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林：古埃及王室墓葬与王权的形成、发展_风闻

　　内容提要 王权是古埃及早期国家、甚至是埃及学研究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以往学界主要依赖图示和铭文史料考察古埃及王权的形成与演变及王权的特点。本文主要从王室墓葬的形式、结构、规模、陪葬品和壁画、铭文等考古实物的演变过程透视这一问题。从而，本文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更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通过对前王朝、早王朝和古王国王室墓葬的考察，本文认为古埃及王室墓葬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王权的形成以及早期王权向专制王权的演化，更体现了早期王权和专制王权的特点。

　　关键词 古埃及 王室墓葬 王权

　　墓葬，在考古学上指坟墓，是人类活动的重要文化遗存。在古代埃及，墓葬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埃及人认为，今生是短暂的，来世是“永恒”的，而墓葬是他们实现永生的依托。正因为古埃及人具有这样的生死观念，所以他们非常重视墓葬，法老尤甚之，几乎每位法老在世的时候都要为自己修建、布置、装饰坟墓。这样，从理论上讲，法老王权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其墓葬的形式、规模和陪葬品的多寡，进而王权的发展演化也就会影响到王室墓葬的发展，反之，古埃及王室墓葬的发展变化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权的形成与演化。

　　直到19世纪末期，人们对古埃及王室墓葬的认识还很模糊。进入20世纪，随着考古发掘的进一步展开和考古成果的不断公布，国外学界对古埃及王室墓葬进行了较深入研究。例如爱德华兹对古埃及金字塔的演变过程、金字塔内部结构和整体特征都进行了详细介绍与探讨[1]。我国学者也对古埃及的早期墓葬进行过研讨[2]。目前，人们对古埃及王室墓葬有了一定的了解，但国内学者还没有明确地透过王室墓葬的发展来考察埃及王权的演化过程。

　　王权是一种以国王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王权包括早期王权和专制王权（或称专制主义）两个发展阶段，有一个从早期王权到专制王权的演化过程。一般来说，早期王权还不成熟，国王的权威受到多种力量或势力集团的限制。专制王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王的权力已较为完善，具备了专制君主的特质，很少受到或不受其他势力集团或力量的限制。当然，并不是说早期王权发展的结果必然是专制王权。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王权在发展与演化过程上有所不同，有些国家和地区没有经过早期王权直接进入专制王权；有些则在早期王权之后直接进入了民主制或共和制国家，没有经历专制王权；有些则在早期王权之后逐渐进入了专制王权阶段[3]。

　　关于王权与专制主义的问题，国内外学者都已经有很多研究[4]。单就古代埃及的王权问题而言，西方学者大卫·欧康纳和大卫·塞维尔曼于1995年编著出版了《古代埃及王权》一书，对埃及王权的特点和本性、埃及王权的起源、第十八和十九王朝的王权观念以及王室建筑反映的王权内涵等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但主要关注法老埃及的王权，没有深入考察早期埃及（前王朝至早王朝时期的埃及）和希腊罗马人统治时期埃及的王权以及早期王权向专制王权的转变等问题[5]。我国学者也研究了法老埃及和托勒密埃及的专制主义[6]，但还没有人通过王室墓葬的发展来深入探讨古代埃及早期王权到专制王权的演变过程及其特点。

　　本文主要运用考古学提供的实物史料，结合国内外埃及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前王朝至古王国时期古埃及王室墓葬的形式、结构、规模、陪葬品和壁画、铭文等的发展过程及其内涵进行分析，希望从中窥见古埃及王权的演化过程以及古埃及早期王权和专制王权的特点。

　　一、前王朝时期埃及王室墓葬与王权的形成

　　古埃及王室墓葬的形成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前王朝时期（公元前5000—前2950年）。近些年，学界一般把前王朝分为4个连续的阶段：巴达里文化（Badarian）(约公元前5000—前4000年)、涅迦达（Nagada）文化I（约公元前4000—前3600年）、涅迦达文化II(约公元前3600—前3200年)和涅迦达文化III（约公元前3200—前2950年），并且把公元前3100—前2950年定为“0王朝”[7]，以接续马涅托划分的31个王朝的序列[8]。前王朝时期又可分为早期和晚期，巴达里文化和涅迦达文化I属于前王朝早期，而涅迦达文化II和涅迦达文化III则属于前王朝后期。关于前王朝各个阶段起止时间的划分，学界观点并不一致，我们采用常见的一种。

