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解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如何正解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创新_风闻

来源：北大国发院  2020-9-4

题记：自2020年7月18日起，总裁读书会与北大国发院EMBA中心联合邀请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教授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连续解读《政治秩序的起源》（弗朗西斯•福山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著）和《西方将主宰多久？》（伊恩•莫里斯著）三本名著。本文根据姚洋教授第二期的主题演讲整理。

钱穆及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在讲这本书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一下钱穆先生。

钱穆1895年出生在无锡钱家，属于有名的吴越钱氏家族，家族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十国时被梁国国君封为吴越国国王的钱鏐。在赵匡胤建宋后，钱鏐把吴越国献给宋朝，因为他主张中国统一。钱家在过去一千多年里出了很多名人，尤其是近现代无锡钱家这一支，包括钱穆、钱基博、钱钟书（钱基博之子）、钱伟长（钱穆亲侄子）、钱学森、钱三强等，这些名字都如雷贯耳。

钱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于推动儒学和传统文化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他到香港成立新亚书院，也就是现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前身，书院作为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部分至今还在。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本书的诞生背景，是1952年他应何应钦的邀请，到台湾给当时所谓的战略顾问委员会做专题报告，之后利用在台北养病间隙，把这些报告做了整理。

这本书比较薄，也是比较容易读的一本历史著作。作者以俯视的视角来看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变化，对中国政治的看法颠覆了五四以来对中国历史的很多成见，也纠正了对中国历史的很多误读，可以说是五四之后为中国历史正名的一部力作。

这本书沿着政治这一主线，主要回答了四个问题：

第一，自秦始皇以来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是不是只能用“专制”概括？钱穆先生推翻了这个说法。

第二，秦以后是不是封建社会？钱穆先生提出，中国的封建时期是在秦以前，秦以后是官僚帝制，钱穆先生虽然没有用“官僚帝制”这个词，但是基本是按照“官僚帝制”的方向写。

第三，中国历史是不是简单的重复？黑格尔有一句名言说中国没有历史，因为中国的历史都是重复的。如今来看，黑格尔这句话是错误的。中国历史有很多变化，黑格尔在19世纪初写下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清楚中国的历史。

第四，中国历史政治是不是没有值得书写的价值？弗朗西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认为，中国历史对政治秩序有很大贡献，中国创立了现代国家，这个观点在钱穆先生书里已有表述。

历史上的政治分阶段概述

中国封建社会只在周朝存在，即西周、东周。东周后期，封建制其实已经慢慢瓦解。周朝政治是贵族政治，君主只是贵族中的第一个，很多国家的君主甚至打不过贵族。这很像中世纪的欧洲，或者说中世纪的欧洲就像中国的周朝，特别是春秋时代。中国真正的封建时代在周朝。

秦朝开始“化家为国”，建立了大一统的官僚帝制，也就是福山所说的现代国家开始形成。

现代国家的成型是在汉唐。汉代初创了很多制度，到唐朝开始完善。

到北宋，皇权有所加强，但士大夫的力量也同时加强，士大夫真正掌握了所谓的“道统”，君臣契约、台谏制对君权和相权进行制约，北宋达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高峰。

当然，钱穆先生在书里有不同看法，可能和钱穆先生当时条件下掌握的历史材料不足有关系。

南宋后，中国转向内在，这是引用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刘子健先生的看法，他有一本书的标题就是《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南宋之所以转向内在，和外敌的入侵有关，也与文明周期循环有关，后来程朱理学占据主导地位，儒家成了个人层面的道德说教。

明朝朱元璋废掉丞相，抑制士大夫，专制开始出现。

清代其实是金人的后代，重新“化国为家”，开了历史的倒车，而且转向全面的专制。

我们今天对中国历史的很多看法，都受明、清影响，因为明、清离我们时间比较近，历史线索遗留比较多，而且带来了一些根深蒂固的错误观念，比如老百姓见官下跪、大臣见皇帝下跪等，这种历史印象只是从元朝开始，明、清盛行，但并非历史的传统，在宋代和宋以前的时代都不用下跪。钱穆先生这本书里也纠正了很多类似的错误观念。

