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前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中国新疆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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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奥斯曼军队1914-18年军服

中国是在巨大的民族屈辱中走进20世纪的，整整一百年前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让俄罗斯帝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四大帝国灰飞烟灭，其中前三大帝国都曾参与八国联军，在1900年出兵侵略中国。俄罗斯是出兵最多的国家，而德国皇帝公开号召残酷屠杀中国人的“匈奴演说”曾震惊世界。相反，在清朝自19世纪中期开始衰落沦为“东亚病夫”之前，与中国一样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已经被欧洲列强讥讽为“欧洲病夫”，从未有实力侵犯近代中国的边疆或海疆。康有为、梁启超等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经常拿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作为抱残守缺而江河日下的典型来告诫大清的执政者必须勇于改革。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行将就木的古老帝国，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对新生的中华民国的领土完整和边疆稳定构成威胁。

奥斯曼的封臣阿古柏

曾侵占大半个新疆

从公元11世纪起，一些原本游牧于中国北方草原的突厥部落陆续迁徙到西亚。14世纪，这些部落联合当地居民建立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兴起，1453年灭亡东罗马帝国，16世纪初发展为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早在明代，奥斯曼帝国就和中国就有间接的交往，16-17世纪的中国和奥斯曼帝国都被当代一些西方学者称为“火药帝国”。也有中国学者认为，明朝后期中国的一些新型火药武器技术，是从奥斯曼帝国传入的。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中期，位于欧洲伏尔加河下游地区的清朝藩属国——土尔扈特汗国曾与奥斯曼帝国及其保护国克里米亚汗国多次交战。21世纪初，中国制作的电视剧《东归英雄传》中出现了奥斯曼军队的形象。1771年土尔扈特部万里东归之后，乾隆皇帝曾多次向东归领袖渥巴锡等人询问奥斯曼帝国的情况。但是，由于奥斯曼帝国向东扩张的通道被波斯帝国封住，奥斯曼帝国与清帝国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冲突。

19世纪60年代，清帝国在太平天国革命、英法联军入侵京津和沙俄吞噬北疆的三重打击下一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对新疆大部分地区失去控制。中亚浩罕汗国的军事头目阿古柏趁机带兵入侵新疆，占领了新疆天山以南除哈密之外的大部分地区和天山以北的乌鲁木齐等地，侵占中国疆土达100万平方千米以上。当时的奥斯曼苏丹阿布杜·阿齐兹已经受到刚刚兴起的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认为土耳其苏丹不仅是奥斯曼帝国的元首，也是其他国家穆斯林的领袖。他决定在英俄两强角逐的中亚地区培养亲土耳其的势力，以改善奥斯曼帝国的地缘政治处境。奥斯曼帝国官方开始造势，喀什噶尔（今天的喀什市）几乎在一夜之间为奥斯曼朝野人士所知。

因此，当阿古柏派出侄子赛义德·阿古柏·汗远赴奥斯曼帝国寻求支持，他于1873年抵达奥斯曼都城伊斯坦布尔时，双方一拍即合。苏丹授予阿古柏“埃米尔”称号，赐以勋章和宝剑，还赠给阿古柏6门炮，1200支枪，并派出4名军事教官到新疆培训阿古柏侵略军。赛义德回到喀什噶尔后不久，阿古柏就接受了奥斯曼的封号，把苏丹的名字铸在自己发行的钱币上，并悬挂土耳其国旗，承认了奥斯曼的宗主权。1875年赛义德再次出使土耳其，奥斯曼苏丹再次赠与大批武器弹药并派出军事教官。奥斯曼帝国与阿古柏政权勾结的活动，获得了英国的支持，奥斯曼提供的武器弹药是先运到孟买，再由英国人转运到新疆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曼苏打还以命令的形式确认阿古柏的长子为其继承人，并向阿古柏的长子和次子授予官衔。1877年，赛义德第三次出使土耳其，代表阿古柏向新任苏丹效忠。据维吾尔族史学家毛拉乌沙的《安宁史》和《伊米德史》的记述，浩罕侵略者在土耳其帝国的支持下，对包括维吾尔族人民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和奴役。根据英国人沙敖的统计，大约4万汉族人因不愿意接受伊斯兰教而被阿古柏杀戮。哈萨克、蒙古、汉等族的儿童，被作为幼奴贩卖到“费尔干纳、浩罕（今乌兹别克斯坦）、巴达克山（今阿富汗）、突厥斯坦，以及遥远的土耳其”。