　　巴达里文化是古代埃及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以上埃及的巴达里为中心，包括巴达里周围的哈马米亚、穆斯塔基达、马特马尔等地。考古学者在巴达里和穆斯塔基达两地发现了600多座坟墓[9]。从考古结果来看，这些坟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从形式上看，巴达里文化的坟墓是一种墓穴，没有地上建筑，大多数墓穴呈椭圆形或近似圆形，这种墓穴早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那时的墓穴还非常原始。其次，就规模而言，巴达里文化时期墓穴的规模大小不等，但相差不大，一般直径为1.5米，深1米[10]。这说明当时还没有明显的等级差别。女人墓通常比男人墓稍大一些，较大的和最重要的墓是女人的，呈长方形[11]。这说明当时女人的地位比男人的地位高。再者，在埋葬习俗上，墓葬一般为单身埋葬，偶尔也有2人或多人合葬，死者左侧卧、身体蜷缩、头向南、面朝西，通常用芦苇席子包裹。此外，这些墓中都有陪葬品，以石头和铜以及贝壳制作的念珠、骨质手镯、象牙梳子、作为护身符的河马和羚羊等的小雕像为主，还有一两件陶器，出现了精制黑顶陶，但坟墓之间陪葬品的数量相差不大。这体现了巴达里文化时期的贫富差距还很小。一些墓中还出现了裸体女人的泥塑像或象牙雕像，这些女人雕像形象各异，数目众多，显然是对母系祖先的刻画，但很可能是奉献给墓主人所崇拜的大母女神的，也可能是一种巫术用品[12]。这些特点表明巴达里文化具有明显的母系氏族社会的特点，生产力水平还较低，没有出现明显的贫富、阶级、等级分化，也没有王权的迹象，王室墓葬还没有出现，但这一时期的墓葬为王室墓葬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涅迦达位于上埃及卢克索以北30公里的尼罗河西岸，是一个小村庄。考古学家F.皮特里（F. Petrie）、J. E. 奎贝尔(J. E. Quibell)和F. W. 格林(F. W. Green)等人先后主持了涅迦达的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学者在涅迦达地区发现了大约2300座坟墓[13]，这些坟墓揭示了涅迦达文化的特点。涅迦达文化I和涅迦达文化II的人们使用了同一个墓地，但坟墓的结构和特点各不相同。涅迦达文化I时期的墓葬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坟墓仍然是墓穴，仍然没有地上建筑，墓穴仍然以椭圆形或者近似圆形为主，与巴达里文化的坟墓没有什么区别，但最大的墓的主人或者是女人，或者是男人[14]；墓葬习惯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陪葬品中出现了男性雕像[15]。这表明男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体现了一种由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特点。另外，这一时期的坟墓中出现了一些权标头，这些权标头可能还是一种新式武器[16]，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些权标头标志着王权的产生。涅迦达文化I时期，埃及还没有出现王室墓葬，王权也没有形成。

　　巴达里文化和涅迦达文化I时期，埃及的墓葬体现了社会发展的一些特点，表明前王朝早期的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没有明显的等级和阶级分化，王权尚未形成。

　　前王朝后期，埃及社会和墓葬都有所发展。与涅迦达文化I时期的墓葬相比，涅迦达文化II时期的墓葬有了较大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首先，涅迦达文化II时期的坟墓除了较小的、可能是平民使用的圆形墓或椭圆形墓，还出现了较大的、精心建构的长方形墓，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等级或阶级分化，长方形墓的主人的地位可能比圆形或椭圆形墓的主人的地位高。其次，有些坟墓的墓穴用泥砖作墙，把墓穴分为两个或多个墓室，有的墓室专用于放置棺木，有的墓室专用于存放陪葬品，陪葬品的数量不多，以陶器等日常用品为主，这一时期出现了彩绘陶器。这些表明社会生产力有所发展，生产技术也得到了提高。再者，死者被放在木制或陶制棺材里，墓穴用芦苇席子或木板盖顶，有时还涂上灰泥，但地上建筑不明显；这时还出现了制作木乃伊的迹象，但不常见。这体现了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埋葬风俗的复杂化。最后，这一时期出现了以人为牺牲的陪葬现象，考古学家在涅迦达T5号墓的墓壁边缘发现了很多长骨头和5个头盖骨，这充分表明了人殉现象的存在，但这种现象在当时并不普遍[17]。人殉现象的出现表明了阶级或等级的形成。

　　此外，涅迦达文化II时期较大的坟墓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涅迦达T墓地，一个是希拉康坡里斯，而引人注目的是希拉康坡里斯100号墓，这是一座长方形墓穴，用泥砖砌成，墓穴长4米、宽2米、深1.5米，在坟墓的东北墙壁的中心处有一个与墙壁呈90度角的突出的低矮的半道墙，把墓室一分为二，部分墙壁上以绘画装饰，因此也被称为“画墓”[18]。这种大规模的坟墓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其规模和结构与平民的圆形小墓穴形成了鲜明对照，是当时最大的墓之一，画墓周围还有一些大墓[19]，但都稍逊色一些，显然画墓的主人并非一般贵族，更非平民，具有较高的地位，在等级或阶级上处于社会的上层。这座坟墓被盗劫了，考古学家从里面找到了三十多件陪葬品，以陶器为主，没有发现墓主人的木乃伊。但其他保存完好的坟墓最多也不过二十几件陪葬品，有的坟墓只有几件陪葬品[20]，这说明画墓的主人拥有较多的财富。此墓的重要性在于墓壁上的绘画，绘画很可能是记载了埃及人对外来入侵者的一次胜利的反击，绘画还描绘了高大形象的人物在举行祭祀活动[21]。值得注意的是，从画面上，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高大形象的人物左手抓着跪在他面前的俘虏的头，右手高高举起权标，准备捶打俘虏[22]，这种用高大形象和捶打俘虏的方式来表现国王的艺术手法一直是古埃及艺术的重要元素之一。因而凯泽（H.Case）和凯姆普（B. J. Kemp）等人都认为这座坟墓是王墓[23]。我们也赞同这样的观点。

　　由此可见，涅迦达文化II时期，墓葬规模的大小不一、结构的不同和陪葬品的多寡等都比涅迦达文化I时期表现得明显，这表明了贫富分化的加剧，而王墓的出现则明确反映了王权的产生，王墓也体现了刚刚形成的王权的特点：国王掌握了领导战争的军事权和举行祭祀活动的宗教权力，国王可能既是军事首领又是宗教最高祭司，拥有了较多的财富，在社会上具有较高的地位，处于社会的上层，还有调动臣民为自己服务的权力；但国王的权威还很有限，国王与大臣和普通臣民的等级和财富差别还不是很大，国王还没有被神化。

