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降清原因质疑_风闻

关于明崇祯十七年吴三桂献出山海关投降清军之事，多数的论史者将主要原因归结于大顺政权进入北京后，最高军事将领刘宗敏在追赃助饷过程中抓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拷打逼财，并追索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把陈圆圆夺去，导致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

长篇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在其《论圆圆曲》一文（《文学遗产》1980年1期）中认为：在李自成进北京之前，陈圆圆就已经死在宁远了，所以关于刘宗敏拷打吴襄追索陈圆圆等等说法全属虚构。在长篇小说《李自成》中，姚雪垠也没有认可刘宗敏刑讯吴襄索饷的说法。

陈生玺在《陈圆圆事迹考——与姚雪垠先生商榷》一文（《南开史学》1981年2期）中，根据当时一些人的事后笔记，认为当时陈圆圆在北京，她被刘宗敏夺去，以及吴襄被刘宗敏拷掠，都是事实。

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中说：“关于导致吴三桂叛变的直接原因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刘宗敏夺去，于是’冲冠一怒为红颜’。另一种说法是刘宗敏在追赃助饷的过程中，逮捕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索饷二十万’。目前因史料不足，尚无法判定孰是孰非，但大顺军触犯了他的家庭，大致是可信的。”显然认同大顺政权的确损害了吴三桂家庭。

李治亭的《吴三桂大传》完全采信刘宗敏拷打吴襄索饷并索要陈圆圆的说法。

有关吴三桂的家庭被“触犯”的材料，主要见于明末清初一些人的事后追记，比如张怡的《謏闻续笔》、全祖望的《鲒埼亭集外编》、文秉的《烈皇小识》、陈济生的《再生纪略》、徐应芬的《遇变纪略》、杨士聪的《甲申核真略》、吴伟业的《鹿樵纪闻》（又名《绥寇纪略》）、计六奇的《明季北略》、钱士馨的《甲申传信录》、赵士锦的《甲申纪事》、李清的《三垣笔记》等等。这些材料的说法，主要分为“系襄索饷”和“系襄索圆”两种。

关于“系襄索饷”的说法：

《謏闻续笔》：“贼得京师，召三桂。至永平，闻其父大将军襄为所系，索饷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乃率兵还。”

《烈皇小识》：“先是，三桂闻京师失守，先帝殉难，统众入关投降。而三桂父襄，故辽东总兵也，逆闯李自成执襄诛求金宝，索诈甚酷。三桂知之，即时返师出关。”

关于“系襄索圆”的说法：

《鹿樵纪闻》：“贼据京师，刘宗敏居弘遇故第，因有誉二姬色之都技之绝者，宗敏于是系襄索圆。”

《甲申传信录》：“伪权将军刘宗敏处田弘遇第，闻沅，（顾）寿从优人潜遁，而沅先为吴襄市去，乃枭优人七人，而系襄索沅。襄具言遣送宁远，已死。宗敏坚疑不信，故掠襄。”

《明季北略》：“先是十六年春，田皇亲游南京，挈名妓陈沅、顾寿而北。田还京病死，三桂使人持千金买沅去。自成入京，刘宗敏系襄索沅，拷掠酷甚。”

《三垣笔记》：“至是权将军系三桂父襄索元，不得，拷掠甚酷。三桂闻之，忿而中改。”

李治亭的《吴三桂大传》主要根据吴梅村的《圆圆曲》诗，认为崇祯十六年五月吴三桂奉命驰援京师抵御入寇清兵，被崇祯召进城陛见，期间在皇亲田弘遇府邸做客时，以两千金赎买了田弘遇从苏州掠买来的歌妓陈圆圆，因当时“从关外不断传来警报，崇祯催促三桂从速离京”，而“吴三桂的家不在北京，其父尚未进京供职，一时无法迎娶，也不便带到烽火连天的关外，于是就暂居在田弘遇家”，云云。

另外，还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比如：

《遇变纪略》：“（三月）二十九日，贼闻平西伯吴三桂请大兵十万，入关复仇，因令父吴襄作书招降，不从，遂系襄及家口于狱。”认为吴三桂不听招降，吴襄才被抓。

《甲申核真略》：“吴襄者，三桂父也，在京为都督，被获将夹，复宥而宴之，吴终知不免，阴遣人贻书于子。吴襄书达三桂，并不言被夹，而赍书人误传已夹，三桂大痛愤，以道里日期计襄必死矣，适闻外报至，三桂权两敌之间，不如东合，遂往迎降。”认为吴三桂听到误传吴襄被拷掠的消息，才叛变。