这样，1877年-1878年左宗棠、刘锦堂指挥的收复新疆之战中，清军是与打着土耳其旗帜、使用土耳其武器的侵略军作战的。在阿古柏政权被清军消灭后，其驻土耳其代表艾芬迪向土耳其苏丹哈米德二世请愿，要求苏丹向中国派出使团，公开宣称新疆是土耳其的国土，被苏丹谨慎的拒绝。1880年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逃到伊斯坦布尔，宣称要夺回喀什噶尔。哈米德二世接见了他，但也没有给予实质性支持。

民国初期奥斯曼帝国

对中国新疆的渗透

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处境更为险恶，欧洲和非洲的属地丧失殆尽，欧洲大国看似掌握着瓜分奥斯曼帝国的主动权,但列强因利益冲突而不可能一致对付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依靠一两个强国来抵制其他欧洲强国的侵犯,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国家主权。奥斯曼帝国的国运受当时欧洲国际关系格局变动的严重影响，帝国最终被卷入欧洲大国之间的战争。

此时，由俄国穆斯林知识分子为了对抗“泛斯拉夫主义”而提出的泛突厥主义思想给正陷于全面崩溃中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提供了救命稻草，很快成为其统治集团，特别是一度执政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所倡导的意识形态。

其实，泛突厥主义的想象与奥斯曼帝国的地缘政治现实相去甚远。奥斯曼帝国的历代苏丹及核心统治集团虽然是属于突厥语族的土耳其人，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疆域，与世界上突厥语族的分布地区并不重合。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最强盛的时代，统治了属于闪含语系的阿拉伯人为主的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和北非诸国，也占领了主要属于印欧语系的各族居住的东南欧地区，但向东扩张的脚步被当时同样臻于极盛的沙法维波斯帝国挡住，从来没有扩张到一度被俄国人称为“土耳其斯坦”的中亚地区，更没有到达中国新疆。

尽管如此，土耳其政府还是派人四处活动，妄图建立一个地域广大的包括中国新疆在内的泛突厥、泛伊斯兰国家。奥斯曼帝国上层人士建立了以默罕默德·塔拉特·帕夏为首的“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塔拉特领导的一个秘密组织的任务，就是向全世界传播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后起的德国为了与英国对抗，向中东扩张，提出了“3B铁路”计划，拉拢土耳其。20世纪初，德国支持土耳其间谍在新疆阿图什创立“经文学校”，宣扬泛伊斯兰和泛突厥主义。由于奥斯曼土耳其与中国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德国为卡马尔等在新疆活动的土耳其间谍提供了保护，让中国政府很难依法惩治他们。

20世纪初新疆政局不稳，发展缓慢，给泛突厥主义思想的传播提供了可趁之机。法国人和爽冒称奉土耳其苏丹之命，来新疆考察伊斯兰教，在新疆穆斯林中大肆诱骗勒索财物。他的骗术屡屡得逞，可见当时土耳其在新疆已有较大影响。土耳其对当时新疆的影响渗透，主要体现在教育方面。

泛突厥主义者土耳其人孜牙·乔加勒甫在《突厥主义原理》中称“为了充分影响人民，精英应该与人民共同生活……那就是深入到乡村中去，担任中小学教师”。土耳其在教育上直接渗透到新疆境内,灌输理念,宣传思想。在教学内容上, 土耳其人自编自印教材, 授课内容包括阿拉伯语、波斯语、宗教、历史、地理、体操、图画等, 要求学生以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为领袖, 唱土耳其歌曲。据英国档案记载, 土耳其人在新疆办的学校要求学生以奥斯曼土耳其的哈里发为精神之父。

