命，登上中国现代史的舞台，然后迅速分流，成为革命或反革命的一员。

是选择成为共产党员，和人民一起推翻三座大山，改天换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还是选择加入国民党，和各路压迫者一起，成为反动派中的新贵，拼死维持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那盘死局？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在通城和当时的中国，正随时上演。

没有当上小学老师的毛贲虎，在通城却成了我党理论的最佳宣讲师，发展了大量贫苦农民加入组织。大家觉得“小毛先生”，这个年轻后生，不但待穷人彬彬有礼，而且能把革命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即便是大字不识一箩筐的黑脚杆子种田佬，也能听得懂，听得兴致盎然。

黄袍乡（今属塘溪镇）望湖洞万家屋，一位叫万顺富的中年农民，经常追着去听小毛先生讲课，哪怕翻山越岭，以致废寝忘食。遂投身革命，打心眼里拥护口口党，老万知道只有跟定口口党，黑脚杆子种田佬才有出头天，他们的孩子才能不再是睁眼瞎，不再世世代代给地主老财当牛做马，却难得温饱和尊严。

万顺富是个苦出身，父亲常年为地主做长工，自幼随父务农，种地主佃田，农闲帮人装石灰窑，上山打柴。

此时此刻，通城以北，三百公里外的鄂东麻城许家洼（今属河南新县），一位叫许存义的农民，也想明白了一个道理：

“狼心狗肺的地主老财，宁愿粮食烂掉，也不肯借给我们穷人！这世道再不翻过来，哪还有我们的活路啊？”

要想有活路，就得干革命！ 许存义的侄子，22岁的许仕友就是这样想的，他入了党，参加了农民义勇队，39岁的万顺富也沿着许仕友这条路，入了党，参加了农民暴动委员会，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

如果你说22岁的小伙子是“孟浪”，是“思想不成熟”，但39岁可不是个好“忽悠”的年纪。在1930年前后，对贫困山区的贫苦农民而言，这绝对是个“高龄”，毕竟中华“民”国是个平均寿命，只有35岁的人间“奇迹”时代。

1930年夏，已经是乡党支部书记的万顺富，以全票当选通城县黄袍乡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乡亲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不但跟地主老财，跟白狗子死磕，还为穷哥们大办实事，一口气创办了四所列宁小学，专门招收穷人子弟，免费入学。

教育不再是有钱人的特供，在整个苏区，我党都积极推行义务教育，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

“努力恢复列宁小学和创办列宁小学，凡满六岁的儿童至十六岁男女实行强迫教育。”

不但县里要有省直属列宁小学，各乡还必须有列宁完备小学，各村也要有列宁劳动小学。 落实效果如何呢？

我没有通城县黄袍乡的数字，却有二十八画生同志，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于1934年1月22日的“二苏大会”上，所做《政府工作报告》中，中央苏区的教育成绩单。

“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

换言之，每个乡都有一所小学，有至少30名学生。

“苏区中许多地方，学龄儿童的多数是进入了列宁小学校，例如兴国学龄儿童总数20969人（内男12076人，女8893人），进入列宁小学的12806人（内男生8825人，女生3981人），失学的8163人（内男3251，女4912）。入学与失学的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与四十，而在国民党时代，入学儿童不到百分之十。”

说出来，大家也许想不到，国民党的核心统治区域，素有“文宗渊薮”，号称教育最发达的江苏省，小学入学率也不过13%。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的农村，教育凋敝到什么程度，可想而知。

顺便说下妇女教育，我党更是把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废柴，远远甩在身后。苏区当时针对成年文盲的各种夜校和识字班中，有的地区，妇女能占到69%！

即便是“围剿”苏区的国民党官兵，也感到了这种震撼，一名十九路军的士兵，回忆在兴国县看到的苏区教育时，说：

“他们到处办学校，即使只有十户人家的村子里，他们也办起了小学。到兴国的一路上，我们看到许多小茅屋里的学校，尽管他们很穷，却有许多书，他们出版他们自己编写的教科书。但我们的军官，下令要把这些书烧掉。我们总是捣坏并烧掉他们的学校，因为我们的军官说它们是红军的中心。”

你们这些“红脑壳”，竟然让这些几千年来当惯了“睁眼瞎”的穷棒子上学读书，这不是毁灭“传统文化”，打破老爷们的知识垄断吗？既然如此，那就得毁灭这些穷棒子心里的火焰，不然还不得翻了天，乱了纲常？

于是问题来了：

换了你是“民”国老百姓，是选择自己当文盲，孩子上不起学，还是选择捣毁穷孩子们的学校，烧毁他们的课本，亦或是拿起枪杆子，捍卫最基本的人权和自由呢？

无数个万顺富和他们的妻子、孩子，毅然选择了后者。也正是无数个万顺富和他的男女同志们，以生命为代价，最终把这种基本人权和自由，从苏区推行到全中国，并写入了自己的宪法，建立了属于亿万劳动者，而非那些魑魅魍魉的人民共和国。