　　涅迦达文化III是20世纪90年代德国考古学家在研究最新考古成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时期的文化与涅迦达文化I和涅迦达文化II在社会性质上存在重大区别。涅迦达文化III时期，在属于涅迦达文化圈的阿拜多斯地区出现了两个大面积的王室墓地。一个是阿拜多斯东北部的乌姆卡伯（Umm el-Qaab）村的U墓地，面积大约是100米×200米，到1993年为止，考古学家在这里发现了大约120座坟墓，其中很多坟墓是多墓室墓和较大的单墓室墓，有学者认为这些墓的主人早于零王朝的国王[24]。在U墓地中，最重要的大墓是U—j墓，这座墓是1988年德国驻开罗考古研究所发现的。U—j墓共有12间墓室，长9.1米，宽7.3米。根据放射性碳十四测定，坟墓最初是由9间小墓室和东边的1间大墓室构成的，后来又增建了2个狭长的墓室，墓室之间以小门连通，这座墓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3150年。虽然墓葬形式没什么大的变化，但坟墓的结构和规模显然比涅迦达文化II时期的王墓大了很多。

　　U—j墓可能被盗劫过，但在7个墓室中堆满了用于装啤酒、食用油、面包、肉等的坛子达207件，还有存放衣服的杉木箱子、石制器皿以及象牙、骨制品，其中的两个墓室储藏了700多件器皿，这些器皿呈叠放状态[25]。根据这座墓的结构、规模、陪葬品的数量，我们可以推测这是一位国王的坟墓，而且这位国王的权力比之前的国王的权力有所增加。

　　U—j墓的主人是哪一位国王呢？考古发掘为我们提供了直接证据。1999年的考古报告指出，U—j墓中出土了用骨头和象牙制作的标签175件，每件长约2厘米，宽1.5厘米，上面刻有1至4个象形文字，此外还出土了刻有象形文字的陶器和泥制图章，经过碳十四测定，这些标签、陶器和图章的年代最远可追溯到公元前3200年，大部分是在墓主人生前制造的，在这些象形文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蝎子符号，有时蝎子符号还与一种植物在一起，可读为“蝎子的（农业）地产”[26]，学者们根据这些证据认为这座墓是第一个蝎子王（即蝎子I）的坟墓。

　　涅迦达文化III时期，另一个大面积的王室墓地是乌姆卡伯村的B墓地。英国著名考古学家F.皮特里和凯泽等人都认为B墓地中有一些是零王朝国王的坟墓。例如，皮特里认为B7和B9为卡（Ka）王墓，这是一个双墓室独立分开的墓，这个论断被后来的考古证据证明是正确的；凯泽认为墓室B17、B18和附属的一排墓室B16属于阿哈（Aha）墓，这座墓的各个墓室也都是分开的，但属于一座墓。但是，从B17和B18墓室周围出土的一些图章印记和带有各种铭文的工艺品来判断，我们认为这座墓是那尔迈的，这表明传说中的那尔迈国王确有其人。另外，考古学家在B16墓的附近发现了很多积压在一起的骨骼，经测定这些骨骼都是年轻男子的，他们的年龄大约20岁左右，从骨骼的堆放状态来看，这些年轻男子一定是在国王埋葬时作为牺牲被杀死以后埋在里面的[27]。殉葬现象表明国王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考古学家还在U墓地和B墓地的这些墓中发现了蝎子王权标头、公牛调色板、利比亚调色板、那尔迈调色板等陪葬品，这些物件上面都刻画着图案，图案主要反映的是国王主持农业仪式和进行征服战争的场面。这说明前王朝末期的国王们掌握了农业生产的权力，并在进行持续不断的战争。国王主持农业仪式的场面反映了国王还肩负着祭司的某些宗教职能。通过对那尔迈调色板的分析，我们得知那尔迈戴上了上下埃及的王冠，可能开创了埃及的统一局面[28]。这说明零王朝时期的历代国王都进行了征服战争，但直到那尔迈时期才把各个政权统一起来，至少是在形式上统一起来了，或者是采取了联盟的形式。

　　同时，根据涅迦达文化III时期坟墓的规模、结构、陪葬品的多寡，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基本上确定了涅迦达文化III时期的国王世系，按由近及远的时间顺序排列如下：

　　Horus Narmer 荷鲁斯 那尔迈

　　Horus Scorpion（II） 荷鲁斯 蝎子（II）

　　Horus Crocodile 荷鲁斯 鳄鱼

　　Horus Ka 荷鲁斯 卡

　　Iri-Hor（Iry-Hor, Ro） 伊赖-霍尔（伊利-霍尔、罗）

　　Ht-Hr(Hathor) 哈特-赫尔（哈特霍尔）

　　Double Falcon 双隼鹰

　　Scorpion I 蝎子I

　　Pe-Hor 帕-霍尔

　　两个未确定身份的统治者[29]

　　涅迦达文化III时期王室墓葬的特点表明，埃及已经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早期王权已经有所发展，国王掌握了军事、宗教和管理农业生产等权力，具有非常高的社会地位，已经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王朝世系。但是，国王仍未被神化，因为他们在某些场合仍然以祭司的身份出现，没有成为崇拜对象；国王的权力可能还受到其他政权或贵族的限制，因为国王显然还没有能力动用大批民众为其修建更大规模的坟墓，只是对传统坟墓形式略作改动，没有超越最初的墓穴形式太远，仍主要着眼于地下建筑，至少没有过多地重视地上建筑。通过建造坟墓的地上建筑来表现国王的权威直到早王朝时期才成为现实。

