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人的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_风闻

作者 令狐若明 (吉林大学历史系, 教授)

字和书写材料、书写工具的发明, 标志着人类已经进入有历史记载的时代, 从此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 便有文献可以稽考。埃及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文字的国家之一, 大约公元前3500年, 埃及就已经有了文字, 最初是图画文字, 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 发展成体系完备的象形文字。随着文字的出现, 古埃及人又发明了书写材料和书写工具。本文将对古埃及人的“文房四宝”——纸、墨、笔、砚进行考察, 以说明古代埃及对人类文化的重要贡献。

一

古埃及人的书写材料有木头、石头、骨头、皮革、陶片、麻布和纸草纸等, 其中以纸草纸使用得最广泛。特别是从埃及历史上的古王国时代 (the Old Kingdom, 包括第3—6王朝, 约公元前2686年—前2181年) 起, 纸草纸逐渐成为人们的主要书写材料, 因为几乎所有古代埃及其他的书写材料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笨重, 也不容易运输。由于行政管理和贸易通信交往的发展, 宗教祭祀文献和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 要求有一种更轻便实用的书写材料, 纸草便成了这样的材料。

纸草是一种形似芦苇的水生植物, 古代盛产于尼罗河沿岸, 尤其是在尼罗河下游三角洲的大片沼泽地带, 生长在缓慢的水流中。现在, 只有青尼罗河、白尼罗河沿岸及地中海的西西里岛, 才能见到天然野生的纸草。纸草的根部有鳞片状嫩叶, 茎为木质, 整个茎部表面光滑, 茎身横截面呈不规则三角形, 无毛、不分枝, 有的粗如手腕, 宽可达6厘米, 高达3、4米。纸草的茎心有白色含淀粉的髓, 茎端为细长的针叶, 呈伞状四散。纸草的用途十分广泛, 在古埃及人的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纤维细密柔软, 可以用来编织草席、草鞋、垫子、篮子、绳索, 也可以用于造船和盖房 (在早期建筑中, 古埃及人常把纸草茎捆扎在一起作房柱, 这也是后来柱式建筑的雏形) ;它的根茎可供食用, 晾干后还可制作香料, 用于祭祀和烟薰驱赶蚊蝇。由于纸草跟古埃及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古埃及人对它十分推崇, 甚至把它奉为北方下埃及王国的标记。纸草在下埃及十分丰产, 以致在象形文字中纸草的图形符号被用来表示“下埃及”一词 (1) 。古代埃及建筑物的高大古柱, 多呈纸草茎状, 柱顶雕刻着纸草花图案。在一些保存完好的王陵墓室壁画中, 法老 (古代埃及国王的尊称, 意为“宫殿”, 犹之古代中国称皇帝为“陛下”) 常被描画成手持纸草茎状权杖的样子。但纸草在古代埃及主要还是用于造纸草纸。