《鲒埼亭集外编》：“据杨宛叔言，与沅同见絷于刘宗敏，既而沅为刘宗敏所挟去，不知所往。则国难时沅尚未归吴也。”认为当时陈圆圆与吴三桂还没有关系，则“系襄索圆”自然不存在。

上述材料，关于吴襄，有的说大顺政权逮捕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是要“诛求金宝”，有的却说是因为“令父吴襄作书招降，不从”，有的则说是为了“索圆”；大多数说法是吴襄被抓后遭“拷掠酷甚”，有的却说“将夹，复宥而宴之”。关于陈圆圆，有的说是吴三桂从田弘遇府中“买去”，有的却说“为吴襄市去”；有的说她当时正在刘宗敏占居的田弘遇府邸中，“尚未归吴也”，有的说是吴三桂买下后“暂居在田弘遇家”，有的则似乎暗示她在吴三桂父亲家里。这种种说法互相矛盾，甚至截然相反，混乱不堪。

有的说法很不合情理，比如说吴三桂买了陈圆圆后又把她留寄在田弘遇府，这极为奇怪，在当时买侍妾不存在非要正式“迎娶”，也不存在不能带到关外去，至于把自己的侍妾留居在别人家里，而且一留就是大半年，更是笑话。从另一方面说，如果陈圆圆被留居在田弘遇府中，而刘宗敏占居了田府，陈圆圆自然就落到他的手中，何来“系襄索圆”？而如果陈圆圆已被接到吴襄府中，自然也是手到擒来，哪里需要“拷掠索圆”？

一般的史学家都承认大顺政权对吴三桂很重视，占领北京后不久就展开招降他的工作，对他赏赐重金，许诺封侯。但同时，史学家们又认可那些关于大顺政权损害吴三桂利益的材料。这里存在很明显的悖论。

比如《吴三桂大传》评论说：“李自成、刘宗敏盲目蛮干，连吴三桂的家也给抄了，父母亲属都被拘禁，爱妾陈圆圆也被劫掠。这是多么愚蠢的行为！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绝不会干出这种事情来。”但在前面又说：李自成一进入北京就“意识到了占有山海关的重要性，志在必得”，“他深知三桂和他的辽兵都是勇兵悍将，实为农民军的一支劲敌”，“自成不想动用军事力量，争取政治解决。此举堪称明智。”三月二十一日，农民军进入北京的第三天，李自成就召见曾与吴三桂在辽东共事过的原明朝职方司郎中张若麒，让他做吴三桂的劝降工作；此外，还“令诸降将各发书招三桂”，对他施加影响；三月底，就派唐通“携犒师银四万两，前去山海关赏赐辽兵”，紧接着“又派出将吏各一人，携白银万两、黄金千两、锦币千端赏三桂，另有敕书一通，封三桂为侯”；还令吴襄给三桂写信，劝其来降。这种种作为极其有条理章法，与所谓“盲目蛮干”、“稍有点政治头脑”都不具备的情况大相径庭。前后的评述极其矛盾。

顾诚在《山海关战役前夕的吴三桂》一文中，认可大顺政权“损害了吴三桂的个人利益”，认为“就吴三桂的问题来说，一面派人去招降，答应给他父子封侯，一面却出现了直接侵犯他在京家属的问题，表明大顺军领导人之间在执行政策上有脱节现象”。对史料呈现的矛盾进行了简单的推测。

冷静思之，李自成和刘宗敏等大顺领导人既重视吴三桂，急切地要招降他，却又“拷掠”他的父亲、“劫掠”他的爱妾，这种行为真是匪夷所思。作为征战十几年、深具阅历的起义英豪，李自成、刘宗敏们难道连这种最起码的“政治头脑”都没有、最起码的策略都不懂？至于顾诚所说“大顺军领导人之间在执行政策上有脱节现象”，虽然能够说得通，但并无史料佐证，只是一种推测。

所谓“拷掠”吴襄“索饷”、“索圆”之类的材料，恐怕是士大夫们根据虚假传闻（不排除是清人制造）以讹传讹，添油加醋，既以讥刺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来批判他的降清背叛，又以此证明李自成、刘宗敏等的确是“流贼草寇”。

如果要推测，比较合理的是：大顺政权既没有拷打吴襄逼索巨额钱财，也没有追索甚至抢夺陈圆圆，这些说法都是东虏清国间谍散布的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