下面进入详细的解读。

春秋：贵族政治时代

春秋时期是一个贵族政治时代，周朝是中国的封建时代，在周朝之前有殷商。殷商本身占据的土地面积比较小，而且经常迁移。殷商都城在今天的河南安阳附近，国家范围并不大，但是征服了中原一带很多方国，远到周国。殷商没有实施大一统的统治，周朝才真正开始，但是统治的方法也不是大一统，而是分封制。

分封就是周天子把自己的儿子和宗族兄弟，甚至还包括殷商的后代分封到某个地方。制指的是周天子的兄弟、子侄在各自领地里建立自己的小国家，形成诸侯国，各诸侯国不用给天子交税，对天子的唯一义务是当有外敌入侵时跟随天子出兵打仗。所以，周朝的分封制是一种真正的封建制。在诸侯国内部也是继续分封制，诸侯给自己的儿子、兄弟每个人一块领地。无论是周天子还是诸侯，他们都依赖各自领地里老百姓上缴的税收生存。

实行分封制初期并没问题，但是时间长了问题也随之而来。严格说来周朝持续了800年统治，以至于周朝后期分封制无法继续，因为没有多余土地可分。即便大的诸侯国灭掉小封国，封地依然不够。主要是古代一夫多妻制，随着各诸侯国里子嗣增加，可以分封的土地自然越来越少。因此，生育方面比较节制，或者说生的儿子比较少，对于当时的贵族们来说反而是好事，因为不用分家析产，这一支也就变得比较强大。到最后，这样的贵族可能比国君的封邑还大，甚至可以直接左右所在诸侯国的政治。比如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鲁国就被鲁桓公三兄弟的后代所掌握，他们三家是慢慢壮大的，最后篡夺了鲁国政治大权。

与此同时，春秋时期另一种贵族阶层“士”开始兴起。钱穆先生说中国政治在汉代之后是士人政治。

士就是没有封邑的贵族或贵族后代。孔子就是士的身份。孔母颜徵在是平民，孔父是从宋国避难到鲁国的贵族。宋国是殷商封地，当年周王征服商王朝但并没有灭掉商王族而且给了封地。所以从血缘来讲，孔子是商人贵族的后代。孔子跟母亲生活到15岁，母亲去世后他把母亲的棺椁停在曲阜城东的大路“五父之衢”上，最后获得孔家承认，确认了贵族身份。孔子是士，不是士大夫，士大夫是后来走向了仕途的“士”。

秦：“化家为国”统一中国和确立官僚帝制

自秦朝开始，皇帝是国家的象征，国家行政由官僚系统掌握，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明：国家已不再是一个人的国家，而是大家的国家，治理国家也不再是皇帝一个人的事，而是整个官僚体系的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第一个建立现代国家雏形，即所谓的“化家为国”。

“化家为国”的形成背景，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为一个巨型国家，疆域非常大，怎样统一这么大的国家呢？秦始皇听从李斯的建议，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语同音，熨平复杂性，这样国家就有了统一性。比如语同音，秦朝开始就有所谓的“雅音”，即当时的普通话，而且一直延续到北宋，南宋才失去雅音。我们现在读古诗文，特别是唐诗、宋词，应该用雅音来读才更接近当时的语言，跟唱歌似的。因为雅音有八个音，我们现在只剩下四个音。中国现代社会里，在潮汕地区朝阳县有150万人的日常语言目前最接近中国从秦到宋的雅音。

谈及秦朝，钱穆先生还有一个论断，即“中华文明早熟论”。原意是说，中国过早地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形态，因为那时人类的认识水平还不健全，最后导致中国走入专制的死胡同。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社会大概早于西方1500年，相比西欧更是早了大概1800年，起步很早，但是持续时间也比较短。

当现代化开始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力量可以对抗帝制。反观17世纪英国革命，宗教和贵族的力量非常强大，成为反对国王最主要的力量。日本明治维新也是如此。明治维新的革命性表现为地方藩属造反，明治维新的名人基本上都从西南四雄藩出来的，他们起兵挑战幕府，最后逼迫幕府将军大政奉还。英国和日本能较快地开启现代化进程，和它们处于封建时代有较大关系。

