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有麻烦了_风闻

　　作者 | 浦潇

　　2020年9月1日，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宣布，以涉嫌非法继承经营权为由，对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提起不拘留起诉。

　　检方怀疑三星在2015年的三星物产和第一毛织合并过程中，不惜会计造假造成贬值局面，从而为李在镕接班营造有利环境，并在调查李在镕等集团高管的介入程度。

　　这并不是李在镕陷入的第一场丑闻。

　　2017年，他卷入了韩国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事件，彼时，恰逢三星试图打破传统追求极致外观设计，在技术层面冒然前行导致“机皇”Note7自燃被召回。

　　2017年1月23日，三星电子公司上午在韩国首尔召开新闻发布会，与三家独立调查机构联合公布三星智能手机盖乐世Note7燃损事件调查结果，表示燃损原因在电池

　　52岁的李在镕作为三星集团实际掌门人，这些有关于他的事件都给三星一直试图精心打造的庞大帝国当头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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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与韩国政治的伊始

　　1936年，通过将韩国的鱼干、蔬菜等出口到中国东北，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挖得了第一桶金。随后，他靠着自己精明的商业头脑和审时度势的卓越眼光，先后创办韩国第一家糖厂、第一家毛纺织厂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肥料厂，从此，开启了三星集团早期的飞速发展道路。

　　彼时，韩国刚刚走出二战阴影，百废待兴。时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一手制定出口和重工业立国的政策，通过举全国之力、外资注入等方式，集中力量扶持起了几家韩国大企业，以应对激烈的国际化竞争。

　　朴正熙随后发起了产业政策向重化工跃进的行动，通过乡村劳动力支持，成功将韩国从依靠农业转变成依靠制造业的经济体。朴正熙与李秉哲关于肥料厂的约定，也是这个时期定下的。

朴正熙

　　因为三星无法仅靠自己建化工厂，朴正熙就让李秉哲暗地借助日本的资助。**但大笔突然出现的资金不能给民众合理的解释，于是，李秉哲听从朴正熙的建议——为了转移视线，从国外购置大批量家用产品。**结果这件事被敌对政党查到有走私问题，受到全国铺天盖地的指责。

　　这件事也由此拉开了三星与韩国政治戏剧化的关系大幕。

　　后来，三星因糖精走私的丑闻爆发，李秉哲被迫辞职。本来按照“立长不立幼”的思想，李健熙作为家里的老三接位，本是不可能的事。

　　但李秉哲的长子李孟熙瞒着父亲联合他人企图内部分裂，次子李昌熙被捕后呈书青瓦台罗列父亲的走私罪状，老三李健熙才接替了父亲的职务。

　　如果说李秉哲让三星成为了韩国首屈一指的贸易集团，那么，李健熙就是遵从父亲的指引，通过两次新经营运动，把集团变成依靠科技和电子产品出口的超一流企业。

李健熙

　　在李健熙的掌舵下，三星通过降薪10%、减少投资和卖掉汽车部门等举措，扛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并带领三星在半导体等高新技术发展领域超越了日本东芝、索尼等巨头。

　　可以说，当时的三星给韩国民众及韩国政府看到的，是一家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和显而易见发展趋势的明星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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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与财阀间的秩序

　　自朴正熙时代开始，韩国通过政府对大企业的扶持，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的3、40年的时间里，成功实现了经济转型，人均GDP翻了100倍，最终实现了经济增长到成熟经济体的转变。

　　与此同时，以三星为首的大企业在政府扶持的便利下，越滚越大，最后走向失控，成为只手遮天的家族企业。韩国人还为此而创造了一个词Chaebol（재벌），即“财阀”。

　　朴正熙的强力维新宪法制度缔造了“汉江奇迹”。这种制度因为建立在对劳动力的经济动员和政治控制之上，一方面导致了劳工不满福利分配抗议。另一方面，政府操控国有化商业银行提供了大量贷款给财团，工业也集中在少数几家财团手上，财团因家族管理运作不透明，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韩国首尔街头

　　然而，这些都与韩国走出贫困、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转型后所需的自由市场空间相矛盾，这也给反对党制造了口实。

　　朴正熙死后，威权政府的内斗逐步显现，全斗焕上历史舞台。全斗焕为推进政权稳定，开始削弱朴正熙留下的力量，企图实现财政约束，所以压缩了大企业的信贷，但依然难以撼动财阀的垄断地位。

　　甚至那些较小的韩国企业虽然眼睁睁看着资源流向少数的集团，但他们大多数认为，民主化运动下的劳工关系变化，会影响到因稳定的政商关系而产生的经济利益，所以也并不支持全斗焕。

　　同时，全斗焕的出口带动型增长战略、放开直接投资的经济方案，也进一步加剧了外国资本对韩国财阀的控制，为转型后改革韩国财阀垄断经济制造了更深的矛盾。三星的家族工业帝国在长久的历史发展中，与政治以及国家身份缔结了深厚的联系。

　　直到金大中当选，此前被打压的民主派及进步派势力得以抬头。卢武铉后来继承了金大中的政治遗产，转而依靠民主化运动而不是财阀力量起家，才主张减少美国及财阀对于本国政治的干预。

　　执政时期，卢武铉就以挪用公款的罪名，给SK集团董事长崔泰源定了罪。虽然韩国的政商国体因此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卢武铉没能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即便他深知这是财阀无法被撼动的坚固根源所在。