据古代罗马作家老普林尼 (Gaius Plinius Secundus THE ELDER, 公元23年—79年) 记载, 古埃及人用纸草造纸需经过几道工序:割下纸草茎, 根据所需要纸张规格将纸草茎截成数段, 先剥出茎中的纤维层形成长条状, 将许多长条并排放置, 然后以直角与另一批长条交叉, 两层形成一张薄片;然后沾湿加压, 上蒙一块麻布, 用木槌敲打后将一宽大石板压上, 石板的压力和挤出的胶水一样的汁液使两层薄片牢牢粘合在一起, 在阳光中晒干后数天取出;随后用圆石块或贝壳将纸面磨平, 把纸边修齐, 制成一张薄而光滑、白色的纸草纸 (2) 。纸草纸越薄, 表面越光洁平滑, 那它就越被认为是上品。不过, 纸草纸脆而易碎, 因此它的每页不能对折, 不能像现代书的纸张一样折叠, 只能卷成卷。所以书写较长的手稿时需把若干张纸草纸首尾相粘, 剪齐, 写完后把它卷起来, 便成为很长的纸草卷, 卷在一根圆木棒上, 就以纸轴形式保管起来。可以把许多这样的纸卷粘在一起, 长达30到40米, 古埃及的书就是用这些纸草卷做的 (3) 。迄今所知传世最长的纸草卷, 是古埃及第20王朝 (约公元前1200年—前1085年) 法老拉美西斯三世 (Ramesses Ⅲ, 公元前1198年—前1166年) 赠给埃及各神庙礼品的一览表, 即所谓“哈里斯一号纸草” (Papyrus Harris No.I) , 是研究古代埃及经济史的宝贵史料。这部纸草文献是由75张纸草纸粘成的一个大纸卷, 长达40.5米, 用埃及象形文字的草写形式祭司体文字写成, 1955年发现于埃及古都底比斯近郊附近的一座古墓中, 为英国收藏家哈里斯 (A. C. Harris) 所得, 故名 (4) 。这部著名的纸草卷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纸草纸质地柔韧光滑, 分量轻, 易于书写, 它的缺点是不结实, 易潮。由于纸草纸的这种易潮性, 所以通常只能在一面书写;经常是从右到左, 每行字的走向是顺着纸卷书写的, 因此有时候一行字会长达数米。古埃及的书吏在写碑石铭文时, 经常将铭文同图形巧妙地结合起来, 以插图配合文字。这种惯例也用到了纸草纸卷之中。许多纸卷通常配有小型的艺术彩画, 一般都画在纸卷边上。例如, 古埃及新王国时代 (the New Kingdom, 约公元前1570年—前1085年) 的宗教纸草书卷《死者书》 (Book of the Dead) , 制作技艺高超, 纸卷中用了几何图形 (5) 。

纸草纸制造在古代埃及相当发达。在埃及的法老时代 (即埃及历史上的王朝时代, 包括第1—31王朝, 约公元前3100年—前332年) , 纸草纸的生产为寺庙所控制, 据估计, 登记一座古埃及小寺庙的财产目录, 每月就需要10米纸草纸。到托勒密王朝时代 (the Ptolemaic Period, 公元前305年—前30年) , 纸草纸的生产则完全被王室所垄断, 地方公证人员每天要用6个到13个纸卷, 即长25米到27米的纸草纸。王宫、所有的大庄园、神庙都有登记簿、财产目录和图书馆, 这就表明, 当时至少用过几十万米的纸草纸, 但是至今发现的仅几百米 (6) 。

利用纸草造纸, 堪称为古埃及人的一大发明。古埃及人很早就学会用纸草造纸。考古学家在开罗西南郊萨卡拉第1王朝 (约公元前3100年—前2890年) 大臣海马卡 (Hemaka) 的墓中发现了最早的无字纸草卷。最早写有文字的纸草卷是在阿布希尔发现的, 是古埃及第5王朝 (约公元前2498年—前2345年) 晚期的一份记载神庙财产的帐簿, 用古埃及祭司体文字写成, 出土时已残缺不全 (7) 。

古埃及的纸草纸曾行销海外, 成为一种垄断性商业, 使埃及获利甚丰。位于地中海东岸的毕布勒海港曾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兼文化码头, 古埃及人所需要的珍贵木材雪松就是经这个港口运往埃及的, 埃及的纸草纸也是经毕布勒港行销爱琴海诸岛。根据古埃及第20王朝 (约公元前1200年—前1085年) 留下的一篇以写实风格著称的散文故事《乌奴阿蒙旅行记》 (The Misfortune of Wenamun) 记载, 底比斯阿蒙神庙大祭司乌奴阿蒙曾奉命前往腓尼基采购木材, 以便为阿蒙神建造圣舟。乌奴阿蒙一行途中屡遭劫难, 在毕布勒港口时被当地首领驱逐, 一连29天, 毕布勒王子天天派人催他离开港口。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 乌奴阿蒙只好派人返回埃及取来金银和其他贵重物品, 才从王子那里换取了木材。这些贵重物品中就有500卷精制的纸草纸 (8) 。可见, 纸草纸当时在毕布勒已被视为珍品, 在当地统治者的心目中和金银是同等的贵重。古希腊人称纸草为“帕皮罗斯” (papyrus) , 意为“植物”;“帕皮罗斯”就是从“毕布勒” (Byblos) 地名而得名的。《圣经》的英文名称“Bible”也是从“Byblos”而得名, 毕布勒的重要由此可知。后来西方各种文字中的“纸”的名称 (如英文的paper, 法文、德文中的papier) , 都是从古希腊文“papyrus”演变来的 (9) 。纸草纸不仅在古代地中海沿岸国家广泛使用, 而且它在许多世纪内决定了古代书籍的形状——手卷的形状。在整个罗马帝国时代 (公元前30年—476年) , 纸草纸仍是属于首位的书写材料。到公元3世纪以后, 纸草纸在欧洲才逐渐被价格更便宜的羊皮纸所取代。公元9、10世纪时, 中国的造纸术传入埃及。由于中国纸的原料广、成本低, 与埃及的纸草纸相比, 更结实, 不易碎, 而且可以一张张折叠成册, 具有价格低廉、携带方便等优点, 渐渐地挤掉了埃及纸草纸的市场, 传统的纸草纸生产从此衰落, 延续了4000年之久的纸草纸最终为造价便宜的纸张所取代。