万顺富成为坚定的苏区保卫者，即便是在主力红军走了之后，原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何加全叛变，几乎把通城红军独立营全部断送给敌人的关键时刻，他仍牢记共产党员的责任，带领部分同志杀出重围，重建革命武装，坚持对敌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对万顺富恨之入骨，不但悬赏三百大洋，要他的脑袋，还杀害了他六十多岁的老父亲万昌友，再将其独子万连卿，关押到县监狱。

国民党县长贾廷申写信威逼利诱，万顺富只回敬了一句话：

“让我投降，除非海水倒流！”

1935年8月，万顺富潜回家中，准备继续发动乡亲，可还没刚进屋，地主武装“铲共团”就扑了上来，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45岁。

为什么万顺富斗争如此坚决，连个人生死和全家灭门，都不怕？

另一位湖北农军战士许仕友如是说：

“我们这些泥腿子站起来了，说话响了，还不是因为有口口党的领导，因为我们手上有了枪杆子。放下枪杆子，就等于放弃了一切，没有枪杆子，我们就要再吃二遍苦，再遭二茬罪。与其等待那些刽子手杀上门来，还不如提着脑袋去杀出一条生路。干革命总是要死人的，杀头不过碗大的疤，不死就要干口口党，就要同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干到底！”

万顺富牺牲了，他的独子万连卿，被捕时还不满16岁，长期担任过儿童团团长，是个“红小鬼” 。贾廷申曾命他给父亲写劝降信，遭到拒绝，宁死也不能背叛红军。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老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如果这是个标准版本的革命故事，后续发展肯定是贾廷申要杀万连卿，斩草须除根，而红小鬼必然胜利大逃亡，继续革命，最终等来了当年的红军。

可是真实的历史，远比影视剧更有戏剧性。反口非常坚决的刽子手贾廷申，突然动了恻隐之心，觉得万连卿还是个小孩儿，人也机灵，不仅没杀这个红小鬼，还留在身边当了勤务兵。后来“纵‘匪’溺职，撤职查办”，也不忘把万连卿送到县保安大队一中队当了兵，说：

“你一个孤儿，在这里总有碗饭吃了。”

1937年9月19日，那是个中秋节，距离淞沪抗战爆发，已经一个月了。通城县保安大队的两个中队，经武汉的短暂集中整训后，随湖北保安第五团作为补充兵，在10月上旬，到达上海，旋即被编入88师524团1营。 该营已与日军鏖战了两个月，原有的江浙和安徽兵，基本损失殆尽。虽然先后补充四次兵员，可每个连队，也仅剩下五、六人。二百多通城兵一来，实际四百多人的“八百壮士”里，等于一半都是他们了。

通城兵里，除了万连卿这样的“红小鬼”，还有什么人呢？

我再讲两位： 原通城县保安大队三中队长，四行保卫战时的524团1营3连长石美豪，“通共分子”。

曾计划发动兵暴，把人枪都拉去参加傅秋涛的红16师。后被发现，因大家守口如瓶而查无实据，才躲过一劫，被关禁闭一个月，直到部队开上抗日前线的前夕才被放出来，并继续担任中队长，以“戴罪立功”。

下士机枪手卢鸿信，差点参加红军的原保安大队士官。

曾带上十名士兵，携全套枪械弹药哗变，投奔红16师。可红军一时不知其底细，生怕是敌人的诱饵，未敢贸然接纳，说我们三天时间，调查清楚就接你们上山当红军。就在此时，保安大队抓了他哥，说不把人枪弹药全须全尾带回来，就杀你哥！没办法，这才回去，又被编入四行守军。

此时的万连卿，则在谢晋元身边，担任勤务兵，直到谢晋元烈士牺牲。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万连卿、卢鸿信等“八百壮士”，被日军关入上海、南京、杭州和安徽裕溪口的集中营，有的甚至被送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苦工营。

其中万连卿于1942年，从南京孝陵卫的集中营逃出，上了句容茅山，巧遇新四军，也就是当年的红军。原本这是个“回归”自己队伍的绝佳时机，参加淞沪会战的被俘红军战士，就有人千里辗转走武汉，再北上延安，回归八路军的。万连卿一同上茅山的孤军，也有留下来参加新四军的。

可偏偏万连卿，这个根正苗红的“红小鬼”，鬼使神差，不愿留下来，坚决表示要回到中央军88师，自己老部队去。也许在他看来，新四军装备太差，“皖南事变”后又被取消番号，成了“叛军”，如今夹在国军和日军双重打击之间，难免不重蹈父亲当年那支游击队的覆辙，还是跟着中央军，更有保证，也更体面！

