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路——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时代（1）_风闻

 作者：不详。

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非常全会选举戈尔巴乔夫担任新的总书记。依照惯例，新的总书记要对中央委员会发表就职讲话。戈尔巴乔夫首先来了一段“维护稳定”、承前启后的发言：“苏共二十六大（1981年由勃列日涅夫主持的苏共代表大会）及其以后几次中央全会上所指定的战略方针过去和现在都不变…这是加快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完善各个社会生活方面的方针”

接着，新领袖提出了自己新的政策构想：“足以保障加速的途径只能是将国民经济转移到集约化发展的轨道上来，短期内使科学技术处于最先进的地位，劳动生产率达到世界最高水平。为此必须坚持改善经济机制和整个管理体系。”谈到经济任务时，他指出“要更加重视社会政策，完善和发展民主，培养社会意识”。在外交政策方面，他声明继续奉行和平与进步的方针，“我们希望停止而不是继续军备竞赛，因此建议制止扩大核储备；停止进一步扩充导弹；我们希望切实地大规模地削减现存军备，而不是建立更加新式的武器系统。”

最后，戈尔巴乔夫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我将全力以赴去忠实地为我党、为我国人民、为列宁的伟大事业服务。”讲话结束后，戈尔巴乔夫召集所有在场中央委员出迎前来莫斯科吊唁的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契尔年科的葬礼。在葬礼上，当着近百位各国领导人和兄弟党领袖的面，戈尔巴乔夫要求与“讲排场、说空话、妄自尊大和不负责任的现象作斗争，同一切违背社会主义生活准则的现象作斗争”。此言一出，让国内国际各界人士感到耳目一新。

3月12日，戈尔巴乔夫先后接见美国副总统布什、英国首相撒切尔、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西德总理科尔等人，言谈举止令西方同仁对苏联领导人有了全新的评价。在前来吊唁的各国兄弟党领袖中，戈尔巴乔夫只接见了与苏联观点不太一致的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纳塔，引起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波诺马廖夫等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责怪新领袖怠慢了那些与苏共关系“铁”的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

戈尔巴乔夫自然不会在意这一类人的不满情绪。他更关心的是政治局的权力力量对比。契尔年科逝世后，政治局共有10名委员，除了戈尔巴乔夫，分别是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80岁）、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71岁）、乌克兰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67岁）、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73岁）、外交部长葛罗米柯（76岁）、负责重工业的中央书记罗曼诺夫（62岁）、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利耶夫（62岁）、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索洛缅采夫（72岁）、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沃罗特尼科夫（58岁）。

这其中，超过70岁的有5人，除了索洛缅采夫和沃罗特尼科夫，其他人都是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政治局委员，包括勃列日涅夫生前来不及提拔的阿利耶夫。戈尔巴乔夫对这些人并不放心，在后来很短的时间里，就让他们大部分人退休了。而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此时连政治局候补委员都不是。

相比干部老龄化问题，更让戈尔巴乔夫闹心的是苏联国内经济形势，尤其是那些事关国计民生的轻工业生产部门。在食品工业中，手工劳动占60%，劳动生产率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平均水平要低2/3左右。1300余家干酪、奶类、黄油生产厂家，200余家肉类生产工厂，103家罐头厂和60家淀粉-果酱生产厂没有净化装置。在1190万个农产品储藏仓库中只有三分之一安装了冷藏设备，只有19%安装有通风设备。在制糖企业中只有20%的企业拥有仓库。140家肉类联合企业没有冷冻库。生产现代化机器的部门只能保证需求量的55%。

受这些因素影响，农业原料的损失比率达到30%。在采购和运输过程中，牲畜的损失为10万吨，土豆的损耗量为100万吨，甜菜损耗量为150万吨，鱼类损耗量为100万吨。此外，由于缺少必须的包装材料，造成了大量鲜果及蔬菜的腐烂。

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仅俄罗斯联邦境内就有约2亿平方米的住房急需大修或拆除。大量的简易住宅尚未拆除。自来水及排水设施的负荷已达到极限。还有300多座城市没有自来水和排水设施。俄罗斯联邦境内城市的街道与马路接近一半没有铺设硬路面。

总之，在国防建设大踏步前进的同时，苏联民生领域的投入普遍短缺，极端落后。 

国内形势让戈尔巴乔夫忧心忡忡，国际形势也让他颇为不安。1983年9月的库页岛空难事件使苏联陷入千夫所指的境地，影响一直延续到1985年3月。北约自1983年开始的欧洲中程导弹部署计划已接近完成，恢复了对苏联等华约国家的军事战略优势。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大国经济形势相比七十年代全面好转，与近乎停滞的苏联经济形成鲜明对比。

