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一个被迫崛起的城市_风闻

这几天，成都又出息了一把。

　　在最近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城市名册》中，成都，成为了唯一获得**β+**评级的中国城市。

　　别小看β+。

　　换算到中国概念，就是二线城市中最能打的。排在成都之前的，只有被评为α的北上广深。

　　并且，这是国际公认的能打。

　　自1999年首次发布以来，GaWC的这份名册，就被誉为“全球关于世界一、二、三、四线城市最权威的排名。”

　　不过，问题也跟着来了。

　　成都，虽然是四川的省会。但是四川，却一直不是什么明星省份。成都，也不是经济特区，GDP也不出色，一直混的都是普通的二线城市圈子。

　　如果不是2017年赵雷的一首《成都》走红，至今，很多外地人可能都搞不清四川的省会是哪里。

　　根据地理条件，理论上说，成都也是没什么机会发展起来的。

　　偏居西南、群山阻隔的成都，相对于北方城市，缺少政治优势；相对于南方城市，缺少经济优势。

　　而且，在四川盆地中，还有着一大强敌——重庆。

　　蜀道难是公认的，出蜀和入蜀，本就不易。成都，三面被大山环绕，并且大山的后面是广袤且经济不发达的西北地区。

　　通往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道路，还正好被重庆拦截。

　　而且，重庆还在1997年被划成了第四个直辖市。在此之前的北京、天津、上海，发展速度，有目共睹。

　　成为新宠之后的重庆，政治和经济地位空前提升。成为西南地区最具吸引力的城市，资源和人才，都向重庆方面靠拢。

　　重庆GDP则向一线城市靠拢，2020年上半年，已经正式超过广州。

　　这对重庆来说当然是大好事，但是对成都来说，确实雪上加霜。

　　成都，是靠什么逆袭的？

　　其实网上对成都，一直有很多争论。

　　比如：四川“以全省之力供养一座城市”，四川大半的好学校、半数以上的科研投入、最好的发展政策，都给了成都。

　　成都“吸干”了整个四川最好的资源和人才，才变得很能打。代价就是，整个四川不再有第二个能打的城市。

　　成都，真的吸干了四川吗？

　　1

　　要弄清楚成都有没有吸干四川，首先要弄明白，成都为什么突然就变强了。

　　这场命运转折，要从2008年汶川地震讲起。

　　乍一看，很奇怪，这一年，成都明明受了灾，却是四川受灾地区中唯一没有接受中央财政补贴的城市。

　　按照地理位置来看，汶川直线距离90公里外的成都，是距离震中最近的超大城市。这场灾难，成都地区有4300多人死亡，67万户房屋毁损，282万人受灾。

　　那么，受灾严重的成都为什么不要中央财政援助？

　　要知道，灾后重建费用并不是小数目，截止到2010年，实际投资已经超过1.7万亿元。

　　**成都，却没有要钱。他们选择要来了一项政策。**这对于成都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而谈到这场**“抉择”**，离不开成都历史上连任时间最长的市长——葛红林。

　　2001年，当时上海宝钢集团的副总、宝钢研究院院长葛红林，作为西部挂职锻炼的第一批干部代表，在挂职大会上发言。

　　可能连那时的他自己都没想到，两年挂职期满，技术流的葛红林竟然被选举为了市长。

　　从技术研究、央企高管到政府领导，这次身份突变，让他产生一个非常规想法。多年后，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理念：“当一个职业化市长。”

　　再后来，他称之为“城市CEO”。

　　成都，需要一个善于经营的CEO。

　　葛红林上任这一年，成都被划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一定程度上说，成都就是被画了圈的深圳。

　　上任之后，葛红林就开始投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打破成都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

　　按照规划，成都要从过去城乡杂乱分布的状态，规划成现代化城市格局，并且将农业户口、非农户口，统一更改为居民户口。

　　作为市长，葛红林可以直接将农民从农村平房“逼上楼”，直接成为城里人。毕竟，农民的房屋价值提升、生活条件更好，也能接受。

　　但作为”城市CEO“，葛红林很注重“股权”问题。

　　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的农民，并不是人人都愿意在城里生活，也并不是人人都能在城市中活得下去。

　　所以，葛红林提出：“把农民的权利还给农民，以达到‘还权赋能’的目的。”

　　农民不是空手进城，而是拿着4张证。农民原本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集体用地使用权、集体资产分红权，依旧还属于自己。