纸草纸记载的内容十分丰富, 反映了古埃及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埃及托勒密王朝时代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藏书70万卷, 有大量与法老时代的埃及有关的著作, 其中有3卷本的《埃及史》, 是公元前3世纪埃及祭司兼历史家曼涅托 (Manetho) 遵照托勒密一世 (Ptolemy I, 公元前305年—前282年) 的指示, 用希腊文撰写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主要是纸草书卷, 大部分用希腊文写成。公元前47年, 罗马大将恺撒 (Galius Julius Caesae, 约公元前100年—前44年) 攻占亚历山大城, 恺撒进城后, 将亚历山大图书馆付之一炬。曼涅托的《埃及史》也未能逃过这场劫难, 这部惟一由古埃及学者撰写的埃及历史著作被烧毁, 是最严重的损失之一。

从18世纪末起, 就有人开始收藏纸草文献。迄今已发现的用古埃及文字、希腊文和拉丁文等书写的纸草纸文献, 有10多万张, 记载的内容亦十分丰富, 包括古代世界的法律、宗教、天文地理、文学作品等。在这些文献中, 仅古代希腊、罗马文学著作纸草纸抄本就多达2500余部, 包括著名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公元前384年—前322年) 的《雅典政制》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 。保管、解读和诠释书写在纸草纸上的古代文献, 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纸草文献学。纸草文献学涉及的文字主要是希腊文、拉丁文、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后期演变形体世俗体文字和科普特文, 在埃及、中东、古希腊罗马的考古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纸草文献学对于研究古代地中海周围国家的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研究古典文学和古代宗教时, 也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并已成为研究古代埃及、希腊、罗马等国历史的辅助学科之一。

二

在埃及象形文字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古代书写工具的图形符号:左侧为一长方形的写字板, 板上凹进两眼椭圆形槽, 供放墨之用;右侧为一粗长笔筒, 供插放芦苇笔之用;写字板与笔筒之间用细绳串联起来, 中央有一容器, 盛水供化墨和擦拭错别字之用 (10) 。这3种文具都是每个埃及书吏随身携带的, 从学校时代起就已成为他们的经常伴侣。1922年, 英国考古学家卡特 (H. Garter, 1874年—前1939年) 发掘了古埃及第18王朝 (约公元前1567年—前1320年) 法老图坦卡蒙 (Tutankhamun, 公元前1361年—前1352年) 陵墓。图坦卡蒙9岁即位, 死时才18岁, 这位本来无所作为的青年法老, 因为他的保存完整的秘密陵墓被发现, 使他成为今日世界上人所共知的古代埃及法老之一。在图坦卡蒙的墓中曾发现过一个象牙笔筒 (11) 。第18王朝以后, 笔筒和写字板合而为一, 不再单独使用。

写字板是古埃及书吏身份的重要标记, 用木头或雪花膏石制成, 呈长方形。一般的木制写字板, 长20厘米到43厘米, 宽5厘米到8厘米, 厚1.5厘米。写字板的上端中央有两个供放墨的椭圆形凹槽的写字板, 那是专为画家所设计的。写字板的下端有一长方形凹槽, 用于放笔。