汉唐：落实“化家为国”，完善官僚帝制

汉唐两代是中华文明的大熔炉，唐代融合得更加明显。

汉武帝是西汉的第七位皇帝，前面几位皇帝通过无为而治成就了“文景之治”。汉武帝不同，他需要有立国理论，于是发诏书让世人提供统治理论，最后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此，我们以前错误地认为，汉武帝以前是百花齐放，独尊儒术造成了中国过去两千年多的封建专制。这种看法的偏差在于，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的建议，实际上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国家的政治哲学，仅此而已。汉武帝并不是在民间也要罢黜百家，民间完全可以求道修佛，并不排斥。

董仲舒的理论简单来说就是用天命为皇帝的统治提供合法性，但是天命的前提是皇帝要实行仁政。引用赵鼎新先生的话说，是儒家学说给皇权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是赵鼎新没有说的是，儒家反过来也成为规训帝王的一种学说。

我们常说中国是外儒内法或者儒表法里，这没有错。外儒是要正名，儒家非常讲究正名，即统治的合法性；内法是以法家的原则来治理国家，要有法律。这对大多数国家都是有价值的观念。

西汉的官僚制度已经非常完备，皇帝是国家代表，但是国家的管理归三公九卿。三公就是宰相管行政，太尉管军事，御史大夫负责对官员监督；九卿囊括其他中央官员。分工很明确。

有了这套官僚体系，官员从哪儿来呢？西汉发明了察举制度。太学以前就存在，但现在是作为培养官员的地方。太学既接受贵族子弟也接受贫民子弟，不同之处在于，贵族继承了一些春秋传统，享有一些优待，比如贵族子弟太学毕业就直接可以到皇帝身边做侍郎，平民子弟如果毕业考甲科也能跟贵族子弟一样，如果考了乙科就得回到原籍做吏，当然也有再次擢升的机会，就是等待“乡举里选”，由地方官基于表现择优推荐给皇帝，通过皇帝的考试也可以真正入仕。

也是从西汉开始，仕和吏分开。现在西方国家的政治任命，中国在西汉已经实施。钱穆先生也是基于此提出“中华文明早熟论”。

此外，汉代还有“考课制度”，即皇帝派钦差大臣到各地巡视，看地方官到底做得好不好，做得好的要提拔，做得不好的要批评甚至降职。钱穆先生在谈到汉代荐举制度时，很形象地概括说，“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毕业后被派到地方服务，待服务地方行政有了成绩，再经长官察选到中央，又须经过中央一番规定的考试，然后才正式入仕。”

这套制度到东汉退化成了门阀政治，因为地方官员很容易荐举自己人，慢慢就形成了“门阀制度”。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里说，现代国家是在与家族政治和封建政治的斗争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也是如此，现代国家始于秦朝，但真正打败家族政治、贵族政治，还要等到北宋。即便是唐朝，国家治理仍然保留有贵族的影子。

到唐代，相权进一步扩大，科举开始完善。

唐代相权开始一分为三，分属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为皇帝拟定诏书，拟完要经过门下省审核，门下省如果不同意可以打回去，这叫“封驳”。尚书省管执行，下辖六部。所以，门下省和中书省权力非常大。门下省同意的诏书皇帝要在诏书上签敕（即朱批），然后加盖中书门下之印才算生效。没有中书门下之印，敕令就不合法。唐中宗时期，凡是未经门下省同意的诏书，皇帝都是用黑笔而不是红笔来签字，诏书的封口也不能用正封而是斜封，这样的诏书当时被称为“斜封墨敕”，没有经过门下省审核而被皇帝任命的官员，也因此被称为“斜封官”，会在官场抬不起头，因为不是经过合法程序任命的。

唐代还完善了考试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和明代科举取进士不同，除进士科外，唐代科举考算术、法科、军事等很多科目，宋朝基本继承了唐朝的考试制度，只不过进士科变得最重要。

因为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动乱，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所以总体而言，唐代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熔炉时代。