　　二、早王朝时期埃及王室墓葬的发展与早期王权

　　早王朝时期（公元前2950—前2686年），埃及王室墓葬有了重大发展。国王的坟墓形式有了质的发展，不仅有地下建筑，还有地上建筑，地上建筑呈长方形，类似于现代阿拉伯人院子当中用于乘凉时使用的长凳，阿拉伯人称这种长凳为“马斯塔巴”，因而考古学家根据早王朝国王坟墓的地上建筑的形状而称其为“马斯塔巴墓”。马斯塔巴墓可能早在前王朝时期就出现了，只是很少见而已。

　　早王朝时期国王的马斯塔巴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首先，坟墓的规模较大，一般用泥砖建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也有的地下建筑是在岩石中向下开凿而成的，但地下建筑基本上都分为两个以上的墓室，各墓室之间用砖墙隔开，相互之间没有通道，除了安放棺椁的埋葬间，其他的墓室都用于存放陪葬品；棺椁一般用木材制成；从这一时期开始，死者一般被制成木乃伊之后再安葬；地下建筑上面用木料盖顶，上面覆盖以地上建筑，通常模仿宫殿外形建成较规则的长方体。地上建筑也分为若干个小间，里面装上较小的贵重葬礼物品[30]。在地下建筑与地上建筑之间设有阶梯，通过阶梯口不经过地上建筑而直接进入地下墓室[31]，这样建筑师可以在埋葬前完成整个坟墓的建筑，无须在埋葬后再进行地上建筑，这是坟墓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地上建筑的出现本身就表明早王朝时期的王室墓葬比前王朝时期有了较大发展。与建筑墓穴相比，建筑马斯塔巴墓需要的人力物力显然要更多一些，这也体现了国王可以调动更多的人力和财力为自己服务，说明他具有了更大的权威，掌握了更大的行政和财政权力。另外，国王的马斯塔巴墓的地上建筑呈规则的长方形，而同一时期贵族和平民也都采用马斯塔巴墓，但他们的马斯塔巴墓的形状都不是很规则，规模也较小[32]，这说明国王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更突出一些，也说明国王与臣民之间在墓葬形式上还没有发生质的区分，可能国王还没有被神化，在坟墓中也没有发现国王神化的证据。

　　其次，棺椁一般用木材制成，死者一般被制成木乃伊之后再安葬；陪葬品的种类很多，包括盛放食品的陶器、雪花石膏盘子，放衣服的箱子、匣子，各种珠宝饰品，各种家具、燧石、工具、武器、化妆品；从坟墓壁画上，我们还看到了国王率领军队进行战争的场面和主持宗教仪式的场景，等等。[33]陪葬品的种类和数量也都是前王朝时期的墓葬无法相比的，这体现了国王的财政权力有所增加，国王掌握了军事和宗教权力。

　　再者，在建筑马斯塔巴墓的同时，还在坟墓的北侧建造一个用于埋葬死者时举行祭祀活动的葬祭庙，坟墓和葬祭庙由一面围墙围绕起来，围墙面对东方的部位有一个出口，这是古王国金字塔复合体（complexion）的原始形态[34]。这样庞大的建筑必然需要较为强大的王权作保障。

　　最后，早王朝时期国王的马斯塔巴墓有数十个，最具代表性的和最大的马斯塔巴墓是萨卡拉的3035号墓，这是第一王朝国王登的坟墓，坟墓长57.3米，宽26米，地下建筑是在岩石中开凿的，有3间墓室，地上建筑则有45间[35]。王墓周围埋葬了136名奴隶，包括男女两性，有一个阶梯直通到地下墓室，墓室地面是用花岗岩铺就的[36]。这座坟墓充分体现了早王朝国王马斯塔巴墓的特点，也表明了奴隶的出现和等级分化的加剧，但奴隶是否普遍存在还无从证明。

　　此外，早王朝时期，埃及王室有两大墓地，一个是上埃及的阿拜多斯，一个是下埃及的萨卡拉，但这两个墓地与涅迦达文化III时期的乌姆卡伯村U墓地和B墓地那种独立发展的状况不同，这两个墓地基本上都属于同一时期的相同的国王。考古学家在阿拜多斯的墓碑和墓中的残留物上发现了10个王名和1个王妃名，其中8个王名属于第一王朝，另2个王名属于第二王朝；而在萨卡拉，大约有15座早王朝时代的大马斯塔巴墓，其中有6座坟墓的王名与阿拜多斯的王名相同。这说明同一个国王有两座坟墓，也就是说一个国王埋在两地，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有学者根据两地坟墓的规模大小断定萨卡拉是国王的真正墓地，而阿拜多斯是国王的王碑所在地，是象征性的坟墓[37]。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体现了“王权的二元性”[38]。所谓“王权的二元性”就是指埃及的国王既是上埃及的国王，也是下埃及的国王。言外之意，早王朝时期的国王是上下埃及的国王，是整个埃及的国王，也就是说，他们统一了埃及。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早王朝时期的国王把真正的王墓建在下埃及，而在上埃及留一个象征性的坟墓，这说明早王朝的国王从上埃及来到下埃及，统一了埃及，成为一个具有“二元性”的国王，国王对上下埃及都有统治权，王权比前王朝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并非所有的国王都能够在上下埃及各建立一座坟墓，这说明早王朝的统一王国是不稳固的。