美国方面，强硬反苏的里根总统在1984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在美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下连任总统。在这背后，是“里根经济学”取得的卓越政绩。里根推行减少政府干预，扩大市场功能的全新经济政策。美国经济经历1981年至1982年的短暂衰退后，从1983年开始高速增长。里根的减税政策为国家创造了更高的税收。美国公民就业率和工资水平实现了“双增长”。持续十余年的通货膨胀得到遏制。1983年10月，美军入侵格林纳达，用速战速决的方式推翻该国亲苏政权，以速胜展示出美军最新的战争能力，一定程度扭转了美国军队自越南战争以来的负面形象。

英国方面，同样对苏联无比强硬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83年的英国首相大选中同样取得压倒性胜利，在此之前的1982年，撒切尔夫人果断与阿根廷开战，从阿根廷手中夺回福克兰群岛的控制权，重振英国的大国地位。在国内，撒切尔夫人通过推行国企私有化、紧缩货币供应、削减社会福利和限制工会权力的政策，使英国经济形势果断好转，通货膨胀率持续下降。

在东方，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长足进步，突出表现在国民消费市场的空前繁荣，民众衣食消费彻底告别短缺。从1981年至198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5%上升到15%，总体性的国民经济困难成为历史。1984年10月，中国再度举行盛大国庆活动和阅兵式，间接表明财政状况恢复好转。国庆之后，中国军方高层开始秘密酝酿“百万大裁军”，显示出国防领域新的自信。

三个敌国的形势都在向好发展，使苏联压力倍增。苏联更加不愿看到，三个本来充满矛盾的国家居然在1984年维持了阿富汗战争以来的合作外交关系。美国和英国作为传统盟国自不必说。1984年4月底，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以示诚意修补受美国对台军售问题影响的中美关系。1984年12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与中国领导人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声明》，宣布将在1997年向中国归还香港。这两件事对于1985年3月上台的戈尔巴乔夫来说，意味着三个国力正在迅猛发展的敌国仍然坐在同一阵营，仍然要在阿富汗和苏联继续走上几个回合。

说起阿富汗，戈尔巴乔夫更是头疼。阿富汗起义军的力量在五年的抗苏战争中不断壮大，得到的外国援助数量和质量双双提升，给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带来沉重打击。从1982年开始，苏军和阿富汗政府军对国土和居民的控制力逐年下降，在数年战事中仅能取得战术胜利，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整体战略不利态势。

以进攻潘杰希尔谷地的战事为例。1982年5月，苏军和马苏德为期两年的停战协定到期，苏军协同阿富汗政府军，再次进攻潘杰希尔谷地。苏军有如与幽灵作战，马苏德的部队飘忽不定，总是先以撤退给苏军胜利的错觉，再寻机分割包围苏军，消灭它的若干部队。苏军招架不住，被迫在1983年再次与马苏德和谈。双方边打边谈，约定了一个持续到1984年4月的停战期。到了1984年4月，苏军发动新的进攻，马苏德故技重施，每每金蝉脱壳而又卷土重来，伺机予以苏军重创。战事持续到1985年，驻阿富汗苏军认识到，剿灭马苏德已无可能。

马苏德与其他起义军不同，他没有外国援助，主要依靠他的“潘杰希尔根据地”，依托当地民众，获取广泛的兵源、财源和情报来源。另外，马苏德“取资于敌”，通过灵活袭扰苏联驻军和交通线，获得武器弹药。除了马苏德，那些仰仗外国援助的各路起义军也不是省油的灯，可谓“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苏军在阿富汗总体占优势，在各个战场的兵力却是捉襟见肘，往往顾此失彼，这边还没完全剿灭，那边就出现新的“叛乱”。因而，苏军才会经常与起义军进行局部性媾和，将兵力调往他处。

在疲于奔命的阿富汗战事中，苏军伤亡逐年递增。阿富汗战争的不利消息传回国内，引起苏联官民的强烈不满。

和阿富汗问题一样，苏联的另一个盟国——波兰的形势也让戈尔巴乔夫焦头烂额。自波兰政府在1981年12月实行军事管制以来，波兰表面上恢复平静，事实上政治斗争更加激烈。团结工会领导人纷纷转入地下活动，秘密成立“团结工联”，多次发起街头运动。为此，美国中情局和梵蒂冈强硬支持团结工会，西方国家普遍实施了对波兰的经济制裁。作为应对，苏联不得不在自身经济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慷慨解囊，支援波兰。