宋：中国现代性的拂晓时分

钱穆先生在书里对北宋的评价沿用了过去的看法。一方面，他认为宋代是积贫积弱、被动挨打的朝代，因为总被外族入侵，燕云十六州被辽抢占，后来被金人赶到南边，最后又被蒙元灭掉。另一方面，宋代皇权比汉唐更集中，所以钱穆先生认为中国政治的衰落从北宋开始。

与钱穆先生看法不同，我认为北宋是中国近现代的拂晓时分，这也是不少现代历史学家的新见解。宋代是中华农耕文明的顶峰，而且出现了工业文明的迹象。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说得非常好。

我还想补充一点，宋代还是儒家政治的最高峰，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它是一个真正的“道统”时代，历史上的士大夫在北宋时期地位最高。宋朝士大夫认为“道理最大”，他们也真是这么做的。宋太祖第一任宰相是赵普，宋太祖与之称兄道弟，有一次宋太祖问赵普，说天下何物最大？赵普一开始不想说，宋太祖再问，赵普就回说道理最大。在皇帝面前说道理最大，在明、清绝对是要被砍头的，但是宋太祖没有这么做，而且还认为说得好。

宋朝士大夫也用“道统”规训“治统”。北宋大儒之一程颐说“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筳”，意思是说皇帝不要管日常运行，天下能不能治好是宰相的责任，君主德行的高低，责任在经筳官。宋代为皇帝讲儒家思想的儒家学者即经筳官。程颐做经筳官时，要坐着而不是站着讲课，他的理由是“不惟义理为顺，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意思是要皇帝尊儒重道，儒家的道理比皇帝更大。

与此同时，北宋也是士大夫的黄金时代，士大夫开始自我觉醒，一如范仲淹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士大夫广泛参与政治，北宋也是科举取士最多的朝代。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北宋经济实力强大，能养得起这么多官员。

宋朝也是法治时代。很多人都说中国古代没有法治，我认为不完全对。陈亮是永嘉学派的早期代表之一，他说“人心之多私，而以法为公，此天下之大势所以趋于法而不可御也。”意思是天下要讲法，因为人心多怀私利。他又说“举天下一听于法，而贤者不足以展布四体，奸㝌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意思是法律虽然对贤良之人有所限制，但更重要的是对奸究之人做出限制。这一思想和后来西方法治思想不谋而合。如果不知道这些话是谁写的，很多人可能以为这是清末学过西学的学者所言。

宋太祖曾立“誓碑”表示，“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一是要求子孙要善待柴氏子孙，因为宋太祖篡夺了柴氏江山，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相传宋太祖立誓碑后，他的弟弟以及后代子孙当上皇帝后，都要带一个不识字的小太监去誓碑所在的地方，拉开誓碑的帘子然后跪下来默念，直到能背诵下来为止。

北宋这个祖宗之法最后变成了君臣契约。北宋历史上的确很少杀士大夫或上书言事之人。史书记载了这样一个典型故事：宋神宗时期西夏战事失利，神宗很气愤，想杀一个小官泄愤。门下侍郎章惇（后来做到丞相）当即反对，神宗改说敕字发配，章惇仍然反对，神宗问为什么？章惇回说“士可杀不可辱！”神宗只好作罢，但是声色俱厉地抱怨：“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的回答更干脆：“此等快意事，不做也罢！”北宋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以此对照英国的《大宪章》，宋太祖的祖宗家训是不是也有相似的意义？《大宪章》其实是13世纪贵族和国王之间签订的一份协议，目的是限制国王肆意妄为，尤其是随意征税。然而，这份协议几百年间都没有得到真正执行，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吸收《大宪章》的思想撰写出《权利法案》，《大宪章》才被重视，如今被认为是英国走向宪政的重要文献。宋太祖的“誓碑”当然不算一个双方契约，却是一方当事人自愿做出的约束，如果没有外敌入侵，这份自我约束演进下去，会不会变成君主立宪制度也很难说。