　　早王朝时期，王室墓葬有所发展，坟墓形式追求地上建筑、规模趋向宏大、结构趋向复杂、陪葬品的数目有所增加，多数国王都为自己在上下埃及各建造一座坟墓，这些都体现了早王朝时期王权比前王朝时期有所发展，国王统一了埃及，掌握了全国的统治权，掌握了军事、行政、建筑、财政、宗教等权力，但国王本身还没有被神化，还没有享有使自己完全不同于臣民的属性。从贵族和普通臣民都可以建造马斯塔巴墓以及国王要进行持续不断的对内战争来看，早王朝时期的国王的权威还受到地方贵族等势力的限制，还没有实现从国王到专制君主的转变。埃及早王朝时期仍处于早期王权阶段。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古埃及王室墓葬形成于前王朝的涅迦达文化II时期，到涅迦达文化III时期形成了两大王室墓地，但前王朝时期的王室墓葬始终是比较简单的墓穴形式，陪葬品也比较少，说明王权刚刚形成，处于早期王权阶段。早王朝时期，王室墓葬有所发展，马斯塔巴墓的形式、规模、结构、陪葬品和上下埃及两大墓地等内容，都体现了早王朝时期王权比前王朝时期有所发展，但仍处于早期王权阶段。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早期埃及的王权是早期王权，而且具有这样一些特点：国家的核心是国王；国王掌握了宗教权力，国王本人就是宗教最高祭司；国王掌握了领导军队进行战争的权力，国王本人就是最高军事首领；因为拥有军事权力和宗教权力，国王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国王拥有较多的财富，因而在社会等级或阶级中处于上层；国王还可能掌握了部分行政权力；国王还掌握了建筑权力；国王还可以调动臣民为自己建造坟墓。但是，国王的权威仍有限，国王的人格尚未神化，他本人还是为宗教服务的人，还没有成为宗教服务的对象；国家可能还不是很稳固，国王的决策可能还受到地方贵族和祭司集团的限制；他与臣民之间的关系还不是真正的主仆关系，他还不能任意驱使臣民；他还没有真正地掌握税收，可能税收制度尚未形成；还没有出现官僚体系，国王对国家的统治和管理只能依靠地方贵族来实现。

　　三、古王国时期埃及王室墓葬的发展与专制王权

　　古王国（公元前2686—前2181年）时期的国王在马斯塔巴墓的基础上逐渐采取了新的墓葬形式——金字塔。“金字塔”是中国人对古代埃及一种巨大的角锥体建筑物的称呼，因这个建筑物的四个面当中的每一面都像一个“金”字，故得名。金字塔的英文为Pyramid，德文为Pyramide，都源于希腊文Pyramis (Pyramides)，意为“小麦饼”，希腊人经常使用一种三角形的小麦饼，因而当他们见到金字塔时便称其为Pyramis。埃及人自己则称金字塔为“mr”，其意义还不清楚，但象形文字的限定符是一个有台基的三角形，意为“上升的地方”，所以“mr”一词可能是指国王死后借以升上天空的地方[39]。

　　金字塔是古埃及坟墓建筑当中地上建筑发展最为成熟的产物。金字塔本身也经历了一个从阶梯金字塔到标准金字塔的发展过程。古埃及最早的一座金字塔是阶梯金字塔，这是为第三王朝的杰出国王左塞建筑的，建筑师是伊姆霍特普，这位建筑师后来被埃及人奉为建筑之神。左塞王的金字塔最初本来是按马斯塔巴墓的形式设计的，地上部分是一个每边长63.5米、高7.9米的方形平顶墓，后来建筑师伊姆霍特普为了体现国王的君主权威，将地上建筑的四周向外扩展，并在上面增加了3层马斯塔巴，高度达到了40多米，后来又将地上建筑的地基向西、北两个方向扩大面积，又在上面增加了2层，这就形成了一个逐级向上缩小的6层重叠的马斯塔巴墓，高达60米，底边长121米，宽109米，地下墓室深达28米，葬有国王的木乃伊，另一个墓室是为王后准备的。因这个坟墓的地上建筑的形状酷似“金”字，因而我们也称其为金字塔，但这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金字塔，它只是奠定了后来金字塔建筑的基础。这座金字塔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周围的复合建筑，这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群，金字塔的围墙南北长544米，东西宽277米，高10米，围墙上有13个假门和一个作为出入用的真门，内有一个用象征着埃及40个州的40根圆柱组成的圆柱大厅；金字塔的东侧和东北侧有两个难以辩明的建筑物——“南宫”和“北宫”，似乎标志着上下埃及的两个中心，标志着国家的统一；金字塔的北侧还有一个庞大的葬祭庙，中心庭院有15000平方米[40]。这种复杂庞大的建筑群是古埃及金字塔建筑不同于其他地区金字塔建筑的一个明显特点，之后的埃及金字塔建筑几乎都配备着这样的复合建筑。[41]左塞王的阶梯金字塔和其复合体建筑都表明埃及在古王国初期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地域王国建立起来了，国王的权力比早王朝时期大为增加。