就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权苦苦支撑之际，1983年6月，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再次来到波兰“煽风点火”。他在教徒集会时发表讲话：“我要求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特别靠近我。我用基督的话来要求：‘我生病了，你来探望我，我在狱中，你来到我身边。’我自己不能看望所有在狱中的和所有正在受苦受难的人。但是我要求他们在精神上靠近我、帮助我，如同他们经常做的那样。”

教皇的讲话在波兰引起轩然大波，民众中间要求解严的呼声甚嚣尘上。1983年7月，波兰国务委员会宣布取消“战时状态”。就在1983年，波兰工人运动领袖瓦文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受此影响，反政府的抗议活动备受鼓舞。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政府只好一面尽力维护局势不失控，一面呼吁苏联加大经济援助，以期渡过难关。

可是，老大哥家里也没有余粮啊！八十年代初，苏联由于国内连年歉收，进口粮食由1980年的2940万吨上升至1984年的4600万吨。至1985年，苏联用于粮食和民用消费品的外汇支出占比已经达到44%。1981年至1985年，国际油价由39美元降至27美元，苏联出口经济遭受巨大损失。对于支援波兰等东欧盟国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早已感受到国家的力不从心。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接手的就是这样一个烂摊子。为了全面统筹下一阶段各项工作，苏共在4月下旬召开了中央全会。这是戈尔巴乔夫第一次正式以总书记身份主持党的中央全会。进入会场后，中央委员们发现了一件怪事，戈尔巴乔夫坐在主席团正中，旁边空了一个座位。

会议正式开始前，戈尔巴乔夫首先宣布高层人事变动。他提议选举中央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利加乔夫为政治局委员，并授予他权力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总书记缺席时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增选中央书记、中央经济部部长雷日科夫为政治局委员；增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委员；选举国防部长索科洛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俄罗斯联邦农业部长尼科洛夫接替戈尔巴乔夫担任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

戈尔巴乔夫的提议获得通过后，按照惯例，升职的同志们走向主席台，找到自己的新座位就坐。戈尔巴乔夫单独喊住利加乔夫，让他坐到自己身边，共同主持全会。利加乔夫落座后，全党上下顿时明白，以后利加乔夫就是党内二号人物。至此，政治局委员人数再度达到13人，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力量得到加强。

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都是被破格提拔，没有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就直接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俩都是安德罗波夫时期领袖亲手提拔起来的重要干部，又是契尔年科时期和戈尔巴乔夫共过患难的改革路线推行者。尤其是利加乔夫，在1984年底至1985年初，利用自己有限的影响力，义无反顾地忠于戈尔巴乔夫，有很多难能可贵的表现。

议定人事变动后，戈尔巴乔夫做了题为《关于召开例行的苏共二十七大及与筹备和举行二十七大有关任务的报告》。在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基本上重申了安德罗波夫时期制定的改革路线，包括精简机构，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核算、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生产效率和组织纪律。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有契尔年科时期差点被取消的“科技进步”中央全会。他建议各有关部门加紧准备，在6月份召开科技大会。

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上述各领域工作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目的——加速经济发展。史学界把1985年苏共中央四月全会定义为苏联改革的开端，将“四月全会路线”概括为“加速发展战略”。这一路线一经提出，就赢得了苏共全党和苏联全国的广泛好评。大家一致坚信，新领袖即将把国家带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苏共中央1985年四月全会结束后，戈尔巴乔夫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经济问题上。他找来自己的“铁杆同事”、新任政治局委员、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书记雷日科夫商量，在目前条件下，经济领域有什么工作可做。雷日科夫给出了两项建议，一是提高退休金，二是发展私人园艺种植。

提高退休金，有利于促进扩大消费，提升经济活力。该项提议很快得到了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批准，予以实施。发展私人园艺种植属于雷日科夫1982年底负责经济工作以来经常思索的课题，翻译成中国话叫做“自留地经济”，即城乡居民在自已宅基地周边申请“适量”国有和集体土地从事农副业种植活动。

和当年的中国一样，苏联官方长期以来认定，这种个体农业经济属于“小市民心理”，容易产生新的私有阶级，甚至衍生出剥削阶级。所以，苏联的居民农副业属于官方严打对象。任何默许这种经营模式的党政干部都要承担被“清洗”的严重政治后果。

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雷日科夫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负责全面推动“园艺种植业”改革。官方通过了《关于发展集体园艺业和园艺栽培的决定》，放松了对居民私人小型园艺业的限制。此后，苏联人民在计划经济体制被完整保留的前提下，以个体种植业生产应对基本商品供应短缺问题，开始探索个体经济发展道路。