古埃及的墨通常有黑、红两种。黑墨是用木碳 (有时也用烟渣) 做原料, 细磨后用稀薄的阿拉伯树胶调制而成, 以这种墨写成的东西, 可经久而不褪色。红墨是用红赫石制成的, 先将红赫石磨成粉末状, 然后调以阿拉伯树胶溶液, 干后即成红墨。这种红墨的特点是具有很好的防水性, 书写后即使整张纸草纸湿了, 也不会出现墨迹模糊的现象。制成后的黑红两种墨均呈椭圆形, 分别嵌入写字板的两个椭圆形凹槽之中。盛水的小容器放入稀薄的树胶液, 写字时用以调墨。

古埃及书吏使用的笔, 最初是用灯心草制成的。灯心草是古代丛生于尼罗河畔和沼泽地的一种带苦味的植物, 至今在埃及的池塘周围仍可以看到这种野生的灯心草。其茎细长, 直径约1.5—2.5毫米, 具有很强的抗碱性, 古埃及人用灯心草制笔的方法十分简单, 先用尖器将草茎的一端削成扁平, 然后用牙将纤维咬开, 使之呈丝状, 做成刷子样的形状。这种笔书写时可吸收更多的墨汁, 而且也不易干涸。用灯心草制作的笔长度一般在16—23厘米之间, 书写时先用容器中的胶液稀释笔端, 然后蘸墨水在纸草纸上书写, 因为纸草纸有很好的吸水性, 便于用硬笔蘸墨书写。不过, 纸草纸十分珍贵, 小学生初学写字是不可以在纸草纸上书写的。他们开头先是在陶器的破片或石片上练习写字, 写完后随手扔掉, 待他们掌握书写技巧后才发给纸草纸。但发给他们的纸草纸并不是新的, 而是旧的并已写过文字的, 让他们在旧纸草纸的空隙处写上新内容。这种训练学生的写字做法客观上却保存下来了一些纸草卷, 其中有的已成为法老时代的埃及历史珍贵资料, 为现代埃及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方便。例如, 著名的《辛努赫的故事》 (the Tale of Sinuhe) , 就是去埃及旅游的学者偶然从古董商那里买到的一卷纸草纸上发现的 (12) 。这份纸草语文献是以古埃及第12王朝 (约公元前1991年—前1786年) 初年的历史事件为背景而创作的记实文学作品, 如今保存在俄罗斯的莫斯科国立普希金艺术博物馆。

用灯心草制成的笔写出的字笔画可粗可细, 字形颇似中国传统的毛笔字, 写完后则将笔插入笔筒。新王国时代以后, 这种笔直接被插放在写字板的长凹槽里, 加上一个活动的笔盖, 就可不再另置笔筒。后来, 古埃及人又发明了芦苇笔。芦苇笔的制作方法并不复杂, 先从尼罗河畔的芦苇丛中采集芦苇管, 之后将削过的芦苇管在畜粪里埋上几个月后刨出, 芦苇管已变得十分光滑, 这时再加热烘干, 将一端削成小平面, 顶端呈尖状, 成为一支耐用的芦苇笔。芦苇笔价廉实用, 缺点是不太流利, 且外观不够雅致。后来经过不断革新, 到公元500年前后, 古埃及人又发明了羽毛笔。他们从精心选出的家鹅或天鹅的翅膀上拔下10根至12根羽茎, 长度一般在16—23厘米之间, 然后把这些羽茎埋入热沙堆中, 直至粘在羽茎上的皮肉干燥时取出, 刮去干皮后浸入沸腾的明矾水中, 经过这番处理后, 将羽茎的尖端削尖, 再切开一条小缝, 便制成一支美观耐用的鹅毛笔了。