　　农民成为了新城市的“股东”。

　　另外，葛红林还特别注重“售后服务”问题。

　　2003年上任之后，他誓将城乡杂乱分布、基础条件悬殊的成都，变成布局合理、城乡一体式新城市。

　　发展的路子很对，但是发展要用的钱从何而来？

　　作为城市的经营者，最能拿得出手的本钱，向来都是——土地资源。

　　但是同样是卖地，方式却是有区别的。土地从何而来？是让一小部分人得利、还是让利于多数人？

　　企业管理者出身的葛红林，做法就比较高明：通过城乡一体化“挤”出土地，并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在成都的城乡重新规划之前，农村居民呈现小、散、乱“满天星”的布局，人均建设用地175平米，土地利用率很低。

　　规划之后，通过公共设施搭建，重新迁居后的农村居民，人均建设面积下降到39平米。资源重新规划，就节约了75%的空间。

　　农民占地少了，但所占的地价值提高了，生活质量也提升了，皆大欢喜。

　　这些节省出来的土地，就流入了市场。并且，重新规划之后，价格也大大提升。

　　2002年8月，成都市首次土地拍卖，蓝光集团分别以585万元/亩、465万元/亩拿下1、2号地的开发权，被称为当日“地王”。

　　2003年之后，成都市区的土地拍卖，不论数量还是价格都进入巅峰时刻。仅2004年一年，拍卖、转让的土地面积就达到前4年的总和。

　　到了2007年，成都三环以内已经很难找到1000万元/亩之下的土地。当年的“地王”，已经不值一提。

　　重新规划了一下城市，能卖的地就多了。贵了，成都就有钱了。

　　2008年1月18日，成都人大会议上，“点石成金”的葛红林再次连任市长。

　　然而4个月后，意外发生了。汶川地震了。

　　成都受灾严重。在全民救灾的同时，葛红林心里也暗下决心：“一定要在我的任期内实现灾区的凤凰涅磐。”

　　然而，当时的成都发展，面临一项重大的难题——土地不够多。

　　在此两年前，2006年，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明确一项方针：18亿亩耕田，是未来5年不可逾越的一道红线。城市建设发展，不能侵占耕地。

　　成都要发展，仅仅靠城乡一体化节省出来的土地，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城区外的耕田红线，又是一道不容商量的紧箍咒。

　　**危难，往往也暗藏机遇。**地震来了，是破坏；但是重建，却是机遇。

　　汶川地震当年，全国财政收入6万亿元，地震灾后重建预算要花一两万亿。同年，还爆发全球金融危机，为此国家又拿出4万亿救市。

　　成都如果不要政府财政补贴，是给国家减了一个重负。当然，也就换来了一个向国家提要求的好机会。

　　据称，在此之前，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成都方面还向国土资源部派出了一支考察队，软磨硬泡了2个星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最终，成都的紧箍咒，解开了——率先在全国试行增减挂钩政策。

　　这是什么意思呢？

　　简单来说，就是成都城区向外扩张，沿着城区向外“借”多少耕地，就在甘孜、阿坝、凉山等兄弟地市开荒多少农田，进行远距离归还。

　　成都的这一“特权”，效果立竿见影。

　　截止2007年底，成都城区面积只有408平方公里。2年后，面积就扩大了4.6万亩，达到439平方公里。

　　如今，成都城区面积已经超过1006平方公里，12年时间，增长了约1.5倍，再造了一个成都。

　　成都的房价，也从2007年的5000多块一平，一路涨到13000多。

　　而成都腾出地方之后，就连续出台诱人的招商引资政策，吸引各地企业前来落户。

　　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跑过来的就是四川本省的企业和人才。

　　截止2017年，四川全省21个市中，共有104家上市企业，成都独占75家。成都一市占据全省GDP的37.6%，汇聚了全省1/5的人口。

　　成都，成为了四川境内唯一的超级城市。

　　这也是为什么，成都以外的四川人，有一个多年的积怨：成都吸干了四川。

　　这事，为什么就没有人来管一管？

　　凭什么成都能够这样一直“肆无忌惮”地一边卖地、一边招商？仅仅是因为成都当年没有拿政府补助？

　　2

　　要看看成都是否真的吸干了四川，我们还必须要聊一聊，相爱相杀的兄弟城市——重庆。

　　在汶川地震之前，对四川起到关键节点作用的事件是——三峡工程。

　　1918年一战结束之后，本着利用西方技术发展中国实业的想法，孙中山发表了关于三峡水电资源的论著，引发中国工商界广泛热议。

　　然而，直到74年后的1992年，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才正式通过了建设三峡工程的决议。

　　三峡工程的目的是根治长江水患，并充分发挥电力、航运效益，这当然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