宋代有真正的“化家为国”理念。宋高宗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昏君，也是南宋第一个皇帝，岳飞本来都要收复东京了，他不让打，最后还杀了岳飞。这样一位皇帝，御史陈庭实却敢当着他的面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君臣共治在宋代是实实在在的，尽管后来君权有所增加，相权进一步分散，宰相常常2-3人担任，枢密院主官军事，还增设三司主官财政、大理寺行使法院职能，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可以乱来，封驳仍然是常态。因为御史台的地位也上升了，进谏非常多。比如包拯反对宋仁宗的人事任命，吐沫星子都喷到仁宗脸上，仁宗还要听着他说，回到后庭才敢擦。

宋代台谏之风盛行，但是台谏也很危险。比如御史台谏言弹劾宰相，如果谏官赢了，宰相就会下台，如果宰相不下台，谏官就得辞职。王安石变法之后，台谏之风恶化了宋代政治生态，导致党争过头，酿成不少冤案，如弹劾苏轼的“乌台诗案”，称为“乌台”是因为当时御史台院子里的树上停了很多乌鸦。不过，即使党争激烈，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政见不合，但是两个人私下是朋友。

以现代观念来看，党争可能是民主制度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比如美国自第三任总统（1801-1809年）托马斯·杰斐逊参与总统竞选开始，已经出现党争。宋代台谏所蕴含的政治哲学意义即在于此。

宋代还是科举取士的黄金时代。宋朝丞相的年俸约等于现在的300万元，是几千年里最高的。宋代科举也不再给贵族留名额，唐代还给贵族留一些名额，到宋代真正实现了平民子弟“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愿望，平民子弟因此心情舒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宋仁宗在位40年，“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有一年制举考试，二苏（苏轼和苏辙）和另外两名学子参加，其实考试是为二苏量身定制，就是想要招他们做官。苏辙的策论对仁宗进行了人身攻击般的批评，批判仁宗沉迷于酒色不理朝政，仁宗对此不为所动，称苏辙不过胡说八道，天下人不会被蒙蔽，而且自己向来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谓我何？”表示因此罪责苏辙才是丢脸的事，还给苏辙分配了官职。

明清：从僵化走向衰落

明清的衰落始于南宋。南宋的衰落，一方面是政治开始走向僵化，另一方面是礼学在南宋中后期成为官学。在社会动荡不安、激烈变化的时候，大家都想要找出理由，宋后期人们找到的解释是人性坏了，所以就向内求索，于是产生了心学。

有一句话叫“崖山之后无中国”，宋代之后中华文明的顶峰过去了。对于宋代的灭亡，人们有很多悲痛难舍，这从张孝祥的一首词里可以看出来。南宋和金朝的分界点在淮河，他站在淮河南岸望着北岸写了一首《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最后几句很能说明当时人们的心情：“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自秦以后，中国历史两个一千年的发展曲线，基本上是前一千年在上升，后一千年在下降。竺可桢先生曾统计中国三千年历史里的气候变化，后来有人在此基础上绘制成一条气候变化曲线。据这条曲线记录，中国三千年历史共经历过两次大降温，一次是三国至南北朝400多年，再一次是宋代末期直到明清。每次降温，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的时候。下次讲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我会重点讲社会变迁与气候变化的关系，这也是莫里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两者密不可分。

元朝在建制上承袭了宋制，但是把汉人踩在脚下，南方人就更惨。元代是野蛮文明取代了汉人的先进文明，下跪和陪葬都是历史的大倒退，到明代，这两项制度变得更彻底，朱元璋死后陪葬者非常多，仅嫔妃就有几十人。朱元璋还撤掉了宰相，明代士大夫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明朝皇帝可以在大殿上廷杖官员，有几次甚至打死一二十人。据统计，明朝300来年发生廷杖事件500多起。同时海禁开始实施。明朝社会由此走向全面的封闭。

清朝是又一次蛮族统治，虽然满人比蒙古人汉化得彻底一些，但是仍然对汉人高度戒备，也保留了很多蛮族特征。也是从清朝开始，重新“化国为家”，把中国历史引入更黑暗的时代。乾隆之后也就是进入19世纪之后才好一些，清朝政治才变得柔和了一些，但依然没有宰相，内阁也是虚置。清朝军机处的权利越来越大，士大夫们成了皇帝的奴才，在皇帝面前必须自称奴才，士大夫所承载的儒家“道统”荡然无存。