　　左塞王建造了阶梯金字塔以后，后来的国王大都仿效建造。第三王朝的末代国王胡尼在美杜姆建造了一个8层的阶梯金字塔，并用石灰石把各层之间填平，形成一个覆盖层，成就了一个“真正”金字塔，高约92米，倾斜角度为51度51分，因为建筑金字塔时也是以层叠马斯塔巴的方式进行的，各面的面积也不相同，所以还算不上真正的金字塔，只能说这是一次尝试，但毕竟朝着真正金字塔迈进了一步。随后，第四王朝的国王斯尼弗鲁又在达赫淑尔建立了两座金字塔，一座因建筑角度计算错误而变成了“弯曲金字塔”，一座因表面覆盖了红色石灰石而成为“红色金字塔”，后面这座金字塔才是成功的金字塔建筑。把金字塔建筑推向高潮的是第四王朝的三位国王胡弗、哈夫拉和孟考拉。他们的金字塔位于吉萨，被称为“三大金字塔”。胡弗的金字塔最大，原高146.5米，现在顶部建筑已脱落，还有137.2米高，基底原长230.38米，现为227.5米，倾斜角为51度51分，总共用了230万块平均重2.5吨的石材建成[42]。胡弗金字塔的地上和地下都有墓室，但考古学家没有从中发现胡弗国王的木乃伊，这座金字塔被盗了，只是从内部刻画的象形文字上找到了墓主人胡弗的名字。胡弗金字塔的复合建筑只留下了东侧的三个小金字塔和后来考古发现的一艘巨大的“太阳舟”。哈夫拉的金字塔稍逊于胡弗金字塔，原高143.5米，塔基每面长215.25米，倾斜角度为53度10分，但它与周围的葬祭庙、甬道、河谷庙一起构成了完整的金字塔复合体，是古王国金字塔群体建筑的典范。一般来说，国王死后，尸体被沿着尼罗河运到河谷庙，在这里制成木乃伊，装在棺材里面，通过甬道，运到葬祭庙，在这里举行丧葬仪式之后，葬入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东侧还有一个巨大的斯芬克斯雕像，据说是用建造胡弗金字塔剩下来的一块石头雕刻而成的，雕像身高约20米，长为55米，如果把两只前爪计算在内，长达73.5米，面部长5米，耳朵长2米多。相比之下，孟考拉的金字塔就更显逊色，原高只有66.5米，其周围也有三座小金字塔[43]。第五、第六王朝的金字塔开始衰落，一般都在70米以下，还有些用碎石建造而成，因而大多都因风化等原因而变成了一堆堆的沙石堆了[44]。

　　古王国时期的埃及金字塔大都被盗了，但墓室里面仍残留着国王的棺材，棺材一般用石灰石、花岗岩、方解石、硅岩等制作，也有用木头制作的[45]，石棺上面雕刻着精美的彩色图案和文字，图案和文字是来世审判的场面和确保国王顺利通过奥西里斯审判的咒语[46]；木乃伊制作成为一种经常的事情，木乃伊上包裹着亚麻布，亚麻布上面描绘着彩色的图案，意义与棺材上的绘画相同[47]；墓室中的陪葬品很多，除了日常生活用品，还有国王雕像、坟墓假门和用于盛放死者内脏的陶罐等，这些都是早王朝时期的墓葬所没有的，当然古王国坟墓当中陪葬品的数量也比早王朝时期增多了。古王国的金字塔内部的墓室墙壁上雕刻着精美的文字，这是向诸神祈祷，保佑国王在来世生活幸福的祈祷文和宗教文献，因为雕刻在金字塔中而被称为“金字塔文”[48]，“金字塔文”非常有价值，为我们了解古王国时期埃及的宗教观念和墓主人的生活等提供了宝贵史料。丰富的陪葬品和埋葬物品的复杂化表明古王国社会的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提高，社会经济有了较大发展，国王掌握了较大的经济权力。

　　金字塔建筑把古埃及王室墓葬的地上建筑推到了顶点，其高度和规模是早王朝的马斯塔巴王墓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建造这样庞大的坟墓需要的人力和物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希罗多德就曾记载了胡弗修建大金字塔利用了30万劳力连续工作了20年[49]，但显然夸大了，现代考古证明胡弗金字塔的建筑可能是3万人在10年内建成的，其中既有长期工作的熟练工人，也有季节性的农民[50]。不管怎样，法老能够调动如此多的人力为自己修建墓葬，说明古王国的法老具有很高的行政权力，因为这么多的建筑工人和农民需要一大批官僚进行调度、领导和管理。法老动辄调动几万人为自己修建坟墓，说明法老把全国的臣民都视为自己的仆人了，而金字塔的建筑工人和农民似乎也承认了这样的事实，法老与臣民之间是严格的主仆关系。

　　金字塔建筑并不是孤立的，与它同步建筑的还有河谷庙、甬道和葬祭庙等附属建筑，其工作量也是非常庞大的。建造金字塔所需的财政支持显然是相当大的，这恐怕要依靠强大的经济权力作保障，法老可能已经把全国的经济收入都视为自己的私有物了。

　　建筑如此庞大规模的金字塔，建筑工人和建筑材料以及建筑进度等都有专门的官员来管理[51]，军队也必然参与进来了，并起到了维护秩序的作用。约束建筑工人和农民行为的除了军队和个人的信仰而外，法老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敕令和国王与官僚参与的司法审判也必不可少，我们在金字塔铭文和壁画中读到了这样的内容和场面[52]。法老必然已经把强大的行政、经济、军事、法律、司法、建筑等权力集于一身。

　　在胡弗金字塔周围发现了建筑工人的坟墓和住地，还有一些碑文，碑文表明建筑工人对自己能够为法老建筑坟墓而感到无比荣耀[53]。这说明法老建筑金字塔得到了臣民的支持，也表明法老在普通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也说明了臣民或普通民众承认了法老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认可了自己作为法老之仆人的身份和地位。

　　从一些坟墓的壁画上，我们发现了法老与神站在一起，受到神的保护，佩戴着上下埃及的王冠；从金字塔内壁的铭文中，我们发现法老被称为“荷鲁斯”、“上下埃及之王”、“拉之子”[54]，荷鲁斯和拉分别是埃及的隼鹰神和太阳神，荷鲁斯神是王权的保护神，可见法老已经神化，国王借助雕像、壁画等艺术形式宣传君权神授。国王还任命宗教祭司[55]。而“上下埃及之王”的称呼说明法老已经真正统一了埃及。而且，铭文还记录了法老是从其父亲那里继承了王位等内容[56]。这些方面可能是法老权威和威望的来源。