　　但问题是，三峡水库淹没区涉及20多个区县、上百万移民。

　　拆迁一个小区都不是小事，更何况百万移民。直到2010年，耗时18年，移民工作才得以完成。

　　而对于这些舍小家为大家的移民，政府的目标不仅是搬得出、稳得住，而且要实现逐渐致富。这群人大部分都是重庆人。

　　移民的重担，自然交给了重庆。

　　当时的重庆，作为老工业城市，在国企改制浪潮中，数十万职工下岗问题还没有妥善解决。看起来，重庆就是一尊不能自保的泥菩萨。

　　重庆靠什么承担起百万移民的善后问题？又如何让这些人致富？

　　时至1990年代，被画圈的深圳，已经开始创造神话。于是重庆，也被悄悄地圈了起来。

　　早在1985年1月，李鹏向邓总设计师汇报三峡工程移民的安置问题时，邓公当场就表示：“可以把四川分成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

　　1997年3月，重庆成为北京、上海、天津之后，第4个直辖市。

　　重庆，正式被画了圈。

　　光环是有了，但是除了接下移民这个烫手的任务，涪陵、万县、黔江三地也归重庆代管。

　　当地有一句俗语：“养儿不用教，涪达万去走一遭。”

　　这是因为，当时，涪陵、达川、万县都是远近闻名的穷窝，去那边待一阵子，过一段苦日子，孩子就变乖了。黔江，也是从涪陵划分出去的。

　　也就是说，多划过来三个地区，反而让重庆的日子更加难过了。

　　考虑到这一系列因素，1996年10月，蒲海清领衔的重庆领导班子，被李鹏叫到一起，通知他们中央小组研究后的结果：重庆原本每年上交四川的1.8亿元，免了。每年上交中央的13亿，减免1.5亿。

　　没想到，蒲海清听完后，却“狮子大开口”：交四川的1.8亿免了，没意见。交给中央的13亿，要减免6亿。

　　这位重庆直辖市第一任市长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超出所有人预料。李鹏当场批评：蒲海清，你不要讲了。你老是讲困难，现在中央这么支持你，你还是叫穷。

　　没想到，这个蒲海清不仅不顺坡下驴，还“蹬鼻子上脸”：今天总理、财政部长、计委主任都在，这是我最好的发言机会，现在不说等到哪个时候说？

　　最后，会议不了了之。

　　然而，会后吃饭时，蒲海清却围着李鹏道歉，同时，继续哭穷。

　　很快，李鹏告知了中央第二次研究的结果：重庆每年交中央的13亿减少3亿。

　　并且，李鹏还从总理预备费中拨出1亿元，作为重庆直辖市的开办费。

　　12月，吴邦国下来考察，蒲海清继续哭穷。要求很明确：每年再减少3亿。

　　最终，中央同意了这一请求。开始说是免5年，不过后来财政制度改革，重庆一直没交这笔钱。

　　除了少交钱，蒲海清还给重庆开了一剂猛药：猛搞建设，猛拉人头。

　　要想富，先修路。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基建，必须要先搞起来。

　　1992年，重庆年固定资产投资才刚刚突破100亿元。

　　到了1998年，划成直辖市的第二年，重庆的固定资产投资就达到了500亿元。

　　1999年，蒲海清卸任。二任市长包叙定接棒，不仅基建打法不变，他还公开表示：“力争用五至十年时间，建成和具备现代化大城市功能的市政基础设施。”

　　2002年，包叙定卸任这年，重庆固定资产投资达到1000亿元。

　　此后，重庆更换了多任市长，仍是继续搞基建，并且以每年1000亿的速度猛增。

　　确实，对于一座山城来说，基础建设不行，什么都玩不转。

　　截至2014年底，重庆已建和在建桥梁已达1.3万余座，数量在全国城市中位居首位。高速公路里长、密度均处于西部地区第一。重庆还是中国长江上游地区唯一汇集水、陆、空交通资源的特大型城市，是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

　　从设立直辖市之初，重庆就出台了61项招商引资政策。简而言之一句话，来了就是重庆人，税交得少，钱赚得多。

　　1997年，重庆依靠政策优势，在西部率先引入全球商业巨头——法国家乐福超市。紧接着，太平洋百货、肯德基随之而来。全球500强的世界变压器生产巨头瑞士ABB等制造类企业也开始登陆重庆……