中国近代留学人员归国后往往带回留学目的国的很多思想和理念，中国内地汉族多往日本和欧美留学，而西北地区穆斯林少数民族则多往埃及、土耳其留学。早在清末就有一些新疆维吾尔人赴土耳其留学,民国初多有学成回国者。他们大都深受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思潮影响,回新疆后开办所谓新式学校,传播这些思潮。麦斯武德和艾沙就是其中的典型。麦斯武德是新疆伊犁人, 生于1887年, 1904年赴土耳其留学。1915年被土耳其派遣返回伊犁后,他打着兴办教育和医院的旗号,聘请土耳其人充当教师,传播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 甚至他所开办的学校都命名为“图冉”(即土兰， Turan) , 即所谓突厥人的国家，在学生中公开宣扬: “我们的祖先是突厥，我们的祖国是土耳其”。

新疆还有一些富商，如阿图什的玉山巴依阿吉等人，聘请土耳其人为教师，并资助亲属到土耳其留学。1913年底, 包括玉山巴依家族成员奥布尔·哈桑在内的一些喀什噶尔人前往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奥布尔·哈桑受到穆罕默德·塔拉特·帕夏接见,并提出向喀什噶尔派教师的要求。塔拉特派遣其组织成员艾买提·卡马尔前往喀什噶尔。1914年3月14日，艾买提·卡马尔抵达新疆阿图什，随即联络当地富商创办师范学校。他诱导或强迫穆斯林学生接受以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为领袖，以哈里发为精神之父，并只准唱土耳其歌曲;。支持卡马尔的阿图什富商巴哈·艾丁不久则又在喀什噶尔办起了一所学校, 并聘请随卡马尔来新疆的土耳其人阿布都·、卡迪尔担任校长; 卡马尔本人则秘密保持着与师范学校毕业生及各小学的联系。

一战期间德国、土耳其

对新疆的渗透与中国的防范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土耳其加紧了对新疆的渗透，土耳其人在新疆活动更加频繁。 一批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留学的喀什噶尔青年回乡, 在当地富商赞助下, 开办几所学校。1916年, 土耳其人牙可甫在莎车开办实业学校, 以教授实业的名义, 专门传播泛突厥主义。同年，有土耳其人来到喀什噶尔, 在南疆活动3年, 并与甘肃的撒拉人建立联系; 还有1名土耳其人在叶尔羌办了一所专业学校，1名土耳其人在卡马尔介绍下试图在和阗办一所小学。

1914年底，德国与土耳其正式结为同盟，将土耳其拖入反对英国俄国的战争。出于战略考虑，德国皇帝威廉标榜自己“是保护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的，是帮助土耳其解放所有穆斯林的”。1915—1916 年，德国人冯·亨蒂率领一个秘密组织到新疆喀什、莎车等地从事宣传活动，沿途散发了上万册宣传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想的小册子;1915年，土耳其人阿吉·阿里阿范得在南疆的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田、库车、吐鲁番、鄯善、哈密等处活动。1917 年，德国派遣土耳其人七名携带巨款，赴陕甘新一带联合回教徒，目的是“为将来引导土耳其东犯之伏机”。1917年，德国顺发洋行在乌鲁木齐、喀什、伊犁等地设立分支机构，收购羊皮等畜产品。当时列强在新疆开设的商业和金融机构，往往既从事贸易活动，又是搜集情报和培养本地代理人的谍报机关。

1917年3月14日,中国宣布加入协约国一方，参加战争，中德断绝外交关系。梁启超曾经谈到，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后，必须堤防德国支持下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对中国西部的渗透活动。