这项决定充分顺应了苏联民心，其受欢迎程度不亚于中国的“包产到户”政策。相比之下，苏联在几乎同一时间出台的另一项政策就很不得人心。1985年5月7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联合出台了关于克服酗酒现象处理办法的决定，史称“反酗酒运动”。“反酗酒运动”的出台使戈尔巴乔夫在民间赢得了“矿泉水总书记”的绰号。

苏联国土纬度高，寒冷季节长。人民有喝烈酒御寒的传统，酗酒现象相对其他国家较为严重。早在帝俄末期，沙皇政府就颁布过《禁酒法令》。苏共建政之后，废除了沙皇政府的绝大部分政策法令，唯独保留《禁酒法令》。到了斯大林时期，尤其是卫国战争期间，《禁酒法令》名存实亡。1958年，赫鲁晓夫下令提高酒价，限制供应，遭到普遍抵制而失败。八十年代初，一向习惯凑活过的勃列日涅夫都对酗酒现象看不下去了，下令成立以政治局委员、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为首的反酗酒委员会，控制酗酒行为。结果嘛，外甥打灯笼——照旧。

安德罗波夫上台后，曾在1983年初发起过由内务部负责的针对生产一线酗酒现象的严打运动，该运动由于执行过程出现偏差、群众不满执法方式简单粗暴而草草收场。戈尔巴乔夫掌权后，苏共高层一致认为苏联公民酗酒问题已经严重到亡国灭种的地步，突出表现为酗酒死亡人数的逐年上升和人均寿命的逐年下降。当然，还包括普遍存在的党政干部公款酗酒现象所带来的懒政怠政和利益输送。为此，四月全会后，戈尔巴乔夫以坚定不移的态度，严肃要求在反酗酒问题上统一全党思想，尽快制定并实施果断措施。

想法是好的，做法如何做到最好则是另外一回事。沙皇政府、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甚至是戈尔巴乔夫的恩师安德罗波夫都没能做成的事，会是容易完成的事吗？好大喜功不是没有危险。戈尔巴乔夫在反酗酒问题上摆出强硬姿态，不排除有树立个人权威的需要。哪个领袖不想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证明，自己将会超越前人？

在戈尔巴乔夫的指示下，由政治局委员、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索洛缅采夫继续负责反酗酒委员会，严肃处理对待“反酗酒运动”不坚决的党政干部，并派第二书记利加乔夫统筹领导“反酗酒运动”的各项工作。党的监察委员会一向是清闲单位，没什么实权。好不容易摊上这么一个可以左右官帽子的工作，索洛缅采夫干劲十足。利加乔夫一贯嫉恶如仇，对于贪杯误国和喝酒误事的行为深恶痛绝，也是卯足了劲要向酗酒现象宣战。

从后来的事情发展来看，“反酗酒运动”的决策过程是仓促的。在四月全会结束到5月7日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政治局就决定了有关方针，并以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名义联合发文。5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相关法律。“反酗酒运动”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以法律形式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戈尔巴乔夫时代第一件高效率快速完成的行政措施。

大家可能会问，戈尔巴乔夫执掌最高权力还不到两个月，就想在短期内解决前人一百多年都没有解决的酗酒问题，难道就没有人站出来阻止他的冒进思维？反对的人是有的，而且不是那些在旧时代反对过戈尔巴乔夫的老同志们，而是一贯坚定支持戈尔巴乔夫搞经济改革的雷日科夫同志。

与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等党务干部出身的领导们不同，雷日科夫早在1979年就参与规划苏联全局性的经济工作，1985年，他作为专职负责经济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对“反酗酒运动”可能造成的经济危害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搞“一刀切”，想当然地妄图以大规模削减酒精饮品生产来改变俄罗斯人数百年来的饮酒习惯，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政治局开会的时候，大部分委员都站在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一边，赞成对酒类制造业从原料种植到酒品生产乃至酒水进口采取强硬削减措施，并将其纳入1986年至1990年的五年计划工作中。大家一致同意，不仅要压缩甚至消灭伏特加等烈酒生产，还要关闭葡萄酒和啤酒生产企业。5月7日通过的决定规定，每年减少生产甜酒3亿升，葡萄酒2亿升，并从1988年开始全面停止水果酒生产。

一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指令各级经济管理机关严格贯彻新领袖关于“反酗酒运动”的一切指示，在酒类饮品制造业制定详细计划，限期停产。在首都莫斯科，一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下令关闭了大量的酒类饮品专卖销售点。