　　如今，全球500强企业，已经有287家入驻重庆。企业来了，人就来了，从1997年到2017年，20年间重庆人口增加400万。

　　对于重庆来说，这些都是好事。

　　不过，对于四川来说，就不全是好事了。

　　在成为直辖市之前，重庆只是四川的一个市。1996年，重庆GDP只有857亿元，比成都还少12亿元。

　　1997年之后，重庆直辖，成了“外省”。

　　如今，重庆GDP已经超过广州，排在北上深之后。快速发展的重庆不仅要“吸血”四川，川外的资源和人才，也很难越过重庆到达四川。

　　毕竟，这个盆地内，大家的选择并不太多。

　　要想和重庆竞争，四川，必须有所动作。

　　3

　　四川，必须有一个能打的。

　　否则，有了重庆，为什么还要入川？

　　环视四川，最能打的市，就是省会成都了。成都，必须露出来。

　　而且，国家也不会坐视重庆吸干四川，2003年，成都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似乎宣告着，被画圈的成都，要和重庆进行赛马了。

　　成都，可谓是全四川的希望。

　　与“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重庆相比，位于四川盆地冲积平原的成都，具有天然的地理优势。

　　重新归置一下城乡划分，明确一下一环、二环、三环，按环标地价，钱就来了。

　　不过，失去先发优势的成都，仅仅靠卖地，是很难打得过重庆的。作为后进者，必须更努力，才能被人看到。

　　幸运的是，重庆暂时的喘息，给成都创造了机遇**。**

　　重庆曾是显赫一时的摩托车之都、汽车之都、笔电之都，但是如今的重庆，却变得有点不太能打了。

　　1996年-2006年，是重庆摩托车的黄金十年。这期间，重庆每年摩托车产销量超1000万台，发动机超2000万台，占我国摩托车产业半壁江山。

　　1999年之后，力帆、宗申、隆鑫、嘉陵等重庆摩托车品牌进入越南等东南亚市场，快速占领了当地80%的市场份额。

　　然而，由于“自己人”的无序竞争，价格越来越低，偷工减料越来越多。中国摩托车在东南亚市场成为“低劣”的代名词，逐渐被挤出市场。

　　随着国内城市管理条例变革，各大城市陆续禁摩，市场再次萎缩。摩托车之都，也随之改换了支柱产业**。**

　　2009年之后，重庆大举招商引资，引进汽车和笔记本电脑生产线。

　　直辖市的魔力，非同小可。2009年之后，汽车和笔电，每年增速都在20%以上。到了2016年，重庆工业产值2.4万亿，汽车和笔电就占到1万亿，近半壁江山。

　　然而，2016年巅峰时刻之后，遭遇天花板的汽车和笔电产业，都开始走下坡路。当年的老工业城市，再次显现老态。2018年，重庆全年工业增加值5997.7亿元，却是2001年以来的新低。

　　旧引擎失灵之际，重庆也开始布局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等新引擎。不过，新引擎还没有跑起来。

　　而另一边的成都，却早****就押注了高新技术产业。

​　　就在重庆汽车、笔电巅峰之年，成都已经成了软件大户。2015年，成都软件服务业营收超过3000亿元，规模体量约占全国的4.8％、西部地区的45.9%。

　　这组数字背后，是微软、思科、IBM等世界500强，以及华为、中兴、腾讯国内软件强企业，不断在成都投资建厂。

　　2020年，增速迅猛的软件服务企业，很可能是成都首个万亿级产业。

　　除了软件企业，成都也成了新经济企业在西南地区最大的俱乐部。

　　随着腾讯全国新文创总部、网易成都数字产业基地、快手直播电商全国总部等，纷纷落户成都，如今，成都新经济营收已经突破4000亿元。

　　在全球疫情阴云未散的当下，成都还拥有另外一项让其他城市羡慕的产业——医药健康。

　　成都境内不仅有科伦药业、倍特制药、康弘药业等一批本土行业领军企业，还吸引了赛诺菲、艾尔建等世界500强企业。

　　在成都的产业规划中，2020年医药健康产业营收将达到5000亿元，2030年这一数字将变成2万亿。

　　除此外，成都已经突破了“地理封锁”。

　　成都青白江片区坐拥亚洲规模最大的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从成都开往欧洲的班列，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这不仅从根本上打破西部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依赖港口的历史，也让成都成为联通中欧的桥头堡。