当时统治新疆的杨增新对出入新疆的德、土等国的人严密监视，要求各地方官“凡有德、土两国人入境，不论行抵何处，即行查明扣留在署，不许出外与回缠交接”。鉴于当时中央政府已加入协约国，与德国、土耳其断绝了外交关系，杨增新便积极招募军队，在哈密、若羌和蒲犁（今天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等“双泛主义”分子渗透必经的三个交通要道上布防，对来往人员进行严格盘查，如果发现有人带有军械武器，即要求“迫令解卸”，绝不能迁就他们持武器进入新疆，对于已经渗透进来的可疑人员则驱逐出境。

中国对德宣战后，上文提到的卡马尔不再受德国驻华使馆的保护, 迁居库车。后来到省会迪化(即乌鲁木齐) , 先是被关押在衙门中, 不久任迪化道尹的土耳其语翻译, 但被隔离在衙门角落中, 其往来信函受到严格检查, 他在一战结束后回国。

中国在一战中的盟友

同样觊觎新疆

中国在一战前期采取中立政策，1917年对德国、奥匈宣战（但并未对土耳其宣战），与英法俄日成为盟友。但是，在一战前后，英俄日对新疆的侵略破坏并没有停歇。

英国长期扶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封锁俄国南下地中海和波斯湾的通道，与土耳其是盟友关系。英国为了在中国新疆扩大侵略势力，与俄国竞争，雇佣土耳其等中东、近东国家的一些人做间谍，潜入新疆，冒充阿訇，利用伊斯兰教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的影响，深入全疆各地特别是南疆的清真寺，以讲经为名，大肆宣扬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又称大土耳其主义）。英国这两种思潮在新疆的传播，曾经比德国更为积极。

一战期间，德国和土耳其试图利用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在俄属中亚、英属印度发动穆斯林造反，以扰乱俄国和英国的后方，来为其战争服务。中国新疆同时与俄属中亚和英属印度毗邻，德国与土耳其在新疆的活动也损害了英俄利益。因此，英国和俄国支持了中国政府对德国土耳其的渗透进行防范，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维护在新疆的主权。

例如,1914年,土耳其间谍在喀什噶尔地区活动, 不但困扰中国新疆地方当局, 也为英俄驻喀什噶尔总领事所警惕,最终 2名土耳其人在克里雅被地方当局逮捕。

上文提到的土耳其人艾买提·卡马尔的活动受到传统思想较重的维吾尔人反对, 以乌玛尔·巴依为首的反对者上书新疆都督杨增新,甚至通过俄国驻喀什噶尔总领事上报北京。1915年8 月14日, 杨增新命令喀什噶尔道尹询问有关卡马尔事情,禁止其继续从教; 随后又下令禁止学校聘用卡马尔所办的师范学校的学生, 并惩办有关商人; 喀什噶尔当局关闭了学校。

1915年2月, 5名土耳其人经过喀什噶尔,向中国新疆当局申请发给去阿富汗的签证, 阿图什富商巴哈·艾丁将他们请到阿图什, 整个春天都在那儿居住, 帮助卡马尔办学。

英、俄驻喀什噶尔总领事馆则担心这些土耳其人会在阿富汗煽动穆斯林暴乱, 或者煽动英属印度边境地区的穆斯林制造动乱, 于是促使中国新疆当局拒绝批准其赴阿富汗。后来这些土耳其人被军队押送至上海, 一直在那儿呆到战争结束。

然而，同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协约国阵营中的俄国、英国和日本都对新疆进行了侵略活动。

一战前夕的新疆，是俄国和英国争夺的半殖民地。根据宣统年间编纂的《新疆图志》的不完全统计，沙俄在新疆的商户，共有2,503户，10,022人。同一时期，英国及所属的印度和控制下的阿富汗的商人，约1,295户，3,115人。这些商户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控制了新疆的经济命脉。