在全国各地，凡是与葡萄酒生产挂钩的葡萄园一律逐步缩小葡萄种植面积，直至关闭。据统计，在1985年至1988年，苏联葡萄业种植面积减少了三分之一。葡萄酒厂和啤酒厂一样，分批次分阶段，一律“关停并转”。在外贸部，由于苏联无力生产而进口的啤酒生产设备不计外汇花费，一律就地封存，不再转运。

仅在1985年下半年，苏联销售酒类的数量就减少了55%，从之前的23.8万家降至年底的10.8万家。急剧减少的背后，显示着行政命令经济的荒谬之处。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央出了这种大干快上、好大喜功的政策，地方上立即跟风做出更加荒谬的决定。在俄联邦、乌克兰、摩尔达维亚和中亚的一些加盟国，部分州和边疆区的领导人别出心裁，想出了所谓“禁酒区”的措施，在一定行政区域内完全禁止酒类销售。也就是说，“禁酒区”的老百姓如果想买酒招待客人，只能去隔壁区、隔壁市甚至是隔壁州去买。这种极端政策引起民众骂脏话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相比老百姓买酒困难，官方对公务饮酒也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几乎所有党政干部在公开场合都不敢饮酒。根据戈尔巴乔夫私人秘书博尔金的回忆，在1985年11月的十月革命纪念活动中，苏联官方只在招待宴会上摆放了矿泉水和果汁。外国使节们在向苏联领导人表示祝贺之后，便匆匆离去。或许是宴席比较冷清，不久之后，苏联政府在外事活动中恢复了酒类供应。

对待外国友人如此，苏联高层自己对待酒精又是怎样的呢？还以戈尔巴乔夫私人秘书博尔金的经历举例。1985年，他50岁。他的50岁生日在陪同首长出差的飞机中度过。当时，苏联第一夫人赖莎也在飞机上。第一夫人一直反对丈夫及其同事们制定的禁酒政策。当她得知丈夫的秘书今天生日时，立即命令服务人员端来一瓶格鲁吉亚产的穆库扎尼葡萄酒。并建议大家一起为他过生日。戈尔巴乔夫没有反对，举起酒杯和博尔金碰了杯，然后抿一小口意思了一下。博尔金认为领袖多少有点尴尬，毕竟，他的行为亲手违反了他制定的政策。

要知道，那可是领袖的专机，居然公然置备葡萄酒，这不是特权么？当时的飞机上还有戈尔巴乔夫的头号智囊雅科夫列夫和新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拉祖莫夫斯基等人，他们也都喝了酒，而且没有反对和拘束。这就说明，苏共制定的禁酒政策也有严于待人、宽于律己的一面。毕竟，干部特权没有完全废除。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示自己会继续推动反特权和反腐败工作。但他在反对特权和腐败的问题上与安德罗波夫相去甚远。比如，1985年下半年，他号召全党禁酒，却在自己的专机上存酒。又比如，1985年下半年，他号召全党要继续严控楼台场馆建设，却下令克格勃为自己在黑海旁兴建“福罗斯别墅”。而这项耗资巨大的行宫工程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时还没完全建完，反而在苏联解体之前的某三天成为他的囚室。  

从道德和健康的角度来说，1985年5月开始的“反酗酒运动”有其推行的必要性。据戈尔巴乔夫回忆，在八十年代初，“全国登记在册的酗酒者即有500万之多。根据苏联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统计资料，酗酒给国民经济所造成的损失高达800～1000亿卢布。按包括婴儿在内的全国人口平均计算，每人每年要喝掉纯酒精10.6公升!（1941年俄罗斯实行《禁酒法令》时是1.8公升，伟大卫国战争后是2公升。）寿命不断缩短，在世的和未来的几代人健康遭受损害。”

利加乔夫回忆道：“在80年代初，中央和政府、报刊杂志的编辑部收到了大量的来信，主要是妻子和母亲写来的，妇女们在信中悲痛万分地咒骂使她们的儿子和丈夫丧失了生命并摧残了儿童的酗酒现象。当时，酒的消费量达到每人每年9公升，在某些地区还要多…许多科学家也敲起警钟，警告民族基因储备退化的危险。”

即使是极力反对以行政手段推行禁酒政策的雷日科夫也认为有反酗酒的必要。他回忆道：“全国简直在狂饮豪啜。人们到处在喝。班前喝，班后喝，上班也喝；在州委里喝，在区委里也喝；工地上喝，车间里也喝；办公室喝，回家也喝。无处不喝…到1985年，我国居民人均饮酒量已远远超过允许的限度。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 如果一个国家的年人均酒精饮料消费超过8升，这个国家的情况就很不妙了。”