　　只有法老才可以建造金字塔，而大臣们只能建造马斯塔巴墓。在金字塔的周围是王室其他成员（如王子、公主）和大臣的马斯塔巴墓，而且马斯塔巴墓的规模是按着距离金字塔由近及远逐渐缩小的，距离金字塔最近的是王子的墓，从碑文判断王子还是掌握实权的大臣[57]。这充分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关系，体现了王室家族参加对国家事务的管理，也说明古王国时期的埃及形成了一大批官僚，这些官僚是国王统治国家的代表。

　　通过对古王国金字塔建筑形式、规模、陪葬品、金字塔铭文、壁画和附属建筑等的分析，我们发现，古王国时期的埃及法老已经被神化，法老宣传“君权神授”，掌握了各种权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王位世袭，王室家族还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法老把全国的经济收入视为自己的私有物，法老与臣民之间是一种严格的主仆关系，法老依靠大批官僚管理国家，等等。这些可以看成是古王国时期埃及专制王权的特点。这里的判断得到了象形文字铭文和“文献史料”的证实[58]。可见，古王国的法老已经变成了专制君主，埃及的王权已经演变为专制王权。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发现，古埃及王室墓葬形成于前王朝的涅迦达文化II时期，到涅迦达文化III时期形成了两大王室墓地，但前王朝时期的王室墓葬始终是比较简单的墓穴形式，陪葬品也比较少，这说明王权刚刚形成。早王朝时期，王室墓葬有所发展，坟墓形式追求地上建筑、规模趋向宏大、结构趋向复杂、陪葬品的数目有所增加，几乎每位国王都为自己在上下埃及各建造一座坟墓，这些都体现了早王朝时期王权比前王朝时期有所发展，国王至少在形式上统一了埃及，掌握了全国的统治权，但国王的权威仍然受制于地方贵族和宗教祭司集团，埃及的王权仍处于早期王权阶段。古王国建立以后，国力逐渐强盛，国王们开始追求庞大的地上建筑，以显示自己的权威，从而巍峨壮观的金字塔逐渐形成，金字塔本身的形式、规模、陪葬品和绘画等内容都表明国王真正统一了埃及，国王的人格神化，享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掌握了行政、立法、军事、外交、财政、宗教等各种权威，还有一批官僚为其管理国家服务，依靠税收掌握了大量财富，具有了专制君主的特点，埃及的王权转变为专制王权。可以说，埃及王室墓葬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很直观地反映了埃及王权的形成及其由早期王权向专制王权的演变过程，更体现了早期王权和专制王权的特点。

　　注释：

　　[1]爱德华兹：《埃及金字塔》（I. E. S. Edwards, The Pyramids of Egypt），伦敦企鹅丛书公司1947年版。

　　[2]刘文鹏：《埃及学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174页；令狐若明：《埃及前王朝时代的埋葬习俗》，《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4期。

　　[3] 我国有些学者习惯于将早期王权简称为王权，也有人不愿区分早期王权与专制王权，而统称为王权或专制主义，本文试图对早期王权和专制王权进行区分。从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来看，专制王权似乎可以与专制主义划等号。关于早期王权与专制王权（专制主义）的概念和特点，请参见郭子林：《王权与专制主义——以古埃及公共权力的演变为例》，《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4期。

　　[4]我国学者对王权与专制主义问题的研究可参见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有关西方学界对王权和专制主义等问题的论述的史学史方面的内容，可参见廖学盛的《古希腊罗马著作家的王权观述评（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和赵文洪的《马基雅维里与专制王权》（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第391—410、411—430页）以及施治生、郭方合著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的历史考察》（李祖德、陈启能主编：《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8—330页）等文章。

　　[5] 大卫·欧康纳、大卫·塞维尔曼：《古代埃及王权》（David O’Connor and David Silverman, Ancient Egyptian Kingship），莱顿和纽约，1995年版。

　　[6] 刘文鹏：《法老埃及的专制主义》，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第189—281页；郭子林：《论托勒密埃及的专制主义》，《世界历史》2008年第3期，第83—95页。

　　[7]T. 威尔金森：《埃及人的世界》（Toby Wilkinson, The Egyptian World），伦敦2007年版，第xvii页。埃里克·赫尔农等编著：《古埃及年代学》（Erik Hornung, et al., ed., Ancient Egyptian Chronology），布里尔出版社2006年版，第88—101页，详细讨论了“0王朝”的相关问题。

　　[8]马涅托：《埃及史》（Manetho, History of Egypt），哈佛大学出版社1948年版，第185页。

　　[9]霍夫曼：《法老之前的埃及》（M. A. Hoffman, Egypt before the Pharaohs: The Prehistoric Foundations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伦敦1980年版，第306页。

　　[10]爱德华兹等编：《剑桥古代史》（I. E. S. Edwards, et al.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1卷第1分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469页。

　　[11]菲格、奥利弗：《剑桥非洲史》（J. D. Fage and Roland Oliver,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第1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04页。

　　[12]阿尔德雷德：《直到古王国末期的埃及》（C. Aldred, Egypt to the End of the Old Kingdom），伦敦1965年，第29页。

　　[13]霍夫曼：《法老之前的埃及》，第109页。

　　[14]爱德华兹等编：《剑桥古代史》第1卷第1分册，第476页。

　　[15]爱德华兹等编：《剑桥古代史》第1卷第1分册，第494页。

　　[16]鲍姆伽特：《史前埃及文化》（E. J. Baumgartel, The Cultures of Prehistoric Egypt）第2卷，牛津1960年版，第107页。

　　[17]肖：《牛津古代埃及史》（I. Shaw, 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牛津2000年版，第53—54页。

　　[18]魁贝尔、格林：《希拉康坡里斯》（J. E. Quibell and F. W. Green, Hierakonpolis）第2卷，伦敦1902年版，第20—22页。