1913年6月-7月，沙俄支持下的外蒙叛军进攻当时毗邻新疆的阿尔泰地区（后来归属新疆），在察罕通古被中国军队击败。此后，沙俄直接出兵1,500名，侵占阿尔泰首府承化寺，又将俄罗斯人300多户移入中国境内，抢占农田、草场，意图造成实际占领。1914年2月，沙俄向中国政府提出撤兵条件，企图将侵略利益合法化，被袁世凯拒绝。同年，俄国人在根据不平等条约仍归中国所有的伊犁霍尔果斯河东岸地区插上俄国国旗，企图霸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沙俄兵力不足，加上国内局势日趋不稳，在中国的长期交涉下，被迫将侵入伊犁、喀什地区的俄军撤回本国，但在阿尔泰仍留驻两个骑兵连。

1914年7月，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个月，英国驻新疆喀什的领事乔治·马嘎特尼（中文名马继业，18世纪末出使中国的马嘎尔尼的后代）在新疆南部发展了651名“英国侨民”，他还通知新疆省北部“要求当英国人的人们旅行到喀什噶尔，以便研究他们的国籍”。英国在新疆南部的库车、莎车、巴楚、叶城、英吉沙等地设立“商约”或“乡约”，并给非法发展的“英国侨民”签发免纳厘金和税的证明书，让他们逃避中国政府征税。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英国和日本试图通过控制新疆地方政府，把新疆变成反共基地。两国多次派出间谍游说新疆都督杨增新，企图让他援助逃到新疆的俄国白军反攻苏俄红军。日本甚至要求派出一个师团的兵力进驻伊犁和塔城。这些要求都被杨增新拒绝。

英国作为老牌殖民国家，一直擅长在敌国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策划造反，一战期间脍炙人口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就是其中一例。但是，英国作为中国在一战中的盟友，竟然在中国边疆煽动叛乱。1918年5月，英国通过库车的英国侨民头目奈依木和一些英国间谍，向库车富商买买铁力汗供应武器，准备暴动。当时，从中东窜入新疆的8个英国间谍就住在买买铁力汗家里，对暴徒进行军事训练。库车军警发现了这起阴谋，迅速粉碎了叛乱。

一战之后泛突厥主义

对新疆仍有影响

一战结束后，协约国阵营中的日本也转而支持泛突厥主义对新疆的渗透。据土耳其安卡拉大学史地文学院日本学教研室的敦达尔博士的土耳其文新作，《从泛伊斯兰主义到大亚洲主义——奥斯曼帝国、日本和中亚》记载，1923年，现代土耳其的“国父”凯末尔领导的政府废除帝制 ,建立土耳其共和国，把奥斯曼帝国末代皇帝阿不都哈米德二世流放到海外。日本军国主义企图扶植其孙阿不都·克力木王子登上1930年代初一度在喀什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的宝座。

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保护，一战之后泛突厥主义分子的组织继续存在，思想并未得到系统批判和清算，而是继续发展。麦斯武德辗转逃往土耳其，在土期间组织“突厥斯坦同乡会”，在土耳其共和国政府的纵容下继续进行泛突厥主义活动。20世纪30年代初期，麦斯武德、伊敏等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政治纲领，并发起了东突厥斯坦运动。伊敏在这个时期所写的《东突厥斯坦史》后来被东突分裂分子奉为经典。他们鼓吹“东突民族”有近万年历史，其祖国“西至北海、红海、黑海以及欧洲，北至北冰洋，东至太平洋，南至印度洋”，“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民族”，号召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消灭异教徒。

后来麦斯武德投靠国民党，1947年成为新疆省主席，在新疆印发带有东突厥斯坦字样的货币。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势力，一直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之后才一度肃清，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沉渣泛起。2009年“七五”事件后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做出了同情恐怖分子的反应，也是泛突厥主义长期影响的表现。这一问题还将长期关系到新疆的稳定感及中土关系。

【作者说明】本文参考了新疆人民出版社的《新疆简史》第二册、包尔汉的《新疆五十年》、许建英的《近代土耳其对中国新疆的渗透及影响》、陈超的《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在新疆的早期传播与杨增新的对策》、闫忠林的《论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思潮的防范》等文献，限于篇幅，就不一一作注。

作者：孙力舟   来源：中东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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