卢武铉

　　2014年，被媒体称为“第二个卢武铉”的文在寅当选。

　　与金大中、卢武铉归属同一阵营的文在寅从始至终坚持争取平民支持、改革司法、以公平之名打击财阀为政治目标，所以一上来就扶植中小企业，打击财阀垄断、分离搜查权和起诉权约束检察院权力。

　　在朴槿惠案调查期间，保守党总统候选人洪准朴说：“检方都是看着文在寅的脸色揣摩下一步的调查方向。”

　　最直观的例子，便是2017年被捕的李在镕。

　　“三星皇太子”李在镕是李健熙的独子。1991 年，他进入三星工作。2012 年，他出任三星电子副会长。同年，朴槿惠当选第18届韩国总统。作为朴正熙的长女，朴槿惠承继了父亲的遗志：以效率为本，维持政权与财阀间的旧秩序。

2012年12月20日，朴槿惠当选韩国总统，图为朴槿惠（右）与父亲朴正熙在一起的合影

　　为了让三星股东“政府退休基金”支持自己的接班计划，李在镕以86亿韩元贿赂了朴槿惠。在韩国检察机关为李在镕寻求 12 年有期徒刑期间，文在寅表示，将加大对财团的监管力度，虽然二审推翻判决，改为有期徒刑 2 年半、缓刑 4 年。

　　但这仅仅只是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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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VS李在镕

　　在朴槿惠事件之前，李在镕也曾被指控犯罪，但都一一幸免。这与韩国历史上长久以来“宽恕”大型家族企业领导人的传统不无关系。更别提三星的体量，每年10兆韩元的税金和占据韩国出口总额约 20%的经济贡献。

　　作家乔弗里·凯恩（Geoffrey Cain）曾说：“三星展示给大家的是一个像封建王朝一样被管理着的企业。”

　　但Galaxy Note 7 的溃败，加上李在镕形象的颠覆：一个被认为有能力再度发展家族企业的接班人，这些无疑给精心描绘的“封建王朝形象”添上了戏剧化色彩。

　　在李在镕的领导下，三星丑闻频发。先是被爆员工死亡；后又有民众对三星无工会原则质疑；李在镕又陷入经营权争议。

2017年2月18日，韩国首尔，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中）被批捕后首次接受特检组传唤被押往特检组办公室

　　此次首尔地检就三星物产与第一毛织合并的起诉案，就是指控李在镕2015年以会计造假的方式提高自己的资产估值，为自己的接班营造环境。

　　过去为保住家族经营权，三星就受过不少争议。在对李在镕的指控当中，最核心且涉及到的量刑最高的一项，便是为继承而采取捐赠、做假账等非法手段。

　　财阀大幅膨胀，成为贪污腐败的温床，和民主社会标榜的透明背道而驰，同样也与文在寅的政治愿景不相协调。

　　文在寅作为共同民主党的一把手，不仅手握自己的政治野心，同样也背靠着党内“左翼势力执掌韩国二十年”的长期愿景。他刚上任时就誓言要全面改革财阀和大企业，当时点名的集团中就有三星。

　　针对财阀的改革不仅是文在寅赢得民心的关键一步，同样也是对保守党势力的战书。

8月15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首尔出席“光复节”75周年庆祝仪式时发表讲话。文在寅表示，政府支持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对二战中强征韩国劳工索赔案做出的赔偿裁决，同时与日本政府进行协商的大门也始终敞开

　　随后的发展也震惊了韩国。垄断市场的财阀体制和继承经营权焦点，外加一连串的污点，挡不住各界批评的三星形象大伤，于是才有了上半年李在镕公开道歉的事件。

　　李在镕在道歉声明中承诺，不会把公司控制权传给子女。李在镕放弃循环出资这种保证家族以较少资本对集团进行控股的经营方针模式，无疑也会对韩国大企业形式的根基发起巨大挑战。

　　时局似乎也同样在助力着文在寅理想主义的野心和实用主义的手腕政策。

　　今年，新冠疫情在韩国爆发，由文在寅所引导的“韩国作业TRUST”包括规模化监测系统、地方合作机制和有效隔离、在经济未停摆的情况下取得阶段性的成效，《纽约时报》更直接点评：“Social trust is higher in South Korea than in many other countries（韩国的社会信任度高于许多国家）。”

　　“韩国抗疫”不但证明了左翼政治家面对危机的能力，使文在寅奇迹般扭转下滑的民调赢下国会选举，也处处显示了民粹主义获得进步的征兆。

8月25日，韩国首尔通仁传统市场内悬挂有要求人们佩戴好口罩再营业的条幅。韩国首都首尔自24日起开始强制民众戴口罩，以遏制新冠病毒在首尔及其周边地区快速蔓延

　　文在寅对美的独立姿态也颇得民众赞赏。

　　文在寅在宣布竞选之初，就提出“要学会对美国说不”。疫情在美国爆发，美国大选的紧急事态下，特朗普利用针对TikTok等政治计算，为自己铺路。当美国处在20年来最脆弱的时机、缺少靠山庇护的财阀们最虚弱的千载难逢的时刻，文在寅更是选择抓住机会继续他的司法改革，维护拥有牢固群众基础的强力政党。

　　当政府不再被掩藏在财阀阴影下的司法制度掣肘时，韩国根深蒂固的财阀体制也就自然而然会发生一系列的变故。虽然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文在寅为进步改革派留下的政治遗产，必定会影响整个韩国政商关系网络。

　　至于文在寅会如何处理接下来应财阀改革而牵一发动全身的韩国就业、出口震荡问题，民主化之后牵涉日韩贸易持续的争端，欧美多国利益的调和，以及倘若真的实现财阀改革后，民主效应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显现，令人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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