由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具体推行的“反酗酒运动”一直持续到1988年9月才宣告结束。促成“反酗酒运动”终结的政治人物是雷日科夫及其领导下的经济工作领域的领导人物。“反酗酒运动”被终结的原因一点也不复杂。在推行禁酒政策的过程中，苏联人民和苏联经济受到了巨大的伤害。

首先，禁酒政策伤害了苏联人民的身体健康。这话听上去不合常理，停止饮酒应该是有益于身体健康的，又怎么会伤害健康？毋庸置疑，“反酗酒运动”忽视了苏联人正常的饮酒需求。据戈尔巴乔夫的秘书博尔金回忆，“反酗酒运动”开始后，“党中央收到了成千上万的抗议信。以前写信坚决要求采取禁酒行动以挽救崩溃的家庭和丈夫儿女的妇女，如今又来信要求增加伏特加的销售，因为她们的丈夫又转而喝科隆香水，吃牙膏甚至鞋油……”连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承认：“随后店铺里的各种廉价花露水也不见了，都用来代替了酒精。而五花八门的‘替代品’的滥用又导致了患病率的上升…遇到什么喜庆事情时，一连排几个小时的长队也很难指望搞到一瓶白酒或葡萄酒，这种情况愈来愈使人们感到愤怒。”雷日科夫回忆道：“强制性降低酒类的需求导致了麻醉品泛滥和吸毒现象的剧增…排起的长队冲击着少数几家酒店, 见不到一瓶便宜的花露水，各种化学试剂和酒精药品也都被抢购一空。食糖脱销。”

其次，禁酒政策伤害了苏联市场秩序。苏联官方不顾民间现实需求，强制大规模削减酒类生产和销售的政策，再次印证了短缺经济必将带来黑市交易的永恒真理。“反酗酒运动”开始后，私人酿酒遍布苏联各地，无论城市和乡村，无论任何群体和阶层，只要稍微懂点酿酒技术的人都参与酒水酿造。仅在1987年，就有超过50万人因私自酿酒而被政府处罚。私人酿酒的兴盛导致市场供应出现新的混乱，自1986 年下半年起，用于私人酿酒的食糖、糖果点心、果汁、西红柿酱及其他食品销售量急剧增长。其中，1987年的食糖消费量比1985年翻了六倍。可以挪作他用的酒精制品及其他日用制剂（花露水、牙膏、胶水、鞋油）的购买量也大幅攀升。苏联政府不得不一再增加生产计划和进口计划，以满足相关商品暴涨的需求。到了1988年，苏联经济陷入困难，食糖等日用品不得不凭票供应。

再次，禁酒政策伤害了苏联国民经济和政府财政。在劣质酒水和酒类替代物伤害苏联人健康的同时，酒业生产萎缩导致苏联在1985年至1988年减少了近百亿卢布的财政收入。“反酗酒运动”开始前，苏联政府按照往年计划推测，1986年至1990年，酒类销售每年可取得600 亿卢布的利润。反酗酒决议实施后，历年实际利润分别是：1986年——380亿卢布，1987年——350亿卢布，1988年由于停止了禁酒运动, 勉强超过400 亿。由于“反酗酒运动”，苏联经济在三年里损失了近670 亿卢布。670亿卢布是个什么概念？曾经有人统计过，由于美国政府和沙特阿拉伯的拉低石油价格政策，苏联经济在1986年至1991年损失了400亿至600亿卢布。也就是说，和世人常说的苏联解体原因之一的油价下跌比起来，“反酗酒运动”造成的经济损失更大。

一切经济恶化的现象必将带来政治危机。对于“反酗酒运动”，它的始作俑者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等人是如何看待的呢？“反酗酒运动”在潜移默化中又给苏联政局埋下了哪些恶果呢？且听下回分解。 

“反酗酒运动”是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们在改革运动中打响的第一枪。禁酒决议是苏共中央在1985年四月全会之后作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可是，戈尔巴乔夫们的改革第一枪打偏了，反酗酒决策被贯彻了三年之后，以失败收场。直到苏联解体多年以后，都反复为人所诟病。后来的人们从“事后诸葛亮”的小聪明出发，认为“反酗酒运动”不过是政治低能儿戈尔巴乔夫制定的一系列不靠谱政策之一，不足为怪。可是，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战友们真的是政治低能儿吗？其中，就没有什么历史性的、制度性的、政治性的因素在推动？