清代“文字狱”使得社会万马齐喑，当然南宋也有“文字狱”，但是远没有清朝严苛，清朝即使是乾隆时期“文字狱”仍然很严重。乾隆评价宋代程颐“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筳”这句话说，“君德”怎么能和“天下治乱”无关，皇帝不知天下哪来的成就？乾隆还曾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皇祖就是康熙，皇考就是雍正。清朝的皇帝至少到乾隆为止都非常用功的，甚至比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用功，但一人独断的制度安排把中国政治带入了黑暗时代。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当代的启示

钱穆先生这本书对当代的启示，我认为至少有以下两点：

首先，中国古代政治并没有那么黑暗。从春秋到北宋，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都是中华文明的上升期，期间“化家为国”开创了现代国家形态，法治至少也有萌芽，因此也出现了权力的制衡。

我正在和合作者以“儒家政治”为主题写一本书，我们认为，儒家政治的理想原型可以和民主政治的理想原型互为补充。民主政治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和权力制衡。儒家政治强调官员德行、政治秩序和社会的融洽。这些价值都是启蒙运动以来人类共同推崇的，缺一不可。如果仅仅强调抽象的平等，会发现社会不融洽，也兼顾不了官员德行，也因此美国会出现特朗普、蓬佩奥这样的官员，这是民主政治的失败。在我们的制度里，官员上任之前，人们首先都要考察这个人的能力和德行，这是儒家政治对民主政治的有益补充。

如果以中国儒家政治的视角看中国过去40年的成就，会发现，邓小平的功绩在今人看来是改革开放，但未来几百年之后的历史学家可能还要加上一点，就是邓小平带领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即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一如毛泽东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后有了中国共产党。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都是在改造中国，而且以革命的方式。改造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带领中国完成了第一个阶段现代化，改革开放后进入第二个阶段，即中国共产党回归中国。具体而言，一是回归中国的务实主义传统，这是哲学层面回归中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中国务实主义的信条之一，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意味着没有永恒的真理。邓小平还提出“猫论”，这是务实主义的又一个特点，即手段服务于目的，基于此才能丢掉之前的教条，真正实施改革开放。二是在组织层面，回归中国表现为选贤任能。1978年很多老干部复出，邓小平就成立中顾委、中纪委安排他们，邓小平和陈云分别担任新机构的主任，推行“干部四化”，即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建立一套以绩效为选拔干部标准的人才选拔制度。至今这套制度还在不断完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最近还修订了一次。邓小平把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变成了宪制党。

总之，以儒家政治来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可以看到其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

其次，从展望未来的角度看，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轴心时代所创造的文明之中。轴心时代是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这个时期群星闪耀，希腊、印度和中国都出现了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和宗教文化。钱穆先生说这期间诞生的三种文明，它们分别回答不同的人类命题：希腊文明要回答人“如何征服自然”的问题，所以诞生了科学，因为要征服自然首先要了解自然。印度文明主要回答“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到哪儿去”这种没有答案的问题，所以印度产生了人类第一个真正的宗教——佛教。中华文明要回答“如何活在当下”的问题，作为人群组成的社会，我们如何才能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因此中国第一个产生现代治理文明。现代治理意味着国家不再是皇帝一个人的国家，而是天下人的国家，老百姓们要关心的是怎么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如何才能寻求到一套治理办法。董仲舒把儒家政治哲学变成为这套治理的理论基础。

我相信未来会产生一个全球文明，它一定是吸纳所有主要文明的优势，能回答三大文明至今没有完全解答的大问题。

当然，未来全球文明可能是五百年甚至一千年之后的事。在人类历史长河里，一千年其实很短暂，人类自农耕文明至今已经一万年。在建设全球文明的过程中，中华文明不能缺席，所以我们要总结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在新的世界文明里形成中国的叙事，我们还要学会用世界听得懂的语言讲出去，这是我们当代人和未来几代人要共同努力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