　　不仅如此，成都还已经搭建了一条空中丝绸之路。开通国际航线102条，位居中西部第一，覆盖了北美、欧洲、大洋洲、非洲以及亚洲的国际大城。

　　近年来，成都双流机场不仅是国内吞吐量Top10 的机场，2020上半年，甚至还超过北京、上海，排到了第一。

　　因此，在今年的《世界城市名册》中，成都成为唯一入选β+评级的二线城市。这是在GDP之外，成都国际影响力和经济潜力的证明。

　　即使拿GDP来比较，与重庆相比，成都也并非完全落于下风。

　　2019年，重庆GDP为23605亿元，成都为17012亿元。重庆远高于成都。

　　不过，重庆是省级单位，拥有3124多万人。成都只有1658万人。重庆人数，接近成都的2倍。

　　如果计算人均GDP，重庆为7.6万元，成都为10.3万，成都要高于重庆。

　　更何况，成都的电子、新经济、医药都处在快速增长阶段，而重庆旧产业已经衰老、新产业还未长大，成都的“内力”已经超过了重庆。

　　一座城市的竞争力大小，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年轻人是否愿意背井离乡到此做“漂客”。

　　2017年，我国主要城市人才净流入排行中，东部的杭州位居第一，南部的深圳排第二，西部的成都名列第三。

　　而在同年的《中国海归就业创业调查报告》中，成都以6.6%的占比，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全国第三。

　　至此，可以说成都长大了，有了和全国甚至世界城市争雄的能力。

　　这份能力，的确来自于整个四川。

　　要想富，先修路。占四川总面积2.5%的成都，各级公路、高速公路里长，是兄弟地市的数倍甚至数十倍。

　　其次，是人才。

　　纵观四川，共有42所本科院校，23所在成都。其中，6所顶级教育资源的院校，5所在成都。整个四川近一半的研发人员、科研投入都在成都。四川境内存款、贷款等各项金融指标，成都也占了一半。

　　2000年-2016年，四川全省人口减少了145万，成都人口却增加了578万。

　　GDP不能代表一切，却能反映出财力的差距。

　　2017年，成都一市GDP达13889.4亿元，占到整个四川近37.6%，

　　成都的经济体量，是四川第二大城市绵阳的6.7倍，是最后一名甘孜的53倍。

　　没有整个四川的全力支持，成都的确不会有今天。

　　尾声

　　不过，成都并非就是一只“吸血鬼”。或者说，“吸血”并不是它故意为之。

　　试想当年，如果不是为了根除长江水患，试行水力发电、探索清洁能源，就不会有三峡工程。

　　如果没有三峡工程，就没有百万人移民，或许重庆也不会在1997年划成直辖市。

　　如果重庆不划成直辖市，重庆和成都这对四川双子星，就不会在短期内快速拉开差距。

　　那么，国家以及四川当地，也不会这么着急要为四川谋求出路。而这个出路，如今看来，就是让省会成都先富起来。

　　退一步说，如果当初选择的不是成都，而是绵阳或者甘孜，那么，“吸血鬼”的帽子或许就要戴在绵阳、甘孜的头上。

　　但是历史不允许假设。小到个人，大到城市，都会被历史裹挟，做出不得不做的选择。

　　我们能做的，就是用一个接一个补丁，不断修补历史潮流中涌现的Bug。

　　从2017年的人才净流入，就看得出，成都已经很能打了。成都也开始进入修补Bug阶段。

　　过去，成都是吸四川获得能力，然后和外省打。而此后，成都是吸全国甚至全球，来反哺四川。

　　2018年6月，四川提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的发展战略，被外界解读为要打破成都一家独大的局面。

　　不过，打破，并不是通过瓦解、缩小来实现，而是共同壮大。

　　同年9月28日，成都市政府与绵阳市政府签订《关于加快推动成绵一体化发展合作协议》。

　　1个月后，成都又与宜宾、泸州签订类似“一体化”协议。

　　之后，成都以每个月联手一两个兄弟地市的速度，不断签订合作协议。成都的重大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港运等产业不断向兄弟地市转移。

　　让重庆先富起来，引入竞争；让成都后富起来，再引入竞争，让成都带动更多后富。这或许才是当初设计者的初衷。

　　这些年，很多人对成都羡慕嫉妒，甚至咬牙切齿。

　　但对四川来说，也许这是寻求突破的最好路径，也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当年，成都和自贡，也曾是齐名的双子星。然而时隔多年，没有发展起来的自贡，渐渐在竞争中被甩在了后面。

　　胜败乃兵家常事。和平年代，没有战争，但是经济竞争，也是同样的残酷。

　　四川和重庆的竞争，也像当年的成都和自贡一样，假如****不行非常之事，或许自贡，就是四川的另一条命运。

　　这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相同的城市。

　　感恩不同城市间的差异，让我们看到千姿百态的世界；也感恩激烈的竞争，让中国的城市变得更强大。

　　有机会，我想去重庆吃火锅，让你吃火锅底料，说一句“勒是雾都”。

　　再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四川雄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