　　[19]魁贝尔、格林：《希拉康坡里斯》第2卷，第20—22页。

　　[20]霍夫曼：《法老之前的埃及》，第109页。

　　[21]关于“画墓”的结构和内容，参见刘文鹏：《希拉康坡里画墓及其壁画》，《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

　　[22]魁贝尔、格林：《希拉康坡里斯》第1卷，伦敦1900年版，图XV. 1. 2. 4。

　　[23]凯泽、裴埃尼：《100号墓》（H. Case and J. C. Payne, “Tomb 100: The Decorated Tomb at Hierakonpolis”），《埃及考古学杂志》（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第48卷1962年版，第11、18页；凯姆普：《希拉康坡里斯画墓的绘画》（B. J. Kemp, “Photographs of the Decoreted Tomb at Hierakonpolis”），《埃及考古学杂志》，第59卷1973年版，第42页。

　　[24]贝尔德：《古埃及考古学百科全书》（K. A. Bard, Encyclopedia of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Egypt），伦敦1999年版，第25页。

　　[25]麦戈文：《永恒的葡萄酒》（P. E. MaGowern, “Wine for Eternity”），《考古学》（Archaeology），第51卷第4册，1998年版，第28—29页。

　　[26]米切尔：《最早的埃及象形文字》（L. Mitchell, “Earliest Egyptian Glyphs”），《考古学》第52卷第2册，1999年版，第28—29页。

　　[27]贝尔德：《古埃及考古学百科全书》，第111页。

　　[28]阿尔德雷德：《埃及人》（C. Aldred, The Egyptians），伦敦1984年版，第78—87页。

　　[29]安德克维：《早期青铜时代迦南人和上埃及人的关系》（B. Andelkovié, The Relations Between Early Bronze Age Canaanites and Upper Egyptians），贝尔格莱德1995年版，第20页。

　　[30]鲁弗尔：《埃及人》（J. Ruffle, The Egyptians），纽约1979年版，第29页。

　　[31]艾默里：《第一批法老的坟墓》（W. B. Emery, “The Tombs of the First Pharaohs”），拉姆伯格·卡尔洛夫斯基编：《猎人、农民和文明：古代世界考古学》（C. C. Lamberg-Karlovsky, ed., Hunters, Farmers and Civilization: Old World Archaeology），弗里曼出版公司1979年版，第220页。

　　[32]鲁弗尔：《埃及人》，第27页。

　　[33]凯米尔：《萨卡拉和孟菲斯》（Jill Kamil, Sakkara: A Guide to the Necropolis and the site of Memphis），朗曼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69页。

　　[34]艾默里：《第一批法老的坟墓》，第220—222页。

　　[35]艾默里：《古风时期的埃及》（W. B. Emery, Archaic Egypt），伦敦1969年版，第71页。

　　[36]艾默里：《古风时期的埃及》，第80页。

　　[37]爱德华兹等编：《剑桥古代史》第1卷第2分册，剑桥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81页。

　　[38]鲁弗尔：《埃及人》，第25页。

　　[39] 唐纳德·瑞德福编：《牛津古代埃及百科全书》（Donald B. Redford,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卷第87—88页；肖、尼乔尔森：《大英博物馆古埃及词典》（I. Shaw and P. Nicholson, British Museum Dictionary of Ancient Egypt），大英博物馆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页。

　　[40]刘文鹏：《埃及考古学》，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5—88页；爱德华兹：《埃及金字塔》，第53—89页。

　　[41]克里斯廷·霍布森：《探索法老的世界》(Christine Hobson, Exploring the world of the Pharaohs)，泰晤士和休斯顿1990年版，第62页。

　　[42]爱德华兹：《埃及金字塔》，第118页。

　　[43]爱德华兹：《埃及金字塔》，第151—154页。

　　[44]爱德华兹：《埃及金字塔》，第209—210页。

　　[45]唐纳德·瑞德福编：《牛津古代埃及百科全书》，第1卷第279页。

　　[46]泰勒：《古代埃及的死亡与来世》（J. H. Taylor, The Death and Afterlife in Ancient Egypt），大英博物馆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页。

　　[47]A. J. 斯宾塞：《古代埃及的死亡》（A. J. Spencer, Death in Ancient Egypt），纽约企鹅丛书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38页。

　　[48]利希特：《古代埃及文学》（M. Lichthe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第1卷，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29页；肖、尼乔尔森：《大英博物馆古埃及词典》，第235—236页。

　　[49] 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6页。

　　[50] 扎伊·哈瓦斯：《古代埃及的金字塔》（Zahi A. Hawass, The Pyramids of Ancient Egypt），卡耐基自然史博物馆1990年版，第50页。

　　[51] 刘文鹏：《埃及考古学》，第109页。

　　[52] 布列斯特德：《古埃及记录》（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第1卷，纽约1962年版，第94—95页。

　　[53] N. 李维斯：《古代埃及的重大发现》（N. Reeves, Ancient Egypt: The Great Discoveries），伦敦2000年版，第230—231页。

　　[54] 布列斯特德：《古埃及记录》第1卷，第108页。

　　[55] 布列斯特德：《古埃及记录》第1卷，第103页。

　　[56] 布列斯特德：《古埃及记录》第1卷，第89页。

　　[57] 穆尔内：《古代埃及指南》（W. Murnane, The Guide to Ancient Egypt），纽约1983年版，第157页。

　　[58] 刘文鹏先生在论述法老埃及的专制主义时，主要依靠的是图示和铭文史料，这里不再赘述，可参见刘文鹏：《论法老埃及的专制主义》，施治生、刘欣如主编：《古代王权与专制主义》，第189—281页

　　（原载《世界历史》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