要客观分析存在重大失误的“反酗酒运动”，就不能脱离对当时苏联具体历史背景的考量。在禁酒政策出台半个月前的四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公然违背苏共传统的组织原则，让尚未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利加乔夫和雷日科夫破格晋升成为政治局委员，还让利加乔夫担任第二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在总书记缺席时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这一重大人事变动需要冒很大风险，仿佛就是拿戈尔巴乔夫本就不多的威信去赌博。

虽说戈尔巴乔夫年轻有为，在1978年至1985年平步青云，并在1984年至1985年受到苏联广大干部群众的拥护上台。但是，他在中央工作的七年里没有突出的政绩。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承认。在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的那个晚上，戈尔巴乔夫就对妻子说过：“你很明白，我到这里来是希望和相信能干一番事业，但眼下办成的事情却不多。”大家拥护戈尔巴乔夫上台，与其说是对他的青睐，不如说是对勃列日涅夫时代老人政治的怨恨。他的上台类似于“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所以，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比任何人都急切地想做出显著的政绩。毕竟，之前七年的工作没干好，可以推说有老同志们的阻挠。如果现在的工作又干不好，难不成要把责任推到改革运动的战友身上？

同理，利加乔夫也是背负着巨大压力前行。第一，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是从老少边穷地区（西伯利亚和高加索）调到中央工作的，苏联大部分干部群众几乎没关注过他们在那些“非主流”地区的政绩。大家对他的了解仅限于安德罗波夫执政后的那几年。第二，尽管利加乔夫在1984年底至1985年初抗击雪灾的工作中表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然而这种领导能力还不足以为他在党内和国内树立“二号人物”的权威，利加乔夫需要尽快建立新的功勋来提升自己的威信。第三，利加乔夫相对戈尔巴乔夫呈现出明显的年龄劣势。戈尔巴乔夫当上总书记时54岁，利加乔夫当上第二书记时已经64岁了。这种年纪如果干不好工作，极有可能被反对者们以年龄和健康为借口，迫使其退休。因而，利加乔夫着急建功的心理和戈尔巴乔夫一样急切，甚至比新领袖更甚。

领袖人物在心情急躁的情况下容易出台错误的政策。无论是决策者戈尔巴乔夫还是推行者利加乔夫，都是极度渴望政绩，寄希望于一蹴而就，马到成功。所以，他们在制定和推行“反酗酒运动”时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苏联领导人有急于求成、好大喜功的传统。从列宁在内战结束后继续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再到赫鲁晓夫的“二十年建成共产主义”，全都是不顾人民承受能力，不顾历史客观规律，以偏执的“领袖思想”和蛮横的长官意志，自以为出发点是高尚的、善意的，就可以不负责任地强制推行空想主义的政策。最后，接力棒传到了戈尔巴乔夫这里，再一次被“发扬光大”，管上了老百姓的酒杯。

戈尔巴乔夫、利加乔夫等人在苏联解体后都认识到了“反酗酒运动”的灾难性后果。两人对此都作了辩解。利加乔夫回忆“反酗酒运动”时写道：“同酗酒斗争现象作斗争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减少了旷工和事故，显著减少了病假补贴，换句话说，收到了显著的物质效益。而成千上万的被挽救的生命又如何计算呢…这是神圣的目标，甚至在达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失败的经验也是有益的——避免以后重犯错误。如果说有人确实对人民有罪的话，那就是那些怀着政治目的彻底葬送了反酗酒斗争的人。”

说实话，我读到利加乔夫回忆录关于“反酗酒运动”的这几段话时，有点似曾相识。“只要目标是正确的、神圣的，就可以犯上一些错误，不必太放在心上”好像在哪听过。好像还听过“我们不仅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某些高高在上的人曾经说过，经济上损失再巨大也可以忽略不计，政治正确才是王道。想必利加乔夫多少也有点这种思维。

利加乔夫在苏联解体后写出上述语句，让我很无语。但我依然尊重他勇于承担错误的精神。他在进行上述辩解之前多次写下诸如“对此，我也完全不想推卸责任”和“这肯定是我的错误”等语句。认错态度还算比较诚恳。相比之下，戈尔巴乔夫就有点不地道了。  