革命不是捆绑夫妻，井冈山下的文家市，二十八画生同志就这么定的我军基调，所以给了路条和路费，欢送出根据地。

新四军穷啊！每人八个铜板，这让万连卿既感动，也感慨。

万连卿辗转回到88师，这个师当时归属71军军长陈明仁指挥，随后赴缅作战。抗战胜利后退伍，经谢晋元夫人凌维诚介绍到京沪区铁路局警务处当了警长。

您可别小看这里，当时的警务处长是军统大特务王兆槐，此人既是谢晋元的黄埔四期同学和结拜兄弟，更是戴笠的心腹和杜月笙的徒弟，不但双手沾满我党英烈的鲜血，《申报》的史量才被暗杀，是他打的关键一枪，韩复榘也是他设计诱捕的。

京沪区铁路管理局负责管理京沪、沪杭两线及淞沪支线侧线，即南京、上海和杭州周边地区的铁路运输，整个警务系统完全是军统的势力范围，抓捕我党地下工作者，破坏和镇压工人运动，样样少不得。所以万连卿在解放后，被送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车排子垦区劳动，已经是相当宽大了，毕竟他既是“八百壮士”的一员，更是红军英烈的独子。

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对“八百壮士”相当薄情，多数“壮士”没有万连卿找工作那么容易，身体健全的还能自谋生路，在马路上摆气枪打气球，在上下坡帮人推车拉车……

最惨的是伤兵，只能流落街头，毕竟连谢晋元烈士的遗孀和遗孤，都没人管。倒是解放后，我党给予谢家各种照顾，凌维诚曾为此给海外亲属写过一封信，说：

“十余年来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母子的不幸命运随着大陆的解放而永远成为过去。先夫谢晋元抗战不屈，以身殉国的民族气节，也只有在解放后才能受到重视。口口党和人民政府对我们母子处处关心，我被聘为虹口区政协委员，给了我崇高的政治地位，政府还每月发给我60元生活费用，并且还安排我在幼儿园工作，进一步照顾了我们一家人的生活。

我的子女也被送到适当的学校读书，一个个受到很好的培养教育，一切都没有要我操心，现在都已长大成人了。这是我过去做梦也想不到的，倘不是人民政府的关怀照顾，你们想有这可能吗？”

除了谢家，“八百壮士”滞留上海的，只要没有血案，没参加反动组织的，都被介绍了工作，或者安排返回原籍参加劳动。

1980 年代末，谢晋元遗孀凌维诚与儿子谢继民和孙女在一起

一位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回国的“壮士”，也是通城人的毛炎炳，辗转回乡后，1950年报名参加志愿军，投身抗美援朝战争，再次拿起枪，跟侵略者搏杀，当时他已经43岁。

这是“八百壮士”的光荣，也是通城人民的光荣。

最后我想交代一下，出场人物的结局。

万连卿退休后，从新疆返回通城，住进了幸福院，安享晚年，2001年去世，享年84岁。去世前他要求埋在父亲万顺富的墓旁，乡亲们为这对父子修了合葬墓。

墓碑上刻着：“革命烈士万公顺富、八百壮士万公连卿”，旁边一副对联：“土地革命创伟业，淞沪会战传英名。”

“八百壮士”中的志愿军老战士毛炎炳同志，参战两年后复员，1975年去世，享年68岁。

石美豪不知所终，卢鸿信回到了通城，活到了九十年代，也算高寿。

谢晋元烈士夫人凌维诚，1991年在上海去世，享年84岁。去世后和丈夫合葬于宋庆龄陵园，即“万国公墓”。他们的幼子谢继民，作为抗战英烈子女，参加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

参加红军的湖北人许仕友，后来被二十八画生同志改名为“许世友”，成为开国上将。

贾廷申后来又复任通城县长，接着追随汤恩伯，抗战胜利后以少将参议退伍，1949年逃台，补选为万年“国代”，1978年去世，终年87岁。 王兆槐逃台后，既是万年“国代”，又出任“交通银行”董事，1986年去世，终年81岁。 此外，我还想特别提到两位通城的播火者，沈国祯和毛贲虎烈士。

1934年2月，时任蒲圻中心县委委员、红军游击干部校长的沈国祯同志，牺牲于在江西铜鼓与修水交界的黄狗坑，时年34岁。 1933年11月，时任红5师13团政委的毛贲虎同志，牺牲于第四次反“围剿”的硝石八角亭战斗中，时年28岁。作为红三军团军政双优的政治干部，彭老总的爱将，跟他搭班子的团长，就是开国上将李天佑，而他牺牲后继任政委的则是苏振华，又一位开国上将。

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的前一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定，在首都北京修建一座人民英雄纪念碑。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碑文，并由周恩来同志书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