古埃及书吏不常用砚台。他们的砚台是用石料制成, 一般呈长方形或椭圆形, 用于研磨红黑两种墨。从古代埃及遗留下来的壁画、绘画和雕像来判断, 古埃及人写字的姿势可分成站式和坐式两种, 并以坐式居多。前一种姿势, 书写者用左手握住笔的上端, 将纸草纸贴在左臂上, 右手执笔书写, 这种姿势只限于书写小张纸草纸;后一种姿势, 书写者坐在地上, 将纸草纸铺在一个特制的架子上, 这个架子或是支在书写者两膝之间, 他的两腿交叉坐着, 或是放在跷起的右膝盖上。将纸草纸铺平后, 用左手压住纸, 右手握笔书写, 自右向左行书。书写过程中, 写字板等文具就放在写字者膝前地上。写字的书吏习惯于将笔插在右耳上, 一旦发现有笔误, 立即就用布蘸水抹去重写;如发现有大片错误无法涂改时, 就将错误的部分撕去, 另写一页粘上。古埃及文字的书写, 字与字之间不留任何空隙, 没有标点符号, 也不分页码。一般的手稿, 起行用红墨书写, 接着就用黑墨写正文。第一章的开头, 有时甚至故事中新章节的开头, 以及最后几行即表明文章的结尾或抄写者的名字部分, 都是用红墨书写的。用红颜色分开某些句子是十分必要的, 如果不用红墨来加以区分的话, 就很难在通篇都是用黑墨写成的句子中找出某一章节的开端。用红墨书写便巧妙地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区别文章首尾、段落的标记;红墨还用于书写事务性文件的日期, 画点分割诗集中的诗句。

法老时代的埃及, 掌握书写技能不过是极少数人的特权, 这部分人是古代埃及的书吏阶层, 他们大约占当时古埃及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一 (13) 。具有一技之长的优越感, 使那些拥有书写技能的书吏感到高人一等, 对大多数目不识丁的普通埃及人作威作福。书吏最初出自氏族阶层, 父子相传, 形成了一个专为古埃及统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阶层, 并成为古埃及官吏的重要来源之一。保存下来的古埃及陵墓壁画中的书吏形象, 多呈现盘腿正襟危坐姿势。古埃及大量的文献、史料, 内容丰富的文学作品, 正是由于书吏们和他们的“文房四宝”——纸、墨、笔、砚, 才得以流传至今。

综上所述, 纸、墨、笔、砚的发明, 是古埃及人的杰作, 尤其是纸草纸的发明, 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在古代极大地促进了书写知识的传播, 是古代埃及文化的最伟大成就之一。埃及是我们今天了解的记载最丰富的古代非洲文明古国, 这要归功于纸草纸, 相当大的一部分希腊和拉丁文献也是靠纸草纸传到今天的。毫无疑问, 纸草纸是古埃及人留给后世的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

注释

(1) A.伽德纳:《埃及语语法》 (A. Gardiner, Egyptian Grammar) , 牛津大学出版社1957年版, 第481页。

(2) 普林尼:《自然史》 (Pliny, Nature History) 第16卷, 伦敦1952年版, 第143页。

(3) G.莫赫塔尔:《非洲通史, 非洲古代文明》 (G. Mokhtar,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Ancient Civilization of Africa) 第2卷, 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第161页。

(4) J.H.布利斯特德:《古代埃及文献》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第4卷, 伦敦1989年版, 第87页。

(5) T.G.H.詹姆斯《古代埃及介绍》 (T. G. H. James, An Introduction to Ancient Egypt) , 伦敦1979年版, 第69页。

(6) G.莫赫塔尔;《非洲通史, 非洲古代文明》第2卷, 第161页。

(7) T.G.H.詹姆斯:《古代埃及介绍》, 第93页。

(8) J.H.布利斯特德:《古代埃及文献》第4卷, 第284页。

(9) G.莫赫塔尔:《非洲通史, 非洲古代文明》第2卷, 第161页。

(10) A.伽德纳:《埃及语语法》, 第534页。

(11) J.L.帕帕内克:《埃及:法老的国土》 (J. L. Papanek, Land of the Pharaohs) , 弗吉尼亚1992年版, 第134页。

(12) M.利希泰姆:《古代埃及文学, 古王国与中王国读本》 (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 A Book of Reading I: The Old and Middle Kingdom) 第1卷, 伯克利1973年版, 第231页。

(13) B.沃纳斯:《法老时代的埃及》 (姚功政译) ,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