关于酗酒现象，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有过一段精辟的分析，“普遍酗酒的原因何在呢?原因很多：千百万群众的生活条件很差，日子过得不够顺心，文化水平低下等等。还有许多人嗜酒成性是因为怀才不遇，无处宣泄满腹的心事。压抑的社会氛围驱使意志薄弱的人们借酒‘浇灭’惘然若失的心情和身处艰难世道的恐惧。高官显贵们纵欲无度沉湎醉乡的事例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对“反酗酒运动”的评价是：“这场禁酒运动的不良后果还是大大超过了它的优点。”对于禁酒政策造成恶果的责任问题，戈尔巴乔夫认为：“好吧，我应当表示歉疚：这次失败的部分过错在我身上。我不应当假手他人去执行所通过的决定。无论如何，在刚刚出现偏差的时候就应加以干预。”

戈尔巴乔夫只愿意承担“部分过错”。他回忆道，“监督执行决定的任务当时交给了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他们干劲冲天地着手进行工作，直到把事情搞到荒谬的地步。先是要求地方各级党的领导、各部部长和企业领导“超额完成”压缩酒类生产的计划，代之以柠檬汽水。随后又对‘落后分子’进行严厉斥责，直到撤职和开除党籍。还号召向那些“提前完成进度”的人看齐，甚至不惜付出给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代价。”

戈尔巴乔夫在解释自己那“部分过错”时说，“需要我处理的国内外事务堆积如山，忙得焦头烂额，加之在某种程度上过分碍于情面，这些都妨碍了我对此事的处理。”

从戈尔巴乔夫在《真相与自白》中写下的上述话语来看，在“反酗酒运动”中，他对利加乔夫等人有颇多责怪的情绪。那句“我不应当假手他人去执行所通过的决定…在刚刚出现偏差的时候就应加以干预”似乎在暗示，决策是没错的，错在执行的人。这话听上去又有点耳熟。

1988年9月，“反酗酒运动”结束，苏联进入一个更加混乱的时代。在后来那个更加混乱的时代里，早年受安德罗波夫提拔，与戈尔巴乔夫共同发起的改革运动的苏联政治人物纷纷与领袖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几乎没有人察觉，“反酗酒运动”为这些曾经同甘共苦的战友们埋下了日后反目的导火索。

“反酗酒运动”有三个主演，第一是决策者戈尔巴乔夫，第二是执行者利加乔夫，第三是反对者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想在上台初期就让苏联社会发生一个积极而明显的变化。他认为反酗酒的决策是正确的，交给他无比信任、对他又无比忠诚的利加乔夫。他需要利加乔夫怎样做呢？当然是坚定不移地贯彻领袖制定的路线方针，达到工作目标。那样一来，利加乔夫为自己树立权威的同时，也能提升戈尔巴乔夫的政绩。

如果政策没有达到效果，领袖多半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这时，需要具体的执行人来背相应的黑锅。利加乔夫背了吗？他没有，反而一条道走到黑，不断加强反酗酒的力度和深度，让国家越来越混乱，直到雷日科夫在1988年9月再一次站出来喊停。如果利加乔夫在1986年或1987年主动站出来跟领袖说，领袖您是对的，路线方针是我没有执行好，应该换个同志来领导这项工作。那么，戈尔巴乔夫就有台阶下了。可利加乔夫没有这样做，因为，一旦承担全部责任，他自己就没台阶下了，不光“第二书记”保不住，彻底退出政治舞台都有可能。利加乔夫选择了最笨的办法。民主化时期，利加乔夫公开宣布自己要承担责任的同时，还拉上领袖，说禁酒决策是在戈尔巴乔夫主持下、政治局一致通过的决议。此话一出，他不倒霉，谁倒霉？

在“反酗酒运动”中，雷日科夫倒是最清醒的，可他偏偏又是最糊涂的。戈尔巴乔夫在四月全会上拿自己有限的权威做赌注，违背党内传统和组织原则，破格提升他为政治局委员。他可倒好，四月全会刚结束，就公开反对新领袖提出的第一项新政策。更重要的是，如果你的反对错了，领袖会原谅你，因为你没领袖水平高嘛；可如果你的反对对了，那领袖就没面子了，因为你的水平居然比领袖还高。从戈尔巴乔夫的角度来说，不顾一切、排除万难晋升自己的老战友，老战友却如此反对他和他的政策，他的心里能好受吗？雷日科夫是搞经济出身的技术官僚，对官场的把握水准相对较低。“反酗酒运动”不是他第一次对领袖做傻事，也不是最后一次，他的政治结局和利加乔夫一样，狼狈收场。

“反酗酒运动”埋下了三位改革领导者日后不和的引线，这根引线特别长，连接着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各种沉疴痼疾，在后来的五六年里一一引爆，断送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也断送了他和他